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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
具体到托尔斯泰的写作手法，我只须将伯林与米尔斯基的一段文字并置，读者自可分辨其间的互文关系：
托尔斯泰之天才，原在于能重现难以重视之物而精确入妙：巧摄个体完整、难以移写之个性，灵现如神，引使读者切悟客体直即目前之本相，而非仅见一平白应付之描述；为造此境，他运用能凝定某一经验特质的象喻，而力避一般语词，俾免其因为偏利于事物通性而漏失个别差异——“感觉的振动”——以至于特殊经验与类似事例浑连不分。（伯林：《刺猬与狐狸》）
这种细致解剖、探究原子的手法后被什克洛夫斯基称为“陌生化”。此方法之内涵为，从不以被普遍接受的名称来称谓复杂的事物，总是将一个复杂的行为或对象分解为众多不可再分的组成部分，它仅客观描述，而不指名道姓。这一手法自周围世界剥离那由生活习惯和社会习俗附加上的标签，展示其“非文明”面貌，一如亚当于创世首日之所见，或一位天生的盲人初识天地。（I.8.1）
纳博科夫和伯林均受益于米尔斯基，而后者所得尤多，但两人对米氏文学史的评价高低不一。纳博科夫是推崇备至：“是的，我十分欣赏米尔斯基的这部著作。实际上，我认为这是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的一部俄国文学史。”伯林却有赞有弹：“米尔斯基的评判十分个性化，他提出的史实往往并不准确。”“他不是一位有条理的批评家，他的著作中有大量随心所欲的遗漏。”史密斯教授反驳说：怎么会？米尔斯基堪称完美。我读到这里，想到的是陆建德在其《思想背后的利益》中有关伯林的诸篇所谈到的此人的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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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伟大的文学史能够提升对于一国文学整体的思考水平。英美的学子有米尔斯基打底子，对俄国文学的思考不可能陷于庸常。中国文学就缺这样一部文学史。坊间虽有上千部，不沦为点鬼薄、户口册、流水账者几稀。我翻看刚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三巨册，发现王渔洋讲了七页，而老杜居然只得两页，就觉得新鬼大、故鬼小，很不靠谱。学界评价很高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引钱钟书的《围城》一口气能引六页半，而鲁迅的《故事新编》六行半就打发掉了。多纳德·戴维（Donald Davie）评价说，米尔斯基两卷本《俄国文学史》，犀利深刻却又趣味宽容，结构出色而又比例得当，是文学史写作的样板。如果拿这个标准来看林林总总的各类文学史，那真是六宫粉黛无颜色。总之，以文采、学问、史识三个向度来衡量，米尔斯基有多好，别的文学史就有多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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