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很多人不记得'除四害'是怎么回事了。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这是和'大跃进'齐名的一场运动，也是轰轰烈烈的。只不过，这是以提高卫生水平为诉求的一场运动，而且确实在实际的卫生状况改善和人们的卫生观念的提高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留下的后遗症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受到的诟病不多。
要说后遗症，是对待麻雀上。这只鸟儿蒙受了不白之冤，也受到了灭顶之灾。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头看看这件事情，还是可以得到很多启发的。
目录'麻雀过街，人人喊打' '肃反'麻雀如何扩大化？1958-1961年，农业产值惨不忍睹打麻雀错在哪儿？重鸣一记警钟假如麻雀是人呢？
除四害 '麻雀过街，人人喊打''肃反'麻雀如何扩大化？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
别的都没什么，问题出在麻雀身上。
其实也很是莫名其妙，苍蝇蚊子老鼠都是和卫生有密切关系的，麻雀怎么了？显然是'肃反扩大化'了。
问题不是出在卫生上，而是出在粮食上。
麻雀的学名是欧亚树雀（Eurasian Tree Sparrow）。这种麻雀在彻底适应了中国的环境之后，特别喜欢吃粮食的种子。中国的科学家们计算出，每只这样的麻雀每年会消耗4.5公斤的粮食种子--所以这样计算的话，每杀死一百万只麻雀，就拯救了60，000人的粮食。有了这样的信息作后盾，把它们合并为'四害'之一，也算是借全民卫生之名，顺便扫荡和人争食的敌人。
扫荡的号令是毛泽东亲自发出的。
1958年的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全国政权不久，人们对于执政党，对于党的领袖，是深信不疑的，所以，毛主席的话就是党的话，而党的话绝对是正确的。
当然，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很多的事情都是用一种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的，例如镇反，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等等，所以，在除四害上，也得心应手地用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做法。
毛泽东当时六十岁出头，打败了蒋介石，掌握了全国政权，新中国开局不错，所以，踌躇满志。他也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抓落实很细。1958年3月至5月间，他在成都、武汉和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四害之一的麻雀。他说：'办法是，下定决心，统一行动，分片包干，封闭粮食，撒下天罗地网，连续打歼灭战。'
他是一个宣传的大师，这件事情也不例外，他提出大写民歌。说：'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我们有9万多个乡，每一个乡出一集，就有9万集。'
沙叶新当时写的一首打油诗是：'全民齐动员，麻雀一扫空；蚊子跑福建，苍蝇躲广东。'
说实话，对付这些害虫，特别还是长着翅膀到处乱飞的，不动员起全民的力量来，很难完成。
这四个敌人中，麻雀最难对付，因为它们满天飞，而且精力充沛，反应机敏。但是，鸟儿再狡猾，也斗不过人海战术。当时的中国国民都被动员起来，通过让它们无法落地，只能保持飞翔，最终死于饥饿和劳累。
人们先把他们的巢穴毁掉，蛋也打碎，全体出动，在城市和乡村到处敲鼓，敲锅，弄出叮叮当当的噪音，试图用这些噪音吓跑鸟儿。雏鸟直接被杀死，累不死的成鸟们也很难侥幸，猎枪在等着它们。据专家估算，有上千万的麻雀在这场运动中被杀。
当时上海的一家报纸报道了捕鸟时的盛况：
全民“除害”
在12月13日的清晨，全城的杀麻雀战役就开始了。在大大小小的街道里，红旗飘扬着。在楼房上面和庭院里，开阔的场地中，道路上，乡下的田间，都放满了稻草人，也站满了哨兵。他们之中包括小学生，初中生，政府职员，工厂工人，农民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军人。
在新城区，人们在一夜之间赶制出80，000个稻草人和100，000张五颜六色的旗子。斜土路，徐汇区，杨浦路榆林区的居民们同样也制作了大量的稻草人。在市内和郊区，几乎有一半的劳动力都被动员加入杀麻雀大军中。
通常，年轻力壮的人负责下陷井，投毒和主动攻击麻雀，老人和孩子负责站岗放哨。众多工厂也自愿加入了这场战役中，虽然他们承诺在捕杀麻雀期间会保证最基本的生产水平。在公园，墓地还有温室这些一般人要少一些的地方，设立了150处自由射击点。南阳女子中学来福枪小组接受了打鸟的训练。
就这样，整个城市都被动员起来打鸟。在当晚8点之前，据估计有194，432只麻雀被捕杀。
上海市于1958年发动了两次来雀战役。第一次于4月27日至29日进行，3天内捕杀麻雀88171只，获雀卵265968个；第二次于12月13日至14日进行，两天内灭雀598001只，因已过产卵季节，故无雀卵可获。
运送“除四害”战利品
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有一篇描写北京灭雀的文章，读起来惊心动魄，极为惨烈：
1958年4月19日，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19日清晨4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830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200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
5时整，当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晴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也来助威。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全市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麻雀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
被轰赶的麻雀在天罗地网中到处乱飞，找不着栖息之所。一些疲于奔命的麻雀被轰入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中毒丧命；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解放军的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总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3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他们一天之中歼灭麻雀966只，其中累死的占40%。
在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地生产站的毒饵诱扑区，在两个小时内就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2000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轰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在大半天时间里，共消灭麻雀520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十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集中射击，只见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傍晚以后，青年突击队到树林、城墙、房檐等处掏窝、堵窝、捕捉麻雀。全市人民正在养精蓄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
上海的剧作家沙叶新这样记录当时的打麻雀：
'查我当年的日记，1958年我随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嘉定县华亭乡建农4社进行教育革命，住在胡家村。12月13日这一天的日记写着：'市里决定今日打麻雀，郊区也不例外。上午3分队打，下午我们分队打。'如今看来我所亲历的这一伟大事件记录得实在是过于简略了，真是愧对历史。经回忆，记得那天我和同学们分别爬在公路两边的一些大树上，不停地敲着锣鼓、脸盆和一切能发出响声的东西，使疲于奔命、惊魂未定的麻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然后纷纷坠地身亡；如果解剖当年千千万万铩羽就毙的麻雀，我敢说，十有九是急性心肌梗塞，累死的吓死的！'
北京师范大学师生立体战线捕杀麻雀1958-1961年，农业产值惨不忍睹打麻雀错在哪儿？
但是，问题紧跟着就来了，这场捕杀直接导致麻雀险些在中国绝迹。随之而来的，是蝗虫数量大增，导致中国政府不得不从苏联进口麻雀。昆虫的泛滥，外加对林地的过度采伐，毒药和杀虫剂的滥用，它们共同造成了中国1958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那几年的粮食大幅度减产，最重要的水稻产量也跌入了建国以来的新低，农业产值惨不忍睹。
消灭麻雀省下的粮食，比留着麻雀吃粮食造成的损失要严重得多。
这时候，人们才想起实验生物学家朱洗当年的提醒，他引证了许多国外的事例，用以论证说明应该慎重对待消灭麻雀问题。
例如，1774年，普鲁士国王曾下令消灭麻雀，并责令每杀死一只麻雀给予6个芬尼的奖赏。于是人们争相捕雀，几年之中麻雀即被捕光杀绝，政府为此付出了大量奖金，而各地的果树也长满了害虫，不但结不出果实，连叶子也被吃光了，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到外地运回雀种，加以繁殖保护；
美国原来没有麻雀，自从麻雀被引进纽约和附近城市后，产生了明显可见的防止害虫的作用，因而受到美国人的欢迎；
法国巴黎公园因经常保护麻雀，园林树木从中大受其益，有效地遏制了害虫为害的程度；
澳大利亚为了扑灭果树害虫，也曾从国外引进麻雀。
科学家们解剖了麻雀的嗉囊，发现4分之3是害虫，只有4分之1是粮食，可见麻雀基本上还是益鸟。所以他们呼吁，一定不能再剿杀麻雀了。
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专门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报告'的书面材料。1959年12月29日和1960年1月9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遵照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指示召开了两次麻雀问题座谈会，讨论了麻雀研究工作草案并酝酿成立'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
同年3月4日，由农业部、林业部、卫生部、粮食部、教育部、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中国医学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昆虫研究所的代表共同组成的'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成立。
这也许是全世界最奇怪的一个组织了！
这时候，毛泽东终于正式宣布全面停止对麻雀的捕杀，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其中写到：'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麻雀的这个名额由臭虫来顶替了，后来，又变成了蟑螂。这些，就没有异议了。
“除四害”宣传画 重鸣一记警钟假如麻雀是人呢？
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回头看，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
我们可以看到，最高领导人的影响力越大，就越要小心行事，因为如果领导人错了，缺少了科学精神和严谨态度，又动员起人民群众来，可能的损失就非常大。
除麻雀就是毛泽东坚持的。
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中当谈到农业发展纲要40条要修改时，专门对麻雀问题强调了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消灭麻雀虽然有人持不同意见，以至于麻雀成了大问题，但还是要除。
伟大领袖明确表态要继续除剿麻雀，号令如山，从者自然甚众。特别是许多历史事实证明这个领袖常常是正确的时候。
出于善良愿望的决策失误，但其深层含义却反映了政治权势对科学的蔑视和僭越。
再就是，这次消灭麻雀的运动是最高领袖亲自发动的，期间，有科学家提出异议，同时，客观上造成了粮食的大量减产后，又是由毛泽东本人提出改正。这固然可以看到，那时候的毛泽东还是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的，但是，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呢？他们能够看到问题而且能够向最高领袖提出来吗？
没有了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勇气，那就可能坐视问题的发生和发展。
执政党有极高的威信和极强的行动能力，这固然是优势，但是，如果源头就错了，那一江春水就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了。我猛然想到，这是剿杀麻雀，差点让他们灭了种，还好证明是错了，及时刹了车，事后也不用向他们赔礼道歉，那么，假如麻雀是人呢？错了怎么办？
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事实上，人也有打错了的时候，而且也是最高领导决定的，也是发动起群众来的，也是运动式的，也是损失巨大的，如'反右'，如'文革'，等等。打错了人，执政党做过道歉，有过决议认定了错误，但是，还没有深入骨髓的疼痛，所以，今天，才有为'文革'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
重提'除四害'的麻雀冤案，也是重新鸣响一记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