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决定日本走上穷兵黩武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原武士阶层在“倒幕”胜利后实际掌握政权。海外扩张野心随军事实力和对外战争收益的增大日趋膨胀。
百姓走投无路会暴动，武士失业自然就会想到政变。明治政府成立前，中下级武士发动的所谓“尊王攘夷”运动，本质上就是他们不愿放弃职业军人生涯和生活来源的一次武装起义。倒幕运动虽然是明治维新的前奏，但却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武士军事政变”。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著名维新志士几乎都是下级武士。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甚至可能还不到武士的步卒。在樱田门外事变、寺田屋事变的当事人等“过激行动派”的22人中，5人是中层武士、11人相当于中层（中下层）武士、6人为下层或相当于下层武士；在偏向变革的西乡、大久保派中，3人为上层或相当于上层武士、9人为中层武士、8人相当于中层武士、2人为下层武士。
开港后日本各大名财政实力的下降，到了无以支付武士阶层收入的地步，不得不削减武士的俸禄，或不再支付武士“全禄”，加上外贸扩大后的价格推起，白银大量流入造成的物价上涨，劣币的出现和流行，最终导致武士阶层的收入和经济状况越来越恶化。当时旧武士总数约40万人，包括家属在内相当于人口总数的大约1/10。每年收入100石的中级武士，差不多相当于富农，武士的平均收入35石以下，也就相当于一般农民的收入。幕府在逮捕反幕活动家下级武士梅田云滨时，发现他家徒四壁，没有任何财产。有些公卿也不得不靠削骨牌、贴伞纸、做牙签或筷子维持家计。“讨幕”核心人物之一的岩仓具视，就不得不利用公卿特权以私设赌场为生。
如果按照“尊王攘夷”的宗旨和方向继续走下去，日本与清末后来的结局不会有什么区别。正是完成倒幕后的日本武士精英，及时认识到历史潮流，审时度势，迅速从“尊王攘夷”转向“尊王仿夷”，才有了日本的“维新”和今天。
当时，明治政府对大名和武士阶层的赎买政策，远比大清光绪皇帝在戊戌维新中，突然废除八旗贵族权益的狂妄做法理性和明智得多。
当《征兵诏书》和《征兵谕告》组建政府常备军过程中，断了一部分士族和藩兵的生计，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时，明治政府便以“四民平等”和“改善财政”为旗帜改革（处分）“家禄”制度。1876年（明治九年）8月政府断然颁布《废刀令》，彻底废除士族家禄的同时，发行“金禄公债”。士族们以“债券”方式得到了一笔抵偿金（虽然后来很多人因经营不善而破产，最终沦为与平民或普通劳动者），明治初年政府岁入6000万日元中，家禄支出就多达1804万日元。实际上等于买断了大名和武士阶层，这对稳定明治初期政治格局安定具有决定意义。
士族们丧失了一切收入和物质上的特权后，就始终期望着在向海外的军事扩张中，拾回旧日的地位和辉煌。
能像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那样，弃武经商，另求生路固然很好，但生意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来的。在商场上成功，毕竟只是少数精英才能做到，而战场才需要大批善于拼杀的 “失业” 武士。于是，明治政府推行现代兵役制后，最后留在日本军队中的那些人都是除了战死沙场，别无出路的亡命徒。
在失业和战争的抉择中，武士阶层选择了后者。
本文摘自郝一生著《日出日落：解密中日百年较量背后的资本逻辑》，未经东方出版社授权，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