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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秀海是一个笨人，笨拙的河南作家。无论是在河南本地，还是在首善之区的北京，河南作家的“笨”都不可小觑。从当年各领风骚的姚雪垠、李准、乔典运，到当今仍然活力旺盛的张一弓、李佩甫、二月河、刘震云、周大新、刘庆邦、阎连科，朱秀海也属于这个方阵。他们勤奋、踏实，都是干笨活的人，有着中州大地的厚重和沉着，有着数千年的农业文明流贯下来的本土智慧——生存智慧和政治智慧。
在日常交往中，朱秀海、阎连科、周大新等，都不是口若悬河之人，恰恰相反，他们似乎都有些拙嘴笨舌，从他们的诚挚的眼睛中得到的信息，从他们的勤奋的笔下流出的绵绵情思，比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的要多得多。我曾经惊异，看上去五大三粗的朱秀海，何以写得出充满洋味儿的《在密密的森林里》，会用欧洲古典音乐名曲《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去命名他的中越边境战争纪事呢？身在军旅，向往铁血英雄的朱秀海，何以会对欧洲音乐有那样多的独特理解、独特描述呢？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问出口，似乎也无须再问。一位朋友说过，朱秀海自己就会弹钢琴。音乐的飘逸和灵性，无疑极大地帮助了朱秀海的文学生涯。在《波涛汹涌》中，他索性就用一首钢琴曲作为全篇的贯串情节，赋予其中的一位重要的女性以音乐家的身份，在后来的《音乐会》中，借助于出身于音乐世家、自己也把人生目标定位为做一个小提琴家的女主人公金英子，朱秀海对西洋音乐的关爱和通透，简直就像倾盆雨一样倾泻下来。
朱秀海的笨拙，还在于他的下笨功夫阅读。在朱秀海的新浪博客上，看到了他的“夜读偶记”和“读史惊奇”，而且绝不是花架子，不是浅尝辄止，两大栏目都是自成系列，一二三四五地排列下去的。这样的读书法，恐怕能够持之以恒地读下去的作家不在多数。但朱秀海就能。他似乎没有多少巧劲，没有那种听得一句两句就能生发出滔滔大论的才华，于是只有以勤补拙，读书不辍。朱秀海的创作，得益于音乐，更得益于对苏联文学的反复阅读和揣摩。这也是他的“笨人使笨劲，傻人有傻福”。是的，三十年风水轮流转，中国作家对世界文学的借鉴，从70—80年代之交的青睐苏联文学，到追摹西欧北美的现代派，崇尚南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再到后来的昆德拉、杜拉斯、卡尔维诺和村上春树等，效仿的目标已经几经变换。在80年代初期，中国的军事文学也曾经热烈关注苏联的战争文学，时至今日，还有几人不曾改弦易辙？朱秀海却是异常执拗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盯住苏联的战争文学，深入开掘。读他的《痴情》，让我想到了拉斯普京的《活下去，可是要记住……》，为他的《穿越死亡》写评论，我借用的是西蒙诺夫的名作“军人不是天生的”做标题，《音乐会》的责任编辑张鹰，说朱秀海目光锁定《日瓦戈医生》，我一时还反应不过来，因为《日瓦戈医生》和《音乐会》两者间的差异，已经让我无法断定两者间是否有什么内在联系。再三思索，方才感觉到，在日瓦戈医生和朝鲜少女、抗联女战士金英子差异非常之大的人生遭遇后面，朱秀海却像帕斯捷尔纳克一样，要追问革命、战争与人性之间的巨大冲突，要探索在似乎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裹挟中普通人和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要在历史记忆那已经形成的坚硬外壳上凿开一个缺口，释放出那个潜藏在历史深处和人们心头的魔鬼，直面那无法直面的惨淡人生。
朱秀海的笨劲，使他成为一个不靠运气、不走捷径的作家。于是，他错失了很多机会。我这里指的是那部让我第一次真正见识朱秀海的文学才华的《痴情》。平心而论，它在刻画人物的心灵深度上，在对边境战争进行极富个性的艺术表现上，都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度。可惜的是，这样的作品，一问世就显得不合时宜：首先，在世事变化如转蓬的年代，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和平，转换频率之快，几乎让人措手不及，作家的生命体验与意识形态需要之间产生了相当的错位；其次，在那些以各种角度各种声调强化和渲染这场战争的诸多作品中，从一个母亲的心灵深处发出的对爱子的凄厉呼唤，又造成了极大的不和谐音，更加难以有风风光光的彰显。其后的《穿越死亡》、《音乐会》，应该说，都是锥心泣血之作，但是，在平和与发展成为主旋律的时代，在电影电视成为民众首选的日常文化活动的读图时代，朱秀海的长篇小说，尽管具有沉甸甸的撼动人心的力量，但它不具备畅销书的品质，没有男女两性的赤裸裸肉搏，没有官场和商界的黑幕，也没有适应当下的所谓“小资”或者BOBO族的“媚雅”“品位”和“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怀旧”时风，甚至连人们已经习惯的阅读长度都不曾考虑——记得在《音乐会》的作品讨论会上，还曾经就此话题引发争议，一部长篇应该写多长才容易赢得读者？在朱秀海的笔下，从《痴情》、《穿越死亡》到《音乐会》及新近的《乔家大院》，其思想和艺术追求日渐深化，气象和格局日渐开张，篇幅也越写越长，《音乐会》厚厚两册，足有70万字，不但是普通读者望而却步，就是一些评论家也觉得可以删节压缩。记得当时我就曾经分辩说，作品篇幅之长短，看作家的写作状态和情感需要，15万字的小长篇可以行世，50万、80万甚至上百万字的长篇也都有其生长的空间。《音乐会》长歌当哭，长得过瘾。如果说，《痴情》中的母亲，还是以一个在“反右派”斗争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难者的姿态，向着时代发出决绝的控诉和批判，那么，《音乐会》中的抗联女战士金英子，她所经历的苦难和血腥，她所遭受的身心的戕害，她所具有的民族的道义的正义性，比起前者来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但是，她的控诉和清算的对象，却也将自己列身其中，将人类的本性列身其中。这样的拷问灵魂的执着，在当下的作家中不为多见，在朱秀海却是念兹在兹，根深蒂固。在网上发现他的一篇有血性的文章《时常会想念杨靖宇》，所讲到的中心话题，仍然是英雄的献身与叛徒的卑怯，在杨靖宇、周保中、冷云等先烈的英灵不灭中，烛照那些民族败类的阴暗而低劣的魅影，对民族劣根性决不饶恕地进行愤怒鞭笞。这样的写作姿态，成就了朱秀海，却也让他难以进入声名显赫的传媒焦点，难以产生什么轰动效应，甚至得不到应有的评价。
一部《乔家大院》电视连续剧的走红，带动了同名的长篇小说，也让朱秀海火了一把。这是否可以称得上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的祖籍在山西文水，和乔家大院所在的祁县相邻，祖上也有经商走西口、远行新疆和莫斯科的前辈，从小就闻听祁县的“金财主”、“万（淦）财主”的名号。朱秀海表彰晋商创新进取、开创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的宏伟局面的精神品格，让我备感亲切。但是，平心而论，就小说而言，在精神境界的广博和心灵拷问的深度上，《乔家大院》恐怕是难以与《痴情》、《穿越死亡》和《音乐会》比肩的。而且，在《乔家大院》之前，成一的长篇小说《白银谷》处理晋商题材的思想气度和对晋商文化的自省，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高度，还由宁静等主演，拍摄成同名电视剧。我不是电视剧艺术的专家，对这两部相同题材的电视剧做不出什么臧否，但是，就有限的思考而言，《乔家大院》的成功，是电视剧的成功，而且，许多时候，电视剧是文学和作家的杀手。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朱秀海是否有所警觉。
新近从凤凰网上看到，顾彬先生再一次就中国文学现状发言，直言批评中国作家急功近利地奔向电视剧本，失去对文学的崇敬和庄严：“在顾彬眼里，创作剧本限制了作家的发挥，因为作家在剧本中表达的根本就不是自己的意愿，中国很多作家一陷入剧本创作便丧失了对文学的崇敬之情、丧失了作家最起码的尊严。然而就普遍穷困的作家而言，创作剧本无疑给自己带来了一笔客观的财富，对此问题，顾彬表示理解，但决不赞成，‘生活确实是一个障碍，但他为什么不在上午写他自己真正要写的作品，下午、晚上写剧本？’”（凤凰网新闻）顾彬先生是爱之深责之切，或者也可以说，那些在象牙之塔里处境优越的学者，难以体会中国人对曾经绵延甚久的贫困的恐惧，就像他们也难以体会中国人对专制的恐惧一样。但是，如何摆好文学与电视剧的位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对于许多中国作家来说，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难题。20年前，我就听到《党费》和《七根火柴》的作者王愿坚说过，在八一厂写电影剧本，把手写坏了，小说需要许多文字的渲染和描写，电影剧本呢，只要写“苍山如海”四个字，剩下的就靠导演去处理了。因此，王愿坚到军艺以后，一心要重新回到小说创作上来，可惜天不假年，直到病重之际，王愿坚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一肚子红军英雄史没有写出来。话说回来，借此给朱秀海提个醒，也是做朋友的一种关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