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它的源头乃是包括思想、观念在内的文明。
1946年，为中国民主奔波了大半生的哲学家张东荪在文章《中国之过去与将来》里写道：“要实现民主必须先有一班人而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倘使中国没有这样的人们，则纵有数千百万的高呼民主者亦无济于事。”那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呢？
著名学者傅国涌的新作《问史那得清如许》在呈现“活的历史”的同时，便试图探析我们的“源头”何在，挖掘、描绘了中国的“文明之托命者”。他们有胡适、傅斯年、罗隆基、储安平、张东荪、梁漱溟、熊十力等知识分子，有张謇、陈光甫、卢作孚等商人，“他们的政见容或有异，在大的方向却是有共识的”。他们信奉低调的理想主义，脚踏实地，“朝着建造一个个健全的个体生命，从而有一个健全的社会这样的目标往前走”。
可惜，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太少了，历史朝另外一个方向演变了，这些“文明之托命者”则被打倒、遗弃。但“历史是上帝手中的磨子，转得很慢，磨得很细”，我们当下依旧处在历史的进程中，磨依旧在转，最后的目的地仍未可知。
“一切都会过去，只有不该过去的不会过去”。一切“流水”都会过去，那些帝王将相的功业、那些光彩熠熠的虚华、那些不可一世的傲慢……都会过去，正所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唯有“源头”恒在，且有“源头”在，便会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来，最终会冲垮“堤坝”，滋润大地，正所谓“历史的正义可以迟到，但一定不会缺席”。
那些“文明之托命者”便是文明的“源头”。他们埋下的种子，迟早有一天会开花结果。傅国涌他自己何尝不是当下的“文明之托命者”之一呢，如评价家李静所言：“傅国涌的写作堪称独树一帜，他总将庞杂的史料钩沉与高度的现实关切水乳交融，平静的史家调子里，暗淌着壮怀激烈的焦灼与隐痛。”“壮怀激烈的焦灼与隐痛”，便是他对中国当下与未来的“焦灼与隐痛”。
像傅国涌一样的当代“文明之托命者”还有不少，如茅于轼、贺卫方、秦晖等人。而且正如傅国涌所指出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已在稳步成长当中，如本公号提出的周濂、刘瑜、熊培云、许知远、宋石男、萧三匝、李里峰等“70后”思想者已登上历史舞台。
“一个精神上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渐渐浮现出来，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物质的喧嚣完全淹没，只是需要人们仔细地去聆听、去鉴别，与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的壮怀激烈、满腔热忱相比，现在的知识分子可能变得冷静多了，对自己的定位更准确一些，思考的问题也更为深入、更为清晰了，他们中许多人已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知道自身在推动社会进步时的位置，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型的艰难，不再有那种舍我其谁的夸张和豪情，不再有包打天下、担当救世主角色的幻觉，他们深知自己‘生活在此处’，不逃避，不苟且，直面现实，从容笃定地向前迈进，进得一步就是一步，不指望一步登天，不幻想天上掉个大馅饼，不怀抱毕其功于一役的宏图大愿。”
相信有胡适、张东荪那些曾经的“文明之托命者”和茅于轼、傅国涌这些当今的“文明之托命者”在，我们的文明一定会得以再造。“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暄。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胡适（1891一1962），字适之，安徽省绩溪县人，现代学者、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早年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驻美大使等职。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他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以及'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的做人之道。1962年2月24日，他于中央研究院开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北南港。
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
罗隆基（1896年—1965年），字努生，江西省安福县车田人，政治学博士。中国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中国第二号右派，也是最终没有得到正式平反的五名中央级右派之一。1949年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1928年，创办《新月》杂志并担任主编。他主张人权、民主、宪政，主要著作有《人权论集》、《政治论文集》、《斥美帝国务卿艾奇逊》、《人权 法治 民主》。1957年主张“成立平反委员会”，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称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
储安平（1909年－1966年？），江苏宜兴人，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反右运动开始后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也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1946年9月，储安平在上海创刊《观察》，“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公平”、“独立”、“建设”、“客观”是该刊物的的“基本原则和主张”。《观察》云集了一大批最著名的自由主义作者，利用言论的力量批评政府及各方面力量，左右着当时舆论界的风向。
在近现代史上，张东荪扮演着多面角色：学者，报人，政论家。作为学者，他被研究者称为“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作为报人，参与创办《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办了《解放与改造》等多种时政刊物，“学灯副刊”被誉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作为政论家，在近代中国风雷激荡的语境下，他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
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许多学校与事业单位的兴办在当时都是全国第一，并一手将南通建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他为民族工业和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被人们称为“状元实业家”。
抗战期间，陈光甫受蒋介石指派赴美国谈判借款事宜。最终，他与胡适促成了数额为2500万美元的中美“桐油借款”。1939年和1940年，又促成了两笔总额为4500万美元的贷款，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秋，武汉失守，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屯集宜昌无法运走，不断遭到日机轰炸。卢作孚集中民生公司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这次抢运行动，瞩目中外，被誉为中国的“敦克尔克”。
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河南、山东等地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在海内外产生深远影响。他一生著述颇丰，存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唯识述义》《中国人》《读书与做人》与《人心与人生》等，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
他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哲学观点以佛教唯识学重建儒家形而上道德本体，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