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老舍 — 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无名小卒”
1966-2016，整整50年过去，对于他的记忆并未随着他投身的太平湖的填满而消失，历久弥新，或许是每一个热爱他的人所期待的。他是老舍，一个满族人，一个北京人，一个中国人。
老舍并未有着想同时代许多作家一样出身贵门，即使“家道中落”的窘迫也是他不曾体会过的。他出身底层，一个正红旗的包衣家庭，父亲不过是城门的守卫，一个月仅三两饷银，却要养活一大家人。穷，是老舍来到这个世间的最初记忆。真正的苦难始于八国联军侵华，1900年，仍在襁褓中的老舍失去了父亲。作为城门守卫的父亲在地安门附近的一个粮店被发现时，已经气息奄奄。母亲给了他最初的教育，不失志气，更不会没了规矩。老舍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到，记忆中的母亲总是蹲在小院儿里给人家洗衣服，有时衣服袜子的臭气会熏得眼睛疼，但不论秋冬春夏，母亲就是靠着这样的细碎和坚韧，担起了一个家庭的重担。
老舍的不幸来自苦难，他的幸运同样来自苦难。在欧风美雨影响下的五四一代作家，多半有着留洋读书或生活的经历。因为传教士易思文（Robert Kenneth Evens）的引荐，老舍受聘于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国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的讲师。在中英文化交流史上，老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英国期间，老舍通过BBC广播电台为汉语教学录制了声片。至今仍不被许多人所知的是，老舍是英文版的《金瓶梅》背后的译者，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的考量，老舍对这段往事并未提及。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初版的书的扉页上译者艾支顿（Clement Egerton）郑重地写着一行字：“To C.C.Shu My Friend”。 “C.C.Shu”就是舒庆春，他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时就用的这个名字。艾支顿先生还写了一段话，“我在此特别向舒庆春先生致谢，他是东方学院的中文讲师，在我完成这部书翻译的初稿的时候，如果没有他的不屈不挠的和慷慨的帮助，我根本没有勇气接受这个任务。”
在英国大学教员做看似风光，实则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心酸。我们从1926年老舍写给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院长丹尼斯·罗森的信中就可以看到他在异国生活的窘困。“对于工作，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管是否属于合同规定的，只要是学生愿意学的课程，我都教了。现在250镑的年薪，不足以维持我在伦敦的生活和赡养我在中国的寡母。如果您能同意我的加薪请求，我将不胜感激。”当时一个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每月的生活费用约300磅，而老舍的收入却低于这个水平。或许是窘迫的经济状况，老舍无法像许多留学生那样拥有太多的社交和外出游玩的机会。对于他来说，待在图书馆阅读似乎是更好的“省钱”方式。在这时期，老舍阅读了大量狄更斯的小说，他竟心痒痒也打算做起小说来。就这样，老舍就在三便士一本的学生练习册上完成了他的小说《老张的哲学》。这篇长篇小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此后老舍的笔就再也没有停过。老舍日后说，如果他一直生活在国内，恐怕他是不会写小说的。或许正是对祖国和家乡的依恋，即使在异国他乡，老舍笔下的人和事总是离不开他记忆中的北京城。就这样写着写着，我们提到老舍，会想起北京。说起老北京，老舍也成了不可或缺的存在。城与人，最好的融合就在于此了吧！
英国，是老舍写作生涯开始的地方，英国遗产委员会把老舍曾居住过的伦敦市圣詹姆斯花园31号正式镶上蓝牌。蓝牌上分别用白色汉字和汉语拼音写着：老舍，1899-1966，中国作家，1925—1928生活于此。这是英国纪念已故文化名人的一种方式，而老舍，也是第一位在英国获此殊荣的中国文化名人。
老舍在文革期间投身太平湖，从那时算起，他已经离开五十年了。但他依然值得我们纪念，并不是纪念他的伟大，而是纪念他的平凡。正如他自己写到，“我想，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同时，他须认清：一个写家既不能兼作木匠、瓦匠，他便该承认五行八作的地位与价值，不该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而把别人踩在脚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