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庐山会议”风云突变
毛泽东写下《十年总结》
□ 罗平汉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的半年多时间里，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人民公社的整顿上。他认为，经过努力，已经找到了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有制问题和共产风。只要确定生产队(即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开展算账退赔，这两个问题便可基本解决。如果再进一步解决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食堂问题，人民公社就能健康发展。
但庐山会议上，风云突变。彭德怀的《意见书》，被毛泽东视为“下战书”，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整个心态，也彻底改写了历史进程。
“这次我要反人家的冒进”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的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乘专列南下。13日下午，到达湖北孝感。他在专列上听取了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等的汇报。当汇报说长风公社有人创造了亩产万斤稻谷的“万斤田”时，他表示不相信。有人说，这是经过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他回答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
11月21日，在武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对此前郑州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中提出的部分过高指标表示了一些怀疑。他说：“四十条纲要，如果传出去，就不好了。苏联搞那样少，我们搞那样多，叫作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到。搞不到那么多，还不是自己垮台?我看还是谨慎一点。”他还说，自己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
11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讲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和作假问题。他说：“我主张明年不翻两番，只翻一番。过去人家反对我的冒进。今年我在这里又反人家的冒进。”他还批评了“放卫星”，说：搞假干什么?不要去争虚荣。他还在这次会议上强调，在破除迷信时，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
1959年2月27日，中央又一次在郑州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他说，共产风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改变了“旧账一般不算”的看法，认为旧账也应该算。算账其实就是算共产风的账。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开五级或六级干部会议，传达郑州会议精神，接着，各地在整顿人民公社中都开展了算账退赔工作。
各地还建立了“三定一奖”“四定一奖”等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恢复了农民生产合作社的评工记分制度。一些地方为了解决“大锅饭”问题，搞起了“包工到户”或“定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在召开庐山会议之前，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于公共食堂问题，他说：“现在食堂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想出去跟省委书记谈一谈。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
会后，他离开北京南下。6月22日，他在郑州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去年大家头脑热，上上下下一起热，一热就充公。哪一件事情触怒了群众呢?就是刮共产风。
庐山突变
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心情很好。他在讲话中乐观地说：“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
在接下来的会议开始的小组讨论中，彭德怀多次作了发言，直截了当地批评大跃进运动以来的错误，有的话还是直涉毛泽东的。7月14日，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着重指出了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强迫命令等。
显然，彭德怀在小组讨论中的发言和这封信已经大大超过了毛泽东的承受限度。毛泽东认为：“信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其中所列大跃进的种种问题，并没有超出中央八九个月来所一再讲的，而(彭德怀)在过去的历次会议上‘不提意见’，现在‘搞这一手’，动机不纯。”他自己曾说，吃了三次安眠药仍睡不着。
在小组讨论中，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明确表示赞同彭德怀的基本观点。杨尚昆后来回忆：“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和张闻天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问题早不提、晚不提，偏偏在形势好转、问题即将解决时提，这不是跟他一道去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而是“下战书”。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对彭德怀信中提出的观点逐一批驳。他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少年中年时，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彭德怀上书的第四天，即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的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发表了一通关于苏联历史上的公社的议论。表面上是总结苏联历史上公社失败的原因，实际上是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含沙射影的攻击。
对此，毛泽东非常不满。8月1日，他在给王稼祥的信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在这样的情况下，庐山会议被延长，并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改为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集中解决彭德怀等人的问题，揭开了反右倾运动的序幕。
大跃进狂潮再起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多次讲到要维护人民公社。1959年9月15日，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他说，大跃进不应该搞，人民公社不应该搞，那么总路线还有什么?总路线就要崩溃。所以我们要起来保卫总路线，支持大跃进、人民公社。
全国农村相继展开了以反右倾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跃进狂潮再起。
庐山会议刚刚结束一个星期，中共江苏省委就发出通知，不论是全部农活包到户，还是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都是右倾思想的表现。中共河南省委也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新乡、洛阳的“包产到户、定产到田”遭到猛烈批判，一些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庐山会议前，相当多的食堂已处在停伙半停伙状态。庐山会议后，公共食堂被看成是“社会主义阵地”，又相继恢复。
本来第二次郑州会议明确提出了人民公社要退回以生产大队(甚至考虑以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现在毛泽东提出，要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没有条件，只能“创造条件”硬上。原本已经有所收敛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问题不但死灰复燃，而且愈演愈烈。粮食的极度匮乏，致使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不久，全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外逃和非正常死亡。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口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
毛泽东写下《十年总结》
严酷的现实，使人们的头脑开始得以冷静。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写下了《十年总结》一文。他在文章中虽然对人民公社作了充分肯定，但同时指出，党内管农业的以及管工业、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他还承认，自己“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起犯的”。
10月26日，毛泽东看到了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关于河南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调查材料，从而认识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并下决心纠正共产风问题。
受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毛泽东亲自作了审改。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如何纠正共产风问题，是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他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这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
1961年3月5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他感叹道：“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240亿斤，他们说有400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从(1959年)3月到6月，只反了4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修改“农业六十条”草案。同时制定精简城市人口、压缩粮食销量方案，对几年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
毛泽东在会上讲道：庐山会议后，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此次中央工作会议对“农业六十条”草案作了重大修改，其中明确规定，可以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到1962年，农村形势进一步好转，中国农业和农民都走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原刊《中国新闻周刊》2015.25期)
摘自《报刊荟萃》2015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