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你所知，汤唯和吴秀波是我们4月刊的封面人物。我们分别为他们写了两个封面故事，今明两天提前推送给你。今天先送上的是汤唯的故事。这也许是媒体和汤唯小姐最坦率和亲密的一次采访，到最后，汤唯要努力克制住分析自己的冲动，“等我有足够的定力和智慧再来应对。”
“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动物”
那是一个忙碌拍摄的3月的上午，在明亮的家具展厅里，摄影师带着四五个助理绕着黑胡桃木大床布灯，三个摄像师比画着如何抓拍，服装编辑们铺展着衣服，化妆师在一边随时待命，赞助商捧着首饰穿来走去，还有十来人三三两两站在角落里。汤唯小姐绕过人群匆匆走来，神情严肃地问身边人：今天是有游园会吗？大家看上去心事重重—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汤唯小姐不高兴了？她蹙着眉头，对着镜头把嘴巴张到最大，即使后来人群纷纷离场，她隔着玻璃看到陌生人，还是不由自主做出张嘴的动作。
直到九天以后，我的困惑才得到了解答。那时汤唯身处新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的宣传流程中，她坐在酒店会议厅的沙发上，每位记者和他的摄像机得到20分钟上前轮番采访。在流程尾声，我们也在她面前坐了下来。她清了清嗓音，让大家安静，表示自己要认真地和我们长谈了，随后她问：“那天看到我‘发飙’了吗不知道为什么，我紧张到了极致。”
开场白出乎意外，眼前这位一线明星拍电影十年，经历拍摄无数，谁料想到她会紧张呢？可她坦诚又好奇，说“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动物。那时我做出的（张嘴）动作是我事后回想起来要发笑的”。
去年拍《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时，第一次进赌场拍戏，她也经历了这样极致的紧张。她看看左右两边的人，脑子里闪出一个词：魑魅魍魉。拍了两条，她开始小哭。然后想，反正已经哭了。踢开高跟鞋，号啕大哭。100多人的VIP赌厅，此时除了她的哭声，一片安静。
“就是害怕。就像小孩跑到一个新环境会哭，”汤唯说，“其实我很怕那种多人的场合。只要是以我汤唯的身份出现，到一个大场合，颁奖之类的，一上台，我就紧张到不行。有时候穿长裙还好，穿短裙的话，我觉得我的腿老在那抖。”
在那个长谈的夜晚，汤唯似乎是做好了准备敞开自己。她如此解释；“如果我自己信得过的人，我会瞬间就打开。”但信得过的判断标准微妙难解，而我则奇妙地挤入了这个行列：“你的气场很特别，那天一见到你，我就有这种感觉。”
她倚赖身体感受世界，身体也给她异于旁人的回馈。就像她那次进赌场，在分界线位置，感觉到一股气顶住了她。“我是挤进去的。我一点儿也不夸张，也不是自己瞎想。”她问身边人，谁都没这感觉。她再试探性地在赌场四处转，再没遇到这股气了。
“我身体的反应比脑子快。”汤唯总结。一次，有人问，你是不是压力大？她说，没有呀，很好呀。一看皮肤，过敏了。对方说这就是压力的表现。她才明白，原来身体感应到了，脑子还没感觉。
“我特想给你们一些正常的答案”
那场紧张的拍摄后，汤唯睡了一个午觉，随后她变成了举着粉色棉花糖蹦跳的小姑娘。一会儿伸舌头舔一点，一会儿张嘴揪下一大条。有人在旁边着急地喊：“全是色素！”但棉花糖还是迅速消失了一小半。
她和吴秀波拍对骑自行车的场景。摄影师说收工，她不依：“都不好玩！让他脱一个袖子下来。我拽着。”
就像在赌场大哭一个月后，她已经把赌场完全当成了主场，常常敷着面膜全场穿行，她觉得午睡后的表现是“正常状态”，“我小时候打球，七八个小时都不带停的。”打球包括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她还很喜欢推铅球，曾拿过学校比赛女子组第二名，觉得自己的滑步很漂亮。她甚至想学武术，却被唱越剧爱画画的妈妈拦住，被迫学了画画。
即使后来拍戏十年，经常受伤，汤唯已经很少锻炼，但童年运动的影子还是留在了她身上。拍潘婷的广告，本来让她举起双臂从背后拍，却马上停下，换个角度。“因为我肌肉太大了。”汤唯举起胳膊，让我捏捏上臂：“真的吧？我发现小时候的肌肉一辈子都不会丢。”
汤唯爱说自己有男孩气，说小时候留短过耳朵的头发，最爱听rap，穿比身材大两个号的衣服。上了公车一说话，别人吓一跳：这是女的呀！父亲常年在外写生，家里换保险丝、给电话接分机之类的活儿，全归汤唯干。两三岁时，父亲从日本给她带回来两块电子表，一块粉蓝，一块粉红，都被她拆了。再带回来一台录像机，又被拆了。后来上了高中美术班，她又老跑到隔壁电子班，和他们焊电路板。
王力宏见过汤唯表达开心的模样—得知入选了女主角后，她在餐厅外翻了跟斗。“那天我穿了个大T恤。”汤唯向我比画，“一翻，衣服也翻过来，我赶紧扯下来。这个力宏不会说。我高兴的时候各种事都会做出来，不止翻跟斗。”
生命力如此旺盛，就连沉闷的电影宣传也生动起来。在连续几天几十场的采访里，汤唯神采飞扬，踩着敞开拉链的粗跟短靴嗒嗒在三间会议厅来回转战，随时随地在回应每个细微的信息。偶尔转过身看见助理扭坐着，马上说：这样腰会断；动作不小心做大了，随即向塞耳机收音的摄像师道歉，“耳朵很痛吧”；拍合影时，她弯一点身子，以显得不太高，对方也弯一点，汤唯再弯，直到工作人员看着她肚子喊“你不能这样”，才总算停住。
有了间隙她就过来问：“你们不闷吗？都是重复的话题。因为你们在，我心里想，这里有重复的听众啊，我得提醒自己，多说新的。”
“你的这个角色和第一部里的角色有什么不同呢？”有人问。
汤唯停顿了一会，想了想：“两个角色其实没有什么可比性，因为是完全不同的。”
“文佳佳（第一部里的角色）和现在的角色有什么不一样？”又有人问。
“我能先问问你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吗？”汤唯反问。这不是质疑或挑衅，这只是典型的汤唯式追问，她真的想搞清楚。
一直保持新鲜回答并不容易。当天的第六或第七个采访，汤唯举好话筒，挺直脊背，对镜头打好招呼。问题抛来：“新的角色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吗？”汤唯的肩膀一下子耷拉下来：“PIA唧，一听到这个问题，我就歇了。”
“对镜头说一个推荐语来推荐电影吧。”一场采访的末尾，一位记者说。这是个简单任务。刚才滔滔不绝的汤唯却停顿半天，讪讪地笑：“每到这个时候，就是我语塞的时候。”
“我特想给你们一些正常的答案。”她对刚结束采访的一位记者讲，“但那真不是我所想的，没法给你们。”
“几乎没有人能够打得开”
在酒店会议厅兜转数次后，我们进到一个没有摄像机的房间，终于有了休息时间。
工作人员纷纷低下了头。“所有人都拿着手机。”汤唯扫视一圈说。
听到我们说起来一个3岁孩子主动要求洗碗，条件是让妈妈拍下来发朋友圈。汤唯沉默一会：“我觉得好可悲。为别人活着。要以后我小孩，我不给用手机。”
汤唯偶尔心血来潮时，会刷刷朋友圈，给朋友们很久以前发的状态点赞、评论。大家的常见反应是：天！你有多久没看朋友圈？
“他们都说天秤座的特别喜欢社交，喜欢人群，但我真的没有。我是不是生错星座了？”汤唯对我说，“我从来也没有说过这个话题，这是第一次，我略微有点不太好意思。好像真正最熟我的人都说，你看似外向，其实是个很内向的人。说我到了某一位置，几乎没有人能够打得开。我自己也发现确实很难。”
汤唯的眉毛和嘴角都垂下来：“包括我现在说这些，我发现我都紧张。不说了，等我有足够的定力和智慧再来应对。我以前不知道，我也是很久以后才晓得，所以我喜欢漫画一个人看，喜欢运动，不需要过多的沟通。”
她热爱一个人待在家里。常常是一个礼拜不出门，不需要见任何人。早上睡到自然醒。吃点早餐，冲杯蜂蜜水，来个苹果。一天开始了。东摸摸西玩玩，自己买菜做饭。瞌睡了就来个午觉,玩忘了就不睡,从不觉得寂寞。
她也保持着手写日记的习惯，那是她自我的交流方式，有时候写成一首诗，有时候写成一首歌，有时候是乱七八糟的流水账，有时候一直写，写到自己问自己你什么时候才能停。她试着关灯写日记，知道纸在那，写就好。字歪了，或写在了桌子上，都不重要。
她喜欢所有种类的家务，她需要清楚地知道每一个小物件在屋子里的哪一个角落。哪怕当年高考复习时，如果不知道某个房间某一角落里有什么东西，她也会去收拾清楚，要不然没法继续复习。
家里大到装修，小到爸爸、妈妈、先生的衣服，都归汤唯打点。“衣服全是我帮他们选，不准自己选。他们可享受了。我也可享受了。”即使已经搬了无数次家，她还留着小学时的牛仔大衬衫，因为觉得结实、耐用、永不过时。
我们说起那个秀朋友圈的3岁孩子，妈妈是富太太，每天做指甲和美发。“哦，那种生活像监狱一样，对我来说。”汤唯摇着头，“我无法理解。我宁愿一无所有，自己每天有新的向往和收获。我永远是哪儿自由，奔哪儿去。”
“可是自由是很累的，你要承担所有你选择的东西。”我说。
“那多好玩啊。失败的感觉很有意思。”汤唯说，“我会觉得，你还太烂，你下次再试一把。”
当汤唯聊起这些时，我都在心里感慨她的幸运，用汤唯的话来说，一个人长成什么样并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更多的是童年的决定，命运的基因。她记得，三四岁之前，她家住在杭州河坊街151号。那是杭州的著名老街道，距离西湖一公里。二楼的一间小小屋子，一张床靠在门边，爸爸、妈妈、汤唯一家三口睡在床上。“那些场景给了我特别重要的很安心的回忆，让我以后无论遇到什么，都觉得很安心。童年是一个人最重要的。”
“天啊，我的世界会跟他一起坍塌”
休息时间已过大半。汤唯拿出自己碎了屏的手机，给我看她最新的朋友圈，那是《父与女Father And Daughter》，2000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她转给了爸爸妈妈看，自己却没有看：“我怕我会哭，没敢看。我们一起看吧。”
画风极简，只有音乐，没有配音。四分钟后，工作人员进来说，那边的采访要开始了。汤唯看看进度条问：“可不可以再给我四分钟？”
又四分钟后。汤唯长长地“嗯”一声，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我要纸巾。补妆。我就知道会这样。所以我不敢看。”
我回头看看汤唯，眼线已经花了，泪水不停地打转。就这样，我看着她泪眼婆娑地结束休息，走进下一个房间，然后在一部新的机器前回答起重复的记者提问，那时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汤唯在屏幕上总是那样一个投入的形象。
有一次我问她，你对人物命运的体察来自于阅读、经历，还是天生如此？她想了想，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先生金泰勇的副导演要去韩国的一座小岛拍纪录片。几十年来，无数麻风病人被隔离在那儿，因病毁容、残疾。“他能做这个，太厉害了。因为心理承受能力必须很强。我肯定做不了，我见到他们，可能先要疯了。”汤唯说，“我只要跟他们沟通了，就会完完全全感同身受。他们不用都跟我说，我都能感受得到。”
她先生金泰勇的说法是，其实人对疼痛的感受有很多不同层次。在街上见到一个人倒地，有些人可能立刻奔过去帮忙，有些人可能在旁边观望，有些人可能就走了，汤唯会觉得“天啊，我的世界会跟他一起坍塌”。
在这个时代，这不算讨巧的属性。
2012年，汤唯出席一场帮助山区儿童修建供水系统的活动。孩子们向她送上一幅画，她突然哭起来。眼泪滚过下眼线，糊成黑色一片。活动中断15分钟。汤唯因此上了新闻。评论毁誉参半。有人觉得她性情善良，有人觉得不至于到这个程度，进而质疑她的真诚。
汤唯自己担心的是，同理心太强让她“没有办法做一个好演员”。因为无法客观判断自己的表现。以前她会跟导演说：对不起，我有个弱点，如果我感觉到了这个角色的言行举止，我就演得出来。如果我感觉不到或理解不了，我就演不出来。“现在回想，这么说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演员。”现在她保证不跟导演说这样的话，“但我还做不到，我还在努力。”
唱歌时，她遇到了同样的担心。第一次录歌是中文版的《晚秋》，制作人陈雨黎让汤唯试试关掉所有灯，让皮肤在漆黑中感受空气，所有细胞都会打开，唱出来的声音会不一样。这的确是适合汤唯的方式。只这样试了一次，就成了最后选定的版本。汤唯并不满足于这个方式。唱歌需要一些技巧。“可我是一个完全不懂去掌握技巧的人，不管做事还是做人。”汤唯对我说。她试着加点唱歌技巧，但情感就无法投入；若注意用了情感，就没办法想到技巧。“所以我总期待岁数时日，给我多一点洗礼，看能不能两者并行。我在等，真的只能用等这个词。我不知道一个人的同理心是否会随着岁月的增加而改变，但是技巧是可以的。也许有一天它们能并行，也许有一天又不行，当我发现技巧足够多的时候，我不想再用这一块，也许那一瞬间，我已经不想再做这一行”。
“你有没有向往一个更完美版本的自己？”又是一个被问过许多次的问题。标准回答是“此时此刻就是最好的自己”。或者“每时每刻都是最好的自己”。这一次，汤唯认真想了想这个问题，回答我：“希望自己更有专注力。”
很多年前，李安导演对汤唯说，你的专注力好像不够。汤唯琢磨：什么是专注力？为什么说我不够？
还好她强大的同理心弥补了这个弱项。但汤唯又想：会不会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会不会正因为不懂那么控制，专注力弱，所以同理心强？
她试着在演戏时、生活中用各种方法聚集起自己的专注力，更好约束自己，但维持的时间都不长，特别是每次表演体力不够时，“集中力就会少”。后来她和先生在韩国参加了一个自闭症儿童短片展。去了才发现，那儿不只有自闭症儿童，还有多动症儿童。短片也不是他们想象的专业短片，而是父母为孩子亲手制作的，算是一场小Party。汤唯感谢那场偶遇。结束后先生对她说：“你应该有点多动症。”这可不仅仅是调皮的意思。
汤唯是早产儿。出生时，爸爸被医生问了两次保大人还是保小孩。爸爸说保大人。没想到小孩活下来。从出生到初中，汤唯常常生病。直到因贪玩而大量运动后，身体才好起来。追根溯源，她终于总结出，注意力无法长久集中，是因为体质不好。
绕了一圈，又回到身体上。
她想调养好身体，增加专注力。可又担心，体质好了，会不会同理心也少了？“人为什么会敏感？动物为什么会敏感？因为它弱，它得知道外界的危险。强的话，刀枪不入，就不需要敏感了。”汤唯说着说着，想到自己要花上十年探索出另一个自己，又开心得笑出声来：“多么有趣的事啊！”
当天的最后一件工作，是为一个读诗栏目读两首诗。汤唯坐下，不住地问：“这个高度可以吗？”“离这么远可以吗？”她怕印着诗的稿纸发出声响，四处找来夹子固定稿纸。工作人员加入一个“当”字，引来汤唯一串询问：“对不起，确定是有个当字吗？加在哪里？是什么意思？”
在密闭无窗的会议室里，汤唯已经待了四五个小时。“我专心不了。我声音发虚。”试读一遍后，汤唯说，“我现在喘不上气了。”她走向门口，想去走廊透气。行到一半，身子一歪，半晕在我旁边的椅背上。
许多人围上来。助理拿来围巾，披在她裸露的胳膊上，“啪”地一声，有静电。助理把围巾甩得呼呼响：“这样会好一点吗？”再披上，“啪”“啪”，又电两下。汤唯枕着胳膊喊“哟”，头也没抬。
几分钟后，汤唯站起来，推开四面围来让她休息的声音。“我想再试一次。”她走向话筒。
采访、撰文/婴子宁、林珊珊 策划/陈博
摄影/韦来 编辑/林珊珊、杨潇 时装编辑/Momo、睿骐
妆发/司君（吴秀波）、Mavin（汤唯）
现场服装协助/卢红红、李萌
特别鸣谢场地支持/梵几家具www.fnj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