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历史和酒有什么关系？“汉书下酒”可以算一个，“青梅煮酒论英雄”当然也算。不过，我并没有拿周泽雄先生的《三国现代版》（岳麓书社2004年7月版）来下酒，我是把这本书当酒喝的。因为在我看来，它正是我主张和推崇的那种书──趣说历史。
趣说并不容易。首先，作者得是有趣的人。文如其人嘛！所以，一本书，如果读起来味同嚼蜡，我便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怀好意地猜测其作者大约也很无趣。当然这并不一定是事实，也有书无趣而人有趣的。但反过来则可以肯定：一本书，如果读起来趣味盎然，其作者也一定好玩。大师多半都是好玩的。比如黄永玉，比如启功。黄永玉先生有一张照片，是他老人家叼着烟斗趴在桌子底下找东西，题目就叫《我的烟斗到哪里去了》。启功先生大病一场，所填《渔家傲》却云：“不是泡，谁拿生命开玩笑！”这就不仅是有趣，而且是一种了不起的人生态度了。
这很重要。有人认为，一本书有没有趣味，要看写什么；有些学科的书，怎么写都好看不了。对于这种说法，我是从来就不相信的。我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说过这样的话：世界上没有没意思的事，只有没意思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哪怕是洗碗，也能洗出意思来。写书也一样。以我之孤陋寡闻，就发现几乎所有学科都有“有意思的书”和“有意思的人”。比如周国平讲哲学，贺卫方讲法学，郑也夫讲社会学，卢周来讲经济学，就有趣得很。周泽雄讲历史，也一样。在他眼里，历史是一个聪慧狡黠的老顽童，一肚皮故事，还看人下菜碟子。如果你喜欢哲学，他会给你讲先秦诸子，然后鬼头鬼脑地告诉你三千年来人们也只理解一小半。如果你喜欢文学，他会给你讲唐诗宋词，时而声若铜钟，时而老泪纵横。如果你喜欢悲剧故事，他会根据你的心理承受能力选择五胡乱华或者鸦片战争。如果你喜欢英雄传奇，那当然就是三国了。这也是“趣说”的又一个条件──你得把你要讲的对象看作是有趣的。周国平在讲哲学时曾提出一个观点：哲学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爱智慧。智慧加上爱，怎么可能是枯燥无味面目可憎让人望而生畏的呢？
枯燥无味的只可能是语言。语言无味，则必如毛泽东所批评：“像个瘪三”；而要想“不像瘪三”，就得有文学修养。所谓“有文学修养”，并不等于一定要读过多少经典名著，更不等于有多高的学历、学位、职称和头衔，当然也不等于一定得是中文系毕业的，而是要有文学感。这是一种体验的能力，品味的能力，把握情调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书读得再多也没有用。这是中文系教授也会写出面目可憎之文章的原因。
有文学感的人一般也都有历史感。因为文学是人学，史学也是人学。没有人，就不会有历史，也不会有文学。所以，要想理解历史，必须渗透人性。历史是不能复原的。你顶多只能散乱地见到些秦砖汉瓦，依稀听得鼓击钟鸣。然而人性却相通，正如今日之苍穹，正是当年之星空。汉代的关隘（历史条件）可能已荡然无存，秦时的明月（共同人性）又何曾消失？所谓“秦时明月汉时关”，似乎正可作如是解。
我喜欢周泽雄先生的《三国现代版》，便正是喜欢该书对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比如他说刘备“机心难测”，可谓一针见血；说祢衡“心理变态”，堪称入木三分；说吕布是“一条独狼”，说曹操“擅长在人性的两面作战”，就更是深刻而独到。正是由于有这些心理分析，一个个历史人物在我们面前才变得鲜活起来。这些鲜活的生命将促使我们反省历史，反省社会，反省人生，反省自己，于是趣味之中就有了智慧。
这就不但是“趣说”，而且是“妙说”了。没有思想的趣说只是易拉罐饮料，有思想的妙说才是好酒。看来，煮酒不必是青梅，也可以是历史。只可惜，这好料被不少人做成了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