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物语 中国文学 日本文学与《源氏物语》

第二节日本文学与《源氏物语》
  
  日本文学的形成是从古代开始的。它包括大和、飞鸟、奈良和平安时代,时间从公元4世纪到12世纪末。日本文学的发展是以中世纪封建阶级走上舞台为标志的,这一时期包括镰仓、南北朝、室町、安土桃山、江户时代等,时间从12世纪末武士集团兴起,到19世纪中叶江户时代封建政权没落。此时期文学的主人公主要都是创立封建天下的武士阶级和繁荣封建经济的町人阶层。
  
  事实上,早在公元前后,日本列岛上已经有人居住。公元4世纪中叶,大和地方(今奈良县的部分地区)的豪族天皇氏统一了日本。从此,“大和”成为日本民族的代称。在此之前的日本史前时期,文学只是存在于口头上,因为日本古代没有文字。直至4世纪后半叶,日本人从百济学到汉字,用它们标注日本语的发音,从此,文字文学的历史于推古朝(593—628)前后开始了。
  
  一
  
  日本最早的书面文学开始出现是在奈良时期(710—793),代表作品有《古事记》、《日本书记》、《风土记》、《怀风藻》、《万叶集》等。
  
  《古事记》成书于712年,是当时的天皇为了发扬“邦家之经纬”令人修订的。虽然如此,它的价值主要还是在文学和史学成就上。此书第一卷记载了日本民族关于开天辟地、国家形成等神话和传说,还包括故事、古代诗歌等。作为日本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古事记》开拓了日本书面文学的创作天地。
  
  另一部重要作品《日本书记》,被认为是模仿中国的《汉书》和《后汉书》而写的正史《日本书》。因之撰写了“日本书”中的“帝王本纪”而得名。同时出现的是《风土记》,根据中国把地方志都称为“风土记”而得名。这三部作品成书年代相近,几乎都把神话、传说、诗歌等集于一身,表现了日本当时的历史与生活。
  
  这一时期,诗歌方面的主要成就包括成书于751年的《怀风藻》和稍后出现的《万叶集》。《怀风藻》是日本现存的最早的汉诗集。当时日本贵族阶级文化水平提高,写作汉诗成为富于教养的标志。《怀风藻》中的汉诗,内容上多是表现宴会、游览等宫廷之作,诗风上受中国六朝和唐初影响,几乎都是五言诗。由于其狭窄的宫廷视野和诗歌语言与形式的非民族性,《怀风藻》在日本文学中的地位远远不及《万叶集》。
  
  《万叶集》是日本的第一部和歌总集。为了与用汉字而写的诗歌——汉诗——相区别,日本人将用大和文字而写的诗歌称为和歌。《万叶集》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于《诗经》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万叶集》中的作品包括短歌、长歌、旋头歌、佛足石体歌等四类。短歌有31个音节,分5句,分别是5、7、5、7、7。长歌句数不限,但常常后面附有反歌,以概括大意。旋头歌和佛足石体歌与短歌差别不大。《万叶集》中最重要的诗人是山上忆良,他的代表作《贫穷问答歌》开创了反映下层民众生活的新领域。《万叶集》中的诗歌题材广泛,除去和歌外,还有大量的描写戍边生活、爱情生活和农民生活的民谣。诗集显示了日本民族的艺术创造力,形成了日本诗歌的独特风格,在诗歌的创作精神上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到了平安时期(794—1192),汉文文学继续发展。平安的早期,由于假名文字的出现,日本也出现了具有民族性的作品,如物语、散文等形式的作品。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上出现了女性作家大放异彩的情况,这主要包括日记和随笔。由于平安时期虽然已经出现本民族的假名文字,但重视汉文化传统的日本贵族男子仍然崇尚汉文,女性则较少这方面的顾虑,这就为当时的女性作家的假名创作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就是第一部假名散文作品《土佐日记》(935)的作者纪贯之虽然是男性,但他仍然化用女名,按女子的口吻表述。第一部真正的女性散文作品是出身中层贵族的右大将道纲的母亲,她写了《蜻蛉日记》(约995)。此外的女性散文还有和泉式部的《和泉式部日记》(约1004),紫式部的《紫式部日记》(约1009)等。这些散文作品以女性的视野和角度,细腻描述了主人公个人的情感、遭遇以及丰富的内心感受,影响了后世私小说。随笔方面的代表作是清少纳言的《枕草子》。
  
  除去散文的高度发展,平安时期的最高成就体现在“物语文学”的出现上。平安的中后期,假名在贵族中开始广泛使用,这使得流传于民间的街谈巷议和已广为上层社会熟知的中国唐传奇、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得以在文学领域确立。本来是“语说故事”,现在从口头转为文字的记录或创作。
  
  日本的物语文学主要分为两类:一个是以《伊势物语》为代表的围绕和歌为中心的“歌物语”,另一个是以《竹取物语》为代表的富于传奇色彩的“传奇物语”。两者都是用假名文字写成,其中《竹取物语》明显受到唐传奇的影响,取材于《浦岛子传》和《羽衣天女》等民间传说。此后,“传奇物语”和“歌物语”逐渐合流,10世纪后期出现的《宇津保物语》是合流的过渡作品。11世纪初产生的《源氏物语》是这一时期物语文学的最高成就。它之后产生的一系列作品中,只有《今昔物语集》具有较高价值。
  
  二
  
  日本中古文学是日本文学的成熟期。它从镰仓时期(1192—1333)开始,至明治维新(1868)为止。主要包括镰仓、室町(1338—1573)、江户(1603—1867)等三个时期。
  
  镰仓、室町早期,政局动荡,战乱丛生。新兴的武士阶层成为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宰者,于是在文学上,他们取代了古代文学中那些皇家贵族,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由于商业的发达,町人的出现,相应出现了表现町人生活和趣味的文学。中古的日本文学已经从古代的宫廷和贵族走向庶民的世界,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有了新发展。此外,知识阶层也不再依附于宫廷,开始独立的创作。除去已有的和歌、物语、散文等有了长足发展之外,新的文学形式,例如连歌、御伽草子、狂言等也显示了新的生命力。
  
  在上一时期就已很发达的和歌在这一时期继续延续传统的同时,也产生了新变化。过去的和歌多反映宫廷生活,而此时的歌者虽然仍然是贵族,但他们的情感充满对世事无常的慨叹,面对时事的混乱,贵族文人寄情颓废的美学感受,展现内心的困惑与迷惘。《新古今和歌集》就是这一类的代表。
  
  由于局势的动荡,物语文学也出现了新的门类“军记物语”,主要指从战争中汲取素材,反映新兴武士集团军事生活的叙事作品。公认的军记物语的代表作是《平家物语》(1201—1221),这部作品反映了源氏和平氏两大武士集团的争权始末。作品文体新颖,汉文日文夹杂、韵文散文并列、雅语俗语相糅。《平家物语》后的军记物语中成就较突出的只有《太平记》(1372)。
  
  戏剧方面,此时产生了能乐。日本原来没有戏剧,受中国散乐的影响,又融合了民间的歌舞表演等内容,在镰仓、室町之交,形成了综合性的舞台艺术。能乐,也称为能、猿乐、猿乐能等。观阿弥和世阿弥父子是能乐的集大成者。能包含念、唱、做、服饰、面具等多种因素,后来其中的科白成分逐渐独立出来,形成另一种讽刺剧,被称为“能狂言”,简称“狂言”。这是一种区别于贵族趣味的平民性喜剧,它往往以滑稽可笑的故事为主题,尖锐讽刺社会现实,具有现实主义的特色。
  
  江户时期,町人阶级有了巨大发展,因此代表町人趣味的现实态度取代了镰仓、室町时期占主流的佛教来世思想。町人面对现实的态度被称为“忧世”或“浮世”。这种人生观深刻地反映在了文学创作上,一方面出现了町人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孕育了颓废腐化的危机。
  
  小说方面,井原西鹤(1642—1693)的“浮世草子”取代了上一时期的以短篇连缀而成的“御伽草子”,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浮世草子主要描写城市中町人的现世生活,已经具有了“近世小说”的雏形。西鹤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反映商品经济下町人享乐思想的“好色物”,以描写男女的性爱和肉欲为主题,例如《好色一代男》(1682)、《好色一代女》(1686)、《好色五人女》(1686)等。另一类描写町人在金钱支配欲控制下的经济生活,主要表现为资本的积累和挥霍,这类作品被称为“町人物”,代表作品有《日本永代藏》(又名《致富奇书》)(1688)、《西鹤织留》(1694)等。井原西鹤的这两类作品都深刻表现了人的本性和追求现实生活的欲望,在冲破封建思想束缚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戏剧方面,净琉璃和歌舞伎是江户时期的两个重要剧种。净琉璃就是木偶戏,得名于一部名叫《净琉璃物语》戏中女主人公的名字。江户时代戏剧的真正高峰是近松门左卫门(1653—1742)的出现。当时的净琉璃大多是取材于历史故事或描写豪侠等非凡人物的“时代物”,而近松门左卫门将笔触深入到下层庶民的日常生活,描写町人阶级经济力量增强后的道德问题和生活态度,以及男女的情爱问题。这类描写町人爱情悲剧的作品被称为“心中物”(“情死剧”),代表作有《曾根崎情死》(1703)和《天网岛情死》(1720)等。近松通过对当时社会生活中道德、情感、义理等问题之间的矛盾的反映,创作了具有深刻概括力的悲剧,对封建宗法和道德制度进行了抨击,赞扬并维护了新兴町人阶层追求平等和爱情自由的理想。
  
源氏物语 中国文学 日本文学与《源氏物语》
  俳谐是江户时期诗歌方面的重要代表。它是作为连歌的余兴派生出来的一种形式短小、具有滑稽、轻松、幽默风格的小诗。一般俳谐有三句,每句分别有5、7、5个音节,是世界上最短小的诗歌。俳谐的重要代表是被称为“俳圣”的松尾芭蕉(1644—1694),芭蕉的俳句已经摆脱了这类诗歌早期一味追求滑稽的风格,将它变成了意境幽远、寄情自然、富含文人心绪的高层次的诗歌。
  
  自井原西鹤、近松门左卫门和松尾芭蕉之后,由于町人逐渐沉迷于享乐,町人文学也一味注重娱乐性,逐渐走向低级趣味。很多作家只是将文学视为游戏笔墨,他们被称为“戏作者”,这类作品也被称为“戏作文学”。随着江户幕府的衰落,町人文学也逐渐走向了衰落。
  
  三
  
  紫式部(约978—1015)的《源氏物语》是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大发展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它将以《竹取物语》为代表的“传奇物语”的虚构性,以《伊势物语》为代表的“歌物语”的抒情性和由《蜻蛉日记》开创的女性日记特有的细腻心理表白集于一身,成为日本传统文学的集大成者。《源氏物语》在日本的地位相当于《红楼梦》在中国,像中国的“红学”一样,在日本也有专门研究《源氏物语》的“源学”,足以见得它对于日本文学的重要性。
  
  《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出身于中层贵族,自幼丧母,由父亲藤原为时养育成人,后来嫁与年长她很多的藤原宣孝,两年后丧夫寡居,与女儿相依为命。不久,她人宫成为一条天皇的皇后的女官,教授皇后汉诗和才艺。8年后她辞去宫中女官职,翌年故去。宫廷生活的经历和个人遭遇的不幸为她进行文学创作奠定了丰厚的生活基础。除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外,紫式部还留有《紫式部日记》和和歌集《紫式部集》。
  
  《源氏物语》共分54帖,约80余万字。各帖故事相对独立,又以主人公光源氏贯穿全书。全书大体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第1帖到第33帖,写容貌俊美的光源氏虽然命运多舛,但也尽享了人间富贵,爱情生活丰富浪漫。桐壶帝与女官更衣生有一子,取名光。更衣生下他后便死去,桐壶帝深怕光被其他后妃所害,于是将他降为臣籍,赐姓源。光源12岁时,娶大他四岁的左大臣之女葵姬为妻。但他不爱葵姬,却爱上了与生母相貌酷似的父王的妃子藤壶。两人育有一私生子,被桐壶帝认作己出,后来成为冷泉帝。在与藤壶相爱的同时,光源氏还追求中级官吏的妻子空蝉、爱上了出身下层的美女夕颜、与丑女末摘花交往,甚至和一个年近60的风骚女人鬼混。20岁时,他的妻子葵姬因生子夕雾死去,光源氏将自己收养的年方14的紫姬娶为正妻。不久,因在宫廷政治势力的较量中,光源氏受到牵连被贬往偏远的须磨,藤壶也不得以出家。在被贬的日子中,光源氏的感情生活并不寂寞。几年后,冷泉帝即位,光源氏重新获得锦衣美食的生活。他筑华屋为居,将过去与之相恋的所有女子都接来同乐,过着荣华享乐的生活。
  
  第二部分从第34帖到第41帖,写光源氏终因对现实绝望而出家,可以说第一部分是因,第二部分是果。光源氏后娶的妻子三公主与紫姬矛盾重重,光源氏异常烦恼。后来,年轻的三公主与柏木私通,生下一子薰。光源氏将这件事看作是自己早年与父亲的爱妃藤壶私通的报应。最终,三公主遁入空门,紫姬郁郁寡欢而死,光源氏也深感世事难测,落发出家。
  
  第三部分从第42帖到54帖,是光源氏死后,他的后人薰与一些女子的感情纠葛。结局也是死的死、出家的出家。
  
  关于《源氏物语》的主题,一直有种种看法,例如认为作品是模仿《春秋》,有劝善惩恶之意;学习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批判精神等。近世日本的最著名的国文学家本居宣长提出了划时代的见解。他认为,《源氏物语》的主题就是“物哀”。物哀是日本一种传统的审美观,有感慨、感动、哀伤、壮美的含义。本居宣长认为,《源氏物语》并非以道德的眼光看待和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恋情,而是意欲以此引发读者的兴叹、感动,产生“物哀”之情,让读者内心超越伦理的束缚,得到美的升华,将人世的情欲升华为审美的对象。另一位研究者池田龟鉴则认为,小说的那三部分分别是人生的三种状态:“光明和青春”、“斗争和死亡”以及“超越死亡”,三者由宿命论统一着。作者紫式部在开始创作时并没有统一的构思,而是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发现着新的主题。
  
  《源氏物语》中塑造了很多女性的形象,她们身份各异,遭遇却几近相同。当时的日本,男女间的关系非常松散。男女结合后,女方仍留在自己家,没有家庭这种形式维系双方的关系。加上一夫多妻的制度,使得妇女往往成为政治交易的牺牲品或男子渔猎玩弄的对象。
  
  在这部作品中,有很多引人注意的女性。例如美貌坚定的贵族妇女空蝉,她婚姻不幸,丈夫年长她很多。在光源氏的一再追求下,空蝉虽然终于动心,却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最终落发为尼。另外,家道中落的贵族女子末摘花,相貌丑陋,她主动追求光源氏。虽然终于得到光源氏的垂青和照顾,但也经常忍受他和其他女子的嘲笑。本书所塑造的“永远的理想女性”就是光源氏的正妻紫姬。她才貌出众,而且忍让顺从。虽然丈夫一生风流成性,但紫姬宁愿暗洒珠泪,也不在丈夫面前表露。尽管如此,光源氏仍然认为她的唯一缺点便是嫉妒。紫姬几度想出家了此残生,光源氏都不允许,最终她心力交瘁,命断中年。这些众多女性的不幸遭遇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家对当时贵族腐烂生活的指责。
  
  小说的主人公光源氏,是女作家着意刻画的一个理想中的贵族形象。他既是桐壶帝所宠爱的皇子,又是身份低微的更衣所生。他既有济世救国之才,又有雍容大度的风度。他容光照人、才华出众,为人风雅、正直公道,而且富于人情。众人钦佩他,称他为“光君”,表明他受人爱戴。在爱情生活上,他从不缺乏内容,因为他本身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更因为他生得一副多情男儿身。但在紫式部的笔下,光源氏绝不是始乱终弃的浪荡公子。他得到的女人越多,他的精神负担就越重。他从追求第一个女子空蝉开始,每得手一个女人就多一份悲愁和责任。他为情欲而煎熬、为不得而苦恼、为私情而不安,也为自己违背伦理而遭受良心的谴责。对每一个与他有关的女人,无论最初是出于同情、怜悯、爱慕还是占有欲,他都会负责到底。在他的晚年,他专门为这些女子修建了“六条院”,给她们供养终生。在这一形象的塑造上,体现了作家对于贵族男性所寄予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也是女作家本身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所决定的。虽然光源氏是紫式部心目中的理想贵族,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作家也能意识到他最终只能走向没落的悲惨结局。‘
  
  《源氏物语》在艺术上具有极高的价值:它将极强的抒情性与社会批判性完美结合在了一起。紫式部在书中一再强调“作者女流之辈,不敢侈谈天下大事”,证明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只是叙述一些男女之情,将恋情作为当时贵族社会的“人性”和“人情”加以表现。日本文学的传统就是不注重社会实用功能,而注重文学的抒情写意功能。追求古朴、清纯的自然美,将个人的感受和感情世界作为主要的题材,对重大的政治背景和社会问题并不关心。在《源氏物语》中,主人公光源氏虽然是政界名流,但社会政治发展只是故事的远景,它的重点是主人公的个人情愫和男女恩怨。作品中常常通过自然景物的变化,男女间互赠的情诗等表现人在外在环境的触动下产生的凄楚、悲愁、伤感、缠绵之情。从这一角度说,《源氏物语》继承了日本传统文学中的抒情性,处处体现了人物细腻的心理感受和敏锐的情感体验。书中的一景一物都是情感的对象化,在日常的琐细生活中体现直观的情感。全书的每一帖相对独立,采用“并列式”结构,冲淡了情节,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细腻丰富的感受。
  
  虽然如此,《源氏物语》仍然在客观上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特征。因为作品中的情事不单纯只是情事,它与政治、时代等一切人间常事都连在一起。《源氏物语》的第二帖“帚木”写了光源氏等四人在雨夜品评世间种种女子的言论。对女子的品评实际上也是对天下事的品评,因为在紫式部笔下,男女之情与人生内涵,婚姻之愁与宫廷之争没有太大区别。因此,主人公光源氏的人生悲剧就不仅是他个人的情感问题,而是也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由于严格的等级制度,生母出身低微的光源氏受到其他贵族的歧视;由于复杂的宫廷权力斗争,光源氏被贬须磨,他成为贵族阶级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他的悲剧正是平安王朝时期贵族的悲剧。从这出悲剧中,我们也看到了紫式部对皇室贵族腐败无能的痛斥,对当时社会矛盾的揭露,以及对行将没落的贵族阶级必将灭亡的无尽哀叹。
  
  《源氏物语》艺术上的另一特色是人物性格的刻画。小说中人物众多,各个性格独特。女作家善于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挖掘人物内心的微妙变化,生动表现他们的处境和历史命运。藤壶的温文尔雅、弘殿女御的专横跋扈、六条御息所的傲慢嫉妒、空蝉的刚直温柔、末摘花的古怪真挚等等各有千秋。紫式部常常将人物放在无法解决的深刻矛盾之中,层层挖掘他们的矛盾心理,揭示心理变化的现实基础和社会根源。所以日本国内有不少人也认为《源氏物语》是一部“心理小说”、“心境小说”,这不是没有道理。光源氏追求的第一个女子空蝉,婚姻并不幸福。在光源氏开始热烈追求她时,她严词拒绝,甚至深感厌恶。但当她看到光源氏俊美的容貌,听到他热情的告白时,她的内心产生了剧烈的波动。然而,现实的处境和伦理的束缚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她接到光源氏的几次来信,都置之不理,不予回复。然而她却在光源氏的来信上题诗一首:“鸣蝉翼上凝寒露,树叶遮掩难见貌。思念光君肝肠断,泪水沾污空蝉袖。”紫式部通过自己出神人化的笔触,将一个陷于爱情,却圃于世俗伦理的女子的矛盾心理,生动准确地刻画出来。
  
  《源氏物语》所使用的语言绵密优雅,是当时使用假名文字进行创作的作品中的上乘之作。小说中穿插大量的贵族男女在爱欲生活中相互赠答的和歌。叙事的同时,常常插入古代的诗歌或汉诗。诗歌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这部叙事作品的抒情性,对推动情节发展,渲染作品气氛,营造独特情调起到了良好作用,形成了作品婉约多姿、缠绵悱恻、典雅艳丽的独特风格。
  
  《源氏物语》是日本文学的重要遗产,影响深远。它改变了传统的物语文学的观念,将过去传奇物语中的虚构成分,歌物语中的抒情性,以及日记体文学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写实手法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深刻包容性和概括力的优秀创作。另外,《源氏物语》的产生,成为日本文化生活中的大事。它不仅影响了服饰、游艺等审美趣味,更重要的是在文学上,它已经成为最高的文化遗产和无可比拟的典范作品。后世的物语文学从构思到修辞都明显受到《源氏物语》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上,也有“不看《源氏》,是咏歌中的憾事”的说法。后来的浮世草子以及能、狂言、歌舞伎等戏剧也从这部作品中借鉴题材、意境或手法。近代以来的作家更是常常从中寻找灵感,汲取创作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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