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位非导演科班出身的导演，竟然陪伴了中国观众三十多年，在反映时代、引领时代的同时，始终坚持着透过大众视角讲述真实的故事，普及大众价值观。正是这种简单朴素的方式和长年的坚持，赢得了最大范围的观众和市场，让现实主义创作的大旗恒久飘扬。
编辑/佟承岳 采、文/Maggie 摄影/邓熙勋
化妆/金永明服装/李欣芮
2016年1月，传奇古装电视剧《芈月传》首轮播放完，六十多岁、头发有些花白的郑晓龙登上了各杂志封面和娱乐版头条。他在为《芈月传》的二轮播放做宣传，“我得吆喝啊，萝卜种完了，得叫唤‘萝卜不错，大家来吃吧！’”
天生镜头感
在重播率第一的《甄嬛传》之后，大众对《芈月传》的期待空前上涨。播出前，郑晓龙压力很大，“记者问的都是‘这回的萝卜怎么样啊’，‘还挺甜的’，‘真的吗，不一定吧’，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是怎么浇水、施肥的。现在大家吃完萝卜了，好多人觉得挺好吃，当然也有人觉得有点辣，我还是要进一步说‘这萝卜我为什么这么种’。”
此前，他种出来的“萝卜”是《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金婚》《红高粱》，几乎每一部都叫好又叫座，斩获国家级大奖并陪伴观众三十多年。他本人则被誉为中国电视剧的“第一拓荒人”，每一部作品都反映时代、紧贴生活，有的突破传统创作手法，有的引领新潮话题，有的带来深度思考。
难以想象的是，这些满载口碑的作品来自一位非导演科班出身的导演。
七十年代初，18岁的郑晓龙是一名新兵，发现部队的最好福利是“内部电影”，苏联的《海军上将乌沙科夫》，捷克的《好兵帅克》，在文化沙漠的年代给一个少年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他对画面和镜头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敏感，看完电影向别人讲述时，他这么说：“镜头从海面上升起来，一直往前移动，移动，然后穿过一道城墙，往下走，来到了一个广场上……”
再往后，他又看了《魂断蓝桥》、《翠堤春晓》等好莱坞电影。相比之下，苏联电影更多使用长镜头或者单幅画面，色彩特别丰富；美国电影节奏更快，镜头量大，逻辑更严密，充满蒙太奇的美，冲击力更强。从价值观上看，美国电影更喜欢谈人性，这引起了郑晓龙的兴趣。
1978年，郑晓龙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小说和电影剧本的创作和发表始于这个时期，他自然地分辨出内心描摹较多的题材适合小说表达，而有强烈戏剧性和冲突感的故事在他的脑子里自动转化成了画面，形成连贯的电影镜头。
初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中文系毕业生郑晓龙很快就能上手创作剧本。没过几年，他在拍摄技术上也没有感觉到障碍。刚开始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摄影师沈涛对他的一个拍摄设想指出了技术性问题：“晓龙，这么拍可能会越轴。”他说：“真的吗，那你跟我说说‘轴’是怎么回事。”3天后，他反而能对沈涛说“你这轴错了”。
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在他看来都“特别容易，很快就能掌握”，对一个导演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这些基础知识。
现实主义之美
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主管生产期间，郑晓龙推出了中国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第一部长篇室内剧《渴望》、第一部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第一部全程在海外拍摄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第一部编年史风格的电视剧《一年又一年》。北京城建公司工会的宣传干事冯小刚和首钢工人赵宝刚，都是在那一时期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找到了当导演的机会。
“那时候，冯小刚、赵宝刚想当导演，先得拍我马屁。”郑晓龙响亮地笑起来，说起当年自己因为工作要去各个剧组查看，几乎每个职位都在向他反映剧组的大小问题，听多了，自然清楚谁是好演员，谁是好导演。“当导演要有三个能力：第一是文学能力，能把剧本打磨好；第二是导演的基本功，懂一点镜头，懂一点光，这些虽然有专业人员干，导演要会鉴赏；第三是很重要的组织能力，让大家伙儿充满积极性地围绕在导演的主要思想下搞艺术创作。”
郑晓龙曾经组织很多编剧一起观看两部电影。一部是美国的《胜利大逃亡》，讲述二战时期一批美军、英军战俘，在集中营和德国人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趁机逃跑的故事。另一部是中国的《佩剑将军》，讲述解放战争时期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司令率部起义，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前者纯属虚构，但细节设计巧妙，逻辑合理，让人信以为真；后者改编自真人真事，细节却出现了很多纰漏，为了表达主角对党的忠贞而抒情，正面化的人物形象难以深入人心。郑晓龙想以此向大家说明：细节的真实是影视艺术的生命，成败就在于此。
在更多的看片会上，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年轻人表达了对当时正在崛起的第五代导演的赞赏，也想在电视剧创作中借鉴他们的风格和手法。然而，电视剧属于大众传播，是八九十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家庭的主要娱乐方式，郑晓龙认为电视剧应该让老百姓“喜闻乐见”，“观众不爱看一部电影，可以不买票，但电视剧是一打开电视机就那些，这对他们来说是个被动的选择。我们花着纳税人的钱拍电视剧，要是还为自己或者一小群人的喜好拍，良心上过不去。”
就这样，郑晓龙走上了现实主义的路，几乎每一部作品的题材都来自生活，即使是传奇性质的《甄嬛传》，他也要求编剧将原本架空时代的故事落在大清年间，并特意避开高颜值、偶像气质的男演员，邀请陈建斌出演雍正，意图让整部电视剧落地，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
过去十年来的“剧王”也证明了现实主义的经久不衰。从2005年到2014年当年收视第一的电视剧依次是《亮剑》、《武林外传》、《金婚》、《潜伏》、《媳妇的美好时代》、《闯关东》、《铁梨花》、《甄嬛传》、《咱们结婚吧》、《红高粱》，“你看，基本上都是现实题材，《武林外传》不算，《甄嬛传》不是现实题材，但它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2015年如果是《芈月传》的话，也是这样。”
为真实较劲
九十年代出国热，《北京人在纽约》的故事大纲已形成，郑晓龙专程去美国体验生活半年，开了6场座谈会，和当地留学生、华人讨论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和感受。确定拍摄方案时，郑晓龙发现在国内拍是行不通的。比如剧中阿春开在纽约的餐馆，即使在北京按照纽约的设计风格装修，很多材料都找不到。纽约的餐馆里经常有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客人，在当时的北京也很难实现。郑晓龙甚至想到，假如一个镜头从餐馆的窗口拍出去，外面跑的车、行道树全都和纽约不一样，“所有的细节都会露馅，你就是一个假的。”
他要求去美国拍摄。同事说：“天方夜谭，有这种可能吗？”郑晓龙却表现出了十足的信心和劲头，“你只要极其努力，就能把这个事解决了。”
今天来看，整个过程“费了好大劲”。首先是资金上的问题，他抱着“没钱宁可不拍”的心态申请贷款，又写信给李瑞环，才给批下来。签证也有问题。美国大使馆给摄制组大队人马开的是工作签证，郑晓龙急了：拿了美国的工作签证，意味着在美国公司工作，挣美国的钱，要在美国纳税；但我们是去美国拍片，用的是中国的钱，应该给商务签证。
再去沟通，美国大使馆不搭理，剧组只好找外交部询问解决方法。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李肇星曾经见过北京广电局局长，主动说：“你们拍了一个片子，《编辑部的故事》，看得我哈哈大笑，我老伴、我女儿都喜欢，有没有录像带？”听说北京广电局要去美国拍新片遇到了签证问题，外交部对美国大使馆的态度也变了，美国大使馆一打听，原来问题出在一个剧组的签证上，很快商务签证就下来了。出国前，外交部还专门给剧组讲解了去美国的注意事项。
姜文也是被《编辑部的故事》吸引来的，之前他认为电影和电视剧一比高下立现，看到《编辑部的故事》才改变了想法，“多好的创作，有搞头”，主动找到郑晓龙，要一起拍《北京人在纽约》。再往前，更多人是因为对《渴望》的喜爱，支持了《编辑部的故事》的拍摄。一环套一环的肯定与支持，在三十多年里始终伴随着郑晓龙，让他寻求突破和创新的勇气更盛。
市场动摇不了我
八十年代末，郑晓龙拉着李晓明、王朔、郑万龙一起在蓟门饭店讨论，因为资金有限，只能拍室内剧，那么主题最好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人物关系和矛盾都发生在家里。怎么把室内剧拍好看？四个大老爷们都说：拍女的好看！要年轻的、漂亮的、善良的，任何美德都放她身上，再把磨难都放她身上。刘慧芳和《渴望》就是这么想出来的。
今天，观众已经无法对刘慧芳式的女性形象形成当年那种整齐划一的认同了，芈月也被吐槽成“白莲花”。郑晓龙很困惑：“白莲花不好吗？白莲花不就是女性美好品格的体现吗？”他从最初的“看不懂”到逐渐接受了观众爱吐槽的事实，“现在的年轻孩子他不是你给我看我就看，我要参与，要有存在感，我也年轻过，特别能理解。”但吐槽的的动机有很多种，完全个人化的恶意吐槽和通过吐槽来获利的言论，他选择屏蔽。
更多的吐槽，让他开始怀疑这些年来中国教育中美学部分的缺失。“咱们内地很多人看《甄嬛传》，说它是一个白领的升职记、办公室政治宝典，这都看出问题来了。台湾的琼瑶说《甄嬛传》是爱而不得所生的悲剧，这多好。《甄嬛传》在美国播出时，广告词是‘一个不屈的灵魂，一个弱女子对抗整个大清帝国’。美国人都看到这片子是对封建社会的反抗和批判，可我们的观众和媒体总结不出这样的话来。”
在完全娱乐化且迎合观众的市场中，文艺作品已经不像郑晓龙期望的“给人更深刻的思考”了，“有娱乐，有颜值，有明星，有IP，强情节，没有思想，没有内容，没有真实情感了，完了。”《芈月传》的高收视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他看到娱乐化极其丰富的今天再次出现了《渴望》那个年代的四世同堂围坐在一个电视屏幕前，被一个现实主义题材和所谓“白莲花”的故事吸引，他相信自己的坚持再一次受到了市场和群众的认可。
但他还是有些担心，“这个社会总要有正确的一些话语权，网络上说这个我觉得不重要，可是主流媒体好像也没什么主见，话语权被少数在网上制造话题的人掌握了。这样下去，会好吗？”
2015年秋天，郑晓龙突然发现自家的小院后墙上一片红色的爬山虎，挺好看，他问太太王小平：“这片红的什么时候有的？我怎么不记得？”王小平说：“哪年秋天你在家待过啊。”每年此时他都在剧组，这年在为下一部片子做准备才留在家，他感慨起来：“走到哪儿，秋天都是最美的时候，但是最好的时候我都在干活。想休息休息了，赶紧退休吧，都63了。”
离开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后，郑晓龙的行政工作减少了，片子拍得多了。他其实最不喜欢拍片的过程，“特别累，每每想起就特恐惧”。在影视城走着，一看前面有剧组，那灯、那线、好多人，他的情绪就变糟，走过去一看，“哎，这不是我的剧组，是别人的，哈哈！”但他更害怕的是一部片子播出后无声无息，没人看，连吐槽的人都没有。因为这个，他宁可“被别人踢着干活”，较着劲、认着真地熬完每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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