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在，根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的一项研究结果，研究人员能够更好地预测“在艾滋病患者停止治疗后多久HIV将会反弹?”
这一重大进展，来自于两家机构和其他国际合作伙伴之间长达十年的合作关系，为了解“HIV为什么持续存在于一些患者体内，而在另一些患者体内处于潜伏状态并不易检测”开辟了新的方向。相关研究发表在十月九日的《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
文献来源：Immunological biomarkers predict HIV-1 viral rebound after treatment interruption.
虽然现有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可阻止艾滋病毒的复制，但并不能完全消除病毒。破坏“隐藏”的病毒库，仍然是HIV研究的“圣杯”。在正常情况下，当ART停止后，HIV病毒载量会在几个星期内反弹。
今年4月份在《PNAS》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数学模型指出，一个人遇到艾滋病毒反弹的可能性，取决于他们的细胞毒素淋巴t细胞的强度以及治疗终止时潜伏艾滋病病毒储存库的尺寸。这项研究以及之前的研究已经表明，在感染几周后用ART治疗，可在一些患者中产生一种“治疗后控制” 的状态。然而，诱导和维持这种缓解状态的机制，目前还不清楚。
这项新的研究为了解“维持体内病毒持续感染的过程——这对于消除HIV至关重要”，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在牛津大学研究员John Frater的带领下，该国际研究小组回顾性地分析了来自一项随机的、HIV原发感染患者研究的数据，他们都参与了SPARTAC试验。研究人员比较了欧洲、巴西和澳大利亚的154名患者的T细胞，这些患者在12或48周后中断了ART治疗。T细胞在免疫系统的保护过程中发挥主要的作用。
在提出一份免疫系统生物标志物名单(包括18个)后，研究人员发现其中三个标志物——PD-1、Tim-3和Lag-3，是统计学显著的、病毒反弹时间的预测因子。研究人员发现，高水平的这些生物标志物，在患者开始ART治疗之前附着于“疲劳”的T细胞，与治疗中断后病毒的更早反弹有关。这在以前从未被证明过。
前牛津大学教师、现任新南威尔士大学医学院院长的Rodney Phillips教授，在病毒早期复苏相关生物标记物的发现过程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2003年提议，在SPARTAC试验过程中对接受ART治疗的患者进行免疫学和病毒学研究，为研究人员提供了10年后发现这一结果所需的数据。
Phillips教授说：“SPARTAC研究将永远不能被再次重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这个特殊的HIV患者群体中探究病毒反弹的原因。专注于疲劳标志物是重要的一步，因为它给了我们至关重要的线索，探索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治疗被中断后更好地控制病毒。”
本文共同作者之一、UNSW Kirby研究所的Anthony Kelleher教授表示，了解HIV停留在“缓解期”的机制，对于根除病毒是必不可少的。他指出：“我们希望能够预测，在我们给患者中断ART之后病毒将如何表现，以检测旨在消灭HIV的药物疗法。”
UNSW Scientia教授、Kirby研究所主任David Cooper和Kersten Koelsch博士，也是该研究团队的主要成员。
临床指南现在建议患者继续ART治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另一个UNSW Kirby学院带领的研究项目，称为START (Strategic Timing of antiRetroviral Treatment)临床试验。这些试验结果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表明，尽早开始ART治疗还有其他好处。
具有PD1生物标志物的免疫细胞，已经被确定为治疗4级黑色素瘤或末期癌症的一个药物靶点。研究人员目前正在考虑如何在他们的HIV研究中，用PD1标记来操纵免疫细胞。这项研究的作者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考虑现在这些生物标志物，以调查如何在ART后控制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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