爱华网舒云博客上的《专机副驾驶康廷梓亲历九一三》连载完了，康作为那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夜晚重大事件的亲临者，讲述了与事件相关的一些历史史实，揭开了事件神秘的一角。<?xml:namespace prefix = o />
42年前发生的那个震惊全国的事件，不但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是改变了诸多与事件相连人的命运，康廷梓就是其中的一位。
康廷梓，256号专机副驾驶、专机师连职中队长，1959年参军学习飞行，首批三叉戟飞机驾驶员。也正是这首批三叉戟专机驾驶员的殊荣改变了他的命运，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被审查22个月，带着“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犯有方向路线错误”的结论，下放劳动。最终不得不离开苦苦留恋多年的飞行事业，被迫离开北京的家，只身到外地安置。而且亲属为此受到了株连，其在农村的弟弟因受牵连政审不合格，失去了参军的机会。
康原来不是林彪专机的驾驶员，林彪的专机原来是‘子爵’号。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一年前，中国由巴基斯坦买了4架二手三叉戟飞机，其中256号71年7月份接回来的，9月初才刚刚改装完毕，作为林的专机，首次承担“林副统帅”专机任务就成了绝世飞行。
256号专机机组共有9名成员，除去康廷梓和与专机一同葬身温都尔汗的四名成员（四名成员是：机长、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和三名机械师）外，还有一团副参谋长、机组第一副驾驶员陈联炳；大队领航副主任、机组领航员老李；团通信副主任、机组通信员老陈以及服务员小魏等4人。这4名成员和康一样均受到了长达一年多的隔离审查，最终带着不同的结论，转业、复员离开了自己钟爱的部队和专业。
其实，这些专机组成员对叛逃阴谋并不知情，担任专机任务也是组织上的分配（尤其服务员小魏还是替班上的专机），包括康在内的5名未能赶上飞机的机组人员，看到专机起飞后还惴惴不安，认为自己失职，耽误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可是，这并不影响组织上对他们的审查和处理，仍得反复交待所谓的“错误”、“罪行”。
其实，“九一三”之后遭受这样待遇的不仅仅他们5个人，仅专机师“因受其牵连被采用不同形式遭受审查者达60余人之多，这些都是专机部队大队以上的主要领导和直接受牵连者。”除去上面提到的机组成员之外，受审查的还有专机师师长、副师长、飞行大队的政委、伊尔18飞机大队政委、团机务主任、场站站长、副站长、气象台长、调度室主任、医务主任、师司令部的值班参谋、沙河机场调度室主任、专机师一团团长等。其中，最冤枉的是副大队长陈士印，他与三大队八中队中队长陈修文一起与直升机上的“叛逃者”搏斗，制止了“叛逃”行动（为此，陈修文牺牲，陈士印中一枪，但只击穿了皮夹克）。事发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军区政委的纪登奎找他谈话时说：“小陈！你做得很对，能把飞机飞回来，既保存了飞机，又保存了大量的证据，将来回去以后还要继续飞行。”但是，仍然关押、审查了他近10年，最终给他做了留党察看的处分。1981年脱下军装，转业到老家沈阳市的一个机床厂工作。
专机师师长时念堂，1943年参军的老八路，长期担任领导人的专机任务。受审查11年，两次被拉回原单位批斗。妻子因为他的问题同样被隔离审查，从科室下放劳动当工人。身边三个老人与三个孩子全靠妻子60多元的工资维持。为了能够找到时念堂的下落，他妻子不得已使用了提出离婚的办法。1978年6月，审查中突然宣布时念堂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开除军籍，移送到山西劳动改造。
专机师王副师长正在国外忙于接收新飞机的工作，用当时的话来说，由于他担任过周宇驰的飞行教员，上了林彪的“贼船”。1974年7月接到师领导的口头通知，到空军第二航空学校任副参谋长，等于宣布终止他飞行资格的决定。
在专机师受到牵连的60多人中，“除了胡萍被起诉，按‘资敌’罪定性为敌我矛盾外，包括时念堂师长在内的其他受牵连的人员，均与林彪的阴谋没有联系，纯属工作关系。但这些人员经过几年甚至十余年的审查后，凡是空勤人员一律被撤销飞行资格，不准再上天飞行。在1976年军队首次大批减员时，以上经过审查的人员，基本上都脱下军装，转到除北京以外的地方工作。”康廷梓在遭受停飞处理的飞行干部中，是年龄和职位最小的一个。那些“大队以上的飞行干部中，多数都是从空军航空运输部队组建开始，就从陆军选拔上来的飞行员，是同专机部队一起成长起来的飞行骨干。他们正在40多岁年富力强的时候，是工作的黄金时段，离开国家用大量财力培养出来的飞行部队，放弃非一朝一日就能掌握的飞行技术，不能不算是一大损失。”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上述在今天看来非常之荒谬的事情在那时并不新鲜，一人出事，株连九族（甚至十族、十一族），“革命者”和“千古逆贼”就在一步之差。“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的秘书、警卫、甚至保姆的受到了长时间的隔离审查。这些人（包括专机师的干部、战士）哪一个不是千挑万选的“根红苗正无产阶级革命者”？哪一个不是组织上分配其工作的？那一个不是组织要求他们要“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全心全意地为老人家的“亲密战友”、“副统帅”服务的？怎么“亲密战友”一出事“全心全意服务”就成了罪状？连英明、伟大的老人家都没能识破的“野心家”，让这些普通、平凡的秘书、警卫、保姆、飞行员、机械师、领航员们慧眼识“逆贼”，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就是真的能识破，在当时的环境下哪一个人敢说？说了，还不得构成“恶毒攻击罪”？按照《公安六条》的标准那可是死罪。
好在那个荒谬的时代过去了，看今日之朝鲜我们真的庆幸1976年10月发生的“大快人心事”，珍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