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曾国藩
文丨雪珥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7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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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中国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前往西方考察宪政，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五位考察大臣之一的尚其亨，被御史赵炳麟弹劾，理由是居然参与“性消费”，此事最后查无实据，不了了之。因为，新成立的巡警部，已经在首都率先开设红灯区，按月抽收妓捐。清朝大约是对性产业打击力度最大的。首先是中央率先垂范，废除官妓。顺治年间，裁撤有着悠久历史的教坊女乐，改用太监替代。针对各省仍保留的文工团，康熙十二年重申禁令，省府州县严行禁止提取伶人娼妇。但是，官方后续安置政策的匮乏，令乐户妓女这个群体只好重操旧业，无非从官妓转为私娼。
对于官员嫖娼，《大清律》延续了明代的规定：“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款，惩罚嫖客、拉皮条者，不针对卖淫者。涉案官员还有要有行政处分，那就是“永不叙用”。这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度，等于是判处了政治上的死刑。对于“卖良为娼”者，也给予重拳打击。同时，这一禁令，还延伸到体制内的知识精英，“监生生员”。
惩处嫖客，这是从市场需求的角度下手；惩处妓院经营者，这是从市场供应的角度下手，如此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对于延续千年的性产业是相当强大的打击。清代中期之前，性产业转入低潮。乾隆甚至将嫖娼与盗贼、赌博、打架，归为“四恶”，“为善良之害者，莫大于此。”
刑律、政纪之外，清帝国也没有忽略文化领域的扫黄打非。这既是净化社会环境的需求，也是通过文字狱钳制思想的需要。
对于官方的洁癖，不少官员和士大夫都相当不满。掌握实权的地方官员，对扫黄阳奉阴违的，大有人在。雍正朝的名臣李卫，是皇帝的亲信，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开放力度就非常大，尤其是南京和扬州，相当“娼”盛。
在将嫖娼列为“四恶”的乾隆时代，广州知府赵翼就曾对上级部署的扫黄工作公开提出意见。第一个理由是就业问题。第二个理由是，性产业其实是也促进社会财富再分配。吊诡的是，他居然说服了上级，“事遂已”。他的上司，一是广东巡抚德保，一是两广总督李侍尧，都是乾隆皇帝相当信任的干部。尤其广东的一把手李侍尧，非循规蹈矩之人，思想比较开放、胆子比较大、步子比较快。有这两位上司，赵翼才敢于用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作为理由，阻止扫黄。
对于广州的性产业，赵翼还是用心做了一番调查：“广州珠江疍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猝难禁也。疍户本海边捕鱼为业，能入海挺枪杀巨鱼，其人例不陆处。脂粉为生者，亦以船为家，故冒其名，实非真疍也。”所谓“疍户”，就是粤闽一带渔户，户口在水上，不得上岸定居，向属贱民。主业收入微薄，其中一些兼营皮肉生意，也是历来常例，政府向来睁只眼闭只眼。因此，不少专业性产业经营户，亦托名“疍户”，减少麻烦，时间久了，居然在珠江上建起了规模不小的水上红灯区。
赵翼是科举正途出身，与袁枚、蒋士铨并称“江右三大家”。“江右三大家”的另一人袁枚，也公然抨击政府的扫黄：“僧尼欺人以求食，娼妓媚人以求食。今之虐娼优者，犹北魏之灭沙门毁佛像也，徒为胥吏生财。”这话虽然有很大的情绪性，不过，“徒为胥吏生财”一句，还是说在了要害上。这与鸦片战争前，官方禁烟的每道禁令，都成为官吏们提高寻租价码的工具，是一样的。
若干年后，被后世俨然当作道德楷模的曾国藩，率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此时的南京，“六朝金粉之遗，只剩秦淮一湾水。”战争之后，“画船箫鼓，渐次萌芽”，六安县的县令却在境内严厉扫黄。曾国藩笑道：“闻淮河灯船，尚落落如曙星，吾昔计偕过此，千艘梭织，笙歌彻宵，洵承平乐事也。”次日，曾国藩就带着自己的幕僚们，乘船游览，大宴宾客，“一时士女欢声”。曾国藩的这一行动，就是无声的表态，超常规恢复经济，成为战后重建的关键，扫黄实在有点不合时宜，不讲大局。时人因此感慨，曾国藩真是一个讲政治的高手：“公真知政体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