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惊心动魄的权力：领袖(选载) 作者：[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
作者简介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1918-），美国政治领导学研究的先驱，发表了大量关于美国领导者的传记和评论，并对美国政治领导体制有着深入的研究。曾当选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和国际政治心理学会主席。《领袖》作为伯恩斯领导学研究的代表作，被领导学界视为经典，书中提出的交易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的区分，至今仍被热烈讨论。近年来，伯恩斯笔耕不辍，2004年与他人合作完成四卷本的《领导百科全书》，其新作《离去》（Running Along）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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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这部著作是领导学界公认的经典名著，曾获得美国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项桂冠。它对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进行了精辟分析，对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作了开创性区分，对道德领导强烈呼吁，更重要的是，它将理论的阐述与现实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将对美国的观察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进行综合比较，使各种类型的读者都能够被它深深吸引，切实提高自身的领导能力。
专家点评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在这本著作中向世人证明，他不但是美国最为杰出的政治学家，而且同样是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家。《领袖》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作者将生动的传记、戏剧性的历史与政治理论相结合，用一种引人入胜的结构线索将其融为一体；作者对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复杂状况、矛盾以及相互关系所做的探索，的确发人深省。
——肯尼思·B·克拉克，摘自《城市新闻》
当今论述领导的著作已经很多，但这部作品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作者纵览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发展史，摆脱了文化上种种偏见的束缚，提出了关于领导的大量精辟见解。
——沃尔特·约翰逊，摘自《华盛顿邮报》
伯恩斯在其经典著作《领袖》中，融人物传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现象于一体，对领导理论、领导艺术进行了精辟阐述，相信读者一定能够从中获益，提升领导力与领导绩效。
——刘峰，国家行政学院和北京大学管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领导力研究院院长、东方管理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令人惊心动魄的权力
在２０世纪的最后２５年中，我们与领导的生死与共已经让位于对个性的崇拜，让位于以令人惊叹（gee whiz）的方式对待各路名人。我们窥视领导人的私人生活，就好像他们的睡眠习惯、饮食习惯、性生活、爱犬和个人嗜好都传达出具有深刻意义的信息。所有的杂志都热衷于刊登有关“人们”鸡毛蒜皮的琐事，严肃报纸的新闻报道也总是先讲述某个名人的轶事或倾向，然后才进入事情的正题。在红场和天安门广场上，如潮的人流高举着并非巨人的人的巨幅画像游行。个人崇拜——既崇拜英雄，也崇拜魔鬼——在东方和西方都是盛极一时。
目前，领导危机在于，如此多的当权男女平庸无能和不负责任，而又很少有领导脱颖而出以充分满足对它的需要。潜伏在平庸背后的根本危机是理智的危机。
我们急切地寻求领导，却又试图将它套牢和驯服。我们畏惧权力，然而却被其蛊惑，让它撩拨起我们的欲望。
为什么人们会如此专注于权力，对权力近于痴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因为在２0世纪中，我们无法逃避它带来的恐惧。斯大林所控制的一个机构，年复一年，在一个监狱又一个监狱，秘密地处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其中有些是老同志，还有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者，他们几乎没有引起来自其他人的抗议。在喝下午茶与晚饭之间的短暂空闲中，阿道夫·希特勒就可以决定在东面还是在西面实施一次恐怖的血腥大屠杀，这将会给一个大陆，甚至整个世界的命运造成极大的影响。就较小的恐怖而言，美国士兵们杀戮那些蜷缩在沟渠中的妇女和儿童；乡村的恶霸们奴役着农奴和奴隶；革命的领导者们将整批的人驱赶到乡村，他们在那里要么掘地，要么死去；尼赫鲁的女儿把她的政治对手关进了监狱——而她又反过来被别人囚禁。
各种惊心动魄的权力展示，也会深深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但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更加细微的相互作用往往不被我们所关注。约翰·斯贝克（John Speke） 在去尼罗河源头的早期旅行中带回来的有关与乌干达国王马太萨（Mtésa）会面的故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有人简要地向这个英国人介绍了宫廷礼仪：当国王的臣民拜倒在王座之前时，他们的脸上被涂满了污泥，而斯贝克则被允许坐在一捆干草上。在瓦索岗的乐师们演奏了一段鼓乐之后，这位拜访者被召入了皇宫。在皇宫里，妇女、奶牛、山羊、箭猪和老鼠都被排列整齐以备赐赠。国王对斯贝克所携带的枪支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邀请他的客人随便射击母牛，当斯贝克接连射倒了五头母牛时，大殿里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掌声。斯贝克进一步报道说：“现在，国王亲手把我送给他的卡宾枪中的一支装满火药，然后把扳机打开，交给了身边的一个小侍从，让他出去，到皇宫外面射死一个人，过了不一会儿，这个小顽童就跑回来宣告自己成功完成了任务，男孩儿的脸上露出的那种欢天喜地的神情，人们在一个刚掏完鸟窝、抓住一条鳟鱼或者耍了其他小把戏的男孩儿脸上也可以看到。国王问他，‘你干得好吗？’‘是的，非常棒。’”斯贝克说，这件事情在皇宫中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丝毫兴致，而且没有人问起那个已经被射杀的人。
这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故事。马太萨是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但难道一个人就能够由于暴君的心血来潮——实际上，是一个孩子的一时高兴——而被随意射杀吗？难道受害者没有父母，没有可以保护他的兄长，没有爱人，没有曾一起玩耍和打猎的同伴吗？
领导者的权力——罗斯富与肯尼迪(1)
<center><img alt=肯尼迪 src="http://pic.aIhUaU.com/201602/21/U2146P112DT20070528173238.jpg" border=1><br><font style="FONT-SIZE: 12px">
<div align=center>肯尼迪</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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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img alt=富兰克林·D·罗斯福 src="http://pic.aIhUaU.com/201602/21/U2146P112DT20070528175226.jpg" border=1><br><font style="FONT-SIZE: 12px">
<div align=center>富兰克林·D·罗斯福</div></font></center></div></center>
一般来说，经济需要和社会混乱具有抑制作用，造成人们渴望的降低和内在化；只有在肉体生存和经济安全得到保证之后，人们才会转向更高的需要与希望。
富兰克林·D·罗斯福之间长期的关系，具体表现了权力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并表明最终还是价值观念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即使这是在领导者之间的“实际”关系中。两人均毕业于哈佛，但在其他方面两人的背景又形成鲜明对比：罗斯福出身于哈得孙（Hudson）河畔一个温暖、安全的小贵族家庭，而肯尼迪则来自东海岸大城市努力进取、激烈竞争而又易受攻击的爱尔兰移民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两人因一次事件而陷入了个人对抗，那时罗斯福任海军助理部长，肯尼迪担任马萨诸塞州福瑞沃（Fore River）造船厂助理经理；罗斯福要求肯尼迪交付福瑞沃造船厂为阿根廷政府建造的几艘战列舰。肯尼迪拒绝交付，理由是阿根廷人还没有付账单。罗斯福试图唤起肯尼迪在战时的爱国热情，但却没有奏效，于是罗斯福威胁要命令海军拖走舰只。肯尼迪走投无路，怒气冲冲地离开罗斯福办公室。肯尼迪后来承认，在离开罗斯福办公室时他是那样地气急败坏，“我崩溃了，忍不住放声痛哭”。
20多年之后，在另外一场欧洲的大战中，肯尼迪与罗斯福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又站到了彼此对立的位置。早在1932年民主党在芝加哥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就跳上了罗斯福的“游行乐队花车”（bandwagon）的肯尼迪，已经担任过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和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而后又接受了罗斯福作出的他盼望多时的任命：担任驻英大使。但随着欧洲逐步陷入战争，一些令人不安的报告传到了华盛顿，谈到了这位大使对于英国能否抵御纳粹侵略的“失败主义”论调以及他暗中对罗斯福执政含蓄而尖锐的批评。随着1940年总统大选的进行，肯尼迪似乎占据了关键性的政治位置。为了击退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的强有力竞争，罗斯福在干涉主义者和美国第一派成员指孤立主义组织美国第一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的成员之间采取了一种迂回的路径。像肯尼迪这样的属于罗斯福的“人马”的地位显赫的大使，如果辞职并且回国加入威尔基的“十字军”——或者甚至肯尼迪针对罗斯福政府的干涉主义发出一次警告——都有可能使优势转向共和党一边。肯尼迪明显的天主教信仰使他对爱尔兰和其他种族的选民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而这些人在东北部的一些州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他可以给总统帮大忙——或给总统带来大伤害。
总统的问题就是想方设法说服肯尼迪要么待在伦敦，要么声明完全支持罗斯福。罗斯福先是发出指示，要求肯尼迪坚守岗位，但当肯尼迪威胁如果不被允许回国，他就将发表声明批评罗斯福政府时，总统最后还是批准这位大使告假回国，但是反复强调不准在回国途中发表任何有关政治或外交的言论。总统的特工在拉瓜迪亚机场位于纽约市皇后区（LaGuardia Field）截下了肯尼迪，并用警戒线有效地阻挡了他与威尔基派来的使者的接触，威尔基派希望将肯尼迪拉入共和党竞选阵营。白宫铺好了红地毯迎接肯尼迪，在那里，罗斯福热情地问候他，并且邀请他一起谈话。肯尼迪针对国务院和白宫大发牢骚，抱怨它们要求自己在行动上给予支持，而后却又不给予任何回报。罗斯福并没有为下属和自己做任何辩护；恰恰相反，他对肯尼迪的抱怨表示理解，并且表示他很清楚肯尼迪的感受，承诺不会允许国务院的官员们以后再以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方式对待这位过去的尊贵的大使。总统甚至——也许是罗斯福使得这位大使认为——向肯尼迪“提议”要帮他获得1944年民主党的提名。胡萝卜在晃动，但晃动的也许还有大棒——据一位英国秘密特工人员透露，罗斯福拿出了肯尼迪在伦敦谴责总统的记录。这样罗斯福便要求肯尼迪公开支持自己再度竞选总统，肯尼迪只得让步。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肯尼迪在全国广播演说中发表声明支持罗斯福。总统击败了威尔基，在选举之后，肯尼迪辞职了，他期望得到总统的另一个任命。但是，白宫方面没有传来任何消息。一年后，珍珠港事件爆发，肯尼迪主动请求得到一份重要的战时工作，不过一直未能如愿。罗斯福行使了不作为的权力。
领导者的权力——罗斯福与肯尼迪(2)
在形成个人看法和公众舆论方面的领导，改革和革命运动的领导——即变革型领导——在历史上似乎主要是以重大和集体的方式出现，但是在行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上，这种领导又主要是以个体的和私人的方式进行的。领导变成具有过多的人类动机和目标味道的事情，变成由追求不重要的尊重和声望所主导的冲突和竞争。在这次战舰之间的交火中，肯尼迪与罗斯福似乎陷入了赤裸裸的权力之争，并且更强大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更大的战列舰——取胜。罗斯福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是靠激发肯尼迪的爱国主义动机或自我发展的动机，而是靠直接行使权力。问题的关键是肯尼迪手中并没有资源。设想他会向拥有福瑞沃造船厂所有权的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的首脑求助，但伯利恒很难在战时挑战政府。或许肯尼迪会求助于船厂工人，让他们用警戒线封锁舰只，不让海军靠近，但工人们几乎不会在战列舰的事情上与他一起财迷心窍。肯尼迪建造了战舰，但罗斯福却处置了它们。难怪肯尼迪要放声痛哭了。
罗斯福在1940年将肯尼迪拉回到自己阵营里，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权力行使。罗斯福似乎再一次实现了自己的意志，但这次肯尼迪却有相当大的选择自由。总统可以努力利用这位大使的自尊和爱国心，但是肯尼迪可以通过罗斯福以外的其他人来获得自尊——比如从威尔基派那里——并且他对爱国精神有自己的理解。如果罗斯福阻挠他成为战时“沙皇”（wartime czar）的愿望，肯尼迪还有其他方法获得这种认可。然而，最终主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和战略的，是援助正在与纳粹作战的同盟国的道德问题。正是因为罗斯福基本的价值观念是非常人道和民主的，这使他能够在势在必行时果断采取行动，尽管他在前期曾经妥协和逃避。在1940年他再度当选总统后仅仅几周内，他就开始努力制定一项计划——《租借法案》（Lend Lease）——该法案将对战争和战后结果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为《租借法案》作证时，肯尼迪表现得毫无定见，并且自相矛盾，以至于让己方和敌方都弄不清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肯尼迪似乎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战争中有超越一切的道德问题。罗斯福因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就能够实施有道德影响力的行动——有权力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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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之茧——圣雄甘地(1)
<center><img alt=圣雄甘地 src="http://pic.aIhUaU.com/201602/21/U2146P112DT20070528173542.jpg" border=1><br><font style="FONT-SIZE: 12px">
<div align=center>圣雄甘地</font></div></center>
就像大多数著名的叛逆者一样，莫汉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出身于一个上流社会家庭。他的父亲被任命为波尔班达尔（Porbandar）这个小土邦（principality）的总理。他的家庭属于吠舍（Vaisyas）种姓，主要由农夫和商人组成，并且属于一个有从商和苦行癖好的低级种姓。他的父亲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当然要服从于英国的统治，但是这个家庭竭力维护着一个正直和独立的好名望。甘地出生于1869年，和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五个叔叔及他们的家人生活在一个家庭中，甘地就是在这样一个贵族的多子的家庭中长大的。一位印度的传记作者观察到，在这种拥挤的环境中，莫汉达斯学会了相互容忍的能力。后来他回忆起父亲时，认为父亲是诚实、勇敢而慷慨大方的，但是性格急躁，且过度沉溺于“肉体上的享乐”。他的父亲年过四十时，又第四次结婚——他的年龄是新娘年龄的两倍——而且莫汉达斯是他们生的最后一个儿子。
他与父亲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埃里克·埃里克森观察到，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和年迈的一家之主所生的最后一个孩子，甘地占据了家庭的中心位置，然而他惧怕他的父亲，而且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达到男子汉的理想境界。维克多·沃尔芬斯坦(Victor Wolfenstein)认为，“甘地既希望服从他的父亲（以及他自己的超我，和他父亲的道德标准的内心显现），又欲求取代父亲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他在两者之间烦扰不安”。当他的父亲不在家的时候，这个男孩总会把统治当地的王子的肖像从他通常所在的凳子上拿开，自己坐到这个位置上；他甚至把用来崇拜的器皿扔得遍地都是。
他的母亲留给他的是绝对圣洁无瑕的记忆。她把家里管理得井井有条，甚至在宫廷中，她也能将自己的强烈的宗教虔诚与处理日常事务的令人愉快而通情达理的方式完美结合起来，所以在那里她是颇受喜爱的。她不屈不挠地进行斋戒，这给她的儿子以深刻的印象；他骄傲地回忆道，连续斋戒两到三次对她而言根本不算什么，即使生病也不能打断这一仪式。在他的《自传》（Autobiography）中，甘地谈到发生在查土摩印度的宗教圣月，为期四个月，时间为每年的7月18日至11月12日，在此期间要进行一些额外的表示虔诚的仪式。 在这四个月的雨季中，许下绝食或半绝食的愿，即称为Chaturmas，禁食期，那个漫长的半斋戒期间的一件事，当时她曾发誓绝不会进用半点食物，直到太阳出来为止；那时正是雨季，孩子们在无休止的等待后，终于冲进来告诉母亲太阳出来了，但此时太阳已经又被遮蔽住了。“没有关系，”她愉快地说，“佛祖今天不想让我进食。”
一个世纪以后，透过无知、神话和英雄崇拜的有色镜片，我们无法可靠地再现出莫汉达斯·甘地的那些早年生活情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畏惧他的父亲，同时他也爱着他的父亲。他早年与父亲的关系留给了他强烈的负罪感，所采取的表现形式就是耻于自己的“肉欲”。他与年轻的母亲和年迈的父亲之间的联系可能通过恋母情结的冲突加剧了他的情感不安。他那执著于宗教虔诚的母亲，试图给予每个孩子以同等的疼爱，但是对他而言，母亲的爱似乎太过分散，而又反复多变。
甚至在学龄前的岁月，甘地似乎就对自己的外貌——他的轮廓鲜明的面部特征，大耳朵、小骨架——健壮的身体以及男子汉气概感到不安。但是强烈的、健康的平衡性倾向开始发生作用。埃里克森颇具说服力地论证道，这个男孩可能心中怀有一种最初的独特感，甚至是优越感；他经历并克服了羞愧与疑惑、内疚与自卑的阶段；他的父母将他所需的自由悉数给予；他的第一次真正的回绝发生在童年之后的青春期。或许发生在他刚进入大学数月便退学的时候。在他的童年时期，几乎预测不出他后来具有的能力和目的。
甘地在波尔班达尔的一个显赫门庭出生半年之后，居住在俄国一个外省小城中的一位平步青云的年轻教师兼教育长官成为了第二个儿子的父亲，儿子洗礼时被命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列宁。他的名字蕴涵的意思是世界的统治者。
个性之茧——圣雄甘地(2)
乌里扬诺夫一家人的世界似乎是如此平和欢畅，他们的回忆是如此幸福愉快以至于历史学家伯特伦·沃尔夫(Bertram Wolfe)告诫“心理学”理论家们放弃对这家人的研究。他说，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支持对伟大的革命家们所作的流行解释，没有什么可以支持对母亲或父亲的固恋模式，没有不幸的家庭生活、心理失调的童年、青年人在家中的反叛，也没有迹象表明因在学校或运动场上的失败而导致缺乏自信，“没有同性恋或不正常的征兆”。列宁的父母亲都属于中层或中上层阶级：父亲通过尽职尽责和出色的工作，成为许多学校的督学和创建者；而母亲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富裕的地主。乌里扬诺夫，致力于工作，忠诚于沙皇，具有正统的宗教信仰，并且在辛比尔斯克的官僚世界中能够自我保护，所以被晋升为有着下等贵族地位的市政委员，这一等级是令人称羡的。
他们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富足的一家人——从表面上看是一个最称心如意的家庭。父亲忠实可信、和蔼可亲、体贴入微；他在家对孩子们进行早期教育，和他的儿子们下棋，容忍他们的胡闹，协调六个孩子之间的纷争。母亲机敏而沉稳；她教孩子们弹钢琴，领着他们唱歌，帮助他们出版一份杂志周刊。孩子们自然而然地结成对；弗拉基米尔和兄长亚历山大特别地亲近，而且短时期内竟成了他的仿效者和实际上的奴隶。一家人会在他们祖父靠近喀山的庄园中度过每年的夏天，在那里，弗拉基米尔喜欢在河中嬉戏，采蘑菇，在庄园一千英亩的土地上漫游——但是和那些劳作于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并无任何接触。
尽管如此，但是毫不气馁的心理学家仍然提出了问题。他们注意到，父亲经常会因为公务而离家——有时要持续几个星期——他们想知道，他的来来去去是怎样搅动起家庭生活的潜流的，特别是对以父亲为楷模的弗拉基米尔而言。“父亲崇高的、道德上的公正毫无疑问会导致儿子产生异乎寻常的超我要求”，沃尔芬斯坦这样推断，“所以年轻的列宁很可能无法思考或表达某种不满之情，它似乎肯定是由于父亲经常离家还实施管教却不因此感到内疚而引起的”。这位二公子在家中似乎是无忧无虑的——甚至尖声喊叫，而且非常自信——然而在外面他就显得羞涩腼腆，退缩怯生。但是，弗拉基米尔学习走路时很缓慢，而且是经过了多次的摔倒和大声的哭叫后，才完成了这一学步过程。这是否会产生长远的影响——比如，列宁后来的多疑性格的养成？他的兄长的生活（从表面上看）的突然改变，以及他因为反对沙皇而被处决的令人震惊的结果，是不是一个线索，表明乌里扬诺夫一家人之间早期的心理联系，在祥和平静的生活的背后，已经变得十分紧张了？或者是，给予了列宁精神力量的这种无忧无虑的家庭生活，抵消了后来发生的这些事件的影响，使他能够成为他后来实际成为的那种自信的革命家？
臭名昭著的统治者——希特勒(1)
<center><img alt=希特勒 src="http://pic.aIhUaU.com/201602/21/U2146P112DT20070528173356.jpg" border=1><br><font style="FONT-SIZE: 12px">
<div align=center>希特勒</font></div></center>
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尽管他极力掩饰，但是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他的童年生活是幸福而满足的。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中写道，“今天，对我而言，命运选择了因河因河，发源于瑞士的洛迦诺湖，流经奥地利和德国，注入多瑙河，全长510公里。——译者注（Inn）岸边的普勃诺镇作为我的出生之地，似乎是顺应天意的。因河畔的这个小镇，因德国人的殉难而散发出金色的光辉，在血缘上它属于巴伐利亚，但实际上它被划归为奥地利，１９世纪的80年代后期，我的父母就居住于此；我的父亲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公务员，我的母亲则把她的整个生命献给了这个家庭，尤为重要的是，她给予了我们这些孩子以永恒的慈爱……”对这个平静的小家庭的短暂一瞥的确令人着迷，并且正因为它的虚假才更加引人注目。当希特勒自称是在描绘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们的单调乏味而贫困的生活时，他很可能是在叙述自己真正的童年，他说：“如果一个男人从一开始就我行我素、不听劝告，而女人则为了孩子们而反抗他，那么结果就会很糟糕。随之而来的就是打架和争吵，当男人逐渐疏远他的妻子时，他就会与酒精变得更加亲密。每个周六，他都会喝得酩酊大醉，女人出于保护自我和孩子们的本能，不得不为了从他那里得到几个便士而争吵……当他最终在周日甚至周一晚上回到家中时，都是醉醺醺的，看起来冷酷无情，但总是已经和他的最后一分钱分手了，这样的情景通常会发生，愿上帝宽恕！”
心理学家总结出，作为一个儿童，希特勒看见或者以为自己看见了，他的父亲猥亵并且弓虽.女干了他的母亲。这种结论是根据其已知的家庭环境，希特勒后来的行为，以及在他的作品中他反复提及在维也纳亲眼目睹的一种污秽的家庭生活——他几乎没有机会观察到这样一种家庭生活。他的父亲从表面上看是一个拘谨的、举止得体但脾气暴躁的政府职员，然而依照大量的证据来看，他一旦回到家中，就蜕变成一个狭隘的暴君，欺负、责打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从这位元首在后来的岁月中的一些行为来看——他经常将德国称为motherland（与更为通用的词fatherland相对照motherland和fatherland都有“祖国”的含义。——编者注），他把德语中的一些中性名词阴性化，他把他的父亲等同于奥地利，他因为奥地利对德国的所谓敌意以及后来贪婪的犹太人和侵略成性的同盟国“弓虽.女干”了他的祖国而大光其火，据称他沉溺于某种性变态心理而不能自拔——从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的证据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他一直压抑着创伤性的童年经历带给他的极度痛苦，并只能把这些痛苦投射到他后来所奋斗的政治舞台中。
在某些方面，他的情形是一种典型的恋母情结。希特勒的父亲要比他的母亲年长23岁。他的母亲是一个长相标致的妇人，她曾有两个或三个婴儿不幸夭折，于是很担忧阿道夫的健康，把疼爱无保留地给了他，而且过分溺爱她的儿子。但是，每到夜晚，当她的丈夫带着他的威吓和需要回到家中时，这种密切的关系就被中断。沃尔特·兰格(Walter Langer)总结道，“他越憎恨他的父亲，他就越依赖于母亲的关切和疼爱；而她越爱他，他就会更加担心，一旦他的秘密被发现，就会遭到父亲的报复”。如果这个男孩感受到，他的母亲在性方面屈从于他的父亲——甚至欢迎这种侵犯，或者至少是默从这种行径——他将会感到一种背叛。对于父亲，他可能承受着焦虑和内疚之苦，而对于逆来顺受的母亲，他会怀有一种不满和爱恨交织的矛盾之情。这些可作为他后来惩罚奥地利（父亲）和德国（离弃了他的母亲）的线索。因此他有计划地摧毁那“已不再值得我奉献”的德国。
恋母情结似乎与一种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对他自身价值的怀疑结合在一起。希特勒是一个身材矮小、相貌平平而且有些病态的孩子，和他那穿着制服的庄严的父亲相比，显得很小。兄弟姐妹的夭折毫无疑问增添了他的焦虑不安。甚至在他的童年，相比一般的男孩子而言，他很明显地拥有对男性身份的更多的不安全感；这不仅是因为受到了他的父亲的威胁，而且（根据1945年5月苏联人的尸体解剖报告）他还患有一种单睾丸畸形症（有一个睾丸没落入阴囊）。罗伯特·韦特（Robert Waite）说，这种症状既不是罕见的，本身也不会致病；但是“如果患有其他的幼儿疾病，且有一种极其困扰的亲子关系，就像希特勒这种情况，那么就可能致病”。人们相信，他的母亲要求绝对的干净和整洁，并且严格地训练她的儿子，训练他控制大小便和如厕；在后来的岁月中，希特勒在完全的洁癖和对污物——比如说恶臭之物、粪便和污泥的着迷之间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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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名昭著的统治者——希特勒(2)
在希特勒成年后的日子里，这些极具爆炸性的心理力量主宰了他的性变态行为和他的政治极端主义。他一生没有结婚；他与一些女人的亲密的友谊通常会由于希特勒做出的反常行为而使这种关系中断，希特勒的情妇则备受折磨；所有与其关系密切的女人最后都会自杀，或者试图自杀。后来对他的朋友、情人以及他自己的言谈举止所做的一些报道——在取悦女人时他总是自贬，他喜欢随身携带一根马鞭，对阉割的焦虑，他对砍头和一般的流血（包括他自己的血）怀有一种迷恋——表明了希特勒在童年就怀有强烈的负疚感、不安全感以及在童年时就被伤害过的自尊感。不管他的焦虑是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还是仅仅为精神分析学家的案卷提供了一个古怪的病例研究，都不取决于这些个人的紧张情绪本身，而是取决于它们的程度，德国社会的病情被其加重了。
“伟大的领导者”与臭名昭著的统治者或权力行使者，尽管对其所掌握的资源进行了截然相反的使用，但是在早年的经历中却存在着一些相似的情况。以上所描述的三个人，虽然生长于极其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但是他们在孩童期都与他们的母亲格外亲近，母亲是他们强烈情感的对象，也是他们情感稳固的后盾。所有这三个人都对他们的父亲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爱与恨的交织，在这三个例子中，他们的父亲都拥有令人尊敬的职位，或者至少在他们的社会中有一定的地位。这三个孩子中至少有两个在一个方面或者另外一个方面是显著的“学习缓慢者”，而且受到不安全感和缺乏自尊心的困扰。列宁在他的少年时代可能遭受的精神伤害更少一些，但是他和父母的关系与其他两人和父母的关系是显著相似的。
人们可能会推测，所有这些不朽的人物共同具有的童年经历：或是对父母中一方的强烈的积极的依恋，伴随着对另一方的某种极端的消极的依附，或是有一个极其痛苦、消极的少年经历。难道是这两种情感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随之产生的必须被解决的冲突，再加上不同寻常的天赋和能力，才使得对权力的需要如此强烈吗？是什么样的控制因素将一个人导向赤裸裸的权力行使，而使另一个人走向互惠式领导呢？我们对于这些区别的根源几乎毫无所知，部分地是由于我们并不倾向于在我们的权力理论中作出这种区分。是什么引导着一些人走向道德领导之途，而将其他人引向非道德或反道德地行使权力呢？这是学者必须探索的前沿问题。
这三个人童年经历之间的差别也同样不容忽视。如果三位男孩中有两位的母亲比她们的丈夫年轻得多，而剩下的一位与丈夫属于同龄人，这时要比较恋母情结的影响就困难得多。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是极其不同的。尽管某些方面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特别是在儿童与母亲的关系这一方面，但是如果更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别。这些母亲在她们的地位、角色和心理安全感方面是相当不同的。还要注意到，列宁表现出对父亲的尊敬，而希特勒却表现出对父亲的憎恨，二者形成明显的反差。不安全感和受到伤害的自尊心不管多么强烈，都必定会采取多种表现形式；因此，列宁的缺乏运动技巧对其性格的影响，可能小于甘地在大学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对他性格的影响。在心理压力的严重程度上，三个人也有极大的差别，列宁的紧张程度最低，甘地次之，希特勒最高。
学校的政治教育(1)
基因遗传开始了一系列生命机遇的开放和闭合——这些机制强大有力，足以直接影响性格的发展，不管文化、社会和政治的中介力量有多么强大。因此，一个女孩如果出生在一个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文化上都排斥女性参与政治和领导的社会中，她将发现，除了在内室、闺房或皇宫之中采用传统的方法施加影响外，并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假设这对她而言的确是一个难题）。一个男孩如果生来就有一个不下落的睾丸，就像传言中的希特勒那样，或者先天有一只畸形足，如同废奴主义政治家撒迪厄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一样，而且又生长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中，那么他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终其一生来尽量弥补这种生理上的不幸。尽管家庭、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力会持续地发挥作用，但是强有力的腺状功能、肌肉运动以及神经系统的特性能够支配和控制人一生的事业。在某些情况下，生物学就是命运，政治的命运或者其他方面的命运。但是更为典型的情况是，基因和环境共同发挥作用，产生无数新的模式和个性。既然我们关心的是最终达至领导最高点这一过程，关心的是可能成为这一过程的源泉的所有人类因素，我们就必须考虑生理过程。它们是欲求和需要的起源；生理通常有助于命运的形成，但并不能预先决定命运。
领导的长期而复杂的进程起始于婴儿的各种内驱力（drives），这是他们生理机体的直接表达。正是这种力量使人们结为同伴。奥托·克兰伯格（Otto Klineberg）观察到，“绝对可靠的动机”是饥饿、口渴、休息和睡眠、排泄、呼吸、活动和感官饥渴；这些内驱力对于所有人类文化中的所有人都是普遍的（尽管它们并非属于人类所独有）。这并不是有关内驱力的一份详尽的列表；心理学家始终不同意这样一份列表，就像他们以各种不同方式来使用内驱力、动机和（现在很少使用的）本能这些词语来描述这种现象。但是他们的确认可，这些都是决定婴儿的生理发展并影响他们的心理结构的基本力量。有时，这些力量会直接地影响领导的潜能。约翰·纳什（John Nash）注意到：“在某些社会中，满足某些基本的需要是如此耗费时间的过程，以至于几乎没有时间来满足各种衍生的需要。”单纯饥饿的满足就是这种情况。在深受贫穷困扰的国家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政治领导人，在他们的演讲、言谈举止、意识形态中，明显带有童年缺乏食物——或以拼命争夺来获得食物——所造成的精神创伤。
由生物学决定的内驱力，并不是在一连串无序的因素中发挥作用，而是在生理和心理因素连锁形成的强制序列中发挥作用。弗洛伊德把性心理发展描述为以下几个阶段：口腔期、肛门期、生殖器期（或恋母情结）、潜伏期和生殖期。口腔期是儿童几乎完全依赖母亲的阶段；这种依赖性的范围和持续时间可能会影响到儿童在后来几个阶段的经历的性质。在肛门期，排泄既产生生理上的紧张，又产生生理上的满足；厕所训练既产生性欲快感，又产生对这种训练的恐惧；这种严格的训练可能会影响到儿童成人后的行为。在恋母情结阶段，儿童被引入了由父亲、母亲和儿童之间的三角关系组成的受限制却高度社会化的环境中。埃里克森认为，这每一个阶段都会涉及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特有困境，它们会产生持久性的性格特征。因此，埃里克森看到了起源于口腔—感觉阶段的基本的信任或不信任倾向，起源于肌肉—肛门阶段的自主或自我怀疑倾向，以及在运动—生殖阶段的主动或内疚感倾向。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随着他们观察并参与到范围不断拓宽的社会生活中，他们的性格开始根据预先决定的阶段发展。
孩子的社交范围局限于家中，乡间小路上或屋檐下，教室里或城市的操场上。但是，近几十年，在大多数文化中，正式的学校教育已经被视为形成政治看法和行为的主要方式。50年前，查尔斯·莫瑞恩（Charles Merriam）基于对八个西方国家的调查后声称，学校是形成公民教育的主要工具；40年后，两位研究者断定：“在美国，公立学校是政治社会化最为重要而有效的工具。”同时，阿尔蒙德（Gabriel Ａlmond）和沃巴在他们的五国研究中坚持认为，没有其他的变量能够与影响人们政治观点的教育因素相提并论。这些观点为人们所争论，而给一些研究者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社会化的力量的确多种多样，家庭环境中形成的倾向对课堂学习的影响，以及从各种经验和事件中直接进行学习——在学校教育结束后，这种学习仍将长时间地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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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政治教育(2)
很明显，太多东西取决于儿童、学校以及学校和文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即：学生所身处的等级和身份的异质性、课程设置和学校质量以及这些学校作为国家价值观念、区域的或社区的传统和宗教学说的代理机构所具有的权威的程度。正式的课堂训练和课堂教学可能是学校政治影响成效最小的手段。在一项研究中，一群美国学生选修了许多公民学课程，但这看来似乎对他们的政治兴趣、知识和功效感（sense of efficacy）影响甚微。正如每个教师所知，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学究式的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年幼的孩子比年长的孩子更加容易受其影响，但年幼孩子的政治看法却更加分散，更加不成熟。年长的孩子可能更具有反抗性，但是他们的政治观念一旦形成，他们可能会在政治上更为专注而有效。在一个政治动员和政治灌输较多的社会中，课堂教学可能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为它强化了在整个社会中那些更广泛和更强烈的努力。因此，在日本帝国时期，日本小学生参加庆典###时，要宣读帝国教育法令，要展览天皇的肖像，要参加升旗仪式，而且整个过程按照一个固定的礼仪来进行，这样一来，场面立刻变得庄严而令人感动。学生还要去参拜神社。但是，即使是在专制的社会中，也有可能出现抵制和反抗行为。苏联的教学纲要从不质疑教育是国家的一个工具，教科书、歌曲书、技术指南都必须要服从规定的方针。但是据一项研究表明，“无论在教室、共青团或大众媒体中，政府所支持的所有政治交流中的教条主义和不断重复，都造成了不可遏制的厌倦感”，使得苏联学生变得缺乏政治兴趣。灌输并不都是无法抗拒的。
孩子不仅仅是海绵，只知道吸收文化的影响，他们还混合了心理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各种观念的创造者，反过来，他们又把这些观点投射到他们的环境中。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本身是什么样的人，影响了他们对所教授知识的理解能力、选择性，以及他们整合他们的知识并将其运用于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情境中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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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的少年时代
莫汉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对自己早期生活的描述，就反映了自我感和目的性的发展。在他孩童时期过后，他的全家搬到了拉杰卡特邦（Rajkat），他父亲在那里担任总理一职。莫汉达斯在西部开始接受他青年时期最为头疼的学校教育。早在他的童年时期，甘地就有三次婚约——他的前两个未婚妻在他对此安排尚懵懂无知时就去世了——最终结婚时他只有１３岁。在学校他每天都花费一部分时间梦想夜晚来临后肉体的欢愉——也深感自己的梦想的罪恶。他和他父亲的关系也没有遵循通常的代际先后次序。这位总理在去参加儿子婚礼的途中，被马车严重撞伤了，然后由莫汉达斯照顾他的父亲。少年、丈夫、成人——他身兼三职。尽管如此，年轻的甘地仍然忍耐着一般的成长烦恼和代际间的危机。
学校就意味着要离开家独自在外，与家庭之外的同龄人之间交往，以及各种诱惑。希克·达哈塔卜（Sheik Mehtab）具备莫汉达斯所不具备的一切——他是一个穆斯林，是个食肉者，是个天才的运动员，是个吸烟者——他认为，除非印度人也能发育成统治者才具有的健硕的体格，否则他们不可能战胜英国的最高统治者。在此基础上，他劝告莫汉达斯吃肉。这两个人悄悄来到河边，尝了些坚韧的山羊肉；在此之后，甘地作了个噩梦，梦中他感觉好像“有只活羊正在他身体内咩咩直叫”。然而他仍然继续吃了一年的羊肉。
希克也带他去逛妓院，热心地提供指导和建议，甚至为他预付了金钱。结果是使其大为丢脸。甘地数年之后回忆此事，“在那个女人的床上，我坐得离她很近，但是我结结巴巴的，她自然对我失去耐心，她指着门口，让我出去，嘴里还不住地辱骂”。他感到，好像他的男性身份被否定了。婚后生活中，他强烈的性欲常使他对自己的生命活力感到担心，因为精子的损耗在他的文化中被视作是精神活力的消耗。他被各种恐惧所困扰——对黑暗的恐惧，对窃贼、鬼魂和毒蛇的恐惧。他惧怕和同学们谈起这些，以免他们取笑他。由于他对自己的能力几乎毫无信心，所以当他获奖时他自己也感到吃惊；他对于批评又异常敏感。他甚至半认真地尝试过自杀。良知和道德上的弱点似乎在他的内心深处进行着激烈的交战。他吃肉，他抽烟，他向父母撒谎，他甚至从他哥哥的臂章上偷了点金子——但他还仍然坚持着他那起源于家族的传统的正直形象。
甘地的父亲成为他的良知的化身。莫汉达斯偷了金子后，不敢向卧病在床的老人说起，而宁愿把他的忏悔之词写于纸上。他的父亲没说什么，但是“泪滴从他双颊滑落”。在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当莫汉达斯正在给他患病的父亲按摩时，他的一个叔叔过来替换他。莫汉达斯高兴地直奔他的婚床，但是几分钟后他得知他父亲突然死去。一种强烈的内疚感降临到这个男孩身上；他感到是因为他的性欲，才失去了父亲。“这是我永远无法抹去、无法忘怀的污垢”，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比起不久后他的少年妻子所生婴儿的夭折，他父亲的死对他的打击要大得多。
埃里克森在《甘地的真理》一书中描述到，他父亲的死亡“在甘地的生活中，表明了我按照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的说法曾称之为‘不幸’（the curse）的东西，这种不幸存在于怀有同样早熟和坚韧的良知的精神革新者的生活中。它显示了儿童或青年生活的一个方面，它表现为一本永远无法结清的账，它将始终是整个一生都要背负的债……在甘地的例子中，他对父亲‘女性化’的服侍，否决了这个男孩企图取代（年老的）父亲，以拥有（年轻的）母亲的希望，也否决了这个年轻人在以后的生活中作为一个领导者胜过他父亲的意图。因此这种模式决定了他只能通过非暴力的领导方式才能击败更强大的优势地位的对手，同时也表达了不仅要拯救诸多被压迫者，而且要拯救自我的意图……”对甘地未来领导的这些心理上的影响与强大的社会影响纠缠在一起。莫汉达斯生来就具有毗湿奴派（Vaishnava）的信仰，及其与容忍及折衷主义手段相结合的强有力的正义原则。他深刻地解读《罗摩衍那》（Ramayana）中描写的士兵和国王的故事、英雄事迹和军事战斗，他学习如何战胜他面临危险时产生的年轻人的恐惧。他学会了容忍印度教的所有的分支以及印度教的姐妹宗教。只有基督教是他唯一厌恶的。施拉瓦纳（Shravana）肩背失明的双亲去朝圣的故事，以及赫里谢金德尔（Harishchandra）经历严酷的考验仍追随真理的故事，都激励着他。当他19岁独自（没有带他的妻子一起）踏上前往伦敦的漫长旅途时，他已经准备好接受成年人和领导角色的双重训练。他的自我和目的感正在开始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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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性的权力——希特勒
对于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而言，目的意味着对自我的极其可怕的承诺, 当他赢得绝对的权威地位后，这种承诺将被扭曲为破坏性的权力角色，扭曲为对任何变革型领导的潜能的放弃。尽管在他读小学时，社会是相对平静和安全的，但是当他在学业方面表现得极为出色并结交了许多朋友时，他与自己的奥地利父亲之间的矛盾逐渐升温，他的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像他自己一样成为一个公务员；他坚持要阿道夫去技术高中读书，而不是去读具有人文精神并享有声誉的大学预科（Gymnasium）；他大失所望地发现他的儿子想成为画家，成为一个艺术家。他的儿子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在挑战自己的父亲，他的学习成绩开始退步。希特勒后来宣称，在这个阶段他成为泛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和一个“学习理解把握历史意义”的政治的、艺术的革命者。就在两人冲突最为激烈的时候，他父亲病倒了，而且死于街头。沃尔特·兰格（Walter Langer）认为，这件事必定加剧了阿道夫对他的兄弟姐妹的死亡所感到的内疚，特别是对于他的兄弟们的死亡。不久以后，他在维也纳艺术学院的入学考试中失利了。
然后，他母亲死于乳腺癌。“我尊敬我的父亲，但我热爱我的母亲。”不到一年，他又被艺术学院拒之门外。不久以后，他再次被建筑学院拒绝。孤独而又身无分文，1908年他决定去维也纳——那个国际的、全球的、波希米亚风格的城市——“克服所有障碍”。维也纳是一座古老的君主政体的城市，是一个拥有广泛社会主义和工会运动的城市。这里收留了大量的犹太人，特别是数量众多的犹太学生，再加上从南部和东部的内陆吸引来的操数种语言的各类人等。诸多教派、排外的小圈子、阴谋集团——激进分子和反动分子，君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传教士和自由思想家，自由主义者和反犹分子——在各种公开场合及议会中进行着无休止的论辩与争斗。
五年来，阿道夫住在一个租来的狭小房间中，住在专供男人居住的阴暗家庭中，或者仅仅住在廉价的旅馆中。他偶尔也靠当按日计酬的临时工或者靠沿街叫卖他的水彩画来挣些奥地利旧金币；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个无业游民，而长期依靠救济金维持生活。他将这一时期视为一生中最悲惨的阶段。尽管如此，维也纳的确成了他的政治学校。它拒绝施舍给他安全和舒适，但是它给予了他目的。他有充分的时间来阅读小册子和报纸，参加热烈的政治辩论，这些辩论占据了他失业期间的时光。“在这个阶段，”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那里让我形成了一张世界图卷，并且形成了后来成为我所有行动的坚实基石的哲学体系。”他在这里学会了仇恨奥地利人、工联主义者、君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还有——最为重要的——仇恨犹太人。
这个流浪者最终从他憔悴的身体上脱下了那油污的外衣，他将犹太人作为他的挫折感攻击的对象。这些犹太人在肉体上和道德上都是不洁净的，他们是白种人的奴隶，是尘世中的渣滓——但是他们控制着相当一部分新闻、金融和教育。他们成为他自己出人头地的垫脚石。他的信条是德国以外的所有一切都必须予以拒绝。但是在这个仇恨的大熔炉里，他初步形成了他后期的意识形态。他曾拜访国会，嘲笑打哈欠的代表和无人倾听的发言者。他开始惧怕民众的统治，因为他最了解民众。他问道：“我们议会中多数制的原则难道不是要引导去推翻领导的任何一个观点吗？”大众是愚昧和胆小的，真正的领导者不是和多数人讨价还价或者与国会议员争论不休，而是保持自己的自由，从而实现创造性的建树。多数人决不会取代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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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革命的列宁
<center><img alt=列宁 src="http://pic.aIhUaU.com/201602/21/U2146P112DT20070528173946.jpg" border=1><br><font style="FONT-SIZE: 12px">
<div align=center>列宁</font></div></center>
列宁也是在各种悲剧和磨炼中找到目的的。就像希特勒和甘地一样，他早年丧父。他的人生在青年阶段的早期是平静的，总体上可以说是快乐的。在学校中，他的学习表现很好，而且仔细地研究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普希金的著作。当他的哥哥亚历山大离开家，前往圣彼得堡大学学习时，弗拉基米尔承担起更沉重的家庭责任——他在学校和家庭经历了温和的青春叛逆期。然后，当他16岁时，他父亲突然死去。弗拉基米尔在永不屈服的母亲的帮助下克服了自己的悲伤；但是，尽管如此，他后来说到，就是在那个时期他放弃了宗教信仰。他在学业方面继续保持出类拔萃。
他的哥哥仍然留在大学中继续学习，甚至没有返回家中参加父亲的葬礼。但是父亲的去世同样给亚历山大带来深深的影响，他甚至企图自杀。维克多·沃尔芬斯坦的结论是，两兄弟都对他们父亲的去世感到内疚；亚历山大“想以死来弥补自己的罪过，为他对父亲的对抗冲动付出代价”；他的弟弟对悲痛的压抑则加重了由他对父亲的对抗感所造成的内疚。
鉴于这样的原因，亚历山大的内疚感以杀父愿望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刺杀所有俄国人的父亲——沙皇。无论如何，他涉嫌参与了一起未遂的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Czar Alexander Ⅲ）的活动。很快他被逮捕入狱，他对罪行供认不讳，没有丝毫的懊悔，也没有乞求怜悯。事实上，他似乎渴望扮演烈士的角色来演绎他的救世主的幻想。尽管他母亲不顾一切地多方奔走希望求得法外开恩，但亚历山大最后还是被绞死了。
弗拉基米尔再一次显示出非凡的自我控制力。他继续留在学校读书，毕业时因其杰出的能力和良好的举止获得金质奖章。在他父亲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朋友的帮助下，他得以进入喀山大学（Kazan University）学习法律。但是弗拉基米尔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学是充斥着各种学生骚乱的场所，对他而言，大学本身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在一次学生游行中，他被捕了，并且被学校开除。他在家待了一段时间，阅读了大量马克思的著作，并且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书。他母亲想办法为他求得了参加圣彼得堡大学的入学法律考试的许可。他以出色的成绩通过了，并且在规定时间内修完了必要的法律课程。他暂时安顿在萨马拉（Samara）当一名初级律师。但是不久他对此颇感厌烦。在1893年，他离开这里，再次前往圣彼得堡这个革命活动的发起中心。他的目的感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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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的需要(1)
一种对于自身价值的高度个人评价——受到青少年时期另一种需要的影响，即被那些他们尊重其善良意见的人们所尊重的需要，尽管这两种需要并非必然吻合。AH.马斯洛报告说，除了一些病态的人之外，所有人都具有对“坚定的、根基牢固的、通常较高的自我评价的需要，对自重或自尊的需要，以及对尊重别人”的需要。他将这种需要划分为两类：第一类，“对力量、成就、胜任、掌控和能力、自信面对世界、独立和自由等的渴望”；第二类，“对名誉或声望（将之定义为来自他人的尊敬或敬重）、地位、统治、认可、关注、重要性或赞赏的渴望”。正如在伍德罗·威尔逊的例子中所明显表现出的那样，这种需要可能早期起源于儿童对能否得到父母的喜爱及尊重的不安全感。根据亚历山大·乔治和朱丽叶·乔治（Alexander and Juliette George）的分析，威尔逊儿童时期感到害怕，因为他面貌丑陋而且愚笨——至少他父亲这么看他——如此一来导致了他后来对关爱和权力难以满足的需要；主要而直接的后果很明显是他希望通过得到来自他人的尊重从而支撑起自己的自尊心。自尊需要的更深层次的来源，是自我层次与渴望成就的层次之间的差距；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将自尊定义为以成功为分子，以自负为分母的分式。在马斯洛的公式中，当“较低层的”安全需要和情感需要得到满足后，自尊需要就开始发挥作用。
对自尊的支撑，经历了一个连续不断的挑战和强化的过程。这主要依赖于小学生们对于他们将享受的尊重的期待程度——在儿童时期和青春期的早期，这种期待在不断扩展的家庭和学校生活环境中形成。罗伯特·莱恩（Robert Lane）说，“对自我不满意，对自我在世人眼中的地位不满意的人，也会对用此种眼光看待他的世界不满……”实验表明，自尊会伴随着成功而增强，又会随着失败而至少暂时性地减弱。期待和实现（或没实现）互相扶持，导致改变了对未来的期望。年轻一代对成就的评价也是一个因素；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指出:“太渴望成功的人和太急于避免失败的人对失败经历的反应，较之于那些不那么力争成功的人而言，可能有很大不同。”自尊似乎和父母的自尊有着必然的联系。而且它与能力感、功效感以及对学校老师抱有的期望和回应也呈现正相关。一个小孩所在的学校是否会设法克服可能影响到孩子的学习和行为的精神方面与社会方面的剥夺？一方面，学校千方百计以系统的方式去调查和纠正差学生的表现，一些传统的学校设有严格的目标，另一些“可选择”的公立学校则为学生们提供了学业的各种选择可能。另一方面，学校假定低成就和社会不平等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从而限制大量青年人入学，或者巩固和强化在学校内部现存的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自尊或缺乏自尊，影响着孩子所扮演或终止扮演的角色。
使自尊程度低对领导的影响根本难以说清的一个突出案例，就是那个有意识地致力于领导的学习和实践的人的一生，此人便是伍德罗·威尔逊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856—
1924（Woodrow Wilson）。传记心理分析学家们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威尔逊的自尊在其青年时代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以至于他一生都在不断强烈地寻求精神上的认可和家庭及朋友的个人忠诚。亚历山大·乔治和朱丽叶·乔治对这种不适当的“强压感受”（crushing feelings）做出了总结：“他在孩提时代就觉得自己不重要吗？那么只要他自己或其他任何人能够做任何事情使他相信他具有成就伟大事业的独一无二的能力——或许甚至是某些可以流芳百世的事业——就会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他的父亲曾奚落过他的思维能力，这使他感到自己很普通了吗？
那么如果只要他自己或其他任何人做任何事情能够有助于使他感到在处理那些他选择实施领导的事情上他具有高超的能力和一贯正确的判断力，就会使他得到舒缓——虽然只是暂时性的。成长在一种严厉的加尔文主义的氛围中，他就要受到该教对整个人类的不道德本性以及对他个人的不道德本性的批判吗？因而他就必须总是要使自己相信，他拥有高尚的美德。当他还是一个小孩时，他是否就已经感到在与专横的成年人交往时产生的那种孤立无援和脆弱感？因而，作为一个人，他就必须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并且永不允许自己屈服于他人。”
自尊的需要(2)
根据一个家庭内部的传说，一天早晨，年轻的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在出席一个喜宴在婚礼后或在蜜月旅行出发前举行。——译者注（wedding breakfast）时迟到了，他的父亲在向宾客们致歉时竟然精心编造说，小托马斯是因为发现自己又长出了一根胡子而兴奋不已，因而耽误了着装，这才来晚了。他的一位堂兄回忆说，此时，一片痛苦的红晕掠过他的脸颊。但他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他的父亲；那很可能是一种毫无希望的对抗。他的父亲被他的教徒们称为“博士”，他是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一脸威严。在社区中，他是一个主宰者；在家庭中，他是一个专制君主；在讲坛上，他可以滔滔不绝地传经布道；而在他的牧师住宅里，他又成了一个言辞刻薄的人。而他的这个儿子——至少在这个男孩自己的眼里——是丑陋、愚钝和毫无价值的。
尽管这位博士竭尽全力在家里教育小托马斯，在教堂里鼓励他，但这个男孩直到九岁才学习写字母，直到十岁才上学，到了十一岁才能够顺利阅读。后来，他曾迫使他儿子三次、四次、五次地重写他的作文，直到完美无缺。但是小托马斯，像甘地早年那样，既不擅长于学习，又不擅长于体育。他仅仅勉强获得进入戴维森学院（Davidson College）学习的机会，但是由于某种身体上或情感上的疾患，不到一年他就离开了这所大学，这导致在此之后的15个月中，他一边在家休养，一边大量地阅读书籍。这是他身体上第一次出现大问题，此后每隔几年，这种状况就会以不同的形式折磨他一次，直到1919年达到极度衰竭。
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在这栋平静的牧师住宅内曾发生过什么。毋庸置疑的是，博士为他儿子愚蠢的表现感到沮丧不已。或许，在他看来，这个男孩似乎是争夺母亲宠爱的对手。我们只能猜测。但是，似乎的确很明显，“小托马斯”似乎是一件物体，被推入和压进一个预先设定好的模具中，当这个物体拒绝去适应这个模具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父亲很难掩饰的敌意针对的目标。博士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只要按照我的标准来做，我就保证让你通过”——这样的一种信息抑制了内在自尊的发展。
小托马斯对他的父亲怀有不同的情感，既爱又恨，既畏惧又尊崇。博士有的时候会很严厉而又苛刻；有的时候他也会很有趣，快乐，让人感到亲切。后来，他的这个儿子谈到了自己对他父亲的强烈的爱和微妙的忠诚；他不但抑制住了对他父亲明显的敌意，而且他把这种敌意转化成为一种不同寻常的对父亲的关爱，直到其生命的尽头。他深爱他的母亲，一位退休在家的妇女；他还和他的姐姐们保持着联系，她们可能对威尔逊在后来的岁月中与中年女性之间形成的热情洋溢的文学友谊起到了中介桥梁的作用。
但是精神上的伤痕是深刻而持久的。对受到伤害的自尊进行补偿的需要，成为后来威尔逊的道德说教、以救世主自居的教条主义以及寻求个人权力的根源。在普林斯顿，威尔逊和他的朋友及支持者绝交；在新泽西州，他与民主党领导人断绝关系；他与自己政府内部的助手及官员之间，存在着爱恨交织的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在国际联盟问题上，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立场——所有这些和其他的紧张态势以及激烈爆发，都可视为源于针对他父亲和后来的其他权威人物的被压抑的敌对情绪所导致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的行为模式的组成部分。这种模式成为许多与威尔逊同时代的人反对的目标；这些人不仅包括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和克里蒙梭（Clemenceau）（他说威尔逊谈吐像基督耶稣，但行为却像劳埃德·乔治），而且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也感觉威尔逊像上帝；还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在凡尔赛将其概括为一个装模作样，只会布道且容易被狡猾的人所蒙骗的堂吉诃德；最后是威廉·艾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他呼吁人们通过重击来释放威尔逊潜意识中的“令其痛苦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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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的需要(3)
当然，还存在着“另一个威尔逊”，这个男人具有强烈的自尊，对其他的人，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抱有真切的关爱。这就是那个在普林斯顿作为一个学生在智力上和情感上实现着自己的威尔逊；他在这里从事着出色的教学和写作工作，并由于成绩显著而被六所大学聘为校长，最后他接受了任命，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他给他母校注入了新的目标和刺激因素，同时也留下了改革的持久烙印；他在新泽西州以策略制胜党首，从而得以推行他的改革计划；在1912年，他领导他的少数党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在1916年他又重演了这一幕；他在华盛顿亲自掌控立法项目的通过，稳步结成被认为是不可能达成的联盟，正面进攻或侧翼包抄对手，充分地履行他对选民的承诺；他以高度灵活的战略，从1912年开始，使民主党从乡野的、个人主义的和保守的组织，变成1916年的更加自由主义的、集体主义的和具有都市精神的政党；当他想要说服人们时，他经常展现一种能够激发人们的超凡的能力；任何一届总统都没有能够像他那样，带给白宫一个明确而又深思熟虑的政治领导概念；他不但是社会力量的疏导者和催化剂，而且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领导者，他在教育政策、政府工作、政党和立法导向以及为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而付出的努力等方面，都翻新改造了他的政治世界。
众所周知，1919—1920年，威尔逊在成立国际联盟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态度，奠定了他在人们心目中顽固而独断的个人形象。在此，历史又一次开起了玩笑；这位甚至在20世纪40年代被好莱坞拍成电影的有原则的英雄人物，却在20世纪50年代变成气量狭小而又刚愎自用的人物；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又变成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的帝国主义代言人（将来的定论可能会再次改变这个形象）。人们可能会感到，无论他有什么失误，如何缺乏灵活性，威尔逊的确也对他的对手做出了让步——尤其是对以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共和党人——但是，他始终没有能够赢得亨利·凯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这位在国会的权力体系中掌握实权的保守的共和党领导人的支持。通过与那个贪得无厌的对手的一再妥协，他可能错失了这个他原本要在1919年的全国巡回演讲和1920年的大选中提交给美国人民的议题。错失只是短期的，他本来可以挽救这项在将来人民可能会支持的事业，而不是放弃这个至关重要的集体安全原则，因此他错失的不仅是国联，而且也错失了这个议题。
威尔逊对这一议题的处理，不能脱离1919—1920年间短期的国会和选举的状况，当然也不能脱离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长期战略，当时，有关“殉道总统”（martyred President）的可怕预言将会变成现实；随着希特勒的征服行动，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将会产生，这也将为美国参加一个新的世界组织奠定基础。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这个专横的政治家竟然如此一败涂地，没有能够实现他所珍视的直接目标——让美国成为国际联盟中的一员。在分析这一谜团时，回忆一下下列内容可能是有所助益的，尽管自尊程度低会让一些潜在的领导者丧失领导能力，它也可以驱动其他潜在的领导者去追求名望和荣耀，以便克服他人对自己存在价值的怀疑。威尔逊似乎始终就是这种情况。乔治夫妇认为，“他需要他的朋友来证实他对自己的伟大命运及人生价值的信仰——这种信仰如此容易被外部的攻击所动摇，只是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曾遭受过残酷的折磨。他需要他们颂扬他的大公无私的理想主义，特别是当他的诋毁者粗暴地剥除他精心装饰的合理化伪装时，尤其需要其他人的称颂”。在挑战像洛奇这样的反对派时，他可能始终表现出了一种征服对手的需要，而这是为了证明他作为一个领导者具有的杰出才能。罗伯特·图克尔（Robert Tucker）注意到，他一旦获得一种特定的领导角色，“就立刻利用这种领导角色来支持或者推行新的想法、对新政策的尝试和新的计划，如果取得成功，那么所有这些将为他带来更大的荣耀，很可能会为他开辟通往更高的领导地位的路径，同时带给他为取得进一步的领导成功的更大机遇”。这样一种对领导的理解的确颇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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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的需要(4)
威尔逊自己可能会说，他的确最终证明了他的领导能力——25年之后。其他人对此的回答是，世界无法承受得起这种耽搁。最起码来说，威尔逊的一生向研究领导的学者们证明了，我们要想解开一个伟人沉浮的秘密，就不仅仅要分析在他的童年时期所受到的各种心理影响和社会影响，还要分析在他的中年和晚年的生活中所遭遇和产生的各种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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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的激励——甘地(1)
当甘地在伦敦还是一个法律系的学生时，有一次别人问他为什么来到英国，他果断地回答：“抱负！”然而，对于一个心怀凌云之志的年轻的印度人来说，甘地在伦敦遭遇到的却是一系列的挫折。他后来感受到，他无法在公众面前演讲——更糟糕的是——他让自己显得如此荒唐可笑。他戴着高高的帽子，还戴着单片眼镜，穿着丝绸衬衫，套着鞋套；他修舞蹈课和小提琴课；他试图和年轻女士们交往，但是他的社交风度实在有限；选修的课程进展也不顺利；他惧怕那些行为举止大胆的英国女子（他没有让人知道，他在印度还有一个妻子的事实）。但是，他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并且获得了在高等法院的注册，然后动身前往印度，却发现实际上找不到委托人。为了抓住一次法律工作的机会，他旅行去了南非，并在那里居住了二十多年。在那里，甘地第一次遇到了系统化的种族歧视和仇恨——也是在那里，作为回应，他预演了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承担领导角色，而这一角色正是他数年之后要在自己的祖国扮演的。在那里，他的雄心壮志变成了一种工具性的动机，变成了消灭不公正这一目的的手段。在法庭上，当法官命令他摘下长头巾时，他走了出去，而不是服从。在去往比勒陀利亚的火车上的头等车厢内，一个欧洲人走进来，上下打量着甘地，然后叫来了乘务员，后者强令甘地搬到货车厢去。甘地拒绝听从，被赶下了火车。
在一辆马车上，他被要求坐在马车夫的座位上，而不是和那些白人乘客一起坐在里面；当甘地对不断的羞辱表示抗议时，这个粗壮的马车夫诅咒他，并打他的耳光。他被旅馆拒于门外，被一个警察推进水沟，后来落入一伙种族主义的暴徒之手，险些被他们的私刑所害。毕竟，这位爱穿长礼服和锃亮皮靴的年轻的内殿律师学院英国伦敦四个培养律师的组织之一。自中世纪以来，英国培养法律家的工作不是由大学而是由出庭律师的行业性组织“律师公会”（Inn, 也译成“学院”）来承担。共有四大律师公会，内殿律师公会（或学院）（Inner Temple）的毕业生，只是一个“苦力律师”（coolie barrister）而已。那天晚上，当他乘坐的那列火车抛下他而独自驶向比勒陀利亚时，甘地坐在冰冷的候车室里，经历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应该为权利而战呢，还是应该返回印度呢？他最终决定，返回印度将是懦弱的表现。“我所经历的苦难只是表面上的——只是对有色人种歧视这一痼疾的一个症状。”他必须清除这一顽疾。因此他继续前往比勒陀利亚。
埃里克·埃里克森说道：“没有理由使人不相信，在这个历史的时间和地点所发现的那个自我角色认同（central identity）就是这样的一种信念，即在南非的印度人中，他就是那个受命运安排来改变这种无论如何无法再忍受的境况的唯一之人。”
在南非，不仅印度人要附属于白人，而且黑人的地位比印度人还低；印度人自身又划分为不同等级。地位最高的是穆斯林商人，他们作为“阿拉伯人”从有优越感的白人那里获得一点社会地位。印度教和印度拜火教的教士们所在的社会阶层要更低一级，他们的侍从和家奴的地位比他们更低下。位于社会最底层的是“苦力”（coolies），他们是契约劳力（indentured laborers），从印度被带到这里，在矿山和农场中工作，沦为半奴隶。印度人更进一步按照起源和宗教信仰划分成不同的身份：印度教徒、穆斯林、古吉拉特邦人、马德拉斯邦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旧称。——译者注人、基督教徒以及其他的身份。在异国的土地上，怎样才能把这样一个民族团结起来？
甘地一直迟迟未能形成一种个人的战略思想；他有时向当局让步，有时勇敢地面对他们，有时又与他们小有争执。他的身份一半是律师，一半是反叛者。在英国人的眼中，他只不过是另外一个苦力。从他自己所遭受的羞辱中，从那些每天来到他的律师事务所的印度人所处的地逐渐形成了一套政治策略。印度人必须在政治上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他们必须通过游行示威、正面冲突、不顺从和消极抵抗的形式，把他们的困境以引人注目的生动形式表现出来。甘地和他的同事们学会了如何通过幕后操纵或者直接施压来筹集资金、公开宣传以及影响政府。被逮捕的抗议者挤满了监狱，甘地也身处其中。他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是甘地在印度所采取的战略的一个预演——而且，他被逮捕了三次；每一次他都交纳保释金，然而又回到老路上去。
雄心的激励——甘地(2)
这就是甘地的青年时期。他所信奉的是非暴力抵抗及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这是真理的力量所在，因为它在自我表现、容忍力、战斗力、自律和平等方面拥有巨大的潜能。他不但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也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并且他的巨大的潜能开始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往昔胆怯怕事的律师转变为一位坚定、敏锐而灵活的政治活动战略家，他的能力感和功效感不断增强，并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全面而有巨大吸引力的价值观念。在南非，甘地成为了一名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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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终端目标
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野心实质上是他的终端目标。尽管他声称，追求权力是为了拯救他的祖国，并且净化日耳曼民族，但这是自欺欺人的。他把这一目标完全等同于他自己的统治，而且为了他自己的权力他乐意毁灭他自己的民族。希特勒的野心很可能是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陆军医院中形成的，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他中毒受伤，躺在那所医院中接受治疗。后来，提及这些“可怕的白天和更加糟糕的夜晚”时，他如此写道：“现在我知道，一切都失去了。”他陷入了沮丧和退缩的时期中，并不时地号啕大哭。被征服了的德国的命运与他的失败感似乎融合为一体——如同后来胜利的希望与他自己的权力合二为一一样——或许，就像沃尔特·兰格所指出的那样，他对德国战败做出的回应，就好像那是他自己以及他真正的深爱的母亲遭受了弓虽.暴一样（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在提到德国时，仍然称之为“她”）。当他躺在医院里，时而歇斯底里，时而沮丧消沉时，在基尔（Kiel）的水手们叛变了。一些人来到医院，拿着一面红色的旗帜，号召大家革命。几天之后，一个过路人告诉病人们，德国皇帝已经离开德国，亡命他乡了，这时，希特勒似乎意识到了这种彻彻底底的失败。“再一次，我眼前的一切陷入了黑暗之中，我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回到我们睡觉的地方，把我滚烫的脑袋埋进毛毯和枕头下。”
他后来说，在这些夜晚，对德国背叛者们的仇恨开始增长。他发誓不要休息也不要和平，直到“11月的罪犯们”被彻底推翻。就像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他决意成为一名政治领导者，这样他就可以惩罚那些在国内从背后刺了他的祖国一刀的叛徒们。可能这种决定来得并非如此突然，然而这一段时期对他而言必定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我们无法开始解释这位元首（Führer）的出现：事实就是，这个男人，还不到30岁，在慕尼黑漂泊游荡了数年，然后在军队中例行公事般地并几乎是毫无目的地服役4年，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没有政治关系，退役后没有工作或者职业，事实上没有实际的工作经历，只有一套由各种模糊的政治信条拼凑而成的混成物——而这个男人会在5年之后形成一套政治方略、一个意识形态的纲领和一种控制民众的方式，这些让他在10年之后绝对地统治了德国，并且在短期内主宰了半个世界。在近代历史上，我们很难想到，在世界范围内还有其他的权力行使者能够像他这样如此迅疾而稳固地确立自己的统治方式。
他返回了慕尼黑，也就是他志愿参军的地方，再次与战前就认识的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的煽动者混在一起。不久，他就成为李斯特军团（List Regiment）的一名密探。当他暗中监视政治###，并通过军队开设的课程接受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时，他的真正的政治教育也就开始了。1919年的秋天，他研究了德国工人党，该党是慕尼黑这个热气腾腾的政治孵化器中孵化出来的众多小团体中的一个。他被该党的纲领所打动，并且相信他有能力改善它的组织和策略，于是他加入该党，并成为执行委员会的第7名成员。很快，他就完全控制了工人党。
在1933年以前，希特勒还谈不上是一个创新者，他只是一个技术娴熟的融合者，把政党组织、宣传技巧与政治信条合并为一体。在慕尼黑激烈的政治竞争中，他发现：他逐渐地能够吸引众多人的注意，并使他们为己着迷；他能够在辩论中战胜对手，偶或不能，就由他的武装追随者们来镇压他们；他能直觉地理解旗帜、海报、徽章、盛典以及其他手段和标志物的作用，这些都可以令他的听众兴奋激动；他对工人党的独裁统治要远远高于执行委员会的集体指挥。政治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的业余爱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擅长于此，而且几乎别无所长。
最显著的是他所信奉的教义的一致性。阅读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演讲稿，就是在阅读他在后来的20多年中发表的演讲。《凡尔赛条约》的粗暴，证券交易中资本主义的邪恶，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对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需要，权力准则，一大堆社会福利的（而不是激进社会主义的）措施，日耳曼人优越论，以及——从头至尾总是在谈的——犹太人的邪恶和威胁：所有这些都在后来的岁月成为家喻户晓的陈词滥调。希特勒很难被谴责为骗子；在他的演讲中，在他的政党纲领中，甚至在《我的奋斗》这本书中，他的计划和目标已完全展示出来，让整个世界都可以看到。希特勒的崛起是如此迅速，他早期的成功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他唯一不得不需要学习的东西就是耐心。1923年11月，他在慕尼黑策划的一次未遂政变给他补上了这一课。他被囚禁在条件舒适的朗斯堡（Landsberg）要塞监狱中，在那里，他写成了《我的奋斗》这本书，他决心等待，直到重大事件的发生改变他的现状。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就是他所需要的大背景，凭借这一背景，他巩固了他的残暴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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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抱负(1)
列宁的抱负也是在他成年后的早期形成的，在随后的岁月中，他也是以非凡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始终坚持他的战略——如果不是他的策略。他究竟是一个赤裸裸的权力行使者，还是一位领导者？在1893年的秋天，他在圣彼得堡投身于革命研究和革命活动。在随后的10年中，他经历了一次持续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定义危机（crisis of identity and selfdefination），维克多·沃尔芬斯坦认为，这可能是两种情感的融合物，一种是对他父亲的去世的内疚感，另一种是对他哥哥被处死的强烈而无法抑制的愤怒，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让列宁的意志变得坚强起来。他早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他的理智感知和判断。但是在列宁坚定不移地追求革命领导这一职业生涯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毫无疑问就是这一职业本身以及他在这一职业上的几乎立竿见影的成功。
他系统地考察了圣彼得堡的工人们的生活条件、工厂的同志们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而且也汇集了各种数据资料来支持他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研究。他建立起一个学习小组网络，向其进行思想灌输，同时兼作革命的基层单位。由于不断受到警方的追捕和骚扰，他学会了用各种伪装和诡计来避开他们。当他最终被警察追踪捕获，并流放到西伯利亚时，他仅仅通过大量深入的阅读和与外界的书信来往，就得以继续他的革命事业。他获释后，又开始在俄国开展他的革命活动，同时在欧洲那个充满革命宣传和阴谋的封闭世界中广泛游历。在巴黎，他为积极分子开办了一所学校，他成为了一名教师，同时也是一名革命宣传者。他知道他写作革命宣传的小册子要比演讲更加有效，但是他那简单明了、直言不讳、铿锵有力的演讲，有时能够剥开耶稣会论证的迷雾，唤起他的工人阶级听众。他展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自律，不管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理智上。他不但宣扬革命责任必须高于个人的友谊、感情和爱情，而且对这一原则身体力行。他的婚姻和他的爱情生活完全服从于伟大的革命事业。当列宁在《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一书中提出他的革命行动理论时，尚不满32岁。伯特伦·沃尔夫说，这本小册子既是一个发端，又是一篇完整的论述；它实际上包含了所有的有关政治和政党组织的原则，这些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列宁主义。在这本厚厚的小册子中，列宁既攻击了激进主义者，也攻击了恐怖主义者。他认为，人民群众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自发性只能达到一种“工联主义的意识”，革命的实现只能通过训练有素而富于战斗精神的先锋队的领导——因此革命不能只是等待历史的缓慢运转，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
这本小册子的论证冗长而晦涩，但其间也闪烁出真知灼见的光芒，充满着对他的对手的学究式的责难。从这种论证中，列宁发展出一个中心概念，这一概念将在列宁的战略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有助于影响俄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这就是他关于领导的概念——由党对人民群众进行领导，由一个人对该党进行领导——而这个人除了列宁还能有谁？当然，这场运动已经有了一些领导者，但是正如亚当·乌拉姆（Adam Ulam）所指出的那样，“不经讨论就可以做出决策，人民只是被命令做这做那，政党的基层组织要事事汇报中央并服从中央，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种范围广泛的新发展”。
对列宁和他的政党而言，革命职业已经成为了领导战略。（在第8章中，我会描述革命的权力，它不仅是一种领导，也是一种变革型的道德领导。）列宁的领导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但是他有时间去使用那些具有残暴行使权力特征的手段。作为领导的本质之一的冲突，逐渐受到压制（尽管主要是由列宁的门徒们实施的）。在共产主义革命理论中所预设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融合，被颠覆为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统治。列宁对服从和一人控制的要求便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结论。封建制度并没有完全被改变，但是封建的领导者已经被取而代之。但是如果说列宁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个体，那么在他成为一个残暴的权力行使者之前，他还是一个领导者。如果他像毛泽东一样，有几十年的时间，那么领导者与权力行使者之间的平衡也许会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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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抱负(2)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美国联邦党领袖，美国独立战争时曾任华盛顿的秘书，大陆会议代表，1785—1795年担任首任财政部长，提出建立国家银行和加强中央政府等施政方针。——译者注说过，对名声的热爱是“最高尚之士的主要激情”。如果雄心壮志是一种连续的激进，我们必须对它的结果有更多的了解。在这三个案例中，希特勒实现了他自己的野心——直到世界末日般的结局出现——但是却摧垮了他的民族，尽管他曾许诺要带领他的民族走向荣耀。甘地对印度的雄心壮志始终未曾实现。列宁实现抱负的工具——那个训练有素的政党——所用于实现的目的，有悖于作为一种解放力量的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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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领导的催化剂
把这些普遍的需求转化为特定的理智领导的催化剂是冲突。许多18世纪和19世纪的知识分子似乎是由自身内心的冲突所驱动的，这种冲突表现为情感崩溃、退缩或冷漠。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经历了理智上的才华横溢的时期之后，在18岁时患上了癔病、疑病症和忧郁症，长期处于精神崩溃的症状。伏尔泰（Voltaire）也经历了一段充满理智和情感危机的时期。傅立叶（Fourier）还是一个小男孩时，就曾沉湎于性内疚不能自拔，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变成了一个爱吵架、性情古怪的隐士（很多伟大的思想家，不管是女是男，都一直保持单身）。据说圣西门（SaintSimon）年轻时非常顽固且任性，以至于他的父亲曾经因他不听话而监禁过他；长大之后，他成为了一个冒险家、放荡不羁的人、叛逆者和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他早年的一段时间里，也患有严重的精神忧郁症，失去生活目的（尽管在他回忆时可能对此有所夸大）。孔德（Comte）也曾反复遭受精神崩溃的折磨，发作时，他总是乱扔刀子，用各种动作表现野心勃勃的想象。韦伯和曼海姆（Mannheim）同样经历了他们情感上的磨难。
在过了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不能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分析这些思想家，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在某些例子中，他们所遭受的磨难和压力肯定迫使他们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理解。更为重要的，而且很可能更为确定的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道德和社会的冲突时期出现了。特别是在18世纪的法国，受过教育的男女对一系列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其中包括：人类与上帝的关系、自然的本性、传统和习俗的合法性、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理性与激情的关系、罪恶的必然性、人的自然权利以及由这些问题派生出来的各种哲学和现实问题。也许知识分子的生活——尤其是理智领导者的生活——天生就是由冲突驱动的，在纯理论家和实用者、否定者和肯定者、分析家和预言家、相对主义者和绝对主义者、古典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之间存在着紧张状态——这被称为“古人与现代人的争吵”。但是这些冲突的表现形式却会因社会和政治环境而加快、激化、僵化、转变、压抑和扩大。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英国，18世纪末的美洲和20世纪早期美国的“改革”时期，都是社会冲突的时代，它吸引理智领导者们登上了###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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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
<center><img alt=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 src="http://pic.aIhUaU.com/201602/21/U2146P112DT20070528174619.jpg" border=1><br><font style="FONT-SIZE: 12px">
<div align=center>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font></div></center>
詹姆斯·麦迪逊就是这样一位理智领导者，再没有人比这位来自于弗吉尼亚的立宪主义者更具有说服力地概括了权力制衡的策略。他清楚地认识到了美国人民正在形成中的需要，而且他的政治经历以及他对政治文献的研读，也使他对人的本性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他从一种冲突理论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的政治形势——民众政府向派系暴政的转变趋势，其结果必将是造成混乱、动荡和不公平。他考察了派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发现它们并非是表面的或暂时性的因素，而是“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这些力量可能爆发于宗教冲突、政治冲突和领导冲突之中，尤其是爆发于经济冲突之中，但是，“由于人类彼此仇恨的倾向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具有实质意义的原因并不存在的情况下，最细微、最荒谬的分歧也足以煽动人们的敌视的情绪，足以激发出最激烈的冲突”。由于派系分裂倾向如此强盛有力，因此根本不能用诸如“摧毁自由这个派系活动的本质所在”，或者赋予“每个公民同样的选择机会、同样的激情和同样的利益”这样的策略来平复它。这样的想法或是不切实际的，或是比派系活动这一疾病本身的危害更大。
不，保护对抗权力的自由的策略，必须与它要控制的力量同样强大。派系所产生的根源无法消除；能够消除的只是它的影响。要解决这一难题，就要“设计出这样的政府内部结构，使其各组成部分凭借其交互关系成为彼此保持各自适当位置的手段”。但是，政府的每个部门都必须具备各自的意愿，这种策略才能生效。如何生成这样一些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冲突的意愿呢？可行的办法就是让各部门对相互冲突、相互对立的选民负责。“防止在一个部门中数种权力逐渐集于一人之身的最大的保障措施，就要赋予每个部门的管理者必要的宪法手段和个人动机，以抵制其他人的侵犯行为……必须要造就野心以对抗野心。人的利益必须符合所承担职务的宪法规定权利。”麦迪逊不无悲哀地补充道，就算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人类本性的反映。“但是政府本身又是什么呢，它难道不是所有对人类本性的反映中那个最伟大的反映吗？如果人们都是天使，那么任何政府就都是不必要的。”如果人们倾向于统治其他人，那么政府就必须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同时必须有能力控制自身。
由于麦迪逊在这个问题上的陈述非常有见地，并且汉密尔顿、亚当斯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都竭力地构思、执行并维护他们的策略，所以后人们已经谈论起在1776年和（特别是）1787年的政治才能的大爆发了。然而，如果我们退后一步，就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思想顶峰的美国宪法，来源于几个世纪以来艰苦的政治思索和政治分析，来源于直接的政治经验，也来源于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各种特殊需要和各种特殊的政治环境。1787年的“解决方案”不仅仅像贝林所称的那样，是一条“持续的、不间断的理智发展和政治经历之路”的顶点，架起了古代传统、17世纪英国思想和美洲大陆思想以及麦迪逊的分析之间的桥梁。它也是知识分子所行使的政治领导权力的一个经典的，或许甚至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例，这种领导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中实施的：此时，知识分子们对人类本质有了坚定而现实的理解，他们对前人的思想有了广泛而深入的把握，他们对自身与他人的经验能够有辨别地加以吸取，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那些难题的本质得到了清晰的阐释，而且从哲学上和操作上解决这一难题——抑制权力和保护人民自由的难题——的时机和环境条件已然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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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型领导英国首相格雷(1)
我们可以将格雷视为早期的、典型的改革家。1764年，他出生在诺森伯兰郡的法罗顿（Fallodon）一栋坐落于荒野和海洋之间的古老的乡村房舍中，该地长期以来就是掠夺成性的苏格兰人和英国人上演战争的舞台。在他的一位兄长去世后，格雷便成了其将军父亲的长子，其父由于曾经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服役而赢得了霍威克的格雷一世伯爵（first Earl Grey of Howick）的封号。年轻的查理斯·格雷似乎沉醉于早期度过的依山傍海的童年生活，但是这种生活并未持续太长时间。6岁时，他被送到马里波恩（Marylebone）的一所四日制寄宿学校，在那里，他度过了三年的时光，健康状况一直很糟糕，处境也极为悲惨。在他第一次出远门时，他的保育员带他到台伯恩（Tyburn）行刑场去观看一群犯伪造罪而被绞死的犹太人。当时为了看到整个场景，他被一个士兵高高地举在头顶上，他目睹的那死亡的惨状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脑海；在他的晚年，他总是会从噩梦一般的记忆中惊醒，满身虚汗。
9岁时，他从马里波恩毕业，然后去了伊顿公学。GM.特里维廉（GMTrevelyan）说：“就是在那里，他首次接触到政治与时尚的广阔天地，伊顿公学那时就是所有这一切的接待室。”尽管格雷在伊顿取得了一些社交和学术上的成就，但他在伊顿公学生活得显然并不快乐。直到毕业后50年，他才第一次返回到母校，而且格雷并没有把几个儿子中的任何一个送到那里学习，因为他认为自己在那里没有学到什么重要的东西。伊顿公学不但缺乏能够让孩子们对国家暴露出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有所了解的教师和课程，而且就连它所具有的上层社会的政治和时尚的教育也非常狭隘。从根本上说，伊顿公学对未来政治家的教育，就像JRM.巴特勒（JR）所指出的，是着重于“如何在600位左右的绅士集聚一堂时赢得和保持他们的信心”的艺术，这意味着一种非常特殊类型的演讲艺术，雄辩、完美和高傲，“迎合特权阶层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的生活让格雷感到些许的快乐，在那里他既没有学到更渊博的知识，也没有理智上的突破，但至少那里有许多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朋友，这些朋友可能影响了他后来的一些观念。随后，他去法国、瑞士和意大利进行了传统的大旅行（Grand Tour）。
1786年，当22岁的格雷还在其他国家游历的时候，他就被选为诺森伯兰郡的一名议员。按照当时的惯例，实际上是格雷的家人通过重金宴请一些选举人，才为其谋到这一席位。年轻的格雷没有受到强烈的政治信仰、纲领和个人承诺的妨碍，顺畅地进入了议会。他顺利地从布鲁克斯（辉格党人的俱乐部）到德文郡和其他一些大型的辉格党机构，直到进入查理斯·福克斯（Charles Fox）的圈子里。辉格党那时还是在旧的意义上的党，即由一些议会领导者及副手们组成的流动团体，与乡村贵族、乡绅、上层贵族和城市商人们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福克斯的领导下，他们在议会中遵循一种机会主义的结盟策略，以错综复杂的方式涉足宫廷政治；他们常常在面对反对派时犯错误，在政府机构中也没有表现出能够赢得重要地位的潜能。亨利·艾丁顿（Henry Addington）注意到，格雷在形象、发言、教育背景和举止上，看上去与议院的其他成员没有什么不同；而其他人则看到的是另一个不同的人——雄心勃勃、机智雄辩、脾气刚烈。这些都是他的特点，在不同的时间，他深深陷入政治泥潭，而后伤感地回到霍威克；他诚实高尚，却又能以国家为由而扯谎；他在精神上是自由主义者，但在政党观点上却颇为狭隘；他有时兴奋而积极，有时却懒散而缺乏自信；他有着一丝不苟的贵族式风格，同时却又更加缺乏民主。格雷缺乏一种全面的哲学学说，或有理性根据的政治策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其生活晚期，在一种最严峻的政治情境中——围绕着1832年的大改革法案而展开的斗争中，展现出了他对议会领导艺术的完美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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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型领导英国首相格雷(2)
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改革家们而言，唯一一个最为鼓舞人心的议题就是选举改革。同时其他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奴隶贸易和天主教解放（Catholic emancipation）——也被给予了较高的关注，但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们认为，要战胜那些腐败选区（rotten boroughs），就必须抓住能够推动社会普遍进步的杠杆。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动荡混乱，从英国对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做出的反应开始，到与法国之间的时冷时热的长期战争，到在英国人们日益增加的对社会和经济的不满，还有残酷的政治镇压，最终在英国对1830年的法国革命做出的回应达到了顶点，根据巴特勒的说法，“贯穿整个大网并且使其成为一个整体的一条线索，是一部分辉格党人在改革方面的信念，有时仅仅是一点点残余……”回想起来，英国势在必行的政治改革趋势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是否要进行意义深远的选举改革已经不是问题，而是何时要进行改革。对英国来说，曾有过对两个重要的改革时机的非同寻常的选择，一个是18世纪70年代的后期，另一个是半个世纪之后。18世纪60年代后期，在咖啡馆和酒吧中出现的对暴虐的国王和腐败的下议院的反抗，1769年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的创立，以及对美国战争中的领导失误产生的不满情绪的激化，这一切导致人们提出了包括选举改革在内的各种大量的改革提议。1782年，威廉·皮特（William Pitt）首次在下议院提出建议，要求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详细调查议会代表的身份。
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改革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感受到对这一法案的需要——对这种需要的感受要长过各部门之间的拉锯战。当时所表达出来的主要的需要，是更好地管理和减少腐败，一旦用其他手段消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不满，正像巴特勒指出的那样，“由于英格兰依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因此人们似乎就没有对这一改革的迫切需求了”。冲突不再需要以改革作为斗争的杠杆支点；而当时的各种争议问题将领导者分化成多样和多变的阵营。在诸多会使英法两国分裂的敏感问题上，许多领导者发现，支持和鼓动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冲突，要比在英国人内部培养一种新的冲突有利得多，因为后者可能危害到“国家的团结”——以及他们自己的事业。
格雷就是那些等待更为有利时机的人之一。在18世纪90年代，他的确向着改革方向迈出了一步。格雷自己创立了一个由具有改革意识的人士所组成的协会，即“人民之友”（Friends of the People），专门来推进议会选举改革。1792年，为了回应来自于这一组织的鼓励，格雷发出通知，说一项改革议会的法案将要在下次会议中被提交。他随口引用了皮特早先关于需要更公平代表的见解。然而，当他刚一落座，愤怒的皮特警告大家注意无政府状态，同时质疑人民之友的爱国主义。当皮特刚一结束自己的发言，福克斯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支持格雷，特里维廉说，自此辉格党就开始分裂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围绕镇压问题的冲突，形势日益严峻，这使改革前景似乎变得越来越渺茫。关于煽动暴乱，皮特草拟了一个皇室告示，它似乎不仅针对汤姆·佩因（Tom Paine）以及其他激进分子发起的相应社团，而且同样是针对温文尔雅的“人民之友”。
正当英国面对法国大革命的暴风骤雨而步步退缩时，英国政府转而采取抑制手段来镇压改革的欲望，从而使英国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政治暗淡和萧条期。由于缺少一些重大而清晰的国内议题，格雷的政治命运时起时落。他参加了有“天才内阁”之称的一个政治联盟，该联盟承诺要将奴隶贸易非法化，在福克斯去世之后，格雷就成为了辉格党和议会的领袖。
随后他失去了在诺森伯兰郡议会的席位，输给了一个曾依靠过他的贵族家族，该家族成员成为他的反对党的候选人令他大吃一惊。格雷转而选择其他选区，直到父亲去世继而他自己在上议院地位被提升，这种压力才有所缓解。格雷在耐心地等待国家在拿破仑战争的狂热情绪和战后的压制中挣扎，耐心地等待国家回到国内原有的战争，此时他感觉疏远了以前支持他的那些同僚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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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型领导英国首相格雷(3)
正是各种力量和事件的一个不同寻常的转折，救英格兰出水火，给改革以新生，也使格雷在政坛中不再保持沉默。到19世纪20年代末期，经济和社会力量已经超越了旧有的选举和立法形式的限制。工业的扩张和运输业的现代化进程，帮助产生了一个工人阶级，他们在繁荣与萧条反复轮回的环境之下日益富有战斗精神，立场日益鲜明；它也帮助产生了一个日益增长的工厂雇主和商人的群体，他们对于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而感到愤愤不平；它还帮助造就了各种小雇主们，他们对养老金制度、报酬丰厚的闲职以及法庭对富裕的老年人（the older rich）的承认心怀怨愤；最后还有那些佃耕者们，他们承租了土地，却没有享受土地所在郡的公民权利和各种利益。逐渐高涨的民主情绪反映了这些群体在政治上的需要和期望。现在他们被更好地组织起来——中产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参与了许多政治团体，###的工人阶级则参与了他们自己的社会团体。当有关改革的争论激烈时，这些团体就会合并成一些全国性的集团，以支持其在全国的发言人。
冲突的中轴也正在发生转移。威灵顿（Wellington）在1828年的上台执政,作为一种催化剂加快了四党派——威灵顿的托利党、卡宁的托利党、格雷的辉格党和布卢翰姆的辉格党——重组为两个在外表上大致显现出相对和谐一致的政党。当然，威灵顿通过开展天主教解放运动而挫败了辉格党，辉格党多年来曾致力于天主教解放——但是却付出了托利党内部分裂的代价。格雷置身于威灵顿内阁之外，但仍与其保持友好的个人关系，这使他既能够帮助转变冲突的路线，又能使自己不沾惹是非。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辉格党和托利党自由派领导下的托利党结成某种联盟来支持一项象征性的改革法案，该法案将会导致改革者内部阵营的分裂。凭借后退和等待，格雷帮助避免了这种可能性。反之，威灵顿却把自己的党搞得四分五裂，从而帮助了辉格党在1830年上台执政。
党派、领袖和利益之争，也是思想观念之争。对辉格党而言，自由是其核心价值观念。所有的人都口口声声地支持这种崇高的理想；但问题是自由的真正含义——辉格党人很少对此提出质疑。在皮特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征服战争的反应中，他们不寒而栗地看到了自己的政府在镇压公民的自由时可能会如何做。英国人因煽动性的言论——表达对托利党政府的批评——便被鞭打、监禁、流放和绞死。辉格党关于自由的观念自然也受到一定限制；它呼吁政府容忍个人言论、良心和异议，它并没有对政府关于社会和经济自由的保护和培育这个更为广泛的问题进行抨击。当数万人在大型###中共同为改革法案高唱赞歌时，也就表明了当时民众对自由的理解：
…By union, Justice, reason, law
We ll gain the birthright of our sires
And thus we raise from Sea to Sea
Our sacred watchword, Liberty!
……凭着联合、正义、理性、法律
我们将赢得我们祖先的天赋权利。
因而我们越过重洋高呼起
我们神圣的口号，自由！
在格雷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在议会中保住辉格党的席位意义极为重大，因为该党是“唯一真正捍卫国家自由的党”。
不断增强的需要和期望、冲突水平的变化、作为指导行为的价值观——无论这些力量多么强大，如果缺少罕见而杰出的领导作为催化剂，便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政治变革——这正是格雷在那关键时刻所做的贡献。早期的缺乏自信、一味退让、消沉沮丧与摇摆不定都已成为过去。“他在30岁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他70岁时必须要采取的措施，”后来一位历史学家以稍稍夸张的手法写道，“他好像就是为进行改革而生。”
格雷的改革策略在概念上比较简单：依靠一个强势的改革法案，将内阁、辉格党和国家紧紧团结起来。他告诉上议院的议员，“逐步进行改革”，会使问题“像以前那样处于悬而不决的境地”——他的意思是，人们的期望一直不断地在高涨，然而未能得到一点点的满足，因此容易落入那些想要即刻取得###权的激进分子的掌控中。但是由于势力分化成左翼和右翼两个阵营，所以这一战略实施起来极为困难。不仅多数托利党人强烈反对这一法案——实际上，他们的确震惊于这一法案的鲁莽而大胆的条款，包括彻底清除“选举区的票贩子”，以及将选举权授予小土地所有者——而且许多保守的辉格党人，在被该法案震惊之余，对该法案的支持也不是心甘情愿的。在格雷的改革内阁中，左翼大多是在辉格党中的亲密同事，包括他的女婿。平衡左、右翼的势力是一个联盟的领导者的标准姿态，但是格雷必须解决掉另外两股更为棘手的势力，这使他的空中动作表演得更为精湛：一个是有些反复无常的君主，他几乎不能容忍改革法案，但是更惧怕混乱和革命；另一个是反对该法案的上议院，他们经常被国教会中的顽固分子唆使去粗暴地抵制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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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型领导英国首相格雷(4)
格雷的领导绝不是在唱一出独角戏，他身边聚集了大批地位显赫的大臣，这些大臣们本身对议会和人民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他亦被一群有同样重要地位的左翼人物所推动，这些人代表着本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政治团体的意志。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是一个年长而且坚定的改革支持者；格雷的女婿，“激进的”杰克·德拉姆［约翰·乔治·莱姆顿（John George Lambton）,德拉姆伯爵一世（first Earl Durham）］，他采取一种坚定的改革立场，并且曾经在一次改革法案陷入危机期间，同格雷爆发了一场令人痛苦的争吵；野心勃勃、具有机会主义倾向而且有些煽动性的（他似乎有着温和的观点）贵族布鲁厄姆勋爵（Lord Brougham），他勉强接受格雷作为改革领导者；受人尊敬的霍兰德勋爵（Lord Holland），他不时地伸出有力的援助之手——这些人只是卓越的辉格党集团内一些更加引人注目的领导者，他们从托利党早期的压制中脱颖而出，但却迷失了辉格党前进的方向。
那时从外部不断反对国王和议会的是一群“二流”的领导者，他们团结起来可能比内阁本身的作用还要大。出生在一个赤贫家庭的弗朗西斯·普雷斯（Francis Place）由其暴躁的父亲抚养成人，弗朗西斯多少获得了一些教育，并且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了一个熟练的手工艺者，后来他继续努力，熟悉了威斯敏斯特的政治，并成为了政治联盟的发言人，既为改革大臣们提供信息，又向其施加压力。他是基层民众联盟的缔造者，总是试图联合起支持改革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银行家和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有办法进入到其他改革家无法渗透的圈子中去。出身于一般劳动者家庭的威廉·科拜特（William Cobbett），他参过军，是一个对英国土地充满热爱的人（正像巴特勒所说的），通过他的新闻报道和在全国各地引人注目的演说来宣传议会改革。比威廉·科拜特更左的是亨利·亨特（Henry Hunt），他是一个热情四溢的演说家，反对者嘲笑他是一个纯粹的政治煽动家，但是他有足够的技巧来唤起民众支持改革，同时也为自己铺就了通往议会之路。在议会里，亨利攻击格雷的法案，说它对工人阶级并不充分。对这里的大多数人而言，作为沉思理性的存在——并经常身体力行——的人物，是詹姆斯·B·密尔（James BMill），他既是一个理论家，也是一个采取激进行为的战略家，现在他已经进入了他一生中政治和理智活动的高潮期。
无数的英国人都支持这些领导人，这些人在自己的政治团体和其他的组织中被动员起来，并且通过他们自己的直接发言人来行动。这是一个大规模群众###的时代，此时，伟大的演说家们能够吸引聚集在他们面前的几万双眼睛和耳朵。在###中，群众已经不是被动的观众，而是能够与演说者进行情感交流（当演讲过于冗长时，他们便会迫切地请求演讲者“打印出来”），他们经常的投票方式是用脚走进或者离开这个###。这是一个在###中组织大规模辩论的时代，并且这种辩论被带入议会，与维护自身利益的议员们对抗；这是一个有着高度政治化的漫画家的时代，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约翰·道尔（John Doyle，“HB”），他虽然对议会的改革显得相当冷漠，但是能够将议会中复杂阴暗的勾心斗角刻画得入木三分，通过一些尖刻的小场景简明而清楚地展现当时政党和个人的相互影响。
在这样的环境下，格雷所要做的就是保持他在联盟中的中立，坚决主张一个更加完善的强有力的法案，并且寻求各路政治势力的支持。由于懦弱的君主和顽固的上议院的阻挠，由于一度支持法案的政府人员和普通议员的优柔寡断，法案一次次地陷入危机之中，但是格雷凭借着坚定的意志和高超的斡旋手段，总是能动员各种基础力量在局面停滞不前时为他伸出援手。改革法案经过无数磨难最终在1832年变成了法律条文，此时格雷也实现了ＨＭ.卡伦的所谓改革家的定义，即改革家应是“专一的单一主义者”。在大改革法案通过之后，格雷又主持了处于不断分裂状态的辉格党内阁两年之久。但是，就像特里维廉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年取得的立法方面的伟大成就——废除奴隶制度、工厂法案、印度法案、新济贫法——并非他个人的成就。辉格党人的活动正在超越他们的改革联盟的范围，当约翰·罗素勋爵在爱尔兰教会的收入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并且“掀翻了改革的马车”时，格雷似乎很乐于辞职并退居到霍威克。在格雷辞职的那年，也就是1834年，国会下议院被大火夷为平地；新的建筑，容纳了经过适度改革的议会，同时体现了格雷的领导遗产。
自上而下的改革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
<center><img alt=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src="http://pic.aIhUaU.com/201602/21/U2146P112DT20070528174858.jpg" border=1><br><font style="FONT-SIZE: 12px">
<div align=center>沙皇亚历山大二世</font></div></center>
历史所提供的最有戏剧性和最令人悲哀的贵族改革家的案例，莫过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Ⅱ），那位伟大的解放者（Great Liberator），那位自由的沙皇（the Czar of Freedom）。亚历山大即位的时候，他的国家刚在克里米亚半岛战争中蒙羞而士气不振。他意识到，俄国如果要生存，就必须要加快现代化的进程，并且要制定一个合法解放农奴的绝妙的政策。在彼得大帝之后和大革命之前的俄罗斯历史上，他解放农奴的政策被看作是影响最为深远，最能够预示着未来发展的政治行为。这项改革领导的惊人举动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像大多数贵族改革家一样，亚历山大认为改革就是要保存。他要保存的是这样一种秩序，其基本内容已经在他的父亲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Ⅰ）时期被很好地概括为东正教、专制和民族主义。在亚历山大解放农奴之后的70年里，东正教退让给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沙皇专制统治被颠覆，俄国民族主义在日本和德国的拒绝面前受尽羞辱。改革领导的失败几乎没有比这更为彻底的了。
亚历山大，以其出生和教养而言，几乎很难成为一个改革家。他在父亲的阴影下成长起来，其父的独裁统治为俄国的专制历史增添了一个最为暗淡的篇章。父亲要求亚历山大必须绝对地服从他；这个男孩非常敬畏父亲，总是担心把事情搞糟而遭受父亲的斥责。亚历山大告诉他的母亲，沙皇“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个父亲，他还是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化身”。他的教师都受过西方教育并且具有西方人的眼光，但是宫廷里却充斥着家长式和军国主义的氛围。这个小男孩还很和善也很懒散，在障碍和挫折面前这位沙皇长子便会陷入消极状态。亚历山大曾广泛游历俄国和欧洲；但由于在其周围有很多宫廷侍卫保护，并且被各种接见、视察搞得负担沉重，还要出席当地政府和教会的宴请，他能从这种仓促匆忙的旅行中学到多少东西便可想而知。亚历山大最后成长为一个与其父相差悬殊的人，在承担国内角色时他仍然保持着迷人和仁善的风度，但是一旦遇到国家发生紧急事态，他的举止就会变得勉强而笨拙；正像有人所观察的那样，他就成了父亲的一个“拙劣的复制品”。对待朋友和士兵，他的心肠很软，但是他的统治沿袭了历代沙皇的高压传统。后来他开始倚仗他的大臣们，但是他却经常毫无预兆地起用、关心、忽视和解雇他的下属。
在传奇故事中，亚历山大是以一种来自高层的突然的命令方式来颁布这项解放农奴的###令的，并且几乎是单枪匹马的行动。而实际上，该举措是对宫廷内外施加影响于君主的各种力量的一种响应而已；这是一个集体性的决定。几十年来，主要通过一些酷爱旅游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有识人士，西方的个人主义、现代性、自由主义思想不断地涌入俄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技术进步，不论是工业方面还是军事方面的进步，都令俄国人感触颇深。西方思想也渗透到了俄国各部分官僚机构、贵族和宫廷本身之中。但这些思想却被这些赞赏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领导者们强烈排斥，威廉·张伯伦指出，这些领导者“尊崇家长式作风，信仰农民的俄罗斯，反对个人主义，反对都市化，对西方持怀疑态度”，他们捍卫俄国的东正教义，排斥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但是俄罗斯不断的退步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警示，对民族主义者更甚之；退步提醒他们，国家要生存，就必须要实现现代化。
亚历山大有他独特的想法。他曾接触过西方思想；对需要温和的改革以避免动荡、激进主义和革命也有些意识；但最重要的是，克里米亚战争告诉其国内臣民和国外的敌人们，俄国的军队不堪一击，这令他沮丧不安。他的军事顾问们——特别是颇有天分的军事大臣德米特里·米利乌汀（Dmitrii Miliutin）——提醒他说，农奴制是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机动灵活而能够迅速作战的军队的直接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国家力量的考虑，这位年轻的沙皇才决定颁布改革###令。
自上而下的改革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2)
亚历山大得到了来自政府要害部门的领导层的相当的支持。在宫廷这个圈子中，他的姑妈埃琳娜·帕夫洛芙娜（Elena Pavlovna）的支持不仅给了他巨大的勇气——她向他透露，其实尼古拉斯一直希望儿子能够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成功地解放农奴——而且她还在官僚、王公贵族和知识分子中聚集力量支持他。各种各样尊崇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及普鲁东的知识分子们，都曾长期地支持农奴解放政策。而贵族们——拥有成百万农奴的地主们——最终被分化瓦解了。他们中大多数人要么依然死死地坚持整个农奴制度，要么要求只在保护他们的社会特权和经济权利的前提下支持解放农奴的政策。如同大多数统治阶层那样，他们都把国家的利益等同于自身利益。然而也有相当一部分有地位有影响力的贵族，意识到了农业经济的落后，他们受过家庭教师的教育，游历过西方，因而怀有自由主义思想，他们担心农奴制对缓慢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经济所具有的那种根本性意义，因而都赞成解放农奴政策。处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是农民，也被称作穆色克（Muzhik），他们迟钝、无知、地位卑下——当他们的言行中规中矩时，便会得到恩惠和保护，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和残酷的对待。偶尔爆发的农民起义，虽然会被无情镇压，但却引起了对革命的恐惧。
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和潜在可能性，亚历山大开始秘密地以迂回的手段行动起来。在1856年缔结克里米亚半岛和平协议的声明中，他向俄国人做出许诺，他们将会充分享受他们自己
劳动的果实。然而他的言辞如此模棱两可，以至于一些愤世嫉俗的人嘲笑他的言辞，而贵族领袖们却对此忧心忡忡。几年之后，在向莫斯科贵族领导者们发表的一次著名的演讲中，这位沙皇对他的关于有意图解放农奴的谣言深感不满，表示自己至少目前尚无此打算，但是随后又变得高深莫测地说：“但是，当然你们自己也明白现行的农奴制度不可能保留不变，与其等着它自发地、自下而上地废除自身的那个时刻到来，不如现在就开始自上而下地解除这个束手束脚的东西。”但沙皇文雅委婉的胁迫并没有得到多少来自贵族领导的响应。这位沙皇迫不得已转向从自己的宫廷和官僚中寻求支持，他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解放农奴委员会，由其支持改革的兄弟大康斯坦丁公爵（Grand Duck Constantine）直接领导。该委员会计划利用10年的时间来完成转变农奴制度这一进程，但是他们并不敢把这一过程称为解放农奴，而只是说“对农奴的境况进行改善”。在委员会运作期间，亚历山大由于受到来自支持改革的贵族们和乡绅人士的巨大压力，因此他的想法转变为迅速解放农奴。
1857年12月，政府宣告了要计划逐步推行农奴解放，这造成了两个直接后果：它释放出了洪水般的希望和期待，并造成了官僚和贵族态度的两极分化。法令中有关解放农奴和赋予他们合法的财产权、买卖权、婚姻权的规定，实行起来相对比较简单；较为棘手的是，如何保障农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关于农奴出身的人被允许拥有土地的范围，有关前土地所有者应得的补偿和农民享有的那部分补偿的份额，关于村庄自治政权，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土地所有者对农民的权力应让渡给一个平等的约束主体，即乡村公社，这些都是成堆的令人烦恼而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解决将会影响俄国未来数十年的社会经济结构。
这位俄国沙皇开始领导这场自上而下的意义深远的变革——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所拥有的只是一部分官僚、一个庞大而无效忠之心的贵族团体、贫乏的经济资源以及近乎原始的社会数据和公共理解力。亚历山大本人摇摆不定、犹豫不决而猜疑成性。他对许多事情都持有怀疑态度；他的努力也遭到了一些官僚领导者的蓄意破坏，在那些对解放农奴政策的实施颇有影响的土地所有者中，也有许多人公开反对改革。阿尔弗雷德·里伯（Alfred Rieber）曾指出：“正常的通讯和管理渠道需要通过国家官僚机构和省一级的贵族们发挥作用；然而，个别地看，这些人既不具备领导地位，也没有组织，更没有精神准备，去规划并且实施沙皇的意愿。”官僚和贵族之间的敌视进一步阻碍了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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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的改革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3)
沙皇否决了关于建立一个代表性团体以便支持其改革的贵族们联合起来这样的提议，这无疑是因为他认为这样一个团体会要求对改革的内容和进程的控制权。最终，解放农奴成为了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象征性法令。它赋予农奴一些本身具有深远意义的合法权利，它改变了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但它并没有转变国家农业生活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因而并没有使俄国社会产生具有重大意义的自由化和现代化。E.兰伯特（ELampert）总结说：“留给农民的是接受一个强制的契约制度，它使农民受束缚的状况与原先相比并没有获得改善。农民只是被煽动起来要求得到自由，而并不是得到他们想象中的那种自由。这是以经济上的依赖取代法律上的强迫，在俄国历史上，经济因素对人的奴役作用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明显的例子了……”善于观察的俄国人也意识到这方面的失败；在解放农奴12年之后，一个政府委员会承认，绝大部分农民的处境与以前相比要么毫无差别，要么就是更加恶化了。农民被解放了，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自由；仍然没有获得平等。
这是一个有改革精神却优柔寡断的领导者的失败，一个分裂的官僚机构的失败，是一个妨碍有效改革的上流阶层的失败——在人类误算、社会挫折和失败的编年史上，这种失败已经屡见不鲜。然而，在俄国，改革领导的失败有其更加根本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错误地理解了农民的——以及国家的——需要。文化优越论的人坚持主张，农民（muzhik）需要在他的土地、教会及民族之间形成一种神秘的统一；而自由主义者认为，农民需要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贵族则主张，农民需要秩序和安全。屠格涅夫站在小贵族的立场上对年轻的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说：“不，不！我认为你们这些绅士们对俄国人民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你们并不代表俄国人民的需求和渴望！不，俄国人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俄国人民认为自己的传统是神圣的；他们是家长式管理的，离开信仰他们将无法生存。”但是如果以“真正的自由”为目标，俄国农民所要求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即：把合法地解放农奴转化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文化、土地、农业技术、更好的交通、医疗、教育、营养、政治影响。在１９世纪中叶，俄国只有极少数自由主义者和几个激进分子考虑到这些方面。
第二个因素是社会和政治冲突的结构，它严重妨碍了基本政治问题的提出、面对和解决。俄国最大的传奇就是沙皇同人民之间的奇妙结合。从各省出巡归来之后，亚历山大写道：“在俄国，将君主和人民维系在一起的这种纽带给予了我们力量，而且上帝绝不乐意让其他任何人削弱这种联系。”沙皇这种真实而深刻感受到的观念，不仅使其置身于###之上，而且扰乱了斗争路线。兰伯特指出，官方和半官方的观点，都力图否认或辩解俄国国内真实的社会对立的存在。自由主义者，甚至激进分子都认为有必要对沙皇致以敬意，即使在他们向沙皇提出抗议时也应如此；因而，冲突也可以自上而下地被挑起或消除。没有哪个政治团体是真正名副其实的；利益集团并没有得到恰当的表现；那些无组织性的运动正在政治的乌烟瘴气中摸索前进。扼杀公众舆论和不满情绪的审查制度，成批的流放新教徒的残酷法律，滋生在自由派组织和激进分子组织中的奸细和告密者，这一切也阻碍了有创造力的冲突形式的出现。
这次自上而下领导的改革之所以失败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对首要目标和超越性价值的认识。亚历山大拒绝一致性，也不愿意坚持原则，唯恐影响到自己的选择自由。他的许多顾问都在有意识地抵制空想主义，坚持相对主义的观点，注重时效性。改革中，对重大的原则，往往人人谈论的较多，而很少遵守。因此，当亚历山大主要出于对国家力量和军队效率的考虑而解放农奴之时，他同时也抛弃了像真正的政治自由或者社会机会这样的指导目标，这些目标本可以作为一种标准指导关于改革与持久的民众需要之间关系的日常决策的形成。对目标形成一种更为一致的认知，至少会明确崇高的改革理想与最终社会变革及人们生活的改善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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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的改革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4)
在亚历山大颁布解放###令之后，他又统治了20年，但是人们可能怀疑，他是否真正理解这种自上而下改革的失败。他也不会真正理解为什么那些极端主义分子，甚至那些可靠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都不信任他。曾多次有人试图杀害他。“这些卑鄙的家伙到底反对我什么，”他高喊道，“为什么他们像猎杀野兽一样地追捕我呢？”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完全无法理解，因为其他的合法改革在农奴解放之后相继推行了。1881年3月，沙皇由哥萨克人护送，驱车行驶在返回冬宫的遍地积雪的圣彼得堡大街上，这时有人在马车的后面扔了一个炸药包。沙皇从破损的车辆中走出来，幸好没有受伤；按照他典型的做事方式，他拒绝离开现场，直到他查看完受伤的卫兵们的情况。但又有第二个刺客扔了另外一个炸药包，最终把这位农奴解放者炸成了碎片。
自上而下领导的改革的最大缺点，就是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无常。亚历山大二世的王位由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继承，亚历山大三世与三十年前他的祖父一样，是一个正统、专制和尊崇民族主义的君主。他即位后，一场政治上的摧残几乎立即降临这个国家。时任神圣宗教会议的主要代理人波别特诺斯采夫（Pobedonostev）是新沙皇的前任老师，现在由他辅佐这位新沙皇，此人狂热醉心于君主主义，仇视改革和反对立宪，他提倡专制主义领导，尽管根据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yrnes）的说法，“他把俄国的历史看成是一个深受各种盲目的、有组织的、历史的因素影响的一个国家的历史”。当亚历山大三世读到俾斯麦曾经谴责议会政治制度是一种羁绊，并且表示希望俄国保持其专制主义制度时，这位新沙皇写了这样一封急件：“所有这些都是正确无误的，都是公正的，也许上帝希望我们每个俄国人，尤其是我们的每位大臣，都像俾斯麦首相那样清楚地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不要再试图去实现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和那个令人讨厌的（parshyvyi）自由主义了。”这位沙皇并没有伪装他专制统治的本性，即位后不久，便发布了一份由波别特诺斯采夫书写的宣言，宣称他绝对相信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行使专制权力的力量和真理性。
亚历山大三世摈弃了他的父亲作为自由沙皇的姿态，这就意味着，如果在19世纪后期的俄国还要实施任何改革领导的话，那么这个任务将不得不主要由国家的自由主义者来承担了。直到现在仍然很难精确地定义什么是俄国自由主义，或者说很难辨认该时期的俄国自由主义者。同在西方世界一样，自由主义包括保守分子、渐进主义者、激进主义分子和那些路线更左的人士；但是在俄国，由于存在众多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崇尚者、民粹主义者、经济主义者，还有其他怀有某种自由主义目标的人士以及形形色色的与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合作的人士，因此俄国自由主义的状况变得非常复杂。根据他们对改革领导的意义，我们必须再次从根本上区别那些希望通过维护其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法定权利来获得保护免于政府伤害的人，那些赞成拓宽政治权力和更为民主的代议制的人，以及那些主要关注有助于满足农民和工人需要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人。这些具有实质意义的主张包括了一系列的政治策略，从寻求在现行制度内的渐进式改革，到建立一个由体面而有声望的议会和强大的地方政府机构组成的宪政体制，再到以和平的方式推翻现行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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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型领导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1)
<center><img alt=马丁·路德 src="http://pic.aIhUaU.com/201602/21/U2146P112DT20070528174801.jpg" border=1><br><font style="FONT-SIZE: 12px">
<div align=center>马丁·路德</font></div></center>
很少有领导人会像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那样看上去不适宜承担革命领导的任务，因为他的运动是在没有党派和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力量来自于他几乎不了解的一种集体的追随力量。然而，也很少有领导者能像他这样戏剧性地唤起人们的意识，或者像他这样对其所在时代的政治和宗教态度产生如此震撼性的影响。在其一生的大多数时刻中，马丁·路德几乎都是一个穷困的修道士；他没有自己的政治基础，只有一个不牢靠的神职基础；他也没有军事上的保护——而且他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也经常处于危险境地。他实际上并没有接受过历史、政治、地理等方面的训练，并且对历史背景、政治组织形式以及他所强烈攻击的那些势力的战略部署也缺乏了解。他并不是通常的宣传家：他几乎不会考虑他人的观点如何，也没有提出什么值得一提的政治纲领，没有从事组织工作的天赋。他既不是一位博学的神学家，也不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哲学家。他基本上是一个保守的人，努力要回归到原始的教义，而不是去创造新的具有革命性的教义。但是他领导了一场革命，其反响至今仍回荡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中。
路德所具有的禀赋比正规的学习和政治手腕更为有力。他有一种坚定的、狂热的信念引导他去做一切事情。他何其幸运，能够生存在一个适于在观念上有所改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传播方式已经更加现代化了，因此这个孤独的修道士的声音可以在众多地方得到传播。像很多意识形态的颠覆者一样，马丁·路德回归到了最初的教义和根源——就他来说，就是回到了《圣经》本身。他对《圣经》加以消化吸收、宣讲并且翻译。他崇尚个人的良知、人类内心的神圣情感以及上帝和人类之间的直接的个人关系。他要扫除庞大的罗马教皇的天主教会的固定地位以及它在使用赎罪权和开除教友教籍的行为中肆无忌惮的金钱掠夺，它在将同样的戒条加诸虔诚信徒身上时的那种刻薄嘲讽，它对《圣经》教义的背离行径。恢复人们内心的美德似乎不是政治领导的一种宣言，但是它却意味着对赎罪权的废除和改革，而且这也是对教皇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一种威胁。因此路德遭到了教皇使节、皇帝、国王和红衣主教们的对抗。他不会退缩，更不会讨价还价或改变立场；他不懂得这种算计性的语言——或许也不知道算术技巧。由于自己已被逐出教会，他烧毁了教皇的驱逐诏书，以及罗马教皇法律的核心——教令集（the decretals）。路德被召至在沃姆斯帝国议会（Diet of Worms）的皇帝面前，并被命令公开放弃自己的信仰。对此，他报以否定的回答——并且补充道：“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上帝助我，阿门。”1521年1月，马丁·路德被教皇判以绝罚，4月18日路德受命为自己做长篇辩解，据说这是该辩解的最后一句。
是什么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激情和热诚？路德的父亲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后来发迹，成为了一个小铜矿的矿主；他讨厌教士，希望马丁以后会成为一名律师而不是一名修道士。有些人认为，路德小时候的经历对其后来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证据表明，在路德的家庭中，家规是甚为严格的，这就导致了后来路德短时期的离家出走；也许路德后来对神圣的罗马教皇的反对仅仅是他早年对家中那位严厉、顽固的父亲怀有敌意的一种投射。另一方面，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交融、相互依靠的；早期的恋母情结关系能否解释后来的路德？或者是否要将如此具有反抗性的路德追溯到更为基本的心理因素的影响，就像埃里克·埃里克森在他对年轻人的研究中曾出色地探讨过的那些因素？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更强调青年时代的马丁成长于一个上升的自由家庭之中这样一种事实与德国北部繁忙的、商业性的、追逐利润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哲学家和理论家则强调理性和认识的影响，特别是路德在“信奉异教的”罗马的旅居生活，以及在他从一个寺院跋涉到另一个寺院的长途旅行中与普通德国人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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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型领导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2)
短短几年之后——事后看来，几乎是一夜之间——他从一个衣衫褴褛的穷困的修道士，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传道者，一个杰出的作家和受欢迎人士。起初的交流主要是停留在口头上。他看透了人类的本质。理查德·弗里登撒尔（Richard Friedenthal）说道：“他的语言变得更加丰富，而且他对城镇、乡村居民以及流浪者的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这些认识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状态，那些阶层的不安、冲突和希望，让当时的德国几乎达到了爆炸的边缘。种种政治见解是在路上通过讨论和争辩得出的；在城镇中，人们彼此了解，因此人们通常在陈述己见时是有所保留的。而在大路上的谈话——一个农民与一个贵族之间、一个托钵修士与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修道院院长之间、一个妓院老板与一个大学教授之间的谈话——才是产生那些激情四射的作品和谈话的真正来源，这些作品和谈话比国会那些枯燥的议会会议记录和令人难以捉摸的议会宣言，更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的现状。”
但是，也许在这个时期，印刷文字对改革的推动要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强烈。各种文化知识迅速普及，各种印刷出版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以满足这一新的需要。4 000册路德的《改善基督教的地位》（On Improving the Christian Estate）一书在短短的几周之内全部销售一空——在那时，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销售量。至少在10多个城市的印刷商们，只要能得到路德的布道稿，便以最快速度发行它们：木版画把这种新的教义戏剧化地表现出来，其中很多还刻画出了路德的肖像。富有激情的赞美诗成了宗教改革的战歌。当然，《圣经》成为最畅销不衰的读物。
人们后来在谈到马丁·路德时——就像谈到其他所有伟大的领导者时一样——会说，他仅仅是社会变革的一个催化剂，是那些已经积蓄起来的即将爆发的历史力量的导火索。当然许多力量在16世纪早期就开始走向联合之路，在伊拉斯莫和其他思想家的影响下，人文主义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正处于全盛时期。对罗马教会的反叛情绪正在急剧地增长。大众对政治和宗教运动的理解更加深刻。政治动机和暴力行动正在四处蔓延。路德对这些力量做出了回应，但是他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为了与当地的德国民众交流，他说当地的德国方言土语；他将《圣经》译成德文，从而极大地扩大了他对德国和整个西欧的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他检查他布道的印刷本，并毫不客气地对粗糙的印刷质量和使用的劣质纸张提出批评。然而，他之所以能引导公众舆论，主要是因为他所创造的一种勇敢、独立的形象；如果路德不是那么坚定和不妥协，那么他的任何修辞和技巧都是毫无用处的。就像其他革命一样，路德的革命在某些方面最终也将趋于保守，甚至变得反动。但是没人能够否认其爆炸性的革命影响。
路德在人们的头脑中引燃了一系列叛逆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撼动了整个西欧的神学和政权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路德证明自己是一个高超的传道者和宣传家。他不是一个组织者、集体领导者或战略革命家。他更像是一个预言家而不是政治家。卓越的组织者将随后而至，接着宗教的和政治的军队将大踏步向前。16世纪的革命改良主义导致了后两个世纪的“启蒙的”理性主义——并且，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又导致了一系列的革命，这些革命将首先瓦解西方的政权，然后令东方的政权走向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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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领导的大旋涡(1)
<center><img alt=法国革命的大旋涡 src="http://pic.aIhUaU.com/201602/21/U2146P112DT20070528173652.jpg" border=1><br><font style="FONT-SIZE: 12px">
<div align=center>法国革命的大旋涡</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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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img alt=攻陷巴士底狱 src="http://pic.aIhUaU.com/201602/21/U2146P112DT20070528173722.jpg" border=1><br><font style="FONT-SIZE: 12px">
<div align=center>攻陷巴士底狱</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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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img alt=罗伯斯庇尔 src="http://pic.aIhUaU.com/201602/21/U2146P112DT20070528173814.jpg" border=1><br><font style="FONT-SIZE: 12px">
<div align=center>罗伯斯庇尔</font></div></center></div></center></div></center>
18世纪90年代，在法国的波旁王朝时期，爆发了一场革命。有些人把那场社会突发事件看作是一场大戏剧，很容易地就导致了拿破仑王朝取代波旁王朝。但是历史学家越是深入地研究巴黎和其他城市的警署记录与文档资料，事实就越加清楚地表明：至少在巴黎，这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革命。
尽管通向革命的最初举措是由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采取的，但是，新的领导者从大众中脱颖而出，他们蔑视和不理睬这场###的著名领导者，并且对决策施加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18世纪80年代，法国局势呈现出了所谓的革命要爆发的各种典型的迹象：一个应该稳固却表现出弱势的君主政权，在它应该做出适当妥协时却表现出强硬；一个代表贵族、法人团体和行会权利的实体结构，否定了国王大臣们的改革努力；中产阶级的人才很少能够触及权威和权力的通道；国库空虚；王权、贵族、上层资产阶级之间蕴藏着一触即发的矛盾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在每一个这样的阶级实体中，都包含着（除了知识分子和政论家之外）一批受压迫的下层阶级，这些人受到卢梭和其他启蒙哲学家的鼓舞，美国革命及其成功的传闻也使他们兴奋不已。在一段虚假的相对的社会平静时期之后，到了80年代末，事态开始逐步升级。在1787年，国王召开了由知名人士参加的紧急会议（最后一次召开这种会议是在半个世纪之前），希望这批改革者缓和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然而，这次努力以失败告终。由于国王与古老的非代表性议会之间爆发的冲突进一步加剧，议会在1788年的春天暂时停止了一切活动。175年来，法国的第一次三级会议法国大革命前君主制下的三个“等级”的代议制议会（EstatesGeneral）是在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基础上召开的（当然，其中并不包括穷人和妇女）。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在凡尔赛召开，当时，在一片盛大华丽的场面中，600名来自第三等级（thirdestate）的代表，身着中产阶级的简朴服饰，步入会场，紧随其后的是身着华衣彩饰的贵族，再接着是穿黑袍的神父，最后是国王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妮特（MarieAntoinette）以及他们的侍从。
路易并没有提出任何重要的改革计划，会议后来演变成了小规模的争吵，并且一度陷入了僵局。而后出现了令人震惊的高潮：像贵族和教会这样的势力坚持他们自己的阶级要拥有自治权——以及否决权，而众议员们则认为，能够拥有此种权力的只能是一个国民议会，于是双方出现了力量的较量。第三等级在要求设立将由它主导的国民议会时，援引了一项新的权利：人民的普遍意志。但是，国王阻止第三等级的代表进入议会的大厅。随后，这些代表就转至网球场，发表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誓，并且仍然把自己当作国民议会的成员，继续参加会议。面对这种挑战王室权威的行为，路易优柔不决；他突然将他的改革大臣内克免职。乡村地区爆发了奇特的大恐慌（Great Fear），在巴黎发生了###，而后发生了对巴士底狱的突然而至的猛烈的攻击。
所有行动除了最后一个以外，都似乎是由第三等级的领导者们来操纵的，他们懂得如何讲话、谈判、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拟写宣言、做出让步——也就是说，操纵这些事的人是那些一直都擅长此类事情的人，因为他们受过教育、外表体面、通情达理、能言善辩、富于理性。在这场革命的“第一阶段”，几乎听不到下层阶级和他们的领导者的声音。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在法国，扎克雷式的起义（Jacqueries）留下了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民间记忆。1752年1755年，巴黎的民众就曾因面包的问题而发生过暴动。在革命发生之前的半个世纪中，罢工运动屡见不鲜——其中有织袜工、制帽工、装订工、毛皮商人、锁匠、矿工、搬运工和面包工举行的各种罢工。那些洗劫了巴士底狱的人，后来被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描述为“疯子”和“凶手”，这些人几乎都是手工业者和挣工资糊口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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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领导的大旋涡(2)
1789年4月的一次偶然事件——有些人称之为这场革命的第一次重要突破，另一些人称其为旧政权的最后一次发作——反映了群体行动的性质。有一位叫做雷维朗（Réveillon）的墙纸制造商，作为一个友善的雇主和好市民为众人所知，人们传说他曾经公开悲叹：现在的工人们，每天15苏的工资已经不能使他们满足了。数百名长裤汉（sans culottes）聚集在巴士底狱的附近，对雷维朗的模拟像施以绞刑；而后，聚集起来的暴民的人数逐渐增加，开始了持续两天的暴动，他们抢劫商店和住宅（包括雷维朗的家），并且冒着迎面而来的炮火，勇敢地抵挡卫队的袭击，尽管伤亡惨重，仍然努力回击。后来，据说这场暴动的群众及其领导者大多来自暴动地区之外的地方；但是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的暴动者来自邻近地区。这些参与暴动的人并非像历史学家泰纳所指责的那样，是“土匪强盗”（brigands）；他们既不是被谁所收买，也不是外部力量的工具。
当群众在街头被动员起来时，领导者在暴动的人群中就自发地产生了。他们是其他人行动的催化剂。我们并不清楚这种领导的结构和形式，以及领导者的来源和身份，也不知道这种领导的持续性和潜力如何，因为当时还没有记者，而且这些群众领导者没有留下任何的文件记录。群众行为分析家们后来利用对巴黎暴民的过分渲染的报道来支持他们那种带有倾向性的群众行为理论。因此，古斯塔夫·勒·邦（Gustave Le Bon）说：“领导者们起初大多数也是被领导者。他自己也是被这种观念所支配，因此他也就成为了这种观念的倡导者。这种观念已经完全掌握住了领导者。”勒·邦继续说道，这些领导人，“是从那些神经质的、病态的、容易激动的、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半精神错乱的人们中挑选出来的”。而仔细的调查研究则对这种对巴黎民众行为的解释提出了质疑。
这种火山爆发似的力量的根源和这些民众的动机是根本性的：那就是饥饿。普通的巴黎工人都生存于灾难的边缘；在18世纪，工人们通常要花上他们收入的一半来购买面包。家庭在面对面包价格的任何增长时，在面对干旱、虫灾、中间人的盘剥、失业、交通瘫痪、政权危机的影响时，其承受力都是非常脆弱的。当面包价格在巴士底狱起义发生前的几个月中不断上涨之后，一位巴黎普通建筑工人为维持正常消费而花费在面包上的费用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由1788年8月的50%，上涨到1789年2月至7月间的80%以上。关于面包供应紧缺的传言和报道，在长裤汉们中激起了恐惧和愤怒。妇女们积极地参加街道上的行动是不足为奇的；她们没有选举权，不能参军，不能在国民议会上诉说她们的苦难——但是她们能够参加街道上的行动，而且她们的确也参加了。乔治·吕德（George Rudé）同意这样的观点：“在这一时期，激励革命群众的最主要的，也是最长久的动机，就是人们希望得到足够的价格低廉的食品供应。”在乡下，农民还承受着其他的苦难和痛苦——包括首都人对他们这些贱民的轻视。受神秘的“大恐慌”的驱使，农民们袭击了贵族的庄园，而成帮结伙的流浪汉则转悠到乡下抢掠和纵火。
在1789年夏天的暴乱之后，出现了一个改革、庆祝和相对平静的时期，人们现在认为路易已经摆脱了他的那些邪恶的顾问的怀抱，兴高采烈的群众将其作为法国之父和“自由人民的国王”致以敬意。他拥护三色旗（tricolore）（波旁王朝的白色和巴黎的红色与蓝色结合起来，象征着渐进的改良主义），承认国民议会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立法机构，并且接受拉斐特（Lafayette）担任新的国民卫队的最高长官。国民议会关于“完全废除封建王朝”的决议并没有得到执行，但是的确取消了税收豁免，废除了对官职的所有权，将政府机构中的职位向所有人开放，不论其出身如何。尽管有例外、有补偿、有妥协，但是国民议会的决议开辟了财政、行政、司法体制进一步改革——以及教会改革——的道路。戒严令的使用被限制。规定了全国统一的关税制度，教会财产归国家所有。放弃了以征服为目的的战争，贵族制度被“废除”，地方政府得到重组。
法国革命领导的大旋涡(3)
尽管保留国王这一位置的做法仍然是反常的，但是在法国的生活中，敌对的各方之间似乎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由于国家议会的权力现在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在法律意义上，改革就不再必须得到国王的允许方可实行，但是控制国会的温和派还是希望通过某种方式，使国王可以接受甚至颁布法令。在初秋，由于巴黎爆发了一次短期的面包危机（还有其他原因），他们敦促这位不情愿的国王从凡尔赛迁回巴黎。但是路易并不愿意搬回巴黎。女人们从巴黎的中心市场出发前往凡尔赛，拖着大炮在雨水和泥泞中前行；在凡尔赛，由于得到了富有同情心的国会代表的帮助，国王答应接见她们。但是，他并没有答应妇女们的请求，但当他得知巴黎的国家卫队正在赶来的时候，便同意返回巴黎。一支庞大的由军人、贵族、代表和妇女们组成的凯旋的队伍，护卫着皇家马车进入了巴黎。
由于近期取得了丰富的收获，并且君主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人质，因此法国得以享受了几个月的社会和平。目前，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摆在了法国的政治领导者面前（以后，这个问题也将摆在革命领导者面前）：法律、宪法、行政和财政等方面的改革是否能够深入到制度结构的内部，从而最终导致真正的社会变革，并且能够经受住这种真正的社会变革。欲求、需要、期望和要求的增长步伐将远远快于改良主义的实际社会影响。很少有社会能够得到足够的时间去进行这项生死攸关的竞赛。
自由主义的政治改革和平等主义的社会变革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但是社会冲突已经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加剧了。在每个阶级或阶层、等级或群体内部，都存在着非常深的矛盾冲突。没有一个统一的“上层阶级”来对抗穷人和农民，也没有联合在一起的“下层阶级”的共和派组成的团体。一些贵族是激进的雅各宾党人，有些激进的共和派是狂热的保皇主义者。而城市人的确倾向于联合起来反对农村人，但是在手工业者和雇佣工人之间、工厂主和工人之间也都存在着分歧。在天主教教会里面，各个教区的牧师要比主教们更倾向于同情革命思想；而牧师们在诸如教义和组织等重大问题上，也存在分歧。现存的商业利益集团享有皇权所带来的垄断和特权，他们反对新兴的企业家对自由生产和买卖的要求。在左翼方面，激进主义者内部也在政策和战略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革命过程的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因素，还是在整个欧洲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之间一种日益高涨的敌对态度。革命精神任何时候都不会局限于国家的界限之内，在巴黎燃烧的革命火把激励着比利时、荷兰、奥地利、波兰、爱尔兰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激进领导者。法国革命者与国外的志同道合者携起手来，而法国的君主主义者也与国外的君主主义者联合起来。他们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共谋，甚至也没有高度合作的行动。但是巴黎革命越是危及路易十六，君主制的拥护者就越是联合起来支持路易十六，尽管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可能也会谴责他；外国的领导者越是谈论要入侵法国以拯救王朝统治，革命就越是会成为全国范围的行动，来自国外的威胁就越是被视为对祖国（la patrie）的攻击，巴黎的革命领导者们就越将反对革命的人视为不忠诚的人和颠覆破坏的人。
在巴士底狱陷落6周之后，国民议会颁布了《人权宣言》。在1789年那个著名的夏天的政治###时期，议会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否决了认为响亮的宣言可能会引发无法实现的期望的反对意见。根据ＲR.帕尔默（RRPalmer）的评价，此项宣言是第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法案，“是对否定旧秩序的道德基础的一个强有力的道德肯定”。比起美国的《独立宣言》，它更像1776年的《弗吉尼亚宣言》，因为前者主要是一个律师列举的一些委屈和不满（尽管它后来所象征的要远比这多很多）。
从表面上看，宣言体现了多种意义：一个标准的建立、一个方向的设定、各种道德目标的陈述。在一个冗长的序言之后，宣言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人人生来且一直是自由的；在权利上，也生来且一直是平等的。所有政治组织的目标都是要保护人与生俱来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自由是指人们能够做任何不伤害他人的事情。思想和观念的自由交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只要他们在品德和能力上没有差别，就可以根据个人的能力，平等地享有在所有公共部门、机构的就业权利和在所有行业中的就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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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领导的大旋涡(4)
这些主张成为对个人自由的一种毫不妥协的坚定承诺，而个人自由就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为之奋斗的最高的价值标准。但是，《人权宣言》又是矛盾的，在这一问题上甚至是分裂的。在个人自由方面，几乎所有的承诺都是为了平衡对有组织社会的各种要求的承诺而做出妥协。社会差别可以存在，只要它是 “基于共同的功利”。由于所有的主权原则在本质上都是建立在国家的基础之上，因此任何人都不得行使并非来自国家“明示”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得因为他的言论而受到干涉，“甚至在宗教方面”也是如此，但他们宣称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所规定的社会秩序。每个公民都有演说、写作和出版印刷品的自由，但是“在法律所限定的情况下，他也要为滥用这种自由而承担自己的责任”。价值观中隐含的冲突，使整个革命时期的理论和实践被分离开来。在1793年，大恐怖行动的前夜，一项新宣言的草稿在其附件中对个人和社会作了明确的区分，“任何侵犯人民主权的个人都应立即被自由的人们处死”。圣约斯特（SaintJust）巧妙地总结了这种针对个人和社会的二分法：“自由，对于那些遵守法律的人来说是无需畏惧的”。然而，与第一个宣言相比，这第二个宣言是一个更加体现平等主义的文件，在更大程度上强调了满足人们的经济和社会需求的义务，尽管保护私人财产权仍然是这两个宣言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承诺。
对于各个时代的革命者和激进主义者来说，法国的宣言既具有历史的典型性，又是胜利的召唤。巴黎街道上饥饿的人们手中的旧式步枪发出的枪声，要比莱克星顿草地（Lexington Green）的民兵的排枪齐发更加响亮，是“能够被全世界听到的”真正的枪声。根据汉纳·阿伦特的观点，一个可悲的事实是，“法国大革命，虽然以灾难告终，但是它却创造了世界历史；而美国的革命，尽管是如此地大获全胜，却仍然不过是一次具有地方性影响的事件”。但是，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把贵族的自由和平等观念传播给了各地的人本主义的领导者，那么它也留下了有害的遗产，这就是这些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处于半饥饿状态的长裤汉和渴望得到土地的农民，在政治上受到他们自己的领导者的动员，希望政府能够实现它的平等主义的信条，满足他们的经济和社会需求。他们所渴望的“自由”主要是那种能够保护他们免受个人和政府的压迫，并且使他们能够对政府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满足面包需求、控制通货膨胀和改善工作环境的自由。
对于组成革命运动领导层的主要力量的中产阶级来说，价值的优先排序正好相反。作为启蒙运动的产儿、启蒙哲学家的学生、敌视对财产和商业进行经济控制的自由派中产阶级成员以及狂热的个人主义者，他们主要是按照自己对自由的定义来评价所有的自由的。作为革命的主张者，他们同情穷人；但是，满足社会和经济需要的努力，决不能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
两种革命目标之间的这种冲突中所隐含的是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从本质上讲，它是否要努力建立人民民主的各种制度，从而使人民可以参与民主并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要这些制度能够存在下去？或者它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直接需要，解决实际存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阿伦特的观点看来，真正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前一种，而且这种自由正在被那些将人的权利转换成长裤汉的权利的革命党人败坏着，他们使真正的自由让位给生存需要。阿伦特争论道，在一次穷人（les malheureux）的起义中，结果是无足轻重的，原则是疯狂的，有意识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幸福。
对社会革命的这种不抱希望的消极观点受到了严厉的质疑。革命的追求并不是为了所谓的快乐，而是为了生存和自由，摆脱绝望。如果认为革命由于受到贫穷的阶级和他们的问题的侵扰而有所扭曲，那么贫困和饥饿的人们对此又能采取什么解决方法呢？创造一个广泛的、参与性的民主（或共和国）是自由的最终定义吗？或者事实上，它只是其中的一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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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领导的大旋涡(5)
段——或者最为接近的目的——这些手段对于最终实现诸如自由、平等、公正、安全、幸福这些终极目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政治自由和社会福利是不是总要如此分裂？阿伦特戏剧化地描绘了革命的一种两难困境——事实上，所有的改革中都会遇到这种困难的选择——在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中，这种两难困境会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重现。要理清在革命的情境中直接的实际手段、制度结构和最终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革命的混乱、挫折和机会主义之中领导在联系以上各个因素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极为困难的。
当然，完全掌握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全部复杂的相互关系，超出法国革命领导者的能力范围，他们最多只能遗憾他们争取自由的努力的失败，就像罗伯斯庇尔的情况一样，他在自己的最后一次演讲中预言：“我们将被摧毁，因为在人类历史中，我们错过了创立自由的大好时机。”各种事件在自然发展，而这些事件更多的是由当地各地段的领导人和街道上的群众制造出来的，而不是由国民议会中声名显赫的公众人物造成的。1792年6月，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冲突再次爆发，在此之后，两个纵队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携带武器和各种旗帜的大批民众的伴随下，聚集在国会的门前；他们的演说家，一个海关职员，被允许进入会议厅，他要求废除行政权力。在返回的途中，群众闯入了王宫，对国王和王后纠缠不休，并且强迫路易戴上自由的帽子。保皇派对这种侮辱皇室的行径大加谴责，这就导致了更进一步的分化，而这种分化又因对外国人入侵的恐惧日益增强而更加尖锐化了。
8月，令人畏惧的巴黎民众，在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的动员之下，进攻了杜伊勒里宫（Tuileries），袭击并占领了王宫。这个插曲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国王的“架空”构成了革命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在王权力量和革命力量之间还有一个相对的平衡；而现在的争斗主要是议会领导者与巴黎各城区、各地段和各群体的领导者之间的争斗。
也许，在这种革命环境下，革命的领导就注定要走向暴力和独裁。国民议会中老的雅各宾派仍然在杰克奎斯·皮尔·布里索（Jacques Pierre Brissot）的领导之下，他是一个贫穷的糕点厨师的儿子，曾经是反对罗伯斯庇尔的改良主义的记者，他献身于革命，并且一心一意，因此赢得了大街上民众的信任；还有乔治·杰克奎斯·丹东（George Jacques Danton），他曾经是一名法务官的办事员，用钱财在国王议事机构的小型法庭中买了一个荣誉职位。丹东的力量表现为在武装对抗国内外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成为革命的化身。在之后的几周内，议会的安全委员会（后来发展成为可怕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与巴黎公社成员的领导者彼此竞争，进行新闻检查，抓捕嫌疑犯，并且征收武器分发给爱国者。在9月份，民众攻入了巴黎，并且屠杀了1 000多名男人和妇女。
几个月以来，布里索的支持者以及山岳党人（Montagnards）（意为山上之人，由于他们坐在议会左边的最高位置而得名）之间不断发生激烈的斗争，而雅各宾派就像是山岳党人的决策核心，并且最后剥夺了布里索的议员资格。在此之前，布里索曾经说过：“瓦解者（disorganizers）是真正的革命者，因为一个共和主义者必须是一个瓦解者。但是，现在瓦解者成了反革命者。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平均主义者。”民众要求废黜国王的压力日渐增强，国王被视为使保皇派的反革命者联合起来的一个中心点。一个年轻的狂热者，安托尼·德·圣约斯特要求杀死国王，这并不是因为他犯有什么罪行，而是因为他是敌人，应该根据战争法施以绞刑。要求采取缓和措施或推迟执行的布里索分子们被指责为秘密的保皇派。国王路易十六在1793年1月21日被送上了断头台。
如果在国内没有一个保皇派的反对，革命的领导者们会严重地向左偏离，更加激进。战场上的士兵们被告知，他们可以在其所征服的任何土地上进行改革——这样的行动激怒了国外的专制君主们，他们也面临着国内的抗议。法国对英国和西班牙宣战；几个月之后，它几乎与所有主要的欧洲国家处于正式的战争状态，除了美国和瑞士（这两个国家被认为是姐妹共和国）之外。激进主义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由于怀疑巴黎有外国策划的阴谋，领导者们建立了一个革命法庭，该法庭拥有专门的检查权力。他们规定，所有被抓获的武装反叛者，都要按照军队做出的决定，在24小时内将其处死；他们建立了地方革命委员会，也建立了公共安全委员会，都是由革命的领导核心组成。代表大会，这个由全国的男性选民投票选举的最高宪法权力机关，现在被指责为忍受不忠的行为；在一个由12人组成的委员会被指派来调查反对代表大会的阴谋活动之后，山岳党人成功地从代表大会中清除了内部的温和派领导，从而坚定了他们的革命方向。几周之后，让·保尔·马拉（Jean Paul Marat），这位革命早期的英雄，同时也是负责代表大会清洗运动的一名领导人，在进行保健浴时被夏绿蒂·科黛夏（Charlote Corday）刺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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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领导的大旋涡(6)
如果夏绿蒂是按照她的领导理论——这一谋杀能够制止极端派，鼓励温和派——而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她在1793年7月的行动就完全有违于自己的初衷。这种行为有助于加快恐怖时代的来临。从前线不断传来的坏消息使恐怖（enragés）措施进一步加强。长裤汉们接连不断施加的压力，以及对国外威胁的偏执反应，造成了一种弥漫着恐怖和仇恨的气氛。囤积居奇成了当时的一项主要的犯罪行为。随后颁布了一项新的嫌疑犯法案，规定对任何一个可能被怀疑为政治上不忠的人，可以立即实行逮捕；结果，根据这项法案的条款规定，有300 000人被关进了监狱。玛丽·安托瓦妮特（Marie Antoinette）被施以绞刑。死囚押送车在巴黎不停地忙碌奔跑；在其他的省份，这种残酷的大屠杀更为严重。在里昂，在一次大规模的恐怖屠杀中，数以百计的受害者被迫站在掘开的壕沟旁，然后是加农炮对他们的狂轰滥炸，这是较晚世纪大规模恐怖屠杀的先兆。
然后，革命领导也开始掉转矛头，攻击自身。布里索以及他的几个助手在一个小小的法庭被审判之后被推上了断头台。权力在山岳党人之间和议会之间来回转换，每次冲突都会导致很多无辜的伤亡。左翼的埃伯尔派（Hébertistes）受到了孤立，被指认，并且遭到杀戮；然后轮到了右翼的丹东分子，他们的下场同样如此。控制权如此迅速地转移到了极端分子的手中，这样一来，曾经是激情满怀的激进统治者突然发现他们自己被污蔑成了反革命分子。到了1794年7月，这种情况就轮到了罗伯斯庇尔的身上，然后是圣约斯特。很快，这场恐怖就结束了，它的幸存者们对此早已感到了厌倦；不久，这种摇摆不定的事态就偏离了革命的方向，开始向反动的方向发展。
很多人认为，法国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或者说革命是一股强大的激流，它首先是把自己的孩子们拖入复仇与恐怖之中。这两个比喻都说明革命的领导者失去了控制，并且成为了某种非人的命运或历史必然性的傀儡。但更进一步看，那些声名卓越的或者臭名昭著的领导者们，似乎并不纯然是命运的受害者；他们是大众的下层领导者的代理人，而这些下层领导者在他们与大众之间发挥着中介调和作用。这些革命领导者们在一定的组织机构——例如国民议会、雅各宾协会、公共安全委员会、基层的行政区和巴黎各分区——中找到了他们的政治立足点。所有领导者都必须要找到这样的立足点，而这些基础通常要具有一定的力量、可靠性和持久性。然而，在18世纪90年代的巴黎，这些组织机构本身都受到了攻击，并且将随同占据它们的领导者们一起走向灭亡。
造成极端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巴黎的群众及其领导者。实际上，在革命后期的年代中，每一个事件的主要转折点——就像早期的转折点一样——正是长裤汉们的领导者采取了决定性的主动行动。正是这些群众的领导，反复地对抗或闯进国民议会或代表大会；正是这些群众的领导，一次又一次地攻击革命领导者，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食品短缺和价格问题；正是这些群众的领导，贪欲无度地渴望看到更多的头颅悬挂在观众的面前；正是这些群众的领导，聚集在市政厅（Hotel de Ville）前，向政府的检察官（procureur）高喊：“我们不要承诺——我们要面包，而且现在就要！”；正是这些群众的领导，经常会把法律控制在他们自己手中，当政府当局似乎不愿意杀人时，他们就自己制造大屠杀。群众由于需要而保持了高昂的战斗精神。尽管有所有这些承诺，但是食品危机仍在继续；正是由于所有这些承诺，对食品的期望被提高了。长裤汉们又一次在高喊着要面包，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因为革命领导者们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因为他们在面对群众的平民主义者的冲击——那种无法吓倒的令人恐惧的对抗和侵犯——时感到愧疚和无助，也因为左翼人士更容易受到比他们更左的人的攻击，革命极端主义的倾向——没有记录，除了在警署的记录之外——是群众领导。而且如果革命似乎迷失了自己的方向，那么一部分是因为革命领导者们既不能建立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要的制度机构，也不能建立一种能够与中产阶级个人自由观念的信条和工人阶级对平等和福利的要求相协调的意识形态。马·杰·西德纳姆（MJSydenham）得出结论说，真正的悲剧在于，“革命者们真诚地尊重大众的权威，但是从来没能在一个能够得到普遍支持和服从的自由机构中体现出这种权威”。革命的动力受到的是一种混乱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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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领导毛泽东的崇拜(1)
<center><img alt=毛泽东 src="http://pic.aIhUaU.com/201602/21/U2146P112DT20070528174945.jpg" border=1><br><font style="FONT-SIZE: 12px">
<div align=center>毛泽东</font></div></center>
毛泽东于1893年出生于湖南省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父亲通过买卖谷物成为一个富农。他的母亲没有文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毛泽东也是在这种宗教信仰中长大的。从童年开始，毛泽东就常常与父亲产生冲突——至于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很清楚。那种冲突，后来不免让人们猜测到，毛泽东的革命活动是否最初来源于与父亲的对抗。一个貌似可信的解释是，由于其父亲地位的上升，他陷入了一种模糊的阶级立场之中——或者说，他从6岁开始必须用一部分时间在农田中劳作，而到了13岁，就必须整天待在农田劳作。16岁时，毛泽东公然反抗父亲，离开家去读小学。他设法继续接受教育，并努力学习西方古典名著和中国英雄主义的故事，最后获得了长沙师范学校的文凭。
1918年秋，毛泽东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找了份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理智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时期。在北京，毛泽东接触到了共产党领导者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教授以及其他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接触到了学生们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
在北京，毛泽东仅仅是李大钊手下一名图书馆助理员，与其他8位湖南学生共用一间屋子，因此他的地位很卑微。据说，当他试图向胡适请教问题时，这位显赫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竟不肯屈尊回答这位小小的图书馆助理员的问题。毛泽东参加了学生社团，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不久他就卷入了这个大学城的革命浪潮中。到1920年，毛泽东就成为了一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毛泽东属于哪种马克思主义者呢？中国的革命者甚至比俄国的革命者更为紧迫地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在当时城市无产阶级为数不多而又没有普遍革命热情的情况下，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这个“落后的”农业的殖民地的国家。就像在俄国那样，中国社会改革的任务异常艰巨，人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争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在革命中的角色问题，特别是他们的领导阶层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里，列宁再次起到了重大的联结作用，因为他是一名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者，总是在“阶段”和“阶级”的问题上不断改变其观点，但他总是坚持对革命领导的需要和纪律严明的组织的需要，在这方面，毛泽东是一个超级的列宁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毛泽东充沛的精力与革命承诺提高了他在共产党人中的影响力，但他的革命理论尚未形成；当然，他在遵循与国民党合作的莫斯科路线方面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1924年，毛泽东主要因为健康的原因——既有身体上的又有政治上的——回到了湖南省。这是他作为革命领导者在上升过程中迈出的重要的第二步。他在自己的村子里曾有着农民生活的不快记忆，因此他仍然将农民阶级更多地看作革命支持的来源而非革命领导的来源。令他感到惊讶的是，他发现湖南的农民已经被外国对中国的侮辱以及他们乡村的不平等地位所唤醒。毛泽东的名著《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反映了他对新发现的农民的战斗精神而感到兴奋。他写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毛泽东指出，农民不仅有能力组织和实践革命领导，而且他们也已经做到了，难道还要求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吗？那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毛泽东否定儒家的行为举止美德（一种西方的方式价值）。革命就是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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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领导毛泽东的崇拜(2)
要将农民视作革命的先锋队——这肯定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的。毛泽东清楚地指出，无产阶级的行动对革命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他也已经做出了自己的承诺。然而，“短时期内”将爆发农民起义的乐观前景，却陷入了持续数年的失败和挫折之中。在1927年，随着蒋介石对共产党员的屠杀，以及斯大林要求采取革命军事行动，毛泽东直接领导了湖南的秋收起义。起义失败之后，他受到指责，并被剥夺了领导权，最后被迫退出了湖南。
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朱德向东转战，并且在江西地区的偏远山区找到了一块安全地带。在这里，朱德成为毛泽东的军事统帅，而毛泽东此时才能演练他的政党领导技术、宣传手段、自我批评理论和农###动理论，后来他又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了更广阔的舞台上。但这些演练的时间却很短暂，因为获胜的国民党领导者蒋介石开始对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围剿运动”。毛泽东的红军避开了国民党的围歼；他带领一支约由12万男人和女人组成的衣衫褴褛的军队开始了匪夷所思的长征，最后到达了安全地点陕西。到长征结束时，这支军队只剩下大约10 000名士兵——但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可替代的领导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在陕西省，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和取得政权，毛泽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正是在那里，他展现出他在取得权力和巩固权力中采取机动灵活策略的能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要求土地的社会化和农业管理的集体化，但是毛泽东发展了一套渐进的税收和土地改革计划；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谴责“冒险主义”，但是毛泽东却从著名的（暂时性的）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的事件中获益，尽管他也许并不同意这一行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要求城市无产阶级充当革命的先锋队，但是，毛泽东发起的革命运动却是建立在农民基础之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否认中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可以共同影响根本的变革，但是延安的共产党人却在那些阶级中建立了一种联合的统一战线战略。可以肯定，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上的立场主要是受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的影响，但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共产党人不需要主张他们实际所采取的高度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对土地所有者、地主和商人利益集团采取了一种如此温和的策略，以至于不仅某些美国人而且很多中国人都认为共产党本质上是“土地改革者”（agrarian reformers）。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和英国与国民党中国结成战时联盟；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为了在战后一决雌雄都保存实力；国民党进行了姗姗来迟和近乎痛苦的政治改革努力；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内战的爆发，但是失败了；蒋介石竭尽全力地对抗共产党，并在1947年取得了早期的胜利；其后，共产党又集结农民力量进行反攻，首先是放弃了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并最终通过革命又控制了这些城市——这些事件多被毛泽东充分利用，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一样。除了台湾，中国共产党迅速巩固了对全中国的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和使用权力方面，不断展现出政治实用主义的特点。但是，如果认为仅靠实用主义就够用的话，那么毛泽东的对手们可能会取而代之；毛泽东的领导有着更加稳固的根基。
毛泽东为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他自己的领导而走出的关键性的一步，就是他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的重要标准，同时转而将农民作为革命的推动力量。这一思想并非毛泽东所独创；还有其他中国的政治家们，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非共产党人，都曾为了美好的理想而“深入农村”。毕竟，马克思在本质上是城市文明的产物；而中国在本质上是乡村。毛泽东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仅因为他作为宣传者和组织者所具备的技巧，而且还因为他比对手更加符合“农民群众”的需要。虽然他的阶级地位略高于雇农，但是他小时候经历过田间的辛苦劳作，这种经历再与革命理论结合起来，使他在后来更易于走向农民阶级。毛泽东有意识地去努力研究农民，分析其对现状的不满及革命潜力，在关于湖南农民考察的报告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以及在其他的一些研究中，他调查了具有代表性的普通的中国民众的各类群体，确定他们的物质环境、观念以及对各种行为方式的选择偏好。他总是关心“具体问题”——食物、土地、佃农及妇女所受的压迫——及其对个性特征和政治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人们长期以来一直都认为，农民将为革命行动提供支持力量；但毛泽东还将其视为革命领导的一个来源。如果说天才的政治领导者需要具备的一个最好品质，就是不仅要了解潜在的追随者的需要，而且要了解应以何种方式来激发和引导那些需要，那么毛泽东的实践、感知和分析，就使他具有了发动农民、领导农民的空前的机遇。
中国：对领导毛泽东的崇拜(3)
毛泽东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中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识到冲突与领导和权力的关系。他迅速成为了冲突的受害者、利用者和伟大的冲突理论家。最重要的是，在对冲突的分析和处理中，他显示出了对政治领导战略的驾驭能力。小时候毛泽东就因为与父亲的冲突而从家中跑出来，不料在学校中，竟会因为他的举止笨拙和褴褛的衣衫又遭受来自出身较高阶层的同学的敌视。在北京大学，他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人；在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政党中，他的理论威信非常有限；在知识分子主导的运动中，他也根本算不上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为国内矛盾付出了代价：他失去了很多同志。他的第一任妻子和妹妹在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许多年后又在朝鲜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他的无数朋友和追随者被他的敌人杀害；当然他也会处死无数的地主和反革命分子，或者使他们被处决。在他早期的一篇著名的文章中，他论述了一个通常有益于健康的体育教育问题：“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运动宜蛮拙。”他提到伟大的战役和英雄们的技艺：“其道盖存夫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
他的成熟的冲突理论相当清晰和全面，在对心理学和哲学基础的探索上，要远远超过列宁的理论。毛泽东的理论以二元对立（dualism）和矛盾普遍存在的观点为开端。二元对立是指成对出现的、根本相对的两个方面，例如：动与静，旧与新，合作与冲突，生与死，现在与将来，纯与不纯，阴与阳。这些二元对立同样存在于个体之间以及个体内部。就它们与物质生产力及阶级关系的联系来说，它们刻画了社会阶级结构的特点。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矛盾也将无休止地存在下去。“只要矛盾存在于主观和客观中，存在于前进与落后中，存在于生产力与生产条件中，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就将继续存在，并且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任何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仍然会有好人也有坏人”，现实中只存在思想上相对正确与相对错误的人。
矛盾论不仅强调对立，而且还强调黑格尔的“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写道：“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没有其它对立方面，那么每个方面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上”就没有“下，”没有福就没有祸。他还继续论述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的”社会对立面：地主和佃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等等。毛泽东将矛盾区分为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即与阶级无关的矛盾），例如工人之间的矛盾或者农民之间的矛盾。但是，只有对抗性的矛盾才是基本矛盾斗争的要素。该学说也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毛泽东对其加以润色，并且应用到中国农业生活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如果斗争达到激烈对抗的程度，那么就会发生“辩证转化”：例如，统治者可能将被迫与被统治阶级换位。毛泽东的论证受到了相当多的曲解，但是有三条含义却相当顽强地体现出来：政治冲突是社会变革所必需的；冲突可以被领导者所控制；冲突可以由领导者来制造。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冲突对变革和最终统一是必不可少的。弗朗茨·舒尔曼（Franz Schurmann）说：“这种思想风格的特殊之点是它的简洁性。
它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接受了若干哲学前提，然后将各种思想观念套入一个无尽无休的二元对立关系中。”矛盾的解决可能会导致新的矛盾和新的冲突。因为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存在着许多矛盾，其中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矛盾——经济矛盾——决定着其他的矛盾；领导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历史进程的每个关口确认这个主要矛盾，并且找到解决它的中心线索。这给予领导一个相当大的活动空间。领导者并不是主要社会冲突的消极反映者，他们要渲染某些矛盾，淡化另一些矛盾，还要忽视其他一些矛盾，他们面临的风险，是其他反映人们需要的领导者向他们提出的挑战。另一方面，在一个多元体系中，交易型领导者在面对他们所承认或忽视的各种群体和利益集团中的冲突时，会更容易受其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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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领导毛泽东的崇拜(4)
我们一直在提毛泽东，把他作为唯一的“领导者”（the leader），等等；但实际上，这是对整个领导体系的速写。在这本有关领导的书中，我们毫无理由去抵触一个基本的观点，即，领导是一种集体的事业。毛泽东身边总是围绕着一个缓慢发展起来的强大的领导者的等级结构，其中一个人便是其第三任妻子——党的激进主义分子江青。庞大的中国共产党被制度化，领导结构已经扩散到中国所有的主要公共机构中，并且通过党的各层领导，到达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该党秉承了一般的共产党的模式：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细化的省和地方机关，还有经过精心挑选、受过严格训练并且定期交纳党费的党员资格制度。该党建立了通常的组织机构、宣传机构、党的财政机构、研究机构以及其他类似的部门。该党当然控制了所有的大众宣传手段，并特别强调口头教育和面对面的说服工作。老式的新式的说服技巧——隔离群众使其受到最大影响，激起其紧张情绪，使问题简单易懂——这些技巧可以用来提高群众的觉悟，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直到把他们变成基层的意识形态宣传者。
然而，毛泽东及其他领导者在利用党作为实现最高领导的工具过程中，在某一个方面远远超过了标准的共产党人。根据刘易斯的观点，毛泽东是中国第一位这样的领导者，他不是基于权威，而是基于“政治领导者与广大中国人民的互惠的和有组织的关系”，来实际锻造坚固的阵线。毛泽东对这一点表述得很清楚也很直接。他这样要求党的领导者：必须向自己的下级学习！“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在做先生前先作小学生；在你发号施令前先向基层干部学习。” 他也悉心教导基层干部如何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学说。必须将群众的愿望和不满收集、梳理、总结起来，并且将其与政府的方针路线联系起来，以便将这些反应上传给政治领导，这样它们便可以与政府和党的政策联系起来，而政府和党的政策便可以据此进行相应的修改。对新的政策的解释还会再返回到人民那里。这种辩证的过程将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这种领导与追随者相互作用的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种领导体制。就群众的态度影响了党的政策来说——这种影响无论被官方如何夸大，都是非常重要的——追随者变成了领导者。因此，用舒尔曼的话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组织，它在其结构的所有层次上都是由那些毕生以领导为最大目的的领导者所组成的”。每个层次的党的领导都遵循着一种生活方式：公开、透明、集体以及在工作时间、精力和个人奉献方面的严格要求。需要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批评、自我评批、“批判大会”还有“整风”运动中，该方法被西方看作是以团体意愿代替个人思想的“洗脑手段”。中国共产党也绝不是不存在严重的问题——例如，领导的老化，在上层集团中缺乏上升的流动性，意识形态宣传者与技术人员之间的摩擦——但作为一种领导体制，该党的力量和持久力还是给人以深刻印象。没有对群众中的领导潜力的有效动员，该党几乎不可能在“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压力中维持生存。
共产党领导者面临的一个最为有趣的战略问题，就是共产党领导将如何对待他们所取代的社会精英阶层，特别是上层知识分子，那些颇具修养而常常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专业人士。从根本上来说，这些特权阶层的人被看作是一种威胁。他们被剥夺了政府的额外补贴和许多财产；他们通过审查和再教育而沦为下等人；他们的孩子被送到农村与农民一起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中一些人将孩子送到国外暂住。其他人则不情愿地顺从了共产党的权力；很多人投靠了新的革命运动，他们相信牺牲少数人的安逸可以给此前受压迫的数百万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但是这种体制从根本上仍保留着反知识分子的偏见，因为知识分子的好奇心、好怀疑的态度、生性多疑、独立甚至超然的立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与这种情绪高涨、相互依赖、纪律严明、本质上具有“宗教性”的革命运动相背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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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领导毛泽东的崇拜(5)
现在仅剩下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过去的领导体制服务于什么价值观念；在此，与对布尔什维克的同样问题的回答一样，其答案还不完全清楚。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政治制度的卓越创造者；他们对共产主义理论及学说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让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特别是在文化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所做的是一种变革型的革命，但是他们在方法论和近期目标的理论方面，比在所有这些努力所服务的最终目标的阐释方面要有效得多。从政党的承诺和纲领中，从该政权在过去的1/4世纪所制定的经济计划和社会计划中，当然可以得出很多推论。平均主义的目标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各种最高目标之间的优先排序及相互关系这些严峻的问题上——尤其是在一个集权社会中，个人自由和集体权利的问题上——革命领导始终阐述得不是那么清楚和肯定。只要这种情况存在，就无法断言革命领导的最终成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没有可以依赖的公民自由的历史传统，他们也没有创造出一种公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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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领导概述
对革命领导能做怎样的总体概述呢？它充满热情、专注、忠诚、无情、自信、勇敢、不知疲倦，通常很严肃，还经常很残酷；它总是以一个政治神学为基础，但在实践中，在应用
其神学时它会保持灵活性。它致力于冲突。它建立在信仰天使、恶魔和拯救的基础上。它不能忍受异教徒的存在。它需要一个预言家，但它的生存也需要制度的支持和集体领导。它的源泉是点燃人们欲求和需要的干柴似的领导，那个由于压迫、沸腾的民怨和改良主义破产而遭受挫折的领导。它的成功依赖于强大的价值观念体系，依赖于对大众需要的回应，依赖于对异己的系统性压制。它在理论上是平均主义，但并不总是付诸行动；它在公开冲突的情境中如果能达到互惠，就有资格成为领导；如果不能，就成为一种残暴的权力。
法国大革命的领导最终退化成纯粹的恐怖主义，尽管革命初期的道德愿景在革命本身死亡之后仍然成为激励后代的精神源泉。俄国革命的领导破坏了改良主义；通过满足俄国人民对恢复社会秩序、改善福利以及维护民族自尊的需要而幸存下来。中国革命的领导是这三种革命中最具有变革精神的领导，但是它同样也有大规模的残酷行径及其众多的受害者。革命所具有的人道的目的价值，经常得到各阶级的广泛共识；那是革命者的力量之一。但正是由于缺乏革命的方式价值——在这种斗争中所实施的不人道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才产生了恐惧和反革命。由于像华盛顿和亚当斯这样的革命领导者本质上是忠诚甚至是文质彬彬的，所以美国革命几乎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的伤疤。革命所产生的第一代领导者似乎不仅代表而且身体力行了革命事业的较高目的；还有谁能够比列宁、毛泽东、玻利瓦尔玻利瓦尔（1783—1830），委内瑞拉政治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领袖，一生曾把6个拉美国家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获“解放者”称号。1819年建立大哥伦比亚，当选总统。——译者注（Bolivar）、卡斯特罗、胡志明更有能力领导他们的革命呢？要接受考验的是第二代领导——杰斐逊们、尼赫鲁们——考验的是革命最初的人道目的在多大程度上被权力的欲望所破坏。
正是在这种考验中，斯大林失败了。他就像伍德罗·威尔逊一样，由于担心人们认为他毫无价值，所以他强迫自己成为一个理想化的形象，而这又反过来迫使他需要人们的阿谀奉
承，把他当作一个杰出的政治领导者，甚至理智领导者。但是列宁留给了他一个有缺陷的遗产，那份遗产概括地说，就是强调革命的手段高于革命的目的。即使没有那份遗产，这位格鲁吉亚人也不可能克服自己早年的艰辛和心理上的伤疤的影响，以及俄国人几个世纪以来承受的压迫的重负。他帮助他的人民认识到了1941年和1942年那迫切的生存需要。但是他绝不会认识到人民更高的改革需要、创新需要以及自由表达思想的需要。一旦他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并且残酷地处死了大批旧时的同志和对手，就像他的死敌阿道夫·希特勒一样，他就不再是一位领导者，而蜕变成一位暴君。
英雄式领导——苏丹领袖马赫迪
英雄式领导者——与那些只想博得民众赞许的领导者相比——通常产生于正在经历深刻危机的社会中。现存的冲突解决机制已经瓦解了；传统、既有的权威、旧的合法化、做事情的常规方式——所有这一切都在承受着极大的负荷。民众的漠然和社会的分裂正在形成。强烈的心理需要和物质需要得不到满足。长期坚持的价值观念将要被取代或改变。许多次
级领导者开始逐渐占据显著地位，他们提高了人们的期望，使人们的需要更加强烈。简而言之，在信任与合法性方面的危机，压垮了现存制度的统治者、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反叛旧的权威和传统的领导者或领导集团，他或他们在同情心和能力方面具有罕见的天赋——精力充沛、足智多谋、反应敏捷。
在这种领导产生的诸多事例中，苏丹的马赫迪（Mahdi）的例子是最为突出的。18世纪和19世纪的初期，在土耳其帝国领域的边界地，阿拉伯、利比亚，特别是在苏丹，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带有强烈的清教徒色彩的宗教运动。社会正在解体，因为传统的###教信仰体系支离破碎了。“外国的”入侵者和征服者试图把“异族”的法律和刑罚方式强加给当地人民，从而进一步威胁了人们的古老的忠诚感。许多改变宗教信仰的人利用并助长了这种动荡不安的局面。长期以来，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一个神所指引的人”将降临世间，拯救###教社会。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ad）是栋古莱栋古莱（Dongola）是位于苏丹北部的一个城镇，北方的首府和贸易中心，6~14世纪时曾为基督教王国穆库拉都城。——译者注（Dongolese）的一个贫穷的船工家庭的儿子。他很小的时候就成为了孤儿，然后被送到一个叔父家生活。“作为一个儿童，他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学习动机，更有一个异常聪慧的头脑，这让他在9岁的时候就能背诵整部《古兰经》。”由于不能在颇负盛名的阿尔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接受教育，他继续留在苏丹，并且按照当时的风气，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不久，他成为了一名正式的改宗者（proselytizer），并且由于他极其虔诚、谦恭和禁欲主义的生活而赢得了声誉。他与既定的统治者为敌，指责他们不敬神的行为，比如享受音乐和舞蹈。他被驱逐出自己的教会，随即加入了一个对立的教团，并且很快成为它的领导者。他宣称自己就是马赫迪，并且声称，在一次幻象中，先知穆罕默德委任他为安拉使徒的继任者。
这位新的马赫迪所要传达的信息是直接而明确的：回复到清教徒式的###教，抛弃罪恶的追求，支持永远的禁欲主义。政府当局不仅视之为宗教威胁，也视之为政治威胁，因此派遣了一支军队去镇压这个篡权者及其追随者。这支军队的失败，以及随后几个月中马赫迪的一系列的胜利，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他的伟大事业中来。但是，他的主要力量似乎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中：他的预言的力量，他有能力使这一预言适合不同阶层和团体的需要，他承诺拯救在战斗中牺牲的信徒，他能够在与反对派举行的复杂的神学辩论中取胜。当他的军队占领了喀土穆，并且杀死了英国的英雄人物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将军时，他赢得了世界的赞誉——在英国，则被唾骂。马赫迪在攻陷喀土穆后不久便去世了。
有关继承的事务暂时和平地进行着，但是后来遇到了挑战，当英国人在基奇纳将军（Kitchener）的领导下重新征服苏丹后,这一戏剧性的插曲就宣告终结了。马赫迪所导致的实际变革的范围，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价值转变”的程度本身是无法被衡量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抵抗运动中，一万多名马赫迪的追随者奋不顾身地冲向英军的机枪。理查德·德克梅吉恩（Richard Dekmejian）和玛格丽特·怀佐米尔斯基（Margaret Wyszomirski）总结如下：“这位领导者在他处于权力的顶峰时去世了，而没有机会目睹那时几乎尚未开始的重建（常规化）过程。结果，马赫迪想要对苏丹社会进行的全面的精神和社会重建工作始终没有变成现实。换言之，部落制的苏丹人至关重要的社会整合和精神同一化的运动流产了。”鉴于马赫迪的预言过分强调神学，而他的学说又是清教徒式的反现代类型，所以即使他仍然活着，人们仍然可能会质疑是否会发生持久的社会变革。归根结底，马赫迪并不是社会变革的代理人。
领袖全文阅读 作者：[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 《领袖》由www.aIhUaU.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领袖全文阅读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