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杜维明先生做客岳麓书院讲坛
编者按：近几年，国学热持续升温，传统文化也日益得到普遍的重视，相关的活动在社会中日渐活跃，政府和民间都表现出对传统文化极大的关注。而在国际社会，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逐步凸显，外国人学习汉文化的热情也越发高涨。如此种种，无不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迹象。然而繁盛之中，争议不断。儒学的现代化转换该当如何进行？中国文明面向世界时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姿态？文明的冲突与对话，何者更契合当今时代的主流？本文所录杜维明先生于21世纪初在岳麓书院千年讲坛所作的主题演讲，其间早已对这些问题加以关注，并提出论述，杜先生认为面对欧美文化挑战之后的21世纪不应当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世纪，应当是对话的世纪，作为中国文化精髓的儒家文化，将为这种文明对话提供丰富的资源。种种论断，无不切中当今，智者的声音，余味无穷，更值得人们反思。
杜维明：我感到万分荣幸，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千年学府，而且对儒家人文精神作出极大贡献的岳麓书院提出文明对话的构想。
层层深入的修身哲学
朱熹是《四书集注》的集撰者。他明确地提出我们应该顺着《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顺序去了解儒家的核心价值。《大学》所呈现的事步步扩展、层层深入的一种修身哲学。如果用一种形象的语言，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大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是一个逐渐向外扩展的同心圆，同心圆的外圆应该是开放的。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世界，乃至到人类的群体、宇宙，它是向外扩展的。；同时，它层层深入，由我们的心知，到我们的灵感，再到我们的神明，这个人文精神，一方面向外扩展，一方面向内深入，也就是后来孟子说的“掘井及泉”，尽量在我们存在的条件之中向内发展，一直要碰到一个能够向外通的源头活水。这一思想体系，不仅在中国，而且后来在世界上也受到大家的重视。
儒家是为己之学
《论语》提出了“为己之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1985年，我在北京担任了中国哲学系儒家哲学的课程。我第一次上课就先问我的同学，说儒家的思想是为己，还是为人？绝大多数北大的同学，包括研究生都说，当然是为人，为人民服务，儒家是为人之学。我说这与《论语》里面说的正好相反，《论语》里讲得非常清楚，儒家是为己之学，求学不是为了师长，不是为了家庭，不是为了简单的社会要求，而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人格，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内在的人格资源，是为己之学。但是这个“己”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从中心点来讲人的尊严，从关系网络来讲人的社会性、感通性和沟通性。所以儒家在《论语》里提出的“仁”的基本价值，有两个向度。一个是“为仁由己”，每一个人都可以阐发他内在的道德资源，每个人都可以发现他的独立人格。同时人一定要感通，一定要通过同情，逐渐地展现儒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所体现的不是一般我们说的道德说教。有一个日本的学者，我与他在韩国的时候进行了学术交流，他说我们可以把《论语》中孔子的人格来作一种美学的欣赏，看他的人格怎么样发展，不是要怎么学他，而是要给我们一种灵感，从这个角度来看，《论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有美学的价值，有伦理学的价值，有宗教哲学的价值。在西方学术界，美学、伦理学、宗教哲学是完全分割的三块，美学是讲人的感性、觉情；伦理学讲道德的规约；宗教讲信仰。我们把感情彻底地转化，才能发展道德理性，我们要超越道德理性，通过信仰的飞跃，才能进入宗教的领域。但儒学体现的人文精神，我们的道德实感是在感情之中体现的，是在人伦之中、日常生活中体现的，不是虚幻的、抽象化的、理想化的说教，它每一句话都有实际的意义。孔子和他的学生之间的交流，就是要体现这种人文精神。另外真正的道德理念必须要向外扩展，不仅要从个人到社会，而且要有人类全体，甚至要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有一种终极的关怀。所以《论语》所体现的美学、伦理学、宗教哲学是贯通的。
人与禽兽有没有区别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开始提出中国儒学史上的几个大问题。人与禽兽有没有区别，文化和非文化有没有区别，真正的公益和惟利是图有没有区别？霸道和仁道、王道有没有区别，这是孟子思想中的四个最重要的辩论，也就是所谓的人禽、义利、王霸、夏夷之变。孟子所讲的人和禽兽不同，从孟子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东西都有气，只有植物才有生，只有动物才有知，只有人才有义，人除了气，除了生命，除了意志，还有道义。从儒家的角度来说，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存在于世界的人，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所以一定有特殊的族群，有性别，特殊的语言，甚至有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年龄代。每一个根源都是塑造人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条件不是限制，假如我们能把这些条件转化为成我们逐渐在发展中尽量体现的价值，那我们虽然是某一族群的人，我们也能体现普遍的人的价值；虽然有不同的性别，我们不会为性别所限制；虽然有各自特定的语言，但我们的价值可以超越语言；我们有特定的出生地，我们对出生地有非常深刻的情感，但我们的思想，我的价值，也可以通过转化，超越我们的出生地，甚至我们的年龄代。由于这个原因，《孟子》里面对两种思想进行了批评。一种可以说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即杨朱；一种是极端的集体主义，即墨翟。孟子所要走的这条路，是中道，仁义内在，性由心显。所谓仁义内在就是这种价值不是外在强制的枷锁、教条，迫使我们成为有道德、有操守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都有足够的资源，通过我们的反省来发展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人性，可以从我们最根本、最有价值的感情来体现，比如说恻隐之情、羞恶之情，是非之情，辞让之情，即所谓四端。这中间儒家特别突出同情。我们不忍心最心爱、最亲近的人受苦受难，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路人、其他的人，没有这种感情，但我们希望把这种感情向外推，不仅对所有的人受苦受难我们都不能忍，甚至对植物、对动物也是如此。这是我们的“仁”逐渐扩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具体的，但是又有非常崇高的理想，要把“仁”的差等性和“仁”的普世价值结合起来。
五四以后的极端思潮与儒学的人文关怀
我觉得在“五四”以后，有一种很极端的思潮，首先我们忍敌人，甚至狠打落水狗，慢慢地，即使我们的朋友不够前进，观点不够全面，我们也能忍，后来甚至我们的亲戚朋友，乃至我的父母、兄弟，我们也能忍，这个和儒家传统有非常大的差别。儒家从 “不忍”慢慢向外推。所有的情在这里面都有价值，不是简单的温情主义。真正的情是有价值的，但情要向外推。假如不向外推，它就变成自私自利，变成狭隘的家族主义、族群主义，乃至人类中心主义。如果向外推，它就可以成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宽广的人文精神。很多国内第一流的学者，到了晚年发现了这种精神价值。比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仇必和而解”，突出“和”，突出“通的价值，甚至又回到了他早年所理解的张横渠的四句话，这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个宏观的人文精神在，《中庸》里面体现得特别突出。《中庸》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明确价值的信念，如果我了解我自己的人性，我就可以了解一般人的人性；假如我能了解一般人的人性，我可以了解物性，我就可以“参天地之化育”，参加天地大化流行的创生性。也就是说，如果我“参天地之化育”，则我“可与天地为叁”，也就是说，天地人可以成为一个全面的、整体的人文关怀，这是人文精神全幅地开展。
人文精神的四个基本原则
人文精神有四个不可分割的向度，或者四个不可分割的侧面。第一是个人，如果你还记得那个同心圆的话，这个同心圆，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群体、一个是自然，还有另外一个侧面是天道。它有四个基本原则：第一个是每一个人要通过自己的修身，使得身、心、灵、神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每一个人的事业，所以在《大学》里面，“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是根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们的义务，要使得我们的身心的和谐，使得我们的身体、心知、灵神能够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二个原则，个人和社会要进行健康的互动，社会是从家庭一直到人类社会，这中间错综复杂。儒家特别突出家庭的重要性，不是说简单的家族主义。近现代儒学家对家族，就是所谓“礼教吃人”的家族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康有为认为，儒家的“五伦”都可以归为朋友这一伦，甚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这些伦常都不重要，要打破家族的困境。熊十力先生甚至讲得非常极端：“家庭为万恶之渊。” 在很多家庭里面，对妇女的歧视、对于年青人的暴力、对于弱势团体的不重视，这些坏的事情都出现了，所以我们要彻底地削除。这现代情绪的观点，当然有它的价值，但是个人如何与家庭、社会，跟更宽广的人类群体进行健康的互动，这个是每一个人必须要通过自己的修身哲学来发展的。
第三个基本原则就是人类全体和自然能够进行持久的和谐。再一个呢，就是人心和天道能够相辅相成。
天与人的互动观念
正因为如此，我感觉到，如果现在想要使得广义的儒家人文精神成为人类文明的将来塑造全世界都能够共享的基本价值，必须要在儒教文明圈的内部进行发掘，必须要减少内耗，把它积极的因素发扬起来，慢慢地通过各种不同的领域，来形成、孕育。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经过了很多的屈辱，很多的悲愤，经过一段时间，现在正在腾飞。中华民族的再生是一个经济现象，是一个政治现象，同时也有深刻的文化含义，而这个文化的含义，正是可以通过儒家的人文精神以及其他很多在中华大地所发展的价值，包括佛教的、道家的、社会主义的、基督教的等等其他的价值来共同发扬。（引自朱汉民主编《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