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 《交友论》与中国伦理文化
2 把中国放在世界中心的《坤舆万国全国》
3 历经两个半世纪才译全的《几何原本》
4 《同文算指》的译述及其意义
5 《泰西水法》------第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洋农田水利技术专书
6 最早的机械工程学译著《远西奇器图说》
7 《名理探》及其续篇《穷理学》
8 《泰西人身说概》——最早传入的西洋人体解剖学著作
9 《火攻挈要》的编译与流传
10 《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与牛痘接种法在中国的传播
11《圣经》中译本之最
12 通过《海国图志》影响国人的《四洲志》
13 合信及其编译的《博物新编》
14 《代数学》 ——西方代数学的第一个中译本
15 《谈天》与近代科学方法论
16《重学》的发现与影响
17 《万国公法》与近代国际法的传入
18 西餐的出现与最早汉译的西餐烹饪专书《造洋饭书》
19 徐寿及其《化学鉴原》与《续编》、《补编》
20 充满疑问的近代第一部翻译长篇小说——《听夕闲谈》
21 《地学浅释》：拓开进化论东传之道
22 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洋照相术专书《脱影奇观》
23 《普法故纪》：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
24 培根《新工具》究竟是在何时传入中国的
25 最早汉译的日文图书《琉球地理志》
26 《佐治刍言》与《大同书》
27 颜永京与最早汉译的西方心理学著作《心灵学》
28 《百年一觉》与百车的乌托邦梦想
29 《泰西新史揽要》——最乏味的残余与最风行的读物
30 《治心免病法》与《仁学》
31：首传X 射线知识的《光学揭要》
32 《文学兴国策》与中国近代教育
33 《天演论》：危机意识的产物
34 《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译刊与清末士人观念的转变
35 《佳人奇遇》：政治小说译述的开篇
36 《经国美谈》在日本与中国
37 卢梭《民约论》在中国的传播
38 《法意》与传入中国的“三权分立”学说
39 《黑奴吁天录》——一部影响中国历史的译作
40 《物竞论》的译本与原作
41 拜伦《哀希腊》在中国的幸运
42 《社会学》的翻译与社会学理论的影响
43 《原富》的译刊及其引超的有关“雅”与“僧”的讨论
44 《十五小豪杰》与所谓“豪杰译”
45 《群学肄言》和斯宾塞学说的流行
46 名著名译：《悲惨世界》的中译本
47 《近世社会主义》早期社会主义学说间接输入的第一种
48 《社会主义神髓》二十世纪初汉译社会主义的启蒙读物
49 《近世无政府主义》与《自由血》
50 《迦茵小传》——近代中国一大外国畅销书
51 暗杀时代的《血史》
52 近代中国人在鲁滨孙身上寻找什么
53 《进步与贫困》——三民主义的思想酵母
54 名著名译与名家：《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在中国
55 《穆勒名学》与清末西方逻辑学翻译热潮
56 辜鸿铭与《痴汉骑马歌》
57 《妖怪学讲义录》与近代“妖怪学”
58 《拊掌录》与“西洋笑话”
59 《日本法规大全》——西方法律传入中国的桥梁
60 伍光建及其《侠隐记》与《续侠隐记》
61 《不如归》的魅力
62 《苦儿流浪记》与《苦儿努力记》
63 一本对毛泽东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伦理学译著
64 《科学管理原理》最早的中译本及其译者
65 《戚廉·退尔》：最早汉泽的席勤作品
66 风靡一时的《富尔摩斯侦探案全集》
67 在中国吟诵的《马赛曲》
68 《玩偶之家》与中国作家笔下出走的“娜拉”
69 轰动一时的杜威演讲录
70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译出的《达尔文物种原始》
71 《创化论》：寻找中国文化生命的冲动
72 《共产党宣言》早期节译摘译与全译本初版之谜
73 二十世纪轰动一时的《互助论》
74 《茵梦湖》的译刊：五四时代中国青年情感生活的观照
75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奉献给近代中国成年人的一本童话
76 由爱因斯坦学生译出的《相对论浅释》
77 《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汉译与“维特热”
78 《莎乐美》与“莎乐美文化”
79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民国的翻译与影响
80 《苦闷的象征》与中国文坛
81 呼唤爱的《爱的教育》
82 来自《浮士德》的灵感和启示
83 《忏悔录》与民国时代学人的忏悔意识
84 《毁灭》——为“起义的奴隶”偷运的“军火”
85 《精神分析引论》与弗溶伊德学说在中国的译介
86 《哲学的故事》：一本引导中国读者进入哲学殿堂的通俗哲学史
87 《交感巫术》：人类学百科全书——《金枝》的早期中文节译本
88 七十年才圆成的梦——从《奈端数理》到《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
89 赛珍珠《大地》的翻译及其引起的争议
90 《李尔王》：中国镜子里的莎士比亚戏剧
91 使民国青年倾倒的《约瀚·克利斯朵夫》
92 《资本论》：中国翻译最伟大的工程
93 《西行漫记》：让世界发现中国和让中国发现自己
94 民国政府查而未禁的《震撼世界的十天》
95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载入中国革命虫册的教科书
96 《天下一家》：轰动抗战中国的一部译作
97 《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超胜西方的一种尝试和雄心
98 《性心理学》：其节译、全译精注及其传播与影响
99 中国的《恶之花》之路
100 “干部必读”本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
1 《交友论》与中国伦理文化
1519 年，正当明武宗南下恣为淫乐的途中，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绕过了南美洲南端的海峡，进入了太平洋，从而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环球”航行。在明王朝为宦官内乱、饥荒所困扰之际，葡萄牙人已在澳门建立了自己的据点。随之而来的欧洲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开始了他们进入中国内陆的艰难行程，被视为来华传教先驱的沙勿略终因明朝海禁申严，1552 年8 月死在离广州仅三十海里的上川岛上。1582 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Matthieu，1552—1610）带着自鸣钟、天象仪器以及威尼斯制造的三棱镜来到了广东肇庆。他很快发现，在中国的僧侣既没有像他们在欧洲那样高的声望，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威。敲开中国大门的，不可能是乔装佛教僧侣模样的基督教徒，而只能是具有士大夫气味的“西儒”；首先在中国刊印的，也不是利玛窦的《天主实义》，而是只有三千五百字的《交友论》
《交友论》是利玛窦认识南昌府的建安王之后，承后者询问西方人士交友之道而特别撰译的一本小册子。把自己读过的西方哲人关于友谊的名言，以中文写成格言百则，请王肯堂润色后，于1595 年在南昌出版。据德礼贤等有关专家研究，此书采录了柏拉图《律息斯篇》、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蒙田文集以及普鲁塔克《道德论》中有关友谊的论述。此外还出自西塞罗《论友谊》、赉桑代《格言与典型》等书，也有部分由利玛窦自拟。
由于利玛窦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的修养，因此在《交友论》中，他注意把西方哲学家的名言与中国古圣贤哲有关五伦的“朋友有信”的论点结合起来。他认为朋友关系在孔夫子的时代还是很受重视的，《论语》开宗明义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却把朋友之伦放到了六纪之末，并强解《论语》中的“朋”是指“弟子”自远方来，把一种平等互惠的朋友关系，变为师生主从的关系。利玛窦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仍然缺乏那种“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的真正的友谊。他企图在《交友论》中强调“交友之后宜信”，“友者于友，处处时时一而已，诚无近远内外而背异言异情也”。实际上是一些与传统儒家奉行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上下观念完全相左的新的伦理思想，它为中国知识分
子提供了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新的伦理关系的参照系。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以那种不急、不躁、谦卑柔和的传教布道方式，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建立了新型的朋友关系。这些曾对明清以来的中国文化人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曾为《交友论》“稍删润著”的王肯堂在其所著的《郁冈斋笔尘》中讲：“利君遗余《交友论》一编，有味乎其言之也，病怀为之爽然，胜枚生《七发》远矣！”②此书当时在知识界辗转传抄，受到中国文化人的赞许，③一再被编入各种文集丛书，如明李之藻《天学初函》、陈继儒《宝颜堂秘籍》、冯可宾《广百川学海》、屠本畯《山林经济籍》、陶珽《说郛续集》；吴从先《小窗别纪》与王肯堂《郁冈斋笔尘》中有节本和删润本。清初传教士卫济泰与祝石还专门讨论过此书，祝石还据卫济泰口述，仿《交友论》形式，于顺治四年（1647 年）译编成《逑友篇》一书。认为《交友论》“未尽友义之深之博”，阐述了得真友之道，真伪友之别，真友不相惧，真爱之能力，真交之本等。①清代以来，《交友论》继续被多种文集丛书所收入，如清代褚人获《坚瓠秘集》、管廷芬《一瓻笔存》、《图书集成·友谊典》等。上海神州日报在1924 年曾加以翻印，1946 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书编入《丛书集成》，1948 年还有叶德禄的合校本。
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三百多年前的小册子未能引起中国伦理学家的重视，至今不仅没有一本中国沦理学史提及此书，甚至还找不到一篇专文论及此书对明清之际伦理思想产生过何种影响。中国伦理文化的发展不是一条封闭的锁链，而是一连串闪射着不同光环的珍珠，而在这点点颗颗珍珠中，同样留下了外来文化的深刻印记。
2 把中国放在世界中心的《坤舆万国全国》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最东部，西北是沙漠，西南有高山深谷，南面是热带丛林，东面临汪洋大海。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使中国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特殊文化体系。不依靠海外商业贸易而独立生存的中国人缺乏一种航海通商的强烈意识。尽管十五世纪初，中国也有过郑和远航的壮举，遗憾的是这不属于一种真正的海洋政策，其动机也并非在于进行国际商业文化交流。直至十六世纪，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仍停留在中古水平。他们不知道大地是个被海水包围着的球体，上面分布着几个大陆块，到处都有着繁居的人群。在中国刻印的天下总图上，只有中国的十五道，中国以外海洋中的那些小岛，加起来还不如中国一道之大。
1583 年，利玛窦来到了中国，为了让中国人对基督教产生兴 趣与信仰，他认识到，首先要用科学理性为中国知识阶层引进“世界意识”。1584年，他在南方肇庆绘出了第一幅世界地图，并译注上中文名称。1595 年又在南昌为建安王搞了一张这份图的绘写本。1600 年又在南京刊出《山海舆地全图》。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1602 年由李之藻为之刻成的《坤舆万国全图》。
这份世界地图是这位意大利教士根据三方面的资料绘制的，包括欧洲十五、十六世纪铜板镂印地图及有关资料、中国舆图及通志资料和他本人的旅行实测、见闻札记。所选用的西方地图资料，主要取材于十六世纪下半叶欧洲佛莱明学派，如麦克托（Gerard Mercator）、奥代理（Or-telius）与普兰息阿斯（Peter Plancius）的世界地图。利玛窦译绘的这份世界地图，由南往北，先后出现在肇庆、南昌、南京、北京等大城市，以地图版本性质区分，有四种正统版本，十种以上的仿刻本和摹刻本。
这份世界地图采用与1570 年的奥代理世界地图相同的投影方法进行绘制。为了说明地图的概念，利玛窦特别应用圆锥投影在地图加绘赤道北地、南地半球，注明地为圆形、南北两极、赤道南北昼夜的长短、五带、五大洲的名称：欧罗巴、利末亚（非洲）、亚细亚、南北亚墨利加、墨蜡泥加。欧洲共有三十余国，如波尔杜瓦尔（葡萄牙）、以西把泥亚（西班牙）、拂郎察（法兰西）、谙厄利亚（英吉利）等。对南北美洲作了这样的介绍：“南北亚墨利加并墨瓦蜡泥加，自古无人知有此处，惟一百多年前，欧逻巴人乘船至其海之地方知。然其地阔而人蛮滑，迄今未详审地内各国人俗。”亚洲介绍了应第亚（印度）、曷刺比亚（阿拉伯）、如德亚（犹太）、北地（西伯利亚）、鞑靼、女真、古丘兹国、日本、朝鲜等。并以近代科学方法与仪器做实地测量，画出了中国北京、南京、大同、广州、杭州、西安、太原、济南八城市的经纬度。其中有关五大洲的观念、地圆学说、地带的分法都对中国地理学有着重要的贡献。五大洲的许多国名、地名的译法有不少沿用至今，如亚细亚、欧逻巴、罗马、加拿大、古巴、巴布亚、大西洋、地中海、
北极、南极等。
1584 年绘成的世界地图中有经纬度数，根据欧洲制图学者将福岛本初子午线置于世界全图中央，由上而下垂为中央经线，分东西两半球的传统，中国被局处一隅。通过几年与中国人的交往，利玛窦很快认识到这是一种危险的安排。《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这样写道：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的地理概念。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构成的说法，而且球体的本性就是无头无尾的。”①这种视中国为天下的地理概念和几千年沉淀下来的夜郎自大的意识决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于是利玛窦不再企图以一种理性去论证世界与中国的关系，而是巧妙地做了变通，把福岛本初子午线从世界全图的中央向左移动一百七十度，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央。同时为了减轻中国人心理上因欧洲人到来而产生的恐惧感，故意把中国与欧洲的距离从“六万里”扩大到“八万里”。这种迎合中国人盲目自尊自大的做法，这种似是而非的地理上的模糊数字，没有给中国带来一种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世界意识”，而且助长了中国传统中原本不注重数字精确性的恶习。
但这份世界地图引起了明末知识阶层的震动，在清楚划分的五洲、分明的经纬和到处写满国名的图上，他们开始意识到中国以外尚有辽广的“天下”。一些有识之士渐渐认识到传统古代禹贡九洲、邹衍之说的陈旧狭窄和荒诞无据。徐光启曾讲：“西泰子之言天地圆体也，犹二五之为十也”，①瞿式谷声称世界地理新知在中国生根发芽，可以“破蜗国之褊衷”。1601 年李之藻接触到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后，便醉心于西方制图学，指出中国传统制图学的缺陷，“余依法（西法）测验良然，乃悟唐人画寸分里，其术尚疏”。②然而这仅仅只是一小部分具有开放意识的知识分子，而四周蛮邦的“天朝”观念，“朝觐”进贡意识，始终是中国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精神，盲目排外的倾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的思想已深深根植在民族的群体潜意识之中。
不少愚顽的士大夫讥笑利玛窦是信口雌黄，南京礼部郎中徐如珂指责传教士“其徒自夸风土人物，远胜中华”；福建建宁人魏浚著有《利说荒唐惑世》一文，认为其说“直欺人以其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③连官方的《明史·意大里亚传》也断定利玛窦的五大洲的地理描述是“荒渺莫考”的谎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一部权威的著作也称利氏“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不少人甚至认为“大西洋”这一译名侵犯了中国的尊严，为此北京礼部还专门进行了有关大西洋地理名词真伪的争论。一些反对派所据即中国传统的盖天说和溶后的制图技术，根本不能理解也不想理解这幅世界地图的真实价值及其制作投影技术与方法。尽管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作过不懈的努力，但缺乏自我认识的中国士大夫仍未能从中国应当居于世界中心以及中国与世界陆地面积比例的争议中跳出来，反而跌入更深的自我迷惑的深渊之中。
中国人失去了原本能够正确地估计自己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的十六、十七世纪，失去了在这全球历史大变动中迅速崛起的绝好机会，使中西文化的交融推迟了一个多世纪。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一些清代学者还在考证利玛窦把中国所处之地译为“亚细亚”的险恶用心，因为《尔雅·释诂》云：亚者，次也；《说文解字》云：亚者，丑也；《增韵》云：亚者，少也。《说文解字》云：细亚，微也；《玉篇》云：细者，少也。可又“亚细亚”中文则为“次小次洲”也。这些学者还惊叹大明王朝之人“甘受利玛窦之侮嫚”，竟无一人洞悉其奸。①直到十九世纪后半叶，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再度展开，人们才大唱天文地理歌，阐述地圆说和认识五大洲的位置，才再次认识到利玛窦所译世界地图的价值。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地球图跋》称：“大地如地球之说始有明。由利玛窦入中国其说始创，顾为畴人家言者，未尝悉信之也。而其图遂流传世间，览者乃知中国九州之外尚有九州。泰西诸国之名稍有知之者。”②光绪年间的王之春还把“大地之土??泰西人分为四土，地球东半之土相连，曰亚细亚，曰欧罗巴、曰阿非利加；西半曰亚墨利加，中华仅得亚细亚四分之一”作为自己的重大发明写入自己的《椒生随笔》一书③，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悲剧。
3 历经两个半世纪才译全的《几何原本》
欧几里德（Euclid，约公元前300 年）的《几何原本》（The Thir- teenBooks of Euclid’s Elements）曾被大哲学家罗素视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著作之一，是希腊理智最完美的纪念碑之一”。①两千多年来，欧几里德的几何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和形成后对科学理论的成长，对人类文明的塑造，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十九世纪末，一位名叫P.理查德的学者，曾在其著作中专门调查过《几何原本》的版本，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又经T.希斯的考订，指出除阿拉伯文外，最重要的版本有希腊文本十三种，拉丁文本十五种，意大利文本十种，德文本十三种，法文本七种，荷兰文本五种，英文本十八种，西班牙文本三种，俄文本四种，瑞典文本五种，丹麦文本三种，现代希腊文本一种。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本教科书像《几何原本》那样稳定而长期地流传，成为广大学生的读物。自1482 年到十九世纪末，《几何原本》的印刷本竟用各种文字出版了一千版以上。在世界上传播之广仅次于《圣经》。英国诗人华滋华斯曾讲：“如大洪水骤至，两本书必须先抢救，一为基督教圣经，一为欧几里德几何书”。②
这部被誉为“人类理性之杰构”的名著，是在何时传入中国的呢？早在十三世纪末的元代，欧几里德几何学就通过那些为蒙古人服务的穆斯林技术人员、波斯天文学家带到了中国。据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皇帝是第一个接触欧氏几何学的人，他“知解说Euclido之若干图式”。据十四世纪中期成书的《元秘书监志》（卷七）记载，当时官方天文学家研究的西方著作中，有兀忽烈的所著的《四擘算法段法》，“兀忽烈的”可能是“欧几里德”的另一种音译，“四擘”是阿拉伯语“原本”的音译。有的专家认为，传播者是波斯著名的天文学家纳西尔·J.土西；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叙利亚科学家爱薛。①
明末曾有不少学者尝试翻译欧氏几何学，徐光启之前就有浙江一位姓蒋的举人和瞿太素，试图与利玛窦一起来译此书，但均未成功。②1606 年，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满怀着对西学“会通与超胜”的信念，与利玛窦合作，把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的《欧几里德几何学》注释本译成《几何原本》前六卷。
有学者认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几何”这一古汉语中表示“多少”的副词，是“Geo”的音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也许正因为徐光启这一绝妙的创造性译法，二百多年来，这一译语一直被中国的译家所尊崇，《几何原本》前六卷也被中国学人反复审订、辑注、校雠，直至二百四十多年之后，由李善兰与传教士伟烈亚力（Wylie，Alexander， 1815—1887）合作，在诞生于上海的中国第一家西书中译出版机构——墨海书馆补译完后九卷。这部历经近两个半世纪才译全的名著，显示了中国向西方寻求知识与真理的艰难行程，也展现了中国译家求会通、求超胜的不屈不挠的品格。
中国是数学发达的文明古国，九章算术、割圆术、圆周率、天元术、四元术和大衍求一术这些代数学成就，标志着我国古代数学高度发展的成果，形成了出色的计算技术和计算机以前最有效的计算工具——以算为中心的筹算珠算制度。但正如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提到的，中国人只注重具体数，这种特征阻碍他们去考虑抽象的概念；中国人重视实践和经验的性格，又使他们倾向于重视“数”而忽视“形”，使中国数学史上没有出现公理化的数学理论结构，也未形成一个严密的演绎体系。公理化的方法是科学理论系统化的有效方法。任何一门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旦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具备了一定数量的范畴、原理和规律以后，就要求给予整理，构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经过公理化处理的理论，已经不是零散知识的堆积和罗列，而是按照演绎逻辑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系统。欧几里德几何学是科学史上理论系统化的最早尝试。《几何原本》所带来的这一演绎体系深深地吸引了中国的数学家。最使他们感到震动的并非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几何命题，而是《几何原本》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逻辑推理的说服力和科学结构的严谨性。
为了更好地理解此书，许多人都到利玛窦与徐光启那里求学，《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他们和欧洲人一样，很快就接受了欧洲的科学方法，对于较为精致的演证表现出一种心智的敏捷。”①我们从阮元编的《畴人传》一书中发现，明清以来的大批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无不受到《几何原本》的影响。
就在《几何原本》问世后不久，我国先后出现过几个简本，如1608 年孙元化的《几何体论》与《几何用法》，1631 年艾儒略（Aleni， Jules， 1582—1649）与瞿式耜合撰的《几何要法》。1661 年方位伯节《几何原本》而成《几何约》，收在《数度衍》一书中。杜临甫将《几何原本》删削，编成《几何论约》。对该书进行释解的还有清代著名数学家梅文鼎的《勾股举隅》、《几何摘要》、《几何通解》、《几何补编》、《几何类求》，庄享阳《几何原本举要》等等。时数学极感兴趣的康熙，曾请比利时教士南怀仁（Verbiest，Ferdinand，1623—1688）、法国教士张诚等先后用满文为其讲解《几何原本》。《张诚日记》1690 年 1 月17 日～19 日详细记述了康熙如何认真听讲，提问和要求他们操作各种仪器。①晚年的康熙还组织人力对已有的数学知识进行整理，编写成初等数学全书《数理精蕴》，收入了满文译本改
编的《几何原本》的内容。
清代数学家的著作大体上是《九章算术》和《几何原本》两个体系，不少数学家还企图把后一体系变成前一体系。如李骜培《中西数学图说》就把《几何原本》全部内容仍按《九章算术》的体例分成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章。梅文鼎则利用古代传统的勾股算术来证明《几何原本》的命题，书称《用勾股解几何原本之根》。《几何原本》后九卷译全后，近代的数学家都纷纷参与研究，韩应陛对此反复修订，顾观光撰成《几何原本六和六较浅解》；吴庆澄有《几何释义》与《几何浅释》，潘应棋有《几何赘说》，吴起潜有《无比例线新解》，周达有《几何求作》与《几何原点论》，宗森保有《几何原本例题》等。清代同文馆和一些西学学堂，都把《几何原本》作为必读的数学教科书。直到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还有学塾以发了黄的线装本《几何原本》为数学教材的。
《几何原本》的深刻意义远远超出了几何学本身，有的论著将它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代表科学理论结构的教科书。歌德就把它看作“是哲学的最完善的引言和入门”。②爱因斯坦在致友人的信中，认为西方文明之飞速发展，就是以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推理方法和进行系统实验的方法这两大成就为基础的。③三百多年前的中国学者徐光启就认识到，此书的重要价值远远不止是一部数学教材。他认为，此书能使钻研理论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从事实践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指出中国人无一人不当学，并且预言“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①这种预言竟然是这样的富于远见卓识。遗憾的是，这一与近代科学相符合的思想倾向，当时几乎找不到能够真正理解它的知音。只有《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精辟地把《几何原本》称为“西学之弁冕”。
真正理解并实践了徐光启理想的是在两个半世纪之后，谭嗣同在《石菊影庐笔识》中专门研讨了《几何原本》中有关三角形定理；②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感叹地称此书“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③康有为则按照《几何原本》的论证方式撰写了《实理公法全书》。张文虎在为新版《几何原本》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而立名，各为一法，学者泥其迹而求之，往往毕生习算，知其论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几何原本》则以一种非常简洁的演绎方法，道出了自然的和谐和合理的法则之所以然。④直至清末民初，几何学才成为新式学堂的必修课，至今仍是初等几何教科书中必须学习的公理、定理以及推导方法。从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该书前六卷，到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作补译全后九卷，这两个半世纪的翻译过程，不也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移植和社会化过程的一个缩影
吗？一个从未离开过家的人，很难理解家的重要性；一个从未离开过家乡的人，难以体会家乡的局限性。一个放眼全国的人，区域的观念会很淡薄。一个走遍世界的人，胸襟并不当然地宽广，视野却必然地开放。
4 《同文算指》的译述及其意义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指出：“明末有一扬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者，曰欧州历算学之输入。”①而在算学输入方面，1610 年前译成，1614 年刊印的《同文算指》是一部影响甚大的译著。
《同文算指》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和李之藻根据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斯（Christopher Clavius，1537—1612）在1583 年出版的《实用算术概论》（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一书编译的，同时也参考了中国数学家程大位的《算法统宗》一书。全书分《前编》、《通编》和《别编》三部分。
《前编》二卷讲述了自然数、小数的笔算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方法。书中还评论了中国古代的筹算和当时流行的珠算。《通编》八卷是全书的中心内容，叙述了分数、比例、级数求和、盈不足、方程、开带以平方等算法。《别编》不分卷，内容不多，主要介绍“测圆诸术”，没有出版。也有学者认为李之藻1608 年译成的《圜容较义》一卷原为《同文算指》的别编，因刻本单行，故不称别编。
从内容来看，《同文算指》所介绍的西方数学并未超出中国古代数学的水平。相反，许多中国古代数学中有而此书原本中没有的算法，也被李之藻收编了进去，例如“方程”（一次方程组的解法——包括正负数）、“带从诸变开平方法”（二次方法的数值解法），以及高次开方法（李之藻曾列举八次方的开平方法）等等。有的数学史家甚至断言，除笔算方法及验算方法外，《同文算指》实际上并无多少新内容。①
然而，作为我国汉泽的第一部系统介绍欧洲笔算的数学书，其贡献与影响是不容抹煞的。如此书采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及○号为数码，来译述西方十六世纪中通行的算术，其中将分数的分母与分子位置颠倒，与中国古筹算涉及西方笔算法都不尽一致，而介绍的笔算加、减、乘、除倒和现代一致。所介绍的“验算方法”，也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李之藻曾在此书序中讲：“加减乘除，总亦不殊中土，至于奇零分合，特自玄畅，多昔贤未发之旨。盈缩、勾股、开方、测圆，旧法最艰，新法弥捷。”此书所介绍的笔算在明末清代广泛流传，著名数学史家钱宝琮指出：“《同文算指》书在西学东渐史中与徐光启所译之《几何原本》六卷皆为极重要之著述，而所收成效尤在《几何原本》之上。”《明史》卷九十六《艺文志》把此书列入“小学类”，一些大型丛书，如《天学初函·器编》、《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海山仙馆丛书》、《中西算学丛书初编》、《丛书集成初编·自然科学类》都先后收入此书。清代数学家梅文鼎曾仔细研读过此书，认为其中不仅仅是利玛窦传来的西方数学，也有“取古人之法”的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也同样认为此书“取诸法而合订”，“可以为算家考古之资矣”。
此书的译述，其意义还不仅仅局限在数学领域。在徐光启、李之藻这批学者看来，数学是科学的准绳，他们不但用数学原理进行天文历法的工作，而且也用数学“量算河土及测验地势”。所以，更重要的还在于此书的译述，实际上也是对实学研究重要性的一种强调。徐光启在《刻同文算指序》中讲：算学之所以在近世数百年间日渐衰弱，原因是算理被一些讲究名理之儒生附会天下的妖妄之术，使谬言被当作神理，结果总不得验实而渐渐被世人所唾弃。他认为此书能“绝去一切虚玄幻妄之说，而象数之学亦皆溯源承流，根附叶著，上穷九天，旁该万事”。李之藻也声称自己之所以乐于译述此书，无非是“喜其便于日用”而已，一反明代理学家把数学当作附会经术的工具的虚浮作风。这种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科学家们的见解是十分相似的。李之藻译述此书也是在贯通中西文比方面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这位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杭州人，坚信中国古代的算学是可以与西方算学互相印证比较的，“因取旧术斟酌去取，用所译西术骈附”，“同文”的意义即在于此。正是循着这条道路，晚清的著名科技翻译家李善兰借鉴了《同文算指》的译述方法，参考了书中的数学译名，以保留传统中国算学的形式，译介了一大批在近代科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近代西方数学著作，开创了近代科技翻译的新局面。一个从未离开过家的人，很难理解家的重要性；一个从未离开过家乡的人，难以体会家乡的局限性。一个放眼全国的人，区域的观念会很淡薄。一个走遍世界的人，胸襟并不当然地宽广，视野却必然地开放。
5 《泰西水法》——第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洋农田水利技术专书
尽管明清之际从宋明理学的“囚缚”中挣扎出来的中国知识界，处于一个一扫空疏庸腐学风而走向学术启蒙的重要背景下，然而可悲的是，民族生存与技术落后正不断困扰着学人士子。聪明过人的利玛窦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他婉拒与徐光启续译《几何原本》后九卷，却鼓励后者译技术著作。他对徐光启说，自己“薄游数十百国，所见中土土地人民，声名礼乐，实海内冠冕，而其民顾多贫乏，一遇水旱，则有道殣，国计亦诎”。他建议尽早译出“象数之流”的“水法一事”，“可以言传器写，倘得布在将作，即富国足民，或且岁月见效”。这正合“尝留意兹事二十余年矣，询诸人人，最多画饼”的徐光启的心意，利玛窦所说水法大指，使徐光启茅塞顿开，“悉皆意外奇妙”。利玛窦未及与徐光启译述水法就去逝了，但他介绍了自己着意培养的学生、意大利耶稣会士熊三拔（Ursis， Sab-bathin de，1575—1620）与其合作。熊三拔初闻徐光启要与其译技术著作，“唯唯者久之”，很耽心“此法盛传，天下后世见视以公输、墨翟，即非其数万里东来，捐顶踵，冒危难，牖世兼善之意耳”。徐光启对这位怕被世人误解的北京耶稣会会长做了一番开导：“人富而仁义附焉，或东西之通理也。道之精微，拯人之神；事理粗迹，拯人之形，并说之，并传之，以俟知者，不亦可乎？先圣有言：‘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器虽形下，而切世用，兹事体不细已。且窥豹者得一斑，相剑者见若狐甲而知钝利，因小识大，智者视之，又何遽非维德之隅也！”这番话使熊三拔决定教授水利法，“都下诸公闻而亟赏之，多募巧工，以受其法。器成，即又人人亟赏之”。 1612年，徐光启记述了熊三拔所述的内容，成《泰西水法》一书，上述内容都写在编译完此书后的序言中。
《泰西水法》共分六卷。卷一谈龙尾车，用挈江河之水；卷二首先谈玉衡车，附以专篇车；其次谈恒升车，附以双升车，用挈井泉之水。卷三谈水库，记述如何用蓄雨雪之水。卷四谈水法，附录皆寻泉眼打作井之法，谈及温泉治病作用，而附以瘠病之水，述及制取药露法及其功能。其中还涉及了西方关于水料（即液剂）的管理问题。卷五谈水法或问，备言水性。卷六为诸器的图式，即各类汲水取水机械的图解说明。万历进士、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在序中对徐光启编译此书之举大加赞赏，认为他“轸念民隐，于凡农事之可兴，靡不采罗，阅泰西水器，及水库之法，精巧奇绝，译为书而传之；规制具陈，分秒有度。江河之水，井泉之水，雨雪之水，无不可资为用，用力约而收效广。盖肇议于利君西泰，其同侪共终厥志；而器成于熊君有纲，中华之有此法，自今始”。与利玛窦相友善的上饶人郑以伟在熊三拔译述此书时，曾往仿其家，见家中“削者，髤者，绹者，则治水具也。彼方日以钱易水而饮，顾切切然思人田之毛泽”的精神深受郑氏敬佩，郑以伟在为该书作的序中称《泰西水法》“酷似《考工记》，此法即不敢补《冬官》，或可备稻人之采，非墨子蜚鸢比也”。
徐光启对此书非常重视，译成之后还亲自依法试用，获利甚丰，他在编著《农政全书》的水利部分时，全录此书。明亡后削发为僧的熊开元，对据《泰西水法》所制的恒升，大加赞赏，认为“盖吸水具也，机巧绝伦”。①《泰西水法》先后被编入《天学初函·器编》和《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
《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曾给此书以相当高的评价：“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四卷之末，有附记云，此外测量水地，度形势高下，以决排江测蓄泄湖湜，别为一法；或于江湖河海之中，欲作桥梁城垣宫室，永不圮块，别为一法；或于百里之远，疏引源泉，附流灌注，入于国城，分枝折派，任意取用，别为一法，皆别有备论。兹者专言取水，未暇多及云云，则其法尚有全书，今未之见也。”②张维华所著《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一书称“西学言制作之术者，此书为第一部”。③如此说来，似乎《泰西水法》不仅是第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洋农田水利技术专书，还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洋技术著作。
6 最早的机械工程学译著《远西奇器图说》
明末耶稣会士的东来，为达到在中国立足传教的目的，他们带来了一批服饰用品和机械器物，如自鸣钟、三棱镜、望远镜、世界地图等，作为珍奇物品献奉朝廷，结交地方官绅，以赢得官方与知识阶层的好感。这些奇巧物件很快成了文人笔下猎奇的素材。然而不少士大夫仍对这些制器之术不屑一顾，以为是奇技淫巧。聪明好学的陕西泾阳人王征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这些制器之术，对中国的农艺水利、物理光学等的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他说：“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①他称这些西方来客不骄不吝，“古之好学者裹粮负笈，不远数千里”，而他们从数万里之外送知识上门，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加以拒绝呢？这位年逾五十的进士向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学习拉丁文，向瑞士传教士邓玉函学习数理和测量知识。天启七年（1627），他凭借自己早年研究机械学所积累的经验，与伽利略的好友邓玉函一起，把几本谈西方奇器的图书编译成一部图文并茂的《远西奇器图说》三卷。①
第一卷导言，列举研究机械学必须先修的重学、穷理格物之学、度学、数学、视学、吕律学等七科的十八种西学参考书，介绍了自然力与机械力的区别。卷一共六十一款，讲述了重、重心、重容、比例等机械原理。卷二九十二款，介绍了天平、等子、杠杆、滑车、轮、螺丝、斜面等基本原理。卷三收图五十四幅，译介了多种机械的使用方法，如十一种不同的起重机械，四种不同的引重机械，两种转重机械，九种不同的取水机械，十五种转磨机械，四种解木机械，另外还有解石、转碓、转书轮、水轮日晷、代耕、水铳、取力水、书架等图。由于成书仓促，不少有图无解说，因此脱落删节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王征在该书中第一次提到古希腊天文师亚而几墨得（今译阿基米德）承国王之命，造航海巨船一艘，舶成后却无法使其下海，倾一国之力，终无良策，最后还是阿基米德略施巧法。王征认为西方之器“多用小力转大重，或使升高，或令行远，或资修筑，或便泄注，或上下肪舶，或预防灾祲，或潜御物害，或自舂自解，或生响生风”，其中有用人力、物力的，也有用风力、水力的，有用轮盘，有用关捩，有用空虚，也有用重为力的，“种种妙用，令人心花开爽”。他在翻译时特别注意那些“实有用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的器物，而对于那些飞鸢、水琴之类“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的器物则一概排除，在译文上力求简明易晓，以便人人都能阅读，可见目的就是为了济世致用。
据史家们的考证，该书是明代流入中国的西书中最早译成汉文的。所据原本主要有： 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建筑师和军工专家未多未伍斯（Vitruvius，前27—公元14 年，今译维特鲁维）的拉丁文本《建筑术》（DeArchitectura）；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门（Simon Stevin，1548—1630，今译斯蒂芬）的拉丁文本《数学记录》（Hypomnenmate Mathmatica）一书的下册；卷二卷三的图说部分采自德国矿冶学家耕田（ GeogiusAgricola， 1494—1555，今译乔治·鲍尔）的划时代巨著《矿冶全书》（DeRe Matallica）和意大利工程技术家刺墨里（Agostino Ramelli，今译奥古斯丁·拉梅里）的《论各种工艺机械》（Le Diverse et ArtificioseMachine）等书。①
通过这些书的翻译，王征根据书中力学原理，设计了一大可起七千多斤的运重机器；根据书中物理学、机械学的原理，还先后设计了龙尾车、恒升车、自行车、自转磨、自鸣钟、弩机、火机、水铳等五十五种机械，写下了《诸器图说》及《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二书。据说，他还根据造声学原理，在所居的屋四周钻了不少小眼，每遇婚丧大事，他在大厅中一说话，各屋的人都能听到。然而这位明末杰出的科技翻译家一生仕途坎坷，五十六岁才补扬州推官，六十岁方擢升山东佥事，监军海外，在战争中遭受惨败，以后泛海归朝，受到遣戎的处罚。1644 年李自成攻破京城，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痛不欲生，绝食七日而死。《明史》阴错阳差，只在“忠义”列传中将王征一笔带过，而对他的译书和科技成就却置若罔闻。但作为最早的一部机械工程学的译者，其影响是难以抹煞的，先后被收入《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1844 年又由钱熙祚收入《守山阁丛书·子部类》，以后还被列入《中西算学集要三种》、《丛书集成初编·应用科学类》。许多清代学者如方以智、黄履庄等都以此书为学习西方物理学、机械工程学的起点。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称此书所释解的内容“能以小力运大，故名曰重，又谓之力艺”，阮元的《畴人传》讲“奇器之作专恃诸轮，盖轮为圆体，惟圆故动，??西人以机巧相尚，殚精毕虑于此”。①该书所创造的一套译述物理学的专有名词，如“力艺”、“重学”、“柱”、“梁”、“轴”、“轮”、“柄”、“车”、“索”等不仅被晚清李善兰等一批科技译家奉为圭臬，就
是在今天机械学中，仍然保留了“重心”、“杠杆”、“斜面”等译名，而追本溯源，这些译名是首次在这位科学家的不朽译著中出现的。最有趣的是，辛丑年（1901），五月甘三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读了《远西奇器图说》后，“见有代耕机器一具，拟仿之。”②周作人时年只有十六岁。
7 《名理探》及其续篇《穷理学》
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一批西洋经院哲学及神学著作，比较著名的有傅泛际（Furtado， Francois， 1587—1653）、李之藻合译的《寰有诠》（即亚里士多德的《谈天》）；毕方济（Sambiasi， Francols，1582—1649）、徐光启合译的《灵言蠡勺》；高一志（Vagnoni，Alphonse，1566—1640）的《斐录汇答》；高一志、李烨然、卫斗枢等合译的《寰宇始末》；艾儒略译的《性学粗述》；安文思（Magalhǎens，Gabriel de，1609—1677）译托马斯·阿奎那的《超性学要》等，其中最有影响的要数由葡萄牙传教士傅泛际译义、李之藻以古代诸子和魏晋玄学术语达辞的《名理探》。
上述这批经院哲学及神学著作，大多根据葡萄牙科因布尔（Coimbre）大学（当时欧洲最负声望的大学之一）的讲义译成中文的。《名理探》的原本即1611 年在德国科隆城首次出版的科因布尔大学耶稣会会士哲学讲义的拉丁文本Logica（《逻辑学》）一书。该书全称《斯大琪里人亚利斯多德辩证大全疏解》，分上下两编，上编五公论、十伦论，下编论三段法，是各家关于逻辑问题的论述及对亚里士多德命题、三段论的解释。原书共三十卷，傅、李合译仅成十卷。前五卷的五公论讲概念的种属关系和它的五种特性，解释的方法是按公元四世纪薄斐略（今译波菲利）所述亚里士多德范畴概念的：“五旌”之说“宗、类、殊、独、依”，即今所谓“属、种、种差、固有属性、偶性”的烦琐注释来分析的。后五卷的十伦是以亚里士多德范畴为纲，自立体、几何、互视、何似、施作、承受、何居、暂久、体势、得有，即今译的实体、数量、关系、性质、动作、遭受、地点、时间、状况，综合薄斐略以来“经院派”烦琐学者们的辩论写成的，增进了当时所谓范畴的辩论问题。中译本1631 年首次在杭州刊印。
亚里士多德是逻辑学——形式逻辑的创始人。形式逻辑的主要内容，如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判断、判断形式、三段论等，都是由亚里士多德首先规范的。早期教会是反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罗马教皇格里哥里九世时代（1227—1241）改变了原来的方针，认为可以利用这一逻辑体系来修补基督教神学体系。这部书就是欧洲中世纪融合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的“经院哲学”的代表。《名理探》中所言：“名理探之向，有远近二界焉：设明辨之规，是近向界，循已设之规，而推演诸论，是远向界。”这就是穷理的归纳与演绎的两大方法。这种逻辑学方法的介绍，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认为“实有矫正当时理学冥想之弊之意”。①当时也参与主持译书活动的李天经在该书序中写道：“世乃侈谈虚无，诧为神奇，是致知不必格物，而法象都捐，识解尽扫，希顿悟为宗旨，而流于荒唐幽谬，其去真实之大道，不亦远乎？西儒傅先生既诠《寰有》，复衍《名理探》十余卷，大抵欲人明此真实之理，而于明悟为用，推论为梯。读之其旨似奥，而味之其理皆真，诚为格物穷理之大原本哉”。这种与理学家重自觉、重顿悟完全不同的求知方法，深深吸引了李之藻、李大经等一批有识之士，他们译刻此书，显然有利用西方逻辑学来改造中国哲学中弱点的隐衷，企图以“三论明——概念、判断、推理”来取代“吾儒穷理尽性之学”。而对于中国逻辑学不发达的文化传统，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的输入，应当说有相当的价值。遗憾的是，正如张维华一书所讲的，由于传统的“积习已深，何能遽变。此希腊哲学所以随即消灭无闻，而未发生影响”，未能引起当时知识分子的广泛重视。
然而，《名理探》的影响在逻辑史上却是相当持久的。这部书达辞“艰深邃奥”，李之藻与傅泛际反复琢磨，字斟句酌，整个译述过程持续了三年之久。这种“只字未妥，含毫几腐；或片言少棘，证解移时”②的一丝不苟的翻译作风，为中国留下了一批逻辑名词，如以直通、断通，及推通来译概念、判断与推论；以明辩，推辩，来译释演绎、归纳；以致知、致明、致用，分别来译科学、理论、实用等，至今看来在达辞方法上仍很有科学意义。根据中国逻辑史上的名词名字，结合西方逻辑术语，把物理学译为形性学，数学译为审形学，形而上学译为超形性学，自然科学译为明艺，精神科学译为韫艺，逻辑学译为辩艺、名理等等。此书同在其之前玄奘翻译的《因明》，和在其之后严复翻译的《名学》，成为中国逻辑发展史上的三大界碑。
1630 年，李之藻怀着未能译完此书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久居西安的傅泛际继续从事该书的续译，1641 年完成了后二十卷的译稿，以后由南怀仁对未刊部分进行校译增补，于1683 年完成全书的翻译，后二十卷定名为《穷理学》，分为理推之总论、形性之理推、轻重之理推三部分。为了引起康熙皇帝的重视，尽管此书并未论及修历之事，南怀仁还是把它称为“进《穷理学》之书，以明历理，以广开百学之门，永垂万世”，并声称凡“学历者，必先熟习穷理之总学”，指出“穷理学为百学之宗，谓订非之磨勘，试真之砺石，万艺之司衡，灵界之日光，明悟之眼目，义理之启钥，为诸学之首需者也。”①
该二十卷书比较详细他讲述了亚里士多德的命题及其三段法，即所谓“细录世斯模”（Syllogism）。值得特别提出的还有，此书中最早提到了1589年伽利略发现的落体加速度现象，但未提出公式论证及其所依据方法和原理的说明；书中还最早提到了1666 年牛顿发现的光有五色的说法②（译书距该发现仅十余年，考虑到当时交通的情况，我们不得不对此感到惊讶）。尽管上述这些补译所作的解释仅仅只是为了证明经院哲学的目的论，但在中西文化关系史上，它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名理探》和《穷理学》的译述，开了译述西方逻辑学著作的先河，尽管两书仅局限于西方中世纪的“旧逻辑”一部分，对当时兴盛一时的“新逻辑”（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后四篇等）、“小逻辑”（小品词逻辑）都未涉及。在当时各类逻辑专著、教本已有两千种左右的情况下，傅泛际选译这一原本，是可见其思想的保守性。但我们也 不能不看到，在此之前，中国尚未接触过西方逻辑学，十一世纪引入的是印度逻辑，因此，两书的译述无疑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使中国人懂得除了先秦诸子及其后的中国逻辑及因明之外，还存在一种类型全然不同的逻辑体系。《名理探》和《穷理学》的
译成，使三大逻辑体系在中华大地上汇聚，引发了日后清末兴起的译介西方逻辑学的热潮。
8 《泰西人身说概》——最早传入的西洋人体解剖学著作
人体解剖在中国发源很早。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远在商周，中国医家已有“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的解剖实践。《灵枢·经水》中最早使用了“解剖”一词。《汉书·王莽传》中说王莽“诛翟义之徒，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度量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宋代的解剖记载更加清楚，往往由医官和画家合作，在犯人临刑时进行，并将解剖所见，绘制五脏图。赵与时的《宾退录》载：“庆历间，广西戮欧希范及其党，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为图以传于世。”这一详细记载还见之《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北宋太医局医官王惟一等设计制造的针灸铜人，体表的解剖部位和穴位关系比例协调，内脏部位、形状和相互关系也相当正确，与那一时代的解剖活动有密切关系。中国的解剖虽然发展很早，然而多为阴阳和宇宙本体论所阻，后又受礼教的束缚，有倡导无继承，始终未形成一种独立的体系。然而这种实践却为西方医学人体解剖学的传入做了重要的铺垫。
西方医学中，最早传入并引起注意和反响的就是解剖学。其中最早、且影响最大的，要算《泰西人身说概》。这部书分上下两卷。卷上分骨部、脆骨部、肯筋部、肉块筋部、皮部、亚特诺斯部、膏油部、肉细筋部、络部、脉部、细筋部、外面皮部、肉部、肉块部、血部。卷下分总觉司，附录利西泰记法五则，目司、耳司、鼻司、舌司、四体觉司、行动及言语。卷下采用的是问答体，与卷上不同。
这部书的译者是谁，至今仍众说纷坛，清人俞正燮《癸巳类稿》称是罗雅谷、龙华民、邓玉函合译《人身图说》二卷；王韬《西学辑存六种·泰西著述考》载有邓玉函著有《人身说概》二卷；近人冯承钧在所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邓玉函》中考证，以为《人身图说》为罗雅谷著，《人身说概》为邓玉函著；俞正燮把两书混为一谈。方豪《中西交通史》中称史学家张荫麟藏有两书的合装抄本，《人身图说》是附在《人身说概》之后的，实有图无说，后有《人身图五脏躯壳图形目录》，其内容包括呼吸、循环、神经、消化、排泄、生殖等六系统及胎生学，详于血液循环。①
译本是据何书译出的呢？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认为，“欧西之解剖学，以韦尔撒鲁斯（Andress Versalius）开其首”，“玉函、雅谷具出其后，其所传受之解剖学，亦或绍述此人之学说也”。②这一推测，笔者认为有很大的可信性。所谓韦尔撒鲁斯，今译维萨里（1514—1564），是十六世纪比利时解剖学家，人体解剖学的奠基者，也是现代医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根据自己人体解剖的实践，于1538 年出版了《解剖记录》一书，以后他在参与翻译统治医学解剖学三百年之久的古罗马医学大师盖仑的著作时，发现了当时被认为是不可指责的经典中，有很多错误，原因在于，盖仑过去进行尸体解剖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动物，因此他的记述只适用于动物。1543年，维萨里发表了划时代的《人体之构造》（De CorporisHumani Fadrica），驳正盖仑的错误约二百余处，给人们以全新的人体知识，引起学术界极大的震动。虽然他的著作在先进医学家和科学家中反应热烈，但却遭到许多盖仑主义者的联合围攻，并遭受教会的种种迫害。作为长于医学、数学、天文的日耳曼人邓玉函，是不可能不了解维萨里学说的，何况他与当时先进的科学家交往密切。美国学者斯潘塞在其名著《改变中国》一书中，讲邓玉函曾与伽利略一道，同在塞西学院做院士，因伽利略拒绝给耶稣会预测日食，1616年教皇下诏禁止伽利略为哥白尼的日心说辩护。邓玉函为此时教皇大为不满。他还与当时欧洲的天文学家开普勒保持频繁的通信联系。①尽管他三十五岁加入了耶稣会，但《人体之构造》所传达的全新的人体解剖知识，是不能不影响这位伽利略好友的。毕拱辰在该书译序中讲：“邓先生淹贯博学，慧解灵通，足迹遍天下，曾与西邦名士校艺，冠军第一，颇似吾中国殿元之例。亦利西泰畏友也。”据说他在中国还解剖过一日本神父的尸体，并致力于中
国药物的研究。《帝京景物略》记道：“利玛窦的友人邓玉函，善其国医，言其国剂草木，不以质咀，而蒸取其露，所论治及人情微。每尝中国草根，测知叶形花色，茎实香味，将遍尝而露取之，以验成书，未成也。”②可见他还颇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实验科学的精神。
《泰西人身说概》的骨部，分析了骨骼的构造与功用，全身骸骨数目；筋部分言骨筋与肉骨筋，属于运动系统。肉部与皮部着重于肌肉系统的分析，涉及肌肉的生理、机能、数目与功用、脂肪、皮、表皮、淋巴腺等。络部、脉部、血部，则属于循环系统；络即静脉，脉即动脉，涉及静脉的根干枝叶、静脉种类、门静脉、上大静脉、动脉的生理组织与循环。卷下总觉司及利西泰记法都属于神经系统。利玛窦所著的这本《西国记法》，分原本、明用、设法、立象、定识、广资等六篇，讲述脑之生理、机能、神经生理、分类、脊椎神经。末列百数十字以为记法。方豪认为此篇是“西洋神经学传入之嚆矢，亦为西洋传入第一部心理学书”。口、耳、鼻、舌，及四体五司，属于今所谓感觉系统。
毕拱辰在崇祯七年（1634）在京师看望汤若望（Schall von Bell，JeanAdam， 1591—1666）时，谈到“贵邦人士范围两仪天下之能事毕矣，独人身一事，尚未睹其论著，不无缺望焉”。汤若望即拿出“形模精详，剞劂工绝”的“西洋人身图”，继而又出示了邓译《人身说概》两卷的初稿，这位“好读书，工诗”的万历进士认为此稿不文，“乃一纰陋侍史从旁记述，恨
其笔俚而不能挈作者之华，语滞而不能达作者之意。”于是亲自握笔为之润色。他对西洋人体解剖学极为推崇，在《序》中认为该书“虽素草，已生人琴之痛剧切，而余泽犹在·鼎脔之味可寻，此其大概也。??编中胪列诸部，虽未全备，而缕析条分，无微不彻；其间如皮肤、骨节诸类，昭然人目者，已堪解颐”。认为其中关于肉块筋部的分布运动，“细筋为知觉之司，脆骨有利益之用，轩岐家曾经道支字否。又论人记含之所，悉在脑囊，乍聆之未免创论可■；然人当思索时，瞑目蹙眉，每向上作探取状，且二东方言，以不能记者谓没脑子，此亦足征其持论不诬，而东海西海理相符契者矣”。他甚至说：“余曩读《灵》、《素》诸书，所论脉络脉，但指为流溢之气，空虚无著，不免隔一尘劫；何以兹编条理分明，如印印泥，使千年云雾顿尔披豁，真可补人镜难经之遗，而刀圭家所当顶礼奉之者。”与其相比，生当乾、嘉之世的俞正燮的认识就有点糟糕了，他在《癸巳类稿》卷十四《书人身图说后》一篇中写道：“??又论人知觉在脑，其人南怀仁，于康熙时上《穷理学》书，云：‘一切知识记忆不在于心，而在头脑之内’，亦不出此书之旨。惜藏府经络事非众晓，藏府不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传教，欲中土人学之。不知中国人自有藏府经络，其能信天主教者，必中国藏府不全之人，得此等千百，于西洋教何益？西洋人倘知此，亦当殷然自惜，掉首发舌，决然舍去欤？”这种误认西洋人身体之构造，与中土不同，因其身体构造不同，故所信仰之宗教亦异其趣，直到清末还是反洋教运动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与毕拱辰“东海西海理相符契者”相照，简直是历史的一大倒退。
不过俞正燮的误见远不是这一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明代著名医家王肯堂《郁冈斋笔尘》中记载西方历算及与利玛窦的交往，表达了自己在学术上对西方新知识某种程度的认同。崇祯进士金正希也是“敬服西儒，嗜其实学”。所持“脑主记忆之论，为世人所鲜知”，正来自该书所附的利西泰记法。方以智在所著《通雅》一书中论及人体解剖生理，对明末传入中国的医学知识，主张吸收其合理内容，以充实我国原有医学，并采用部分西方解剖生理学知识，如脑的功能和血的生成，论述传统医学。王宏翰多采西说，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撰《医学原始》四卷众所周知。清初曾专门研习过《人身图说》及拉丁语的刘献廷，在其《广阳杂记》卷二中据西方解剖学解释李氏变男之理。乾嘉时名噪京师的王清任，常以未能一见脏腑为恨，1797 年，滦洲稻地镇小儿染瘟疹痢症死者十之八九，义冢多无棺，他十天中亲自观察三十余具小儿尸体，始知古医书所绘脏腑多不符。后他三次去刑场观察犯人尸体。1830 年撰成的《医林改错》两卷，“前后访验四十二年，据所实睹者绘成的脏腑全图而为之记”。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他“饶有科学的精神”，“诚中国医界极大胆之革命论”者。
9 《火攻挈要》的编译与流传
火器最早是由中国发明，并用之于战场。这种利用火药的燃烧和爆炸性能的武器西传后，经阿拉伯工艺师的改造，又回传中国。十六至十七世纪在中国军事史上一度出现过“火器热”。明成祖征交趾，得神机枪炮法，专门设立神机营来掌握枪炮技术，并加以仿制，标志着传统的军事制度开始发生变化。明末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初步接触，最先受到中国人注意的就是经欧洲人改造过的火器。嘉靖二年，葡萄牙将领别都卢率其部属驾驶五艘船侵犯广东新会西草湾，被明军一举消灭，所携大炮也被缴获进呈嘉靖皇帝。
为了对付北方的鞑靼势力，徐光启曾多次力请铸造火炮，以资城守，并从利玛窦学习制炮技术，亲自督造鹰咀铳、鸟铳等共一百零六门，耗银二千九百两。 1622 年，外患日亟，明政府始令罗如望（Rocha， Jean de，1566—1623），阳玛诺（Diaz，Emmanuel， 1574—1659）、龙华民（Longobardi，Nicolas， 1559—1654）等传教士制造火器，并招寓居澳门、精通火炮的葡萄牙人来内地协助使用。崇祯初年，由传教士指导铸造的火炮在宁远、涿州等战役中大显身手，屡次打退清兵的进攻。
崇祯十二年（1639），明朝统治者请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皇宫旁设立铸炮厂，铸成钢炮二十尊，口径之大可容重四十磅的炮弹。大的重一千二百斤，小的重三百斤，试放时命中精确，验收效果甚佳。于是又受命加铸五百门六十磅重的小炮，便于携带。在铸炮过程中，汤若望不断为兵枚局内监讲授用法，1640 年周廷儒奉命边塞督师，动用所制火器，汤若望在随征途中，教授火炮使用法。又过了近三年，他在焦勖合作下编译了《火攻揭要》一书，又称为《则克录》。经河北涿鹿人赵仲修订后于1643 年刊行，分上下两卷，另附《火攻秘要》一卷。清道光年间（1821—1850），军事技术家潘仕成在编辑《海山仙馆丛书》时，收两书于其中，并合称为《火攻挈要》，改为上、中、下三卷，共四万余字。该书前有《火攻挈要诸器图》四十幅，卷上介绍各种火器制造方法，列述了造铳、造弹、造铳车、狼机、鸟枪、火箭、喷筒、火罐、地雷等，并述及制造尺量、比例、起重、运重、引重的机器、配料、造料、化铜的方法。卷中讲述制造火药的配方和各铳的使用方法、装置和运铳技术、运铳上台上山下山及火攻的基本原理。卷下是说火攻秘要、铸炮应防止的诸种弊端，守城、海战、炮战的种种注意事项。
该书把火炮区分战铳（野战炮）、攻铳（攻城炮）、守铳（守城炮）三类，这三类火炮，由于用途不同，口径、长度、重量、壁厚之间的比例也不相同。书中涉及西方不少关于冶铸、机械、化学、力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如确定了弹重与装填火药量的比例和射角与射程的关系，比如采用铳规测定火炮的射角。这种铳规形同直角三角尺，两直角边称为勾、股，各长一尺左右，勾股相交的直角顶点为规心，两边由四分之一圆环相连，尔后分为十二等份，每等份为七点五度，直角顶点悬一垂线，作为测量射角之用。测量时，将一个直角边插入炮筒内，如果炮身与地平行，则垂线与炮筒的中轴线成九十度，在这种角度下进行发射称为平射。如果将炮尾下降，则炮口仰起，便改变了火炮的射角。从平射位置算起，射程随着仰角的渐增而渐远。
《中国古代军事三百题》王兆春文认为，该书虽还没有直接阐述炮弹在空中飞行时，以四十五度射角的射程为最远的理论，但是其试射数据已敲叩了这一理论的大门，其年代仅稍晚于伽利略提出的物体在空中飞行的抛物线定律。该书还在火炮加工（包括检验工艺、补缺、修缮、美化）、维修、保养、附件的研制、炮车的制造、火药的配制，以及火炮的使用等方面，介绍了许多先进的方法。
该书还特别强调使用火器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指出在学习西洋的火攻者中，有的效果显著，有的却不能自守，反以资敌，如登州西炮甚多，但徒付之人，反以攻我，这种“徒空有其器，空存其法，而付托不得其人，未有不反以资敌、自取死耳”。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认为该书中重视人的因素的军事思想在当时未得到重视。倒是十九世纪的王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弢园文录外编·洋务上》指出：“有明之季，西洋人士航海东来，多萃处于京师，汤若望曾随李建泰出师。军中铸有西洋大炮，《则克录》一书著于此时。泰西能敏之人所在多有，亦无救于明亡，盖治国之要不系于是也。”
《火攻挈要》在鸦片战争前后外患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再度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1841 年林则徐从广东来浙江积极备战，曾带着《则克录》赴沿海一带察形势、观演炮、铸炮、设防，并在镇海和一些通达时务、明了军事兵器的人士往返讨论，如冯登原、汪仲洋、龚振麟等，互相启发，“颇得神器三昧”。龚振麟还指出该书中介绍的西方铸炮法，建炉造模，比中国的土模铸炮更为繁难，很难急付紧急状况，于是经过多次试验，发明了铁模铸炮法。道光、咸丰年间，当时的军火科学家丁拱辰购到一册《则克录》，经反复研读，发现其中疏漏■误之处颇多，便对此书加以补充订正，增入中线高加表，成《增补则克录》三卷，并附图八十八种。一个从未离开过家的人，很难理解家的重要性；一个从未离开过家乡的人，难以体会家乡的局限性。一个放眼全国的人，区域的观念会很淡薄。一个走遍世界的人，胸襟并不当然地宽广，视野却必然地开放。
10 《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与牛痘接种法在中国的传播
在二十世纪前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一种新发明往往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才能传播开来，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传至中国花了近一千九百年，牛顿力学传至中国也用了三百年。然而，牛痘的发明传入中国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从首次牛痘接种成功至传入中国仅用了九年。
说起来，牛痘接种法的发明还是受了中国人痘接种法的启发。十六世纪中叶，在中国民间已广泛流传人痘接种术。万历天启年间的程从周《茂先医案》、周晖《金陵琐事剩录》等书中，都有关于种痘的记录。当时广泛采用的是一种比较稳妥的“鼻苗”之法，即用痘汁纳于鼻腔，痘即自出。明代崇祯时董其昌《玄赏斋书目》中录有《种痘书》一册，乾隆六年（1741）张琰著《种痘新书》被认为是现存较早的人痘接种法的专书。
从十七世纪下半叶以后，中国的种痘术相继传至俄国（1688）、日本（1744）、朝鲜（1763）。后来俄国还派学生专门前来学习，通过俄国人痘接种术又传至土耳其， 英驻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大使夫人蒙塔古女士（Montague，M.W.，1689—1762），在1716 年的信中向英国介绍了亲自观摩到的人痘接种法，同年3 用19 日，她给自己六岁的儿子做了接种。1718 年她回国，1721 年春伦敦流行天花，儿童死亡率极高，英国人每十四位中就有一人死于天花。蒙塔古夫人则在同年4 月给女儿做了接种，并邀请当地名医观摩，从此，人痘接种法在英国及欧洲大陆迅速传播，继而又越过大西洋传至美洲。然而，这种方法有严重的缺陷：即采用天花痂皮或浆液接种，若所用者系毒力很强之痘苗，反使接种者发生重症天花而致命，而且每个接过种的人又成了传染源。
英国乡村医生詹纳注意到中国的人痘接种法的免疫事实，也试图寻求一种避免重症天花的可行方法。他在德国榨牛乳者从不染天花的事实中受到启发，1796 年5 月14 日他给一位名叫费普斯的八岁乡村男孩做了首例接种牛痘的试验，约八个星期后，这个接种天花病毒的试验宣告成功。这一划时代的发明，写进了他1798 年出版的《对天花牛痘疫苗的成因及其效果的研究》的小册子中。不出几年，该书连印好几版，并被译成多国文字，詹纳的发明传遍全世界。①嘉庆十年（1805），牛痘法由一位在澳门经商的葡萄牙人许威氏（Hewiet）传入中国。由于当时尚未有封闭贮苗法，故须沿途招雇儿童接种，使此种痘苗不致中断，所以又称它为“活苗”。
张星烺《欧化东渐史》一书写道：“据确实记载，则英国东印度公司医官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于1805 年（嘉庆十年）传种痘法于中国。皮尔逊在广州行医。曾著一小书，说明种痘法，斯当顿（George Staunton）代为译成华文。氏又传授其法于中国生徒。重要者为海官。海官以后成为名医。三十年间为人种痘，达一百万口。”②这大致道出了牛痘接种在中国初传的大概。据王吉民所撰《在华新医先进象传》③一文，皮尔逊（AlexanderPearson，1780—1874），是东印度公司的医官，1805 年来华，1805 至1860年间在澳门、广州行医，并首先在中国人身上试种牛痘，并印行了这方面的小册子。
杜石然等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称英国船医皮尔逊所写小册子题为《种痘奇方详悉》。①《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卷则称：“十九世纪初，英人皮尔逊所著的《种痘奇法》（1805）由Staunton 在1817 年译成中文，书名为《引痘略》。是书为痘症专著最早的译文。”②所谓Staunton，Sir GeorgeThomas，即张星烺书中的斯当顿（ 1781 — 1859），其父斯当东（ G.L.Staunton）1792 年随特使马戛尔尼伯爵来华，他随行充当马戛尔尼的侍从。
在来华途中跟使节团中两位华籍译员学汉语，是后来使节团中唯一能直接用官话和乾隆皇帝谈话的年轻的英国人。他1798 年进入东印度公司广州分行任书记，1804 年升为货物管理人，1808 年任翻译，也许就在这一时期，译出了皮尔逊的小册子，中文正式译名并非《种痘奇方详悉》，也非《引痘略》，而是《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内题为《新订种痘奇法详悉》。该书有嘉庆年间的刻本，叙述了牛痘发明经过与接种法、接种的具体位置及传入中国的经过情况。开篇是这样描写天花在欧洲的流传与危害：“天花之症，原西边诸国本无，前于一千一百余年由东边地方传染。遍行西域，诸国时遇天行，国中无一宁户。虽都甸僻隅，多因惨遭其害。或损兄弟，或损儿孙，父子亲眷悲切难闻。若侥幸命存，或痘瘫疾于耳目手足，难以枚举。即王侯士庶、家家户户，无不惊惶，都以生灵为重。”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所举《引痘略》则是另一本书，其作者为南海人邱熹。自从1305 年葡萄牙商人许威氏把“活苗”牛痘引入中国后，皮尔逊在澳门招收学生传授牛痘接种法。十三行之一的会隆行主人郑崇谦派人前往澳门学习。第一期有梁辉、张尧、谭国、邱熹等人。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一书称邱熹最杰出，他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 年）据学习心得撰成《引痘略》一书，并自费刊行。其中除引种方法外，其他病理和治疗，概用中国原来的学说。也可以说是我国人初步接受西洋医学的嚆矢。①该书《引痘说》一篇这样写道：“痘，可以曰牛也。痘之种自牛来也。外洋向无此疾，后由他处传染，患亦滋多，惟畜牛取乳之家，独不沾染。医人欲穷其故”，因而有此项发明。这一简便、安全、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通过《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等在中国广泛推广。近代著名学者王韬初见这一海外传入的“治小儿痘症如神”的牛痘接种法，非常惊奇。他在《瀛壖杂志》卷六中写道：“种痘并不用药，所取不过牛痘之浆耳。牛痘之法，随时可种，然究于春令为宜。法：用最薄犀利小刀割开臂上外皮，将痘浆点入，须令自干，且不可擦去。三四日后，即于所割处起泡发浆，并不延及他处。经数日即结靥脱落。小儿并无所苦，嬉笑如常，并不必避风忌口，真良法也。”
1979 年10 月26 日已被命名为“世界天花断绝日”。我们在历史的丰碑上刻上牛痘接种术发明者詹纳的名字，不也应当用中文写上皮尔逊、斯当顿及其著译吗？
11《圣经》中译本之最
世界出版史上各种文字版本最多、印数最多的译本是《圣经》。根据世界性的联合圣经会统计，到1984 年底，共有1808 种语文的全译或节译的《圣经》译本。它最近又被译成喀麦隆的Fulfulde 文和莫桑比克的Emeto 文出版。译本中最重、卷帙最大的是布雷尔斯盲文版，有三十八卷，重达一百三十二磅，占用书架为七十八时。而最小的是《圣经》缩微胶卷，仅相当于英国标准邮戳的大小。
《圣经》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现代学术研究证明，它是一部世俗的珍贵历史文献，主要内容是关于世界和人类起源的传说，反映了人类心理的演变过程。《旧约全书》亦称《希伯来圣教》，共二十四卷，是基督教和犹太教共用的经书，除个别段落用阿拉米文写成外，其余均用希伯来文写成。《新约全书》共二十七卷，是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的正典，多数篇是用希腊文传写或记录的。
《圣经》的古抄本，大多写在纸莎草上，今残存最早的是考古学家1947年在约旦境内死海西北岸库姆兰地区的洞穴内发现的，公元前二世纪中叶至公元一世纪中叶的希伯来文《圣经》的残篇。最早的译本是希腊文大楷抄本，以后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先后被译成科普特文、埃塞俄比亚文、哥特文、拉丁文。此后一千余年，拉丁文本《圣经》成了基督教的标准本，以后以它为母本译成古叙利亚文、阿拉伯文和西班牙文。第一部英文《圣经》译本出现在1382 年，由英国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等译成。1522 年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又将《圣经》译成德文，据德文本译出的有丹麦文、冰岛文、瑞典文本等，据统计，已刊的《圣经》全文有大约一百一十种非洲语文、九十种亚洲语文、五十五种欧洲语文。
在中国，《圣经》也有大量的译本，有古汉语和白话文；有官话和方言；也有少数民族语言。据杨森富编著的《中国基督教史》和顾长声先生在纽约美国圣公会图书馆搜集到的版本资料，有1822 年的古汉语译本、1847 年的上海话、1852 年的福州话、1854 年的厦门话、1857 年的宁波话、1865 年的客家话、1875 年的汕头话、1877 年的杭州话和广州话、1880 年的苏州话和合州话、 1892 年的温州话，另外还有金华话、邵武话、山东话、胶东话、海南话、建宁话、三江话、汀州话、汉口话、直隶话等译本。少数民族语有1809 年史密特的蒙古语译本、1822 年的俄国圣彼得堡满文本、1884 年日本横滨出版的高丽文本、1905 年成都出版的花苗文本、1914 年德国莱比锡出版的哈萨克文本、1935 年的藏文本，此外还有黑苗、苗华语本，黎苏语、庄家语、尼家语、拉家语、那希语、那和语、高普语、太鲁阁语等译本。
最早的《圣经》中译本始于何时呢？杨森富的《中华圣经翻译史》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圣经》中译的概况。②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载，唐代景教传入中国时已有《圣经》译述了，如《天宝藏经》（即《旧约·诗篇》）、《多惠圣王经》（即《大卫王诗篇》）、《阿思瞿利容经》（即《福音书》）、《浑元经》（即《旧约·创世记》）、《传化经》（即《新约·使徒行传》）、《宝路法王经》（即《新约·保罗书信》）、《牟世法王经》（即《旧约·出埃及记》）、《遏拂林经》（即《新约·以弗所书》）、《启真经》（即《启示录》）等三十部，由房玄龄、魏征奏明太宗建寺翻译，其中除少数译自中亚细亚景教徒专用的一些经典外，余均属新旧约《圣经》的正典。可见基督教经典的汉译已有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些译本中，耶和华译成“慈父阿罗河”，摩西译成“牟世”，马太、路加、大卫、马可分别译成“明泰”、“卢伽”、“多惠”、“摩矩辞”，耶稣被译成“移鼠”、“序数”或“翳数”，马利亚被译成“末艳”等。由于印刷术尚未发达，手抄本亦未见普遍，所以这些《圣经》译本只通行于传教士和某些官员手中，未能深入民间，特别是武宗会昌五年（845 年）的禁教令，使这些数目少得可怜的《圣经》译本，随着景教寺的抄没多遭焚毁。
1294 年到达元朝上都的罗马传教士孟高维诺，曾将旧约的诗篇及新约全书译成蒙古语，是最早的中国天主教《圣经》译本，可惜该译本没有流传下来。明清之际曾有不少耶稣会士节译过《圣经》的某些内容和章节片段，如罗明坚于1548 年完成于广州的《天主圣教实录》、利玛窦于1595 年完成于南昌的《天主实义》、庞迪我的《受难始末》、艾儒略于1635 年作于福州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又名《出像经解》）、阳玛诺于1636 年成书于北京的《圣经直解》。约在1700 年，属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教土巴设（J. Basset）把拉丁文《圣经》通行本译成中国白话文，他的翻译包括四部福音的合编和保罗的一些书信。十八世纪末，法国耶稣会士贺清泰根据拉丁文通行本，并参照解经家的注释，第一次比较系统和完整地把《圣经》译成中文。尽管章节与拉丁文本不尽符合，但《创世记》（贺译《造成经之总论》）、《出谷纪》（贺译《救出之经》）、《户籍纪》（贺译《数目经》）、《申命纪》（贺译《第二次传法度经》）、《若稣厄书》（贺译《若稣耶之经》）、《马太福音》（贺译《圣史玛尔谷万日略》）、《马可福音》（贺译《圣史路加万日略》）、《约翰福音》（贺译《圣若望圣经序》）、《使徒行传》（贺译《诸德行实》）、《启示录》（贺译《圣若望默照经》）等，使译过的内容已粗具规模，可惜该译本也未付梓。
已刊最早的古汉语《圣经》译本是由英国传教士马士曼和出生于澳门的亚美尼亚人拉撒合译的，1822 年在印度出版。1813 年，第一个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译完《新约全书》，在广州秘密雇用几名刻版工人，印刷两千部； 1819 年11 月又与传教士米怜合作，译完《旧约》，1823 年合并《新约》在马六甲正式出版，取名《神天圣书》。该译本非常完整，流传较广，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出版的《圣经》中文全译本。
《圣经》中译本印数最多的是何种文版，尚无资料。但印数最少的要算是1894 年上海美华书馆用二号宋体活字直排出版的《救世圣经》，初版只印一册，是上海一部分新教传教士倡议为慈禧太后六十岁祝寿，发动全国女信徒捐款特别印制的一本精美的特大《新约全书》，同年11 月7 日由中国牧师俞宗周作为寿礼北上献呈慈禧，可以说是第一本进入皇宫的《圣经》中译本。1910 年，宣统登基后，传教士又发动全国教徒捐献，共募捐得一千四百两银子，由上海美华书馆按1894 年版本重版四本，分别进呈清朝的隆裕太后、宣统皇帝、摄政王及醇王福晋。该《圣经》亦是中国最昂贵的译本。
12 通过《海国图志》影响国人的《四洲志》
谈及影响近代中国人的译著，就不能不提及林则徐主译的《四洲志》。
林则徐并不懂外语，他对翻译的贡献主要是组织选题，聘请译员和审订加工。据林永俣《论林则徐组织的迻译工作》①一文研究，林则徐出资雇请的译员有四位。第一位是在印度塞兰普尔一所教会学校念过十多年书、并参与过英国浸会牧师马什曼译述《圣经》的亚孟。第二位是曾就学于槟榔屿罗马天主教办的学校、学习过拉丁文的四川人袁德辉。1825 年他因成绩出众而获英华书院的奖学金。他能说一口官话和写一手好字，并有很深的英文造诣，编写过一本《英语与学生辅助读物》的大学用书，由马六甲一家基督教书局出版。1839 年春天受聘任林则徐的译员，曾译述过林则徐、邓廷桢、怡良三人联合给英女皇的信。第三位是早年留美，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康沃尔地方的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差会部的学校里念过书的亚林，1825 年由美返回广州，在外国商行里教职工的英文，1839 年受聘任林则徐的译员。第四位是梁阿发的儿子梁进德。他随美国公理会派来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裨治文（Bridg-manElijah Coleman，1801—1861）学英文与希伯来语。林则徐1839 年3 月24日下令“夷楼工人全行撤退”时，被林则徐手下的密探侦悉，他得到了待遇优厚的译员位置。马礼逊教育社第三年度报告里指出，梁进德是《四洲志》的主要译者之一。《四洲志》是林则徐组织人员，据英国作家慕瑞（Hugh 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一书译出，并亲加润色而成。原本1836 年出版，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马礼逊教育社负责人勃朗（Brown，Samuel Robbins，1810—1880）赠给林则徐的。
《四洲志》当时有无单行本，至今仍是一个谜。有记载称道光二十一年（1841）有过单行本，但据马礼逊教育社第三年度报告，林则徐曾准备将该书等交付出版，可是突然接到清廷谕令，要他前往浙江前线抗英，这些译稿自然无法付梓。据说他离开广州时随身带着这些译稿，打算到浙江整理，做出版准备，后来译稿下落不明。目前能够见到的全本是收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中的。该译本叙述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与历史，是当时最齐备、最新颖的世界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的图书。
陈原《书林漫步》一书讲林译《四洲志》“原文是英国人慕瑞作的《世界地理大全》，1836 年才在伦敦出版，作者和东印度公司有关系。毫无疑问，此书在当时是一本新书，也算是林则徐惟一新颖的“世界知识手册”了。《四洲志》比前此西洋传教士所写译的地理书新颖得多，比1840 年上半年在广东出版的《海录》更有参考价值——《海录》是杨炳南根据一个出国十四年的水手谢清高1820 年时的口述写成的，着重于所见所闻的风土人情，而《四洲志》则有点像现在的世界地理了”。①有不少文章把《四洲志》仅仅看成是一本地理书，这是不正确的。其实里面内容非常丰富，如记载阿腊比阿（今译阿拉伯）就有：“近有小说谓《一千零一夜》，词虽粗俚，亦不能谓之无诗才”。这也许是中国第一个《天方夜谭》的译名。
《四洲志》主要是通过《海国图志》的流传发生影响的。据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林则徐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七月三日在扬州奉命折回东河，效力“赎罪”。就在从浙江到扬州途中，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会晤了魏源，嘱其将已所译编《四洲志》扩充编撰为《海国图志》。①众所周知，《海国图志》是近代影响极大的一部从世界历史和地理的角度，探索富国强兵道路、阐发改良主义思想的名著。该书版本多至十余种，现今通行的有一百卷本和六十卷本，六十卷本之前还有五十卷本，据光绪年间的《邵阳县志》载，魏源曾撰有《海国图志》三十二卷。据李瑚《魏源诗文系年》，《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发行于1844 年，《四洲志》的材料全部分别辑入第三、五、七、十三、十四、十六、二十至二十二、二十五至三十三、三十六至四十三各卷。并且把《四洲志》的材料放在第一条，注明是“原本”，然后将《英吉利夷情纪略》、《澳门纪略》等书中的有关材料作为“重辑”列入《四洲志》文字之后。惟独在介绍美利坚时，把美国高理文（即裨治文）所著《美理哥国志略》辑在前，称为《弥利坚即美理哥国总记上》，而将《四洲志》原本，作为《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总记下》列于后，并加按语说：“志例当先原本（指《四洲志》），次重辑。惟《美理哥志》出其本国，实校原志尤提纲挈领，故先之。”第二版，即增补为六十卷本出版于1847 年。林则徐是1850 年去世的，依一般情理，林则徐当十分关心《海国图志》的出版，魏源曾把出版的《海国图志》分赠给一些好友，如邓显鹤、姚莹等等，但迄今还没有任何资料说明林则徐曾经看过这两版的《海国图志》。因此，也有学者怀疑《海国图志》的作者原是林则徐，因为只有作者才不会去谈自己著作的读后感。《海国图志》序中首先声明：“《海国图志》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并近日夷图、夷语。”《澳门月报》和德庇时都认为《海国图志》的《筹海篇》是林则徐的著作，因为其中四文都是论海防的政策，非富有海防知识与办理洋务经验的林则徐莫属。林永俣也认为，依据当时情况，鸦片战争失败后，签订了《南京条约》。清廷对于英国侵略者十分惶恐，所以魏源不能在《海国图志》中写出《筹海篇》的真正作者，以免惹是生非，而对当时的政治压力，发放伊犁的林则徐更是谨慎小心，作为《海国图志》的真正作者，他也不愿自己具名，只希望魏源把它编就，使朝野人士能通过这本书了解世界大势，打破闭关自守的局面，他的最终目标也就达到了。
林则徐主译《四洲志》的重大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为近代中国人提供了一部了解“夷情”的世界历史地理书，作为近代第一部较有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的译作，林则徐以其同时代人少有的远见卓识，开了一代睁眼看世界的风气，继起的汪文泰《红毛番英吉利考略》（1841）、陈逢衡《英吉利纪略》（1841）、何秋涛《朔方备乘》（1843）、梁廷枬《海国四说》（1846）、徐继畲《瀛环志略》（1848）、夏燮《中西纪事》（1850）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较为深入地推进了对外国史地的研究，并以强烈的经世意识和崭新的时代内容，汇成了一股生气勃勃的“开眼看世界”的时代思潮，而林则徐主译《四洲志》，对这一思潮的酝酿发展实功不可没。
13 合信及其编译的《博物新编》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清末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序幕初揭，中国知识界迫切需要一本介绍西方近代科技的知识性启蒙读物。首先意识到这一需要的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合信（Hobson，Benjamin）。他1816 年出生在伦敦，曾获英国医学硕士学位，是皇家外科学会的会员。1839 年来华，在澳门伦敦布道会任医师。1843 年在该会香港医院任院长，以后在广州西关外金利埠开设惠爱医馆。据当时的知名人士王韬说，去该医馆就医者甚众，“几乎其门如市，户限为穿，于是合信氏之名，遂遍粤东人士之口”，还称其“为人谦逊和蔼，谨默肫笃，有古君子风”。①1857 年又转任上海仁济医院医师。1859年退休回国，1873 年病逝。他一生将不少外国的生物学、解剖学、内外科理论、妇婴卫生等自然科学著作译介到中国来，其中《博物新编》就是一本风行一时的综合性科技知识的启蒙读物，咸丰五年（1855）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
该书共分三集。初集分地气论、热论、水质论、光论、电气论五部分，介绍了气象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知识；其中化学部分“物质物性论”讲道：“天下之物，元质（即化学元素）五十有六，万类皆由之而生”，称化学元素共有五十六种，大致反映了西方十九世纪初期的化学水平。书中虽还未引入西方的化学符号，但介绍了“养气”（又称“生气”，即氧气），“轻气”（又名“水田气”，即氢气），“淡气”（即氮气），“炭气”（即一氧化碳），以及“磺强水”（又名“火磺油”，即硫酸），“硝强水”（又名“水硝油”，即硝酸），“盐强水”（即盐酸）等性质和制造方法。曹元宇在《中国化学史话》一书中指出，该书介绍近代化学知识，要比同文馆出版的《格物入门》早十三年，比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化学鉴原》早近二十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讲比学等科学的书籍。
初集物理学部分分别介绍了热能、蒸汽机、火轮车、水甑、汽柜、冷水柜、火炉、汽尺、汽制等。其中光论一节，总述光与视觉的关系、光的用途、光的分类、光的特性和行为、白光的分解、物体的颜色。然后解释几种常见的光学现象，如空中巨人、空中船象、海市蜃楼、空桥、日晕、月晕、虹霓、咸汐光、磷光、虫光等，其中“光射之速”一段，介绍光的传播需要时间和光速的概念。虽然在此之前，张福僖编译的《光论》一书，曾介绍过丹麦科学家罗麦利用木星的卫星食测定“光之行分”，但王锦光等著的《中国光学史》一书认为，远没有《博物新编》表述的明确。②初集中还介绍了风力机、寒暑表、轻气球、潜水衣等实用器物。
二集分天文略论、地球论、昼夜论、行星论、日离地远近论、日体圆转论、地球行星论、众星合论等若干部分，并介绍地球经纬结构，四大洲各国土地人物、四季、月轮圆缺、月蚀、潮汛、水星、金星、火星小行星、土星、吁呢■土星、彗星、经星等。其中还附有赫谢尔（Herschel）望远镜、像限仪等光学仪器的外形图，图示了凹面镜聚焦、凸面镜散光和虚焦点、照度减倍、小孔成像、投影大小、幻灯机、显微镜、各式透镜、凸透镜成像等几何光学知识。
三集分鸟兽略论等十六部类，介绍了猴、象、犀牛、虎、狮、豹、犬、熊罴、马、骆驼、■龆兽、哺乳类的胎生鱼（如鲸鱼），以及鹰类、无翼禽、涉水鸟等。
《博物新编》的编译出版，对中国近代早期一批科学家与知识分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王韬曾讲此书“词简意尽，明白晓畅，讲格致之学者，必当由此入门，奉为圭臬”。后来闻名近代科学技术界的徐寿、华蘅芳，都曾研读过此书，“甚为欣羡，有惬襟怀”。②徐寿还把此书带回无锡家中，按照书中的方法做了些仪器，来验证其中的结论。据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记载，徐寿不但试验该书所载的方法，而且触类旁通，做出一些书上没有的实验。徐寿后来在江南制造局主持翻译馆，非常注意介绍西方综合性的科学知识，曾建议至英国购《泰西大类编书》（即《大英百科全书》），把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系统化地介绍给中国知识界，这与他早期接触合信的《博物新编》不无关系。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人们已无法满足《博物新编》中一些浅显的科技知识了，于是大势所趋，其后又有《谈天》、《地学浅释》、《化学鉴原》与《光学》等翻译书籍相继问世。但《博物新编》作为清末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部重要译著，我们还是应当予以高度的评价。
14 《代数学》 ——西方代数学的第一个中译本
明末清初以《几何原本》、《同文算指》为代表的西方数学、几何学知识传入中国，受到了清代以来数学等方面专家学者的重视，为近代西方符号数学的传入准备了条件。1859 年，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作，在补译《几何原本》后九卷的同时，还把西方近代符号数学第一次介绍给了中国人。
《代数学》原著者是英国数学家棣么甘（Augustus De Morgan，1806—1871），原书是1885 年所著的《代数初步》（Elements of Alge-bra）一书。主要论述初等代数以及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和幂级数展开式。中译本除卷首外，共分十三卷，卷首纲领，一论一次方程；二论代数与数和数学之记号不同；三论多元一次方程；四论指数及代数式渐变之理；五论一次二次式之义及二次方程之数学解；六论限及变数；七论代数式之诸类并约法；八论级数及未定之系数；九论代数与数学之相等不同；十论纪函数法；十一论合名法；十二论指数对数之级数；十三论用对数为算术之捷法。在译述过程中，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制订了大批数学译名，如“代数学”、“数学”、“公论”、“横轴”、“纵轴”、“限”等；不少译名，如“方程式”、“极大”、“极小”、“无穷”、“根”、“方”等，至今仍在通用。
《代数学》一书内容虽然比较简单，但其中有不少新内容，如第一次讲到虚數，認爲 T - ( - 1 ) 、 T = ( - 2 ) 等“諸數”，“今号无意，且不合理，而其所解、所用，或俱合理，盖非一处用之，大概可用也，已有人立如是之法，今未暇论及”（卷四）。书中还讨论了数列的极限，对于无理数（当时未用此名）也有所论及。该书用直线表 示一次方程，把线性方程组的几条直线都放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以讨论方程组的解（卷三）。并特别論述了丙（ ）、 （ ）、甲 （ ）等等的意義，用實例 説明不能用0 做除数（卷六）。把函数分为“代数常式”（代数函数）和“越式”（超越函数）两种（卷七）。讨论了无穷级数及收敛性问题（卷八）。函数的记法（卷十），以及二项式定理（卷十一）等等。在譯述過程中，該書直 接引進了×、÷、＝、 （）、 、＜、＞等數學符号，但未能采纳世界上通行的阿拉伯数字，而采用一、二、三、四、五、??○等中国记数符号，并兼用传统的天干（甲、乙、丙、丁等）、地支（子、丑、寅、卯等）和天、地、人、物四字合起来表示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而各加口旁如呷、■等，代替大写的英文字母；用二十八星宿（角、亢、氐、房等）来取代希腊字母的α、β、γ等，而π（圆周率）被译作“周”；取篆文的“上”、“下”二字，⊥和T 表示加和减号，以免与中国数字十、一相混淆；函数符号f 则用“函”表示，纳白尔对数的底e 译作“讷”，总和Σ用“■”来代替。在分数记法上，仍沿袭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的方法，即记分母于分线之上，记分子于分线之下。这些译述形式与今天通用的数学符号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带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传统数学风格的“中算”形式，最终将被近代数学符号完全取代，这是科学史发展的必然。由于当时国内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一时全部换用外来符号系统固然有益于代数学的引进与发展，但在感情上却不易为士大夫们所接受。李善兰煞费苦心地设计出这一套，以保留和变通的形式来传达新的科学，实在有其不得不为之的苦衷。也正是采用这种改良的方式，才使此书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王韬在《瓮牖余谈》卷五中赞扬《代数学》、《续几何原本》和《代微积拾级》等，“已深探历法之大凡，而大辟畴人之蹊径。即今时中国名家，如徐君青、戴鹤士、李壬叔，亦皆莫能出其范围”。 1889 年孙维新在格致书院的考课所答“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中讲：“其书固详备矣，惜以活字摆印无多，久已告罄，今无从觅矣”，可见当时销路颇好。他还就此书读后认为“代数为大有用之学，凡天文、火器、航海、筑城、光学、重学、测量、绘图等事须推算者，皆可以代数驭之，其学与中土天元之理书而法则异，由已知之数，而推未知，为用甚便”。以后，华蘅芳和英国传教士傅兰雅（Fryer，John， 1839—1928）译海麻士（Hymers）《三角数理》、译华里士（Wallace）《代数术》；赵元益与傅兰雅所译棣么甘《数学理》；贾步纬编译的《弦切对数表》、《八线对数简表》、顾澄所译哈迪《四原原理》，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李善兰的译述方法。直到1890年狄考文（Mateer ，Calvin Wilson， 1836—1908）与邹立文所译《代数备旨》中，虽采用了阿拉伯数码字，加、减号也改用“+ ”和“- ”，但仍用“天”、“地”等字来代表未知数，用“甲”、“乙”、“丙”等字来代表已知数或者几何点。
《代数学》的影响至少持续了四十年之久，1898 年华蘅芳的弟子程英又重刻此书，称此书“其言立款、辨数、演式、求证、合名诸法，莫不穷究奥窔、推阐靡遗，触类旁通，心从矩应，启造化之秘藏，导畴人以捷轮，诚算学家不可少之书也”。并在华蘅芳指导下，详为订正。张世准为该重刻校订本的序中称：“泰西各国所由以致富强，不外光化电汽声重诸学，壹是皆以算为本，而代数又算学之至精，其为用甚广，诸学阶梯。??是书进探光化电汽声重之奥，以补中学所未及。而上佐国家富强之业者，则是书之益吾中国岂浅鲜哉。”①《代数学》一书还由日本高杉晋作、中牟田仓之助译介入日本。日本数学家对该书进行过深入研讨。1872 年《代数学》在日本翻刻出版后，不少代数学名词在日本广泛流传。
15 《谈天》与近代科学方法论
《谈天》原名《天文学纲要》（Outlines of Astronomy），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John Herschel，1791—1871）1849 年出版的名著。此书在西方曾风行一时。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再度合作，据1851 年新版译出，1859 年在上海出版。十五年后，徐建寅又把1871 年新版的最新天文学成果补充进去，1874 年由江南制造局出版了增订版。
《谈天》分十八卷，外有附表、卷首列。卷一论地，卷二命名，卷三测量之理，卷四地理，卷五天图，卷六日躔，卷七月离，卷八动理，卷九诸行星，卷十诸月，卷十一彗星，卷十二摄动，卷十三椭圜诸根之变，卷十四逐时经纬度之差，卷十五恒星，卷十六恒星新理，卷十七星林，卷十八历法。对包括哥白尼学说在内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描写了银河的奇观、星体的分布，阐述了变星、新星、双星、星团、星云等问题。特别对双星变化的理论和实际观测结果作了极透辟的论述。此书除了对太阳系的结构和行星运动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外，还介绍了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的理论（包括其轨道根数摄动的几何解等），彗星轨道理论等方面也都有所叙述。
哥白尼日心说并非由《谈天》第一次传入。早在乾隆年间入中国的传教士蒋友仁（Benoist，Michel，1715—1774）在《坤舆全图说》中介绍过：“歌白尼置太阳于宇宙中心，太阳最近者水星，次金星、次地、次火星、次木星、次土星、太阴之本轮绕地球。??今西士精求天文者，并以歌白尼所论序次，推算诸曜之运动。”①但一些士大夫却妄自尊大，声称西方科技成果不过只是中国古已有之方法的西传。那位给蒋友仁作过小传的阮元就声称：“西人亦未始不暗袭我中土之成说成法，而改易其名色。”②公开攻击日心说，认为“古推步家，齐七政之运行，于日躔曰盈缩，于日离曰迟疾，于五星曰顺留伏逆，而不言其所以盈缩、迟疾、顺留伏逆之故。良以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主张“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指责哥白尼等“无识之徒，以其能言盈缩、迟疾、顺留伏逆之所以然。遂误认苍苍者天，果有如是诸轮者，斯真大惑矣。”日心说“谓为地球动而太阳静”是“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畔道，不可为训”。③而《谈天》所带来的正是与阮元“言其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者”截然不同的近代科学方法论，因为哥白尼学说的精髓，即如科学家哈罗德·C.尤里所说，是“打破了持续千年的太阳系观念，介绍了行星与太阳之关系的全新观点，由此而开创了整套现代科学思想方法”。①
《谈天》卷首首先提出近代科学方法论，认为“为学之要，必尽祛其习闻之虚说，而勤求其新得之实事，万事万物以格致真理解之。与目所见者大不同，所以万物相关之理，当合见而学，即觉昔之未明。因昔真理多未知，且为习俗旧说所惑也。故初学者，必先去其无据之空意。凡有理依格物而定，虽有旧意不合，然必信其真而求其据，此乃练心之门博学之堦也”。主张“凡有据之理，即宜信之。虽与常人之意不合，然无可疑，一切学皆如是”。李善兰在《谈天》序言中据近代科学的“新得之实事”对阮元加以批驳：“古今谈天者，莫善于子舆氏‘苟求其故’之一语，西士盖善求其故者也”，哥白尼“求其故，则知地球五星皆绕日”，刻卜勒“求其故，则知五星与月之道皆为椭圆”，牛顿“求其故，则以为皆重学之理也”。他用西方科学史实说明科学的发展是科学家们不断探索真理，“求其故”，从而使人类由“知其当然”进而“知其所以然”。使近代中国科学家认识到科学的方法论就应“真顺天以求合，而非为合以验天也”。即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自
然界，而不是把自己的主观臆想强加于自然界。
《谈天》译出后，深受国人重视，王韬在《瓮牖余谈》卷二中专门介绍了该书作者“侯失勒”，称《谈天》“有大功于世”。②康有为曾构思的《诸天讲》一书，专门介绍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和牛顿的天体力学——“万有引力”学说，表示自己“最敬哥、奈二子”。③并把《谈天》一书列在《桂学答问》的卷首。1889 年孙维新在格致书院的考课所答“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中称：“天文之书，莫善于英国候失勒·约翰所撰之稿”。该书“推求诸曜之理，不但言数而且言象，依象立法，确凿可据”。①梁启超在1899 年的《读西学书法》中也详细介绍过《谈天》，认为“必通算学明测量乃能卒业”。1899 年章太炎发表的《视天论》一文，根据《谈天》所概括的宇宙研究成果，研究了地球与太阳的摄动，并依据近代科学的方法论，对久被人们遗忘的古代中国的一种宇宙论——“宣夜说”重新加以估计，提出只有“视天”，没有“真天”的观点。②《谈天》的影响至少持续了四十年以上，戊戌变法时期，学术界仍对此书有高度评价，黄庆澄《中西普通书目表》卷三认为，此书“虽已旧，然条理极清，近日实无此译手”。直到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还重印过此书，编入“万有文库”第一集。
16《重学》的发现与影响
李善兰与伟烈亚力译《几何原本》时，了解到西方有所谓“重学”（今译“力学”），这对他来说则是一门全新的、陌生的学问。当时正在墨海书馆译书的英国传教士艾约瑟（Edkins，Joseph， 1823—1905）告诉他：“几何者，度量之学也；重学者，权衡之学也。昔我西国以权衡之学制器，以度量之学考天，今则制器考天皆用重学矣，故重学不可不知也。”李善兰听后，怦然心动，决心要将重学介绍到中国来。他和艾约瑟合作，找到了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科学与哲学史家胡威立（今译威廉·惠威尔WilliamWhewell， 1794—1866）的《初等力学》（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Mechanics）一书，边学边译，“朝译几何，暮译重学”，历时四年，与《几何原本》后九卷同时译完，题名《重学》，1859 年刻印。
该书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翻译出版的力学著作。原书分三编，中译本仅其中编。中译本全书分静重学、动重学和流质量学三部分。卷一至卷七静重学部分详细讨论了有关力及其合成分解，简单机械及其原理，重心与平衡、静摩擦等静力学问题。部分内容在王征译《远西奇器图说》中已有涉及。卷八至卷十七动重学部分详细讨论物体的运动，包括加速运动、抛物运动、曲线运动、平动、转动等，碰撞、动摩擦，功和能等动力学问题。其中关于牛顿运动三大定律，用动量的概念讨论物体的碰撞、功能原理等，是在我国首次介绍。卷十八至卷二十流质重学部分简介了流体的压力、浮力、阻力、流速等流体的一般性质，其中包括阿基米德定律、波义耳定律、托里拆利实验等。其中牛顿力学三大定律还是第一次介绍到中国。
李善兰在译序中讲：“重学分二科，一曰静重学。凡以小重测大重，如衡之类，静重学也；凡以小力引大重，如盘车、辘轳之类，静重学也。一曰动重学。推其暂，如飞炮击敌，动重学也；推其文，如五星绕太阳，月绕地，动重学也。静重学之器，凡七杆也，轮轴也，齿轮也，滑车也，叙面也，螺旋也，劈也，而其理维二轮轴。齿轮，滑车，皆杆理也；螺旋、劈，皆叙面理也。动重学之率，凡三，曰力、曰质、曰速。力同则质小者速大，质大者速小，质同则力小者速小，力大者速大，静重学所推者力相定或二力方向同定于一线，或二力方向异定于一点。动重学所推者力生速动，若动后恒加力则以渐加速动。而其理之最要者有二：曰分力、并力，曰重心，则静动二字之所共者也，凡二力加于一体，令之静必定于并力线，令之动必行于并力线，??胡氏所著凡十七卷，益以流质重学三卷，都为二十卷，制器考天之理皆寓于其中矣。呜呼！令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他认为“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必能重新扬威于天下。钱熙辅在序中称此书“可以补算术之阙文，导步天之先路，而用定质、流质，为生动之力，以人巧补天工，尤为宇宙有用之学”。
《重学》印本甚多，1859 年钱氏活字版作十七卷，有首卷无附卷，1866年金陵书局有张文虎的复勘本，《重学廿卷附圆锥曲线说三卷》，以后又有上海石印本，“中西算学大成”本。王韬《瓮牖余谈》卷五中讲此书“制器运物，意精理妙，能开无穷之悟”。①1889 年在格致书院的考课所答“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中，孙维新指出《重学》“论格致理兼明算学法，不惟有用于制器，并有裨于考天。盖重学者，权衡之学也；几何者，度量之学也，昔西人以权衡之学制器，以度量之学考天，今则制器考天，皆重学矣”。钟天纬在同题答辩中写道：“力有动静，动者遇力而静，静者遇力而动，两力相抵而止，两力相并而前，西人机捩之学，胥本乎此，盖力之为用广矣，顾论力之根源，肇始于太阳，由是而星月之相摄有力，地心之吸动有力，波涛之摧压有力，风气之鼓荡有力，水蒸汽则有涨力，火生热则有焚力，以及电有传力，物有化合之力。皆力之大较也。西人因创为助力、借力之器。于是一发之力，可引千钧，一夫之手，能移万石，爰考其制，则分为七类，一为杠杆、二为轮■、三为辘轳、四为斜面、五为螺丝、六为齿轮、七为尖劈，凡造钟表之摆锤，器具之机簧，无不籍此七种而为之，近来翻译者，有《重学》一书。”①梁启超对此书也颇为重视，在《读西学书法》中称《重学》所译“甚精”，徐维则《东西学书录》亦盛赞此书“以算法推论诸理，深加著明，实为善本”。
17 《万国公法》与近代国际法的传入
近代最早主持汉译国际法的是林则徐，1839 年他组织美国传教医师伯驾（Parker，Peter， 1804—1884）和袁德辉分别翻译瑞士著名国际法学者滑达尔（今译瓦特尔，Vattel，1714—1767）的《国际法：适用于各国和各主权者的行为和事务的自然法原则》中的几段，内容涉及战争、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1839 年，林则徐为办林维喜案，曾据他们所译《国际法》中的内容，驳斥义律“抗不交凶”。②1840 年这些选译的《国际法》内容，曾以《滑达尔各国律例》收入《四洲志》，1842 年魏源据《四洲志》等“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国、夷语”而成的《海国图志》，再度收入冠以《各国律例》的译文。
1863 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1827—1916）认为瓦特尔一书已过时，他选用了当时最新的、为西方国家公认的国际法权威著作——1836 年出版的惠顿（Hen-ry Wheaton）所著《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译成《万国公法》。同年夏他向通商大臣崇厚建议，请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奕准予刊刻。恭亲王派章京陈钦、李常华、方浚师、毛鸿图四人帮助润色，并拨银五百两交付京都崇实印书馆于1864 年刊刻问世。该书后由同文馆多次再版①。
该书卷一释公法之义，明其本源，题其大旨；卷二论诸国自然之权；卷三论诸国平时往来之权；卷四论交战条规。丁韪良译此书的目的自然旨在教导中国人服从西方公认的法则，但其中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向近代中国人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中若干民主与平等的交往原则。由于特殊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中国缺乏国际生活的经验，未能发展出以国际社会的存在为前提和以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外交制度，以华夏为中心的华夷尊卑的天朝观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说鸦片战争是从行为上击溃了清政府长期奉行的闭关锁国外交政策的话，那么，《万国公法》则从理论上打破了清王朝那种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愚昧颟预的观念。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在《万国公法》序中承认，“今九州外之国林立矣，不有法以维之，其何以国？”张斯桂在另一篇序中也称英、法、俄、美四国之所以富强，关键在于“务材训农、通商惠工，而财用足，秣马厉兵、修阵固列，而兵力强”。认为此书“大有裨于中华用，储之以备筹边之一助”。连奕?读后，也认为虽此书与“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建议印成后，“将来通商口岸，各给一部，其中颇有制伏领事馆之法，未始不有裨益”。②初印三百本，赫德建议分送给清政府中央和各省以及五口与外事有关的各级官员。尽管中外各自的目的截然不同，但是能够接受一种与传统的特殊朝贡制度完全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这部有代表性的权威国际法的输入，立即引起当时学者的注意。王韬在《瓮牖余谈》卷五中讲：“言律例之学者，如丁韪良之《万国公法》，采取广富而断制详明。”①一些出使欧美的官员，多把此书作为必读书。如曾纪泽在出使英法、俄国期间，反复阅读《万国公法》。1890 年出使美国的崔国因感受尤切，他在《出使美日秘日记》中写道：“美国入款之多，较之中国已有五倍。其地不如中国之广也，其民不如中国之多也，其俗不如中国之勤俭也。”为什么呢？他认为“其入款以关税为第一”，中美两国比较，米税、油税、药税，美国收税极重，而“中国入口如衣服、烟、酒、蜜饯，始以为洋人自用不纳税者，今则各洋行出售，亦无税焉”。《万国公法》规定“内政由自主，非他国所能干预也，似也，中国不能干预美之税则矣。中国之税则独不能自主乎？他国独能干预乎？煤油加税，非中国之内政乎？何以甫议加税，为美使田贝所阻而中止乎？此非美用干预中国之内政乎？”②尽管有不少学者对《万国公法》推崇备至，如谭嗣同甚至把其看作为“西人仁至义尽之书，亦即《公羊春秋》之律”。③但也有更多的学者，已从严酷的事实中悟出《万国公法》在实行中的虚伪性。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公法》一文中指出，公法家大书特书，声称1858年英、法、俄、美四国与中国立约，“不得视中国在公法之外”，完全是欺人之谈。认为一个国家，“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④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中也指出：“彼之所谓万国公法者，先兵强国富，势盛力敌，而后可入乎此，否则束缚驰骤，亦惟其所欲为而已”。①唐才常在《交涉甄微》一文中更深刻地揭露了所谓国际法准则的不可靠：“《万国公法》虽西人性理之书，然弱肉强食，今古所同。如英之墟印度，俄之灭波兰，日本之夺琉球、乱朝鲜，但以权势，不以性理，然则公法果可恃乎？”崔国因也精辟地指出：“《万国公法》地球通行，而弱与强之势不同，即从与违之情各异。大抵强者自扶藩篱，但以公法绳人，而不以自律也。”但几乎所有开明学人都认识到学习国际法的必要性，唐才常说：“今夫不谙公法律例之学，其大病二：一则如前异视远人之弊；一则动为西人恫喝，凡章程条约，事事予以便宜。”不少学者还认为，在不迷信公法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借助公法与帝国主义展开说理斗争，曹廷杰不仅逐条注释《万国公法》，成《〈万国公法〉释义》一书，还专门上书，主张利用公法来防止战争、防止侵略。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是中国最早引进，并通过翻刻传入日本的。然而，“国际法”一词，却是由日本创用并重新译入中国的。《万国公法》1864 年出版后，翌年即在日本有准开成所的翻刻本出版；这本书在日本销行颇佳，先后被翻刻达五次之多，有1865、1868、1875、1881、1886 各版，出版者亦不止一家。⑥日本学者箕作麟祥认为汉译“万国公法”不能准确地表述原意，遂首先采用“国际法”一词，后通过留日学生的译述再传入中国，并得到了普遍的使用.
18 西餐的出现与最早汉译的西餐烹饪专书《造洋饭书》
西菜最早是在中国的几个通商口岸出现的，有“番菜”、“大菜”、“大餐”等称法。前者出自广东人对外人“番鬼”的贬称，后两者似乎是一种比较认同的说法了。昆明赵文恪在自订年谱中谈及道光四年游粤时己“登夷馆楼阁设席大餐”，①据此则在1824 年的广州，已有官场应酬以大餐为时尚了。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多家西菜馆，流派主要有法式、美式、俄式、德式和意式。由中国人开办较有名的西菜馆有，岭南楼、普天春、三合阁、海天春、一品香、金谷香等。每客价目上等四元，菜十二道；中等三元，菜十道。小食一元二角，菜八道。那个时代到上海吃西菜是一件大事。包天笑在回忆录《钏影楼回忆录》中曾谈及幼时初到上海就议论去吃大菜的事，结果没有办成。“因为祖母不许。她知道吃大菜不用筷子，只用刀叉，恐怕小孩子割碎了嘴唇。况且祖母和母亲，都是忌吃牛肉的，闻到牛油味儿，要起恶心”，所以这一计划只能作罢。②
起初，中国人不太适应那些大餐，充满了“烧炙牛、羊、鸡、鱼，再则面包、糖饼、苹果、梨、桔、葡萄、核桃等，饮则凉水、糖水、热牛奶、菜肉汤、甜苦洋酒，更有牛油、脊髓”。1866 年出使欧洲的张德彝，在英国火轮船上每日三次点心，两次大餐，造成了不良反应，他在后来撰写的《航海述奇》中说：船上每饭必先摇铃通知。后来凡“一闻铃声，便大吐不止。盖英国饮撰，与中国迥异，味非素嗜，食难下咽。甜辣苦酸，调合成撰。牛羊肉皆切大块、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鸡鸭不煮而烤，鱼虾味辣且酸，一嗅即吐”。但若干天后，他就慢慢适应，并且能用欣赏的态度来记述西点与西餐了。国人对西餐适应的过程还表现在西餐馆的开设从沿海城市惭渐向内陆延伸，如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天津有十余家番菜馆，民国初年北京也有了多家西餐馆，过去请客多在同丰堂、会贤堂，皆中式菜肴；那时多在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据《巴县志》记载，“民国光复，罐头之品，番餐之味，五方来会，烦费日增”。可见二十世纪初的四川省也已开始流行西餐了。
在西餐引入中国的过程中，《造洋饭书》（Cookery Book）是值得注意的最旱比较系统介绍西方饮食烹饪技术的一本书。编译是1852 年来华的美国南浸信传道会教士高第丕（Crawford ， TarltonPerry，1821—1902）的夫人。也许是因为其丈夫曾在上海传教十二年，发明了以注音字母学上海方言的方法，在语言翻译上颇多造诣，其夫人耳濡目染，此书编译得非常简明易懂。高第丕夫人在上海目睹西餐业的日益兴盛，为了适应在沪西人吃西菜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教中国厨师做出适应西洋人口味的西餐，1866 年她编写了此书，全书共二十五章，有美华书馆印本。
书中开篇就是《厨房条例》，着重讲饮食卫生的重要性；接下去是各类西餐菜点食谱，其中有汤、鱼、肉、蛋、小汤、菜、酸果、糖食、排、面皮、朴定、甜汤、馒头、饼、糕、杂类等，共介绍了二百六十七个品种或半成品，另有四项洗涤法。大部分品种都列出用料和制作方法，有的品种，已开始寻求中西合璧的形式，如用大米作原料的“朴定饭”（今译布丁饭）。据载“一三四饭朴定”的做法：“把米洗净，煮一刻时候，加盐，蓖去饭汤，加牛奶煮成厚粥，盛在几个茶杯内，冷后，将各杯内粥倒在大盆内，每个用小匙挖一个洞，加上糖食，拿冷■■呔（即冻吉士）倒在上面。”还有一种做法，即照前一种方法“做厚粥，冷后切成片，放于朴定盆内，一层冻粥，一层刨好的苹果、糖、香料，层层加满，把厚粥盖在上面，用匙摊平，烘三刻时候，苹果熟时可吃。不用苹果、花红，可用桃、梨等果烘之”。书中的译名与今天常用的不同，如“小苏打”译成“■哒”，“咖啡”译成“■肥”，“布丁”译成“朴定”等，书后附有英文索引。徐维则《东西学书录》卷四录有此书，称该书“皆作西菜之法，录之以教庖人者”。
此书编译的意义正在于其配合西餐的引进，从理论上讲述了西餐的食物构成、讲究卫生的处理方法，以及在中国如何利用本土的出产采用西菜的加工法。三十年代，蔡元培先生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一文中曾精辟地指出，中餐“在食物上有不注意的几点：一、有力者专务适口，无力者专务省钱。对于蛋白质、糖质、脂肪质的分配，与维太命的需要，均未加以考量。二、自舍筵席而用桌椅，去刀而用箸后，共食时匙、箸杂下，有传染疾病的危险。近年欧化输入，西餐之风大盛，悟到中国食品实胜西人，惟食法尚未尽善；于是有以西餐方式食中馔的，有仍中餐旧式而特置公共匙、箸，随意分取的；即可防止传染，而各种成分，也容易分配”。①这种提倡中餐西吃和《造洋饭书》中提倡的中食西烹法，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想来，高第丕夫人此书是写成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较之蔡元培的论文要早七十多
年，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惊讶了。
19 徐寿及其《化学鉴原》与《续编》、《补编》
英国科学史家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指出：“在大部分历史里，技术传统和科学传统这两股潮流曾彼此分开推进。”①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科学理论与技术实践之间的分离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知识分子一旦穿上长衫，往往抛弃体力劳作；而从事技术工作的往往都不是读书人。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认为：“这种手与脑的分家与达·芬奇以后的早期欧洲科学先驱者们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②近代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已开始注意把理论与技术实验结合起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的工艺家和化学家徐寿。
徐寿（1818—1884）一生“究心格致，凡声、光、化、电、算、数、医、矿诸学，靡不穷源竟委”。“无谈星命风水，??总以实事实证引进后学”。早年他就据合信编译的《博物新编》一书进行化学、弹道打靶等实验。1864年，他与华蘅芳合作制造了一艘木壳轮船，命名“黄鹄”号，载重二十五吨，长五十五华尺，高压引擎，单汽筒，这条蒸汽机船时速可达二十余里。1868年他又在江南制造局试制了时速可达上水行四十里、下水行六十里的“恬吉”号。他还自制强水棉花药，汞爆药，参予设计规划大冶煤铁矿、开平煤矿、漠河金矿以及倡设烘灶及机器缫丝法。然而，他一生最大的贡献还在于译书。
据各种不完整的统计，从1867 年（同治六年）至1884 年（光绪十年）的十七年间，徐寿至少译过十七种书。另有专论九篇，校书一种，总计约二百八十七万字。其中化学七部，工艺六部，另有数理、医学、兵学、游艺各一部。王韬《瀛壖杂志》称赞这些书“皆有裨于实用者也”。在徐寿与傅兰雅等合译的化学书中，影响最大的要算《化学鉴原》与《续编》、《补编》。
《化学鉴原》系译自Well＇s Principles of Chemistry 一书的无机化学部分，该书是“Wells 科学丛书”（Well＇s，Scientific Series）之中的一种。作者David Ames Wells（1829—1898）早年学习研究自然科学，后来以经济学家而闻名。他的这套丛书初版于1858 年，至1868 年已发行十余版，是当时美国流行的教科书。1871 年译出的《化学鉴原》共六卷四百一十节，首卷通论化学基本原理及元素符号，卷二介绍养气、轻气、淡气等，卷三介绍碘、溴、硫、碳等非金属，卷四至卷六介绍钾、钠、锂、钡、铁、锰等金属。《化学鉴原续编》和《补编》均译自Charles. Bloxam：“Chemistry Inorganic and Crganic，with Experiments and a Comparison of Equivalent and MolecularFormulae”（John Churchill ＆ Co，London，1867 年）。
《续编》译刊于1875 年，共二十四卷，主要补充《鉴原》所缺的有机化学部分。《补编》六卷，卷一至卷四论非金属十五种，卷五卷六论金属物质四十九种，有二十五万字，篇幅为《鉴原》两倍以上，较多的补充叙述无机化合物的知识。全书译刊于1882 年。三书合计共约五十四万字，有四百二十五幅插图，是一套图文并茂的“普通化学”巨著。1899 年徐维则《东西学书录》这样评价三书，认为《鉴原》“专论化成类之质，于原质论其形性取法、试法及各变化并成何杂质，变而无垠小而无内皆能确言其义理，中译化学之书，殆以此为善本”。《续编》“专详生长类之质，首论含衰之质、次论蒸煤蒸木所得之质，次论油酒粉糖醋等质性，以至动物变化植物生长等各尽其理”。
《补编》“所论原质亦六十有四，惟较《鉴原》为详”。徐寿在《化学鉴原》中以“原质”译元素，“杂质”译化合物，“质点”
译原子，“杂点”译分子。卷一所列第一张包括有“名”、“分剂”、“西号”、“华名”的中文化学元素表，创译了二十种元素的名称：铝、钙、镉、钴、铬、镓、铟、钾、钼、钠、铌、镍、铷、钌、铽、钍、铀、钒、锌、锆，其中《补编》里的Ga 镓是布瓦博德郎（1838—1912）于1875 年发现的，养气、轻气、淡气、绿气、弗气后经加工成今名：氧、氢、氮、氯、氟；在至今所用的六十四种元素译名中，徐寿共确定了四十四种，占百分之六十九，又有十种经改造而被采用，占百分之十六，可以说，他的译述工作为元素译名的确定奠定了基础，给以后的化学工作者以很大的便利。徐寿1883 年又续译德国化学家富里西尼乌司所著的《化学考质》和《化学求数》二书，内容涉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以后他还译出英国瓦待斯有关物理化学初步知识的著作《物体遇热改易记》，现代化学的主要分支——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在徐寿的译著中几乎都已述及，袁翰青先生曾指出，徐寿的这些译著，再加上傅兰雅和汪振声合译的英国能智原介绍制酸、制碱等化学工业的《化学工艺》一书，几乎概括了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西方近代化学知识的主要内容。
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非常重视徐译《化学鉴原》及《续编》、《补 编》。孙维新在1889 年的格致书院的考课所答“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中指出：《化学鉴原》把六十四种元素分为金属和非金属，每种“论其形性，取法试法及各变化，并所成杂质，于以知天地间之物，无非此六十四原质，分合变化而成，所论质点之细小，而无内变化之巧，出人意外，习天文可想天地之大，襟怀为之广阔，习化学能觉物之细心，心思为之缜密。《鉴原》为化学善本，条理分明，欲习化学应以此为起首工夫”。认为《续编》“专详生长类之质”，“各译妙理，于以知物极则反，死生相接天地间无非一化学耳”。《补编》则补“《鉴原》之所不及者”。①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一书中高度评价了《化学鉴原》的成就，指出：“《化学鉴原》与《续编》、《补编》合为一书，《化学考质》、《化学求数》合为一书，译出之化学书最有条理者也。”他认为广州博济医院嘉约翰（Kerr，John Glasgow，1824—1901）和何瞭然合译的《化学初阶》、同文馆教习毕利干（Billequin，Anatole Adrien）与承霖等合译的《化学阐原》，采用的都是《化学鉴原》的同一原本，但“译出之文，悬绝若此，诚可异也”。“《初阶》译笔甚劣，几难索解，可不读。《阐原》所译原质材料各名与制造局所定之名不同，其发凡皆见于前此所译《化学指南》一书。??《指南》、《阐原》所定之名，如‘■’、‘■’等类，皆杜撰可笑，视制造局之取罗马字母第一音而加金石偏旁以示识别，其精审不逮远矣。”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一再应用原质、质点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如“香之与臭，似判然各有性矣，及考其成此香臭之所以然，亦质点布列，微有差池，致触动人鼻中之脑气筋，有顺逆迎拒之异，故觉其为香为臭。苟以法改其质点之聚，香臭可互易也”。③像“原质”一类的化学名词，一直沿用到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的“高等无机化学”课还有《原质同位体》的讲义。据说日本曾派柳原前光等人来上海访求译本，归国仿行，所以日本的化学译名与中国多有相同。在清末翻译科学书籍方面，化学通常被认为是成就最大的，选本精而系统，译笔畅达渊雅，这些都与徐寿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20 充满疑问的近代第一部翻译长篇小说——《听夕闲谈》
谈到近代西方文学的输入，人们都不禁会想到林琴南，以至造成这样一种误解，即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是近代中国的第一部翻译小说。王无为在给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写的序言中，讲林译《茶花女》是“西方小说化输入吾国之始”。1935 年傅东华主编的《文学百题》中吴文祺一文，也认为“林纾是最早翻译外国小说的人”。前几年出版的刘湘如编的《榕荫漫话》也沿袭了上述的看法。
其实早此二十多年，在《申报》上就已有了翻译小说的刊载。1872 年4月15 日至18 日，刊有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第一部分译文，题为《谈瀛小录》。1872 年4 月22 日，刊有欧文《瑞普·凡·温克尔》的译文，题为《一睡七十年》。上述两篇都略短，而像模像样的第一部翻译长篇是《听夕闲谈》，刊载于《申报》馆出版的我国第一个文学月刊《溉环琐记》上，从该刊1873 年：月第三卷上开始连载，直至1875 年1.月停刊为止。清同治十三年底（1875）申报馆有铅印单行本，编入“申报馆丛书”第七十三种。小说共分三卷五十五节。上卷十八节讲了主人公康吉的父亲非利年轻时爱上了商贾的女儿爱格。但非利的叔父坡弗声称，非利是世家子弟，如娶平民女子为妻，将失去继承权。为得两全其美之计，非利与爱格私奔，生下了康吉和希尼。十五年后叔父死，非利继承了约每年可获五六万银子的家产，因此而受其弟罗把的妒嫉，在一次跃马中非利不幸遇难，罗把伺机侵吞了全部家产。于是康吉就从一个巨富的孩子一落千丈，沦为一个身世不明的私生子。小说就以康吉这个破落子弟的眼光展开了伦敦与巴黎的整个生活。次卷十三节，三卷二十四节，叙述了康吉在母亲病逝后颠沛流离的生活。通过康吉在巴黎的遭遇，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黑暗，奸商洛弗的狡诈，流氓白尼的奸淫卑劣，破落子弟加的的放荡。康吉“误结匪人，几罹于难”，遭到法国巡捕的追击，最后在法国贵妇美费儿夫人的搭救下返回英国。小说以康吉这一才子与美费儿佳人的千里结缘订婚为终。译者把作者的创作意图理
解为“书中大意原以见自古英雄都从险阻艰难中出来”云云。
作者是谁呢？1875 年《申报》馆序中讲此书为“西国名士撰成”，1904年文宝书局再版重印时注明英国的约纳约翰为重译者，英国李约瑟为笔述者，根据此书以十九世纪初的法国和英国为背景，作者又自述“做这小说之时，正是浦半（陂旁）后期，鲁意非（路易十八）皇在位”，因此推断原作者很有可能是法国作家，而译者是据英译本转译的。
译者是谁呢？《申报》馆版译者署名为蠡勺居士，又称小吉罗庵主或小吉罗庵。1904 年文宝书局版又署吴县藜床卧读生据原书重删润之。民国十二年（1923）又出重译本，由位于上海英租界的百新公司出版发行，署为英国傅兰雅译、上海颜惠廉笔述、澄江徐鹤龄校阅。封面题为英国名家著章回小说。经笔者查对，三书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可见所据仍是《申报》馆版。后两版改头换名无非有哗众取宠以拓展销路的用意。蠡勺居士是早期比较注意了解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曾游历日本，亦是《瀛环琐记》月刊的主要撰稿人。曾先后写了《瀛环琐记叙》、《鱼乐国记》、《顺风说一二》、《人身生机灵机论》、《长崎岛游记》等。他对小说也有特殊的看法，认为古时小说“推原其意，本以取快人之耳目而已，本以存昔日之遗闻琐事，以附于稗官野史，使避世者亦可考见世事而已”。指出写小说有四大弊应力戒，一是“导淫”，“徒作风花雪月之词，记儿女缠绵之事”；二是“海盗”，“徒作豪侠失路之谈，纪山林行动之事”；三是“纵奸”，“徒写奸邪倾轧之心，为机械变诈之事”；四是“好乱”，“徒记干戈满地之事，逞将帅用武之谋”。他认为《昕夕闲谈》的优点是去此四弊，“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彩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他译此书的目的正在于“广中土之见闻，记欧洲之风俗”。
令人不解的是，最近上海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卷》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他的长篇序言中对此书只字未提。也许是认为此书不属于严格意义的翻译小说，也许认为这只是西洋小说的改头换面，属于创作而不能列入翻译。笔者从《昕夕闲谈》中所传达的多种信息，认定这部小说不是创作而应属于翻译文学。首先，该书传达了西方式的自由恋爱观念和西洋式的门第思想。如第一节讲“外国规矩比中土不同，人家养了女子，你倘或看得好，就可与他家结交，时常来往，有名称地方，可以同往游玩，有佳妙酒楼，可以同往饮宴，他家主亦晓得你的心了，只要门当户对，即可联姻的”。小说中赞美的非利不惜冒失去财产继承权的危险与平民女子私奔的行为等，在中国都是不可想象的。其次，小说所阐述的金钱在欧洲的作用也是中国文人闻所未闻的。如第三卷写了英人洛弗在巴黎弗坡街内开设了婚姻堂，可能类似于今天的婚姻介绍所，“专聚男女各客，以排晏歌舞为名，以媒的设诈为实。至馆聚会者多败家之子，希图骗娶富户”，因此有“年岁大不相符，所谓老妇得其士夫也，新妇年届六旬，新郎年甫三七”。金钱能使老妇得其年轻俊俏的粉面新郎，少男得其富足雄厚的豪资家财。第三，小说刻划的那些充满进取心而又贪婪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原型，也只能是属于那一社会的产物。小说第三卷第七节中描写书商白拉第一次给康吉的印象“身量不高，躯体肥胖，身穿青衣、青裤、襟上系着一条大金链，上带着数枚玉印，一副黄灰色面孔，头发又短又黑，缓缓的一步三摇”。他对拿破仑崇拜得五体投地，认为这位法国著名的君主，“本是寻常的民人，因他的为人有才有德，公举为君主，他的弟兄数人又均举为别国之君，一时欧罗巴称为极盛”。他教康吉为人一要爽直、二沉静、三勇往、四简率、五坚定，就是不讲仁慈，康吉母病垂危，向其借钱被一口回绝。第二卷中康吉在巴黎结识的加的，平时神气堂堂，议论侃侃，“数到冒危机蓄险诈，则仍是阴毒如鬼蜮，狂暴如狼虎一般”，“行事不顾艰难，不问利害”，作者以为“这种人大约是才力出众，只要乘着时势，得意起来，好似蛟龙出水，天下将遭颠覆哩。如若屈于下位，则夤谋宠幸，告讦巨僚，亦必要变动朝廷。如古史记载之米拉（马拉）、迷拉坡（米拉波）、纳坡伦（拿破仑）等皆是此种人物。倘或计谋不中，则就落于下流，不守王制，奸法盗窃无所不为，计谋若中，则反为天下豪杰英雄，人皆畏服归附”。
最可贵的还在于此书最早在中国透露出卢梭《民约论》所宣扬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小说讲到经过法国大革命后的巴黎，“世境交接之事大异他处，真图谋基业者之好地场哩”，这里“不讲门户之富贵，但论其人才质之高下，所以爵位颠倒”。虽然拿破仑失败流放，波旁王朝复辟，但革命后的风气“已深入人之骨髓”，波旁王朝的“小钉”怎能补得上法国大革命所制造的“大罅隙”呢？小说介绍了法国启蒙思潮的兴起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前法国为浦半朝所主，君下爵臣林立，大概皆无才智，彼以威望自尊，视庶民如土芥，百端鱼肉之国中，尊者不服例，卑者无例可庇，于是桀黠之徒，各奋于学问，各发为议论，群辩蜂起，才智不穷，先是民间所著之书，一味谄谀其上，冀其宠护。后出一书，意思大变，渭人生于世，以天赋之才为贵，不宜以人授之爵为贵。申下民之困顿，烛世间之情理，从此人皆悟其受屈未几，国都大乱，逐其君山，削去各尊贵爵位，由是纳坡伦出，定众乱首，将律例一新，国制一变，即省郡亦概行，改划恍如新创之国一般”。
这部小说在《瀛环琐记》第三至甘八卷连载后并未引起很大的反响，不久似乎销声匿迹了。直至1896 年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撰《读西学书法》时才提到，称其“一名英国小说，读之亦可见西俗”。1904 年吴县藜床卧读生把此书推荐给文宝书局重印时，特别指出译者想通过重印此书，在一片“效彼起居风俗”、“泰西风俗浸灌东亚”的氛围中，贯输民主思想。
一百多年过去了，《昕夕闲谈》的原本、原作者、译者的情况仍充满了疑问，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开掘，但作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翻译长篇小说的地位却是可以肯定的
21 《地学浅释》：拓开进化论东传之道
科学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就如同欧洲进化论思想首先出现在地质学领域里一样，中国在传播进化思想方面也是首先从地质学起步的。早在1871 年，华蘅芳与美国传教士玛高温（Mac-Gowan， Daniel，Jerome 1814—1893）合译了美国代那的《金石识别》十二卷，介绍了最浅显的地质演化理论。1873 年他们又选择了英国著名地质学家雷侠儿（Charles Lyell，今译赖尔， 1797—1875）的《地学浅释》一书，合作进行译述。每天清晨，华蘅芳吃罢早餐就往玛高温家，口笔对译，日中而归，匆匆饭罢再去，直至黄昏。为了一些新名词的推敲琢磨，他们常常观脸色，打手势，反复斟酌。译成由江南制造局刊行。
《地学浅释》所据原本，研究者至今众说不一。有认为是据1830—1833年发表的《地质学原理》（Princiiples of Geology），全名《地质学原理，参照现还在起作用的原因试释地球表面上以前的变化》；有认为是据《地质学纲要》（Elements of Geology），也有认为两书是同书不同的中文译名。实际上前者初版于1830 年，至1866 年10 月已发行达十版，后者为前者的第四编，1838 年始单独出版，并于1842 年扩充成书，于1865 年1 月发行达六版，《原理》所讨论的是可以用来说明地质现象的那一部分自然法则，包括生物界非生物界，而《纲要》简述了地壳的组成物质、它们的排列次序和相对位置，以及它们所含的生物。赖尔在《地质学原理》的头几版中，曾拥护物种不变的观念，并严厉批评过拉马克的进化论。但他在书中驳斥了当时科学界流行的居维叶的“灾变说”，指出地壳岩石记录了亿万年的历史，可以客观地解释出来。其变化不是什么超自然的力量或巨大的突然灾变造成的，而是由于最平常的力量的作用，如风、雨、温度、水流、潮汐、火山、地震等等在极悠久的时间内逐渐造成的。坚持并证明地球表面的所有特征都是由难以察觉、作用时间较长的自然过程形成的结论，是此书的最大贡献。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赖尔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因为他以地球的缓慢变化这样一种渐进作用，代替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发所引起的突然革命”
此书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创立有重要的催媒作用。达尔文在日记中记录了他第一次阅读《地质学原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乘著名的比格尔号作环球旅行时一直带着这本书。达尔文在赖尔死后写道：“我所做的一切，都应归功于学习研究了他的伟大著作。”②1859 年《物种起源》发表后，赖尔成为最先接受这一理论的一位学人，并对《地质学原理》和《纲要》的内容做了很大的修改。著名科技史家严敦杰据此书原版先后八版的出版年代，考证此书中译本《地质浅释》是据1865 年1 月第六版《地质学纲要》原本译出③。全书共三十八卷。赖尔通过对山脉、大陆形成和发展，地层的折叠和断裂，火成岩和水成（沉积）岩的形成，还有埋在地下的化石等等的观察，认为这些地质现象的成因现在与过去都是一样的。在古生代地层中，完全没有组织复杂的植物；在中生代，棕榈和其他一些单子叶植物出现了；直到上白垩纪，才可见现代植物界的一些主要的纲和目，可见植物界在各个年代是不断进展的。“凡第三次石层中之疆石，其各异之形，有因生物之形渐变而异者，则变前之形、与变后之形不同，而其时愈近今，则其形亦愈似今，其时距今愈远，则其形亦去今愈远。”（卷十三）
《地学浅释》还专门论述了“生物渐变”说，指出“造叠层殭石表，因愈造愈密，其中间，每有新得之物添入，人视之，宛似每期之物，皆由渐而变。。卷十九还谈及生物变化与环境的关系，“知某处之物，因其地形水土渐改变，故某物之属渐繁盛，某物之属渐衰息”。据汪子春、张秉伦《达尔文学说在中国初期的传播与影响》一文认为，该书还提到了拉马克和达尔文的学说，如卷廿三：“勒马克者，言生物之种类，皆能渐变，可自此形变至彼形。此说人未信之。近又有兑儿平者，言生物能各择其所宜之地而生焉，其性情亦时能改变。”其中勒马克、兑儿平即拉马克和达尔文不准确的音译。
该书详细介绍的西方近代地质学知识，包括地质结构、成因、生物进化论在中文书籍中都属首次出现，内容浅显，译笔清晰。此书曾多次翻刻，有制造局本、富强丛书本、上海石印本等，并被不少学校列为教科书。鲁迅在南京读书时曾手抄此书。徐维则在《东西学书录》中，对此书下过这样的评语：“透发至理，言浅事显，各有实得，且译笔雅洁，堪称善本。”1889 年在格致书院的考课所答“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中，孙维新认为，该书虽“论地体之层累土石之形质，沧桑之变迁，物迹之种类，详且备矣，惜书在初译，辞意不畅，名目繁杂，初学难以清澈”。车善呈的答题则对此书评价甚高：“《地学浅释》所论水层石形质生物之迹，沈物疑变之理，揭石层平斜曲折凹凸之故，被水蚀去之处砂泥土石之松结以及殭石新叠层，沛育新冰迁石，火山石，熔结石，热变石，五金藏脉义类，大旨以地球全体均为土石凝结而成，其定质虽为泥为砂，为灰为炭，其石或嫩或坚而皆谓之石类；均有逐渐推移之据，观地中生地之形迹，别其种类能知其当时生长之地，各有水陆湖海之不同，而其天时气候，亦有冷热温和之各异，是亦精微之至矣。”书中有关南北冰山冰海，海中生物，矿脉凝聚裂缝，“类皆透发至理，言浅事显，各有实得。为讲地学以理财者，必不可少之书”。
一些思想家对此书极为重视。康有为把它与《谈天》一起，列在《桂学答问》的西学卷首。书中有关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的时代划分法也先后出现在康有为、章太炎的著作中。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认为该书是任何一个近代人的必读之书。他说：“人曰居天地间而不知天地作何状，是谓大陋，故《谈天》、《地学浅释》二书不可不急读。二书原本固为博太精深之作，即译笔之雅洁，亦群书中所罕见也。”如果说，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东传的历史是一条充满了迷雾的崎岖之道，那么，《地学浅释》这一译品则有其难以磨灭的拓荒之功。分类：吃撑着了 | 评论:4 | 浏览:3851 | 举报 | 收藏 | 天涯微博上一篇：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几个焦点问题下一篇：抗战时期汉奸形成原因探析天涯新声：平凡的世界，荒诞的故事 “赦免”160多贪官是稳定还是放纵？ 【讨论】权钱、权色交易中有没有真情 【质疑】兰州中院拒绝立案是一种赤裸强奸 【杂谈】如果你也骂过这个国家就斗胆来看看 【热点】琼瑶举报于正咋君子爱财变成取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