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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卫视的“变形计”节目以时下社会热点为题，秉承“换位思考”的理念，在真实的生活中寻找并发现问题，以双方的角色互换为节目内容，让你学会寻找新的角度，站在他人的立场上重新审视自我。
一、 身份置换型的真人秀
“变形计”节目属于真人秀节目类型范畴，但它却不同于一般的真人秀节目，它的创意策划源于这样的思路：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生活，如果被安排到一个与自己的身份和环境完全不同的空间中，通常会表现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反应和行为，也会对生活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体验。正是这样的内容，构成了一类身份置换型的真人秀节目。
身份互换型真人秀节目的关键元素：
⒈身份置换的差异度。这类节目的魅力都来自于置换带来的反差，因而置换的对比性越强，反差就越大，戏剧性也就越强，娱乐性也更明显。例如，百万富翁身无分文，女明星成了农家女，孩子变成了家长等等。
⒉喜剧效果。在多数情况下，身份的置换都具有一定的喜剧性。错位、预期与现实的不符、措手不及等等，都是喜剧的重要元素。因此，这类节目的参与者一般要具有比较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承受喜剧的能力。
⒊爆发性。置换带来的影响要具有一定的爆发性，这样才能对观众产生强烈的刺激。一般人物经过一段对身份置换的困惑和磨难，会进入一个对新角色的适应高潮，往往能够产生一些情感上的冲击力。
二、“新生态纪录片”
“变形计”节目的制片人把“变形计”称之为“新生态纪录片”，之所以被称为“新生态纪录片”，她认为有两个原因：
一是“变形计”不同于一般的纪录片，它成功地借鉴了美国真人秀节目“交换配偶”的创意和节目元素，又摒弃了不适合国内观众欣赏品位的内容，注入了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性的人文思考。二是“变形计”同时借鉴了纪录片、电视剧的一些要素，用纪录片式的跟踪拍摄和细节展现、电视剧式的人物环境选择和矛盾冲突设置等方式架构节目，使观众在这种真实和虚构中有所感触。
三、角色互换让什么变形？
“变形计”通过人生互换，让具有反差性的两个人互换角色，体验对方的生活。既满足了参与者想改变生活、改变角色的愿望，又满足了观众对他人生活的好奇心。你如果将其当成一档娱乐节目，它会很好看；然而“变形计”更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其社会学价值。
“变形计”变形只是身份的互换，记录的却是原生态的现实。这档节目用“故事的方式折射另外的生活方式”，带有浓厚的社会探讨意义。
第一季“网变”这期节目，聚焦城乡文化的裂痕，借助体验的方式，让来自青海乡下孩子高占喜与城市孩子魏程互换环境，通过互换后情感上的强烈对比，让观众在精神的震撼中被吸引，继而有所感悟。观众看后的感觉就是：对于魏程来说，这是一次人生的体验教育、磨难教育，让他曾经优越的心灵受到震撼，从而反思并珍惜今天的优越生活。对于青海农村娃高占喜来说，互换体验也是一种动力教育。尽管他会产生心理落差，但正是这种心理落差可以唤起他强烈的进取心，激励他成才。
许多国内知名的知识分子也对这个充满了人文关怀和人性剖析的节目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们都认为这个节目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节目通过互相的生活体验，给人们换位的思考，通过差异性的体验达到共识的产生。心理学者认为，互换角色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强烈的生活环境反差能够让两个世界的孩子学会换位思考，让他们学会交流，懂得宽容。
四、“变形计”的社会学意义解读
⒈“变形计”背后的变形
“变形计”到底是什么？一个供观众宣泄情感舒缓压力的游戏？一个借助媒介权力助人梦想成真的社会实验？
有学者从互换现象的背后，读出了人的隔膜与渴望了解。那种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盛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变形计”节目组人员在其博客上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其实大部分是因为彼此之间的隔膜造成的。中国哲人很早就提出的“换位思考”也是其中内涵之一，例如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西方，哈贝马斯主张的交往理性理论也认为沟通达成的和谐乃是人类社会之大势。
这是一个无限丰富的世界，在给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同时，其实内心受到更多的禁锢和限制。幻化到人的内心世界，民众无比丰富的变形想象后，显现的却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化。
从改革开放到加入WTO，社会结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化、重组，一批新的社会阶层迅速崛起，一些新的利益群体快速形成。不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并存且相互激荡，呈现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断裂社会特征。
在社会学家孙立平笔下，在一个断裂的社会里，不同部分的要求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而在学者刘擎看来，社会分化使人们被迫处于一种陌生化状态，彼此变得越来越隔膜。而正是为了打破这种不理解和隔膜的社会心理，使得“变形计”迅速窜红，这也是其意义之所在。
⒉“变形计”的媒体社会责任
“变形计”的诞生，令媒体弱化的社会责任重新被提上日程。“变形计”以时下社会热点为题，以双方的角色互换为节目内容，用电视的手段来设置议程，把这一社会热点问题强化并放大，以期得到广大受众和政府当局的关注，从而促使这一社会热点问题能得到很好的认知和解决。“变形计”栏目的制片人在叙述策划过程时说：这个创意，始于对中国近年来社会阶层分化的惊奇感受。
不可否认，当前社会分化日益明显，正形成诸多的利益群体，其中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关系是最为敏感的一对关系。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就会引起社会心理严重失衡，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从而造成社会严重的不和谐。
因此，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减轻来自经济、社会和心理的巨大压力，不仅是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义务，其中社会强者应尽更多的义务。处在强势地位的群体，要设身处地为那些社会弱者，特别是那些与社会不公有涉的、有强烈相对剥夺感的弱势群体想一想：他们的弱势地位不但影响其本人的现实生活，而且可能影响其未来；不但影响其本人，而且会影响家人和亲友。
因此，从这一层面看，“变形计”的播出，就有着深层的社会意义。身份置换的极端差异性是节目效果的有力保证，而处在社会生活两端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7天身份置换，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至少给两者建立了一个共同的谈话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矛盾的对立面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和解。
⒊“变形计”的和谐发展观
社会学的深层理念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 这里所讲的“增促社会进步”，就是增加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发展；“减缩社会代价”，就是指社会代价尽管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可以研究如何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范围的办法。
社会学不仅提出“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深层理念，指出社会代价与社会进步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如实指出，社会代价往往大多数是由社会弱势群体来承担的，这就是社会学特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关注没有话语权或很少话语权的“沉默大多数”的理论渊源之一。
为什么说社会弱势群体承担着更多的社会代价呢？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在市场竞争中，具有资金、权力、能力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资源优势的，是强者，他们处于优势积累的有利地位，一旦第一步领先，便会步步领先具有滚雪球似的“放大效应”。相反，缺乏资金、权力、能力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资源优势的，是弱者，他们改变自己处境的机会相当少，一步赶不上，往往步步赶不上。正是这样，社会弱者最先也最强烈地感受到改革的代价。因此，从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与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的高度上看，关注弱势群体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
从积极的方面看，“变形计”节目把真切的现实问题搬到了台面上，抛出了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虽然一档节目没有能力实现这种巨大现实差异性的转变，但“变形计”变出的问题，却值得整个社会深思。但至少一次虚拟的变形让参与者开始一次真实的脱茧式变形，毕竟是一件幸事。
参考文献：
①尹鸿、陆虹：《电视真人秀的节目类型分析》，人民网传媒学者专栏，2007年1月
②谢耘耕、陈虹：《中国真人秀节目发展报告》，《新闻界》杂志，2006年第2期
③林莉：《国内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兴起》，《当代传播》，2003年第5期
④张增琦：《把脉国内电视“真人秀”节目》，《媒介》，2005年第9期
⑤ 张小琴、王彩平：《“真人秀节目”的中国方向》，《北方传媒研究》，2005年第6期
⑥ 《当〈变形计〉胜过所有大片》载《信息时报》，2007年3月14日
⑦ 郑杭生、李迎生：《社会分化、弱势群体与政策选择》，中国网 ，2003年1月20日
⑧谢海涛：《社会分化带来的陌生感炒热了角色互换》，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系上海大学影视学院传播学2005级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