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曾任红四方面军30军、31军军长的余天云，被张国焘称为“游击天才”，又被刘伯承称作“山大王”，当红军长征快要走出草地时，在西康省的丹巴县一个铁索桥上，余天云突然纵身跳下，自戕了。
余天云为何要自寻短见？
余天云是湖北黄安人，这里是著名的“将军县”。毫无疑问，假若余天云不死，他的名字一定会出现在将军名单中。
余天云1906年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早年曾做裁缝以维持生计。1927年11月，黄（安）麻（城）起义爆发，时为农协会员的余天云与李先念、王树声、詹才芳、陈再道等参加起义，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几年，他很快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主力营营长。
余天云战功显赫。在鄂豫皖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斗中，特别是在第三次反“围剿”的黄安战役，他出色地完成了打击援敌和突击攻城的任务。1932年3月，余天云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12师（师长陈赓）36团团长。当时，红四方面军的猛将与之相匹的，还有同在12师担任团长的许世友（34团）。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召开木门会议，将4个师扩编为4个军，余天云成为了30军军长，年仅27岁。他的部属中有后来的上将王建安 （原88师政委），中将杜义德（原89师政委）、程世才（原90师政委）。
张国焘 在《我的回忆》中说，余天云是“游击观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军长”。张国焘甚至还将他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两人都是“游击天才”。
然而余天云的毛病却不少。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上将）曾在一份报告中说:“余天云那时腐化浪费，思想意识一塌糊涂，有很严重的土匪行为，能力又差，不注意掌握政策，自己有时还破坏政策……”
张国焘率军南下后，274团前任团长周时源在与中央红军会师时，出于对朱德总司令的热爱，将自己缴获的一头骡子送给了朱老总。余天云听说此事后，竟大骂周时源，还派人揍了周一顿。二是余心胸狭窄，容易猜忌、忌妒。杜义德将军回忆说：在一次战斗后，时任30军89师政委的杜义德负伤住院，出院后被调往31军，闻讯赶来的余天云对杜义德说：“你要去31军，得把30军的枪还给我。”原来余早就看中了杜的那支20响的驳壳枪。杜回答：“枪是我从敌人那里缴来的，凭什么交给你？”余说:“枪是30军的，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杜发了火，说：“这枪是红军的枪，怎么就是你30军的枪？老子豁出去不当这个师政委了！”然而究竟是余厉害，不仅扣下了枪，连人也扣下了，还跑到张国焘那里告状。张国焘皱皱眉头说：“杜义德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徐向前说：“此人16岁参加赤卫军，18岁参加红军，父亲因此让地方还乡团打死了。打仗不怕死，敢拼命。”张国焘说：“那就给他一杆长枪打仗去。”杜义德最后被撤了职。三是余重视打仗而蔑视政工工作，主张“枪杆子第一”。在他看来，只有打仗才能消灭敌人，政治工作可有可无，于是动辄把部队中的政工干部骂得狗血淋头，而他的口头禅则是：“军事能打仗，能消灭敌人，你政治工作能消灭敌人吗？”据说有一次红30军在战斗中受阻，时为30军政委的李先念和一些师团干部很着急，这时军长余天云却慢悠悠地对李先念说：“政委，你去给他们上劳动课去，这个山头就能攻下来！”李先念当时被气得火冒三丈。
1935年9月，在红四方面军的一次大会上，总政委陈昌浩特意表扬了何畏任军长的红9军，这让余天云非常不爽 （余已于1935年7月任红四方面军31军军长），联想到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后，政令与此前不相一致，部队更加难带，余不免牢骚满腹，情绪失控，便破口大骂。在座的张国焘本能地警觉起来，以为这是余天云反对自己南下，于是借着总指挥徐向前此前在清江渡会议上批评余天云随意打死号兵和挑夫等事，当场宣布撤销余天云军长一职。不久，又将他调赴红军大学“学习”。当然，为了安抚他，又给了他一个高级指挥科科长的职务。
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学员多为部队中的营团级军官，由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担任校长，原红9军军长何畏任政委，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这时也因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而被贬来任总教官。作为学员的余天云本来就一肚子气，加之何畏和自己同样是个军长，两人关系本就不好，此时却要受他的领导，余便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时不时地发脾气。有一次，余天云受了何畏的批评，气愤之余，当晚就把自己手下的几个亲信叫来喝酒发泄，几个人凑在一起，越说越气。余仗着酒劲，嚷着要打何畏，何畏竟吓得四处躲藏，狼狈至极。
“红大”有这样一个“刺儿头”，搅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然而余天云偏偏碰上了一位不怕他的刘伯承。不久，刘伯承和余天云的正面冲突发生了。当时彭绍辉（上将，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课，而彭也是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合时被派到红30军任军参谋长的，当时余已调至红31军去了。此时作为学员的余天云借故发难，竟在课堂上冷嘲热讽说：“一个被撤了职的破参谋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什么劳什子的军事理论，打胜仗就是硬道理，老子不学习照样打胜仗！”别人畏惧他三分，不做声，他却更加横了起来，让一帮子警卫人员呼啦啦地冲进课堂，最终惊动了刘伯承。刘前来出面制止，而余不识相，又说了许多夹枪带棒的话。这下刘伯承真的生气了，他大喝一声，当场让人下了余天云及其警卫员的枪。
余天云大闹“红大”后，刘伯承从其傲慢、跋扈的行为里感到革命队伍中流氓无产者习气的嚣张，特别在红四方面军干部身上，更为严重。他认为应对此展开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党性教育。刘伯承同时感到，发生在余天云身上的问题绝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张国焘任人唯亲和搞愚民政策的恶果，是“张国焘路线”的体现，于是决定拿余天云这个典型开刀，遂撰写了一篇文章《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他的斗争》，发表在1935年12月16日红四方面军的《红炉》杂志第1期。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强烈反响。当然，这也让余天云耿耿于怀，在他看来，刘伯承在政治上并不“可靠”，是被张国焘发配到这里来的，因此不把刘伯承放在眼里，竟公然掏出枪，气势汹汹地要和刘伯承拼命，并不断谩骂。这时，就是同一部队的何畏也看不下去了，出面制止，而余竟不服，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结果惹得刘伯承大怒，愤然表示：学校“不处分此人，决不再上课”。张国焘闻讯急忙赶到学校，召集全校讲话，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余天云，又“挥泪斩马谡”，命令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并当众命令警卫员缴了他的武器，随即关进禁闭室反省。
事发之后，余天云情绪十分消沉。不料雪上加霜，他的妻子刘伯新（安徽六安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第二团团长），过草地时见其下属饥饿难耐，捕杀了藏民的一头牦牛，结果藏民上告到张国焘那里，张执行军法，枪毙了刘伯新。此事传来，余天云万念俱灰，故意制造麻烦，让他走他不走，让他骑马他不骑，战士们没有办法，只好用担架强行抬着他走。
就这样，1936年4月，当部队行至激流边的铁索桥时，余天云也被战士们抬着走到了桥心。突然，余天云大骂了一声：“去他娘的！”一个翻身，赌气跳到江水里。
此时，这位年轻的红军将领只有30岁。
1958年5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刘伯承的教条主义“错误”时，彭德怀元帅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他指的就是余天云。毛泽东只是淡淡“唔”了一声，说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余天云自杀后，尸体被打捞上来，安葬时张国焘讲了话。他首先痛悼余天云的死，并褒扬其过去的战功，称其多次负伤，不惜以个人的牺牲为革命争取胜利。随后张国焘又强调：“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
张国焘的这番话还是中肯的。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也承认“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