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历史问题 再谈中日历史问题

冯学荣:再谈中日历史问题

(2014/3/20新浪历史访谈整理)

  新浪历史:一般的历史书批评蒋介石、张学良对日不抵抗,您说蒋、张对日处置不当、处置过激,损害了甲午之后日本的在华殖民利益,这两个说法似乎是矛盾的,您能给解释一下吗?

  冯学荣:并不矛盾。1923年国民党和赤俄结盟之后,赤俄怂恿国民党打出“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国民党为了打倒北洋政府以便上台执政,不但高喊上述口号,而且在实际上,也做出了排英、排日的过激行动。

  例如,张学良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在东北实施了“抵制日货”、“包围满铁”、“禁止租地给日本人”、“建设葫芦岛港” 等激进抗日行动、以及枪杀日本军事间谍等(间谍有罪应依法审理,不应私刑处死)。

  蒋介石、张学良这样做,符合当时广大国民的感情需求,国民政府更是公开对日本说要收回旅顺、大连、南满铁路日本租借地。但是,当年正是日本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日本自从1905年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以及《民四条约》从清政府手中攫取到的旅顺、大连租借地和南满铁路等殖民权益,显然不会甘心拱手交还,再加上日本自认为需要保住东北军事据点、以防范赤俄的向南扩张。

  这样一来,中国的激进民族主义也激起了日本的激进民族主义,于是,以日本军人为首的右派激进势力,决定反弹。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主要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爆发、民国丢掉东三省之后,蒋介石、张学良方知道:日本果然不好惹,这下,蒋介石决定隐忍,这就是后世人所熟知的:“不抵抗政策”。

  所以,蒋、张是在1926-1931年这几年间对日外交较硬、而1931-1937年间对日外交则较软。其“硬”、“软”的分界线,就是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

  新浪历史:“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主要责任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

  冯学荣: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就以电报的形式、对张学良交过底:现在不是和日本打仗的时候。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一段时间,也群发电报到东北各地的军警机关,要求:即使日本人闹事,也要隐忍,不要扩大事件。而“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张学良不抵抗的一个重大原因在于:张学良没有想到日本军阀的胃口那么大,他一开始只以为是一起普通的冲突,没想到整个东三省都没了。

  这些史实,都是有史料依据的。所以,就当时而言,尽力避免和日本爆发战争,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共识。也就是说:即便是换了蒋介石在东北,“不抵抗”也应该是一起大概率事件。所以我认为,“东北不抵抗是蒋的过失还是张的过失”,争论这个问题意义不大。

  新浪历史:您认为中日战争是可以通过外交谈判、政治手段避免的吗?如何避免?

  冯学荣:我并没有提出过“中日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而且这种假设性的问题,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我认为:“中日战争绝对不可避免”和“中日战争一定可以避免”这两个话,都不是严肃历史学者所应该说的话,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1、历史无法预测;2、日本对中日战争负有最大责任;3、国民党对中华民族负有误国责任。以上三点,是我一向以来的坚定看法。

    多年以后的我们,现在回头研究中、日双方关于当年的史料,至今可以基本还原的事实是比较清晰的:国民政府上台之后的激进外交,推倒了中日战争的多米诺骨牌。因此我说国民党对中国人负有误国责任。这个以往是被我们的国民忽略的。国民党是怎样掩盖自己的误国责任呢?国民党及其难兄难弟为了掩饰自己的误国责任,编造出来“日本灭wang中国蓄谋已久”这种说法,这就将自己的误国责任撇的一干二净,而我们的广大国民并不知道这是圈套,现在是十几亿人上当受骗,在我看来,这是十分荒诞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日本当年对外殖民的国策,是中日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这个定性,我认为至少从现在的材料来看,应该仍然是成立的。但当时日本帝国在东北的殖民政策并不仅仅是出于经济目的,其同时还有抵御赤俄的目的,这一点也被世人严重忽略。

  那么,假设国民政府对日本延续晚清、北洋以来的绥靖政策,尊重日本在旅顺、大连、南满铁路等地的既得殖民权益,中日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呢?——我的答案是: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清晰的:甲午战争之后,晚清、北洋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日战争的确是没有爆发过。

  新浪历史:有人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国策,就是要侵华,只不过是在其国内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或者说是在日本国内经历了一个各种势力博弈的过程。您怎么看?

  冯学荣:这里有一个概念,需要推敲推敲。什么叫做“侵华”?英国侵占香港,算不算“侵华”?算。但是英国当年有没有一个灭wang中国的计划?没有。

  同理。从这个意义上的“侵华”来说,日本的政治精英,其“侵华”思想,其实远远不止在甲午战争之后,而是在更早之前,具体而言是在明治维新的初期,就开始有了。

  在当年日本人的眼中,所谓的“满蒙”,也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东北三省,对日本这个国家有两层重大意义:

  1、经济。日本是资源贫瘠国。当年日本人认为:没有资源不安全、也无法安置日本每年新增一百万的农业人口。

  2、国防。日本需要防范赤俄,而东北三省是一块“对俄战略缓冲地”。一旦东北不保,整个东亚都要赤化。(后来应验了)

  所以我说“日本向中国东北扩张蓄谋已久”这种说法,应该是成立的,因为有史料证据支撑,日本人自己也是承认的。

  而至于流行很广的 “日本灭wang中国蓄谋已久” 这种说法,性质则完全不同了。其实如果要有证据的话,我倒是很乐意接受这种说法,可是很遗憾,我至今未能找到确凿的证据。日本人也一直否认这一点。正如我前文所说,这个论调其实是国民党及其难兄难弟撇清自己误国责任的政治宣传,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国民是被骗了。

        尽管这些话不中听,甚至听起来觉得是天方夜谭、荒诞不经,但我想说的是:战胜国单方编写的历史是不可信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而很遗憾的是:我们的国民缺乏这个最基本的常识。

        我们做学问的人,说什么话都要有证据、有出处,这一点,我认为做学问的人应该坚守这个底线,不能向平庸无知的世人屈服。

  新浪历史:据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当时在国内是支持率很高的,日本历史上是否一贯把向大陆扩张看做日本强国发展的唯一方向?

  冯学荣:应该讲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许多政治精英主张向大陆扩张,主要有三个原因:

  1、当时是殖民主义横行全球的时代,英、法、荷等帝国主义国家向亚洲扩张,日本当时号称学习西方,连这个也学了。

  2、日本资源缺乏,认为东北是日本民族千秋万代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3、日本需要防范俄国,而需要至少在东北取得军事据点,以“御(俄)敌于国门之外”。

  所以,说当年的日本精英有 “大陆扩张”的思想,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而更令人头疼的是:当年的日本人还认为满洲根本不属于中国。但是:这个话最初除了日本人之外,还有谁说呢?是同盟会在日本说的。只是后来他们翻脸不认了。孙中山就说过:满洲不是中国。这个是有据可查的。只是我们不愿去面对罢了。

  新浪历史:田中奏折是真的吗,怎么评价田中奏折的内容?

  冯学荣:从侦查质证的角度而言,判断《田中奏折》是不是真的,最科学的方法,是鉴定该奏折上面“田中义一”的签名是否属实。比如说一份借条,是不是我写的?那么就要看我的签字,字是我签的,借条就是我写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文件连日文原件都找不到,有的只是中文翻译件,是日籍台湾人蔡智堪声称从日本皇宫内“摹写”出来的。

  这里需要注意“摹写”两个字。所谓 “摹写”,是拿一张透明薄纸、覆盖在原件上,用笔描出来的。但是蔡智堪本人深谙日语,依照常理,应该直接用笔抄写即可,没有必要用薄纸“摹写”。摹写的效率,显然大幅降低。

  什么情况下需要“摹写”呢?比如说:你现在派我去抄写一份泰语文件,我看不懂泰语,我只好用薄纸覆盖、逐字“摹写”。甚至即便我不懂泰语,我也可以依样画葫芦、直接抄写,总之,蔡智堪没有对“摹写”的必要性,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更别说1927年当年,微型照相机早已问世。

  所以,蔡智堪所写自己“摹写” 《田中奏折》的经过一文,是有逻辑漏洞的。

  除此之外,《田中奏折》还有其他的漏洞。比如说:奏折提到“《九国公约》签署之后,山县有朋与大正天皇会谈”。须知:山县有朋死于1922年2月1日,而《九国公约》签署于1922年2月6日。也就是说,《九国公约》签署当天,山县有朋就已经死去五天了,尸体早就发臭了,不可能死而复生、从棺材里跳出来、与日本天皇开会。

  如果从法庭质证的角度来看,提出这份《田中奏折》的人,既拿不出它的原件,也拿不出它的复印件,应该讲,这样的证据,是得不到法官取信的。这一点,可能普通读者理解起来会有一点难度,但是对于法律工作者来说,此中的逻辑,应该是比较清晰的。

  退一步而言,即便《田中奏折》是真的,它也只是一个“吞并满蒙”的计划书,并不是一份“吞并中国”的计划书。我建议对这份奏折有兴趣的朋友要先细读这份奏折,要调查研究,再作评论和判断。

新浪历史:抗日战争之前,中国的反日活动是怎样的?

冯学荣:如果提问的是1931年之前的反日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

  1、“包围满铁”。张学良在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周边,建设各种铁路,采取低票价的方针,迫使“南满铁路”生意江河日下、濒临破产。

  2、“葫芦岛港纠纷”。日本人一直经营大连港。而张学良则建设葫芦岛港,对日本经营的大连港构成了致命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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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抵制日货”。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古今大同小异。

  4、“商租权纠纷”。张学良在东北,禁止中国人租地给日本人耕种。

  5、“修筑铁路纠纷”。张作霖生前允诺给日本修筑一些铁路。但是,张学良一直拒绝兑现。

  6、“杀日本人”。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

  例一:1927年3月,“南京事件”,北伐军杀死日本侨民一人。

  例二:1931年5月,东北军杀死间谍中村震太郎等二名日本人。

  而如果提问的是 1931-1937年 这段时间的反日活动,则主要有以下几项:

  1、“抵制日货”;

  2、“抵制日本开设领事馆”;

  3、“杀日本人”。从日军士兵,到日本记者,到日本间谍,到日本警察……而高潮则为1937年7月27日爆发的“通州事件”,在此事件中,由中方策反的“通州保安队”,杀死了235名当地的日本侨民。

  新浪历史:是谁谋杀了张作霖?

  冯学荣:刺杀张作霖的指使人河本大作,在历史档案里留下了《自供状》,另外,河本大作在东京对好友小矶国昭承认过此事,《小矶回忆录》有相关记录。再者,河本大作的朋友菅原宪亮,也留下了相关的证言。更重要的是:直接凶手东宫铁男在他的《满洲日志》里有相关的记录。所以应该讲,河本大作刺杀张作霖一案,史料依据是比较充分的。

  几年前有人提出“赤俄间谍元凶”说,据说是翻阅赤俄特工人事档案而得出的新发现。但是我认为:即便赤俄有这个档案,也不能必然推翻“河本大作说”。道理很简单:赤俄特工谎报业绩、冒领功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新浪历史:卢沟桥事变的真实经过?

  冯学荣:日本在北京周边驻兵,基于1901年《辛丑条约》,驻军的初衷是防范义和团再起、保护京津一带的侨民和外交人员。

  我只谈史实。而至于这个驻军行为,是有理还是无理,那是另一个话题。

  1937年7月7日晚上,这个日本部队的一小股官兵,在宛平城边、卢沟桥旁的空地上演习。在演习的过程中,有身份不明的人士,在黑暗中向日军开枪。于是,日军集合,点名,发现有一名士兵失踪。日军认为:士兵是被中国国军绑走了。

  史料显示:这个“不明人士向日军开枪”的情节,应该是存在的。因为日军的描述、和当时宛平城里的国军营长金振中的讲述,是一致的:都听到了那些冷枪的声音。这个,双方的记录,都有史料依据。我们写史的,当然不能口说无凭。

  而至于这些冷枪是谁放的?则至今未明。从目前的史料来看,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有嫌疑。日本人的嫌疑,在于事发之前,日军营中有“七夕有大事发生”的传言。而中国人的嫌疑,则在于事发前,中方统战人员鼓动国军第二十九军 “对日军主动发起进攻”。

  “冷枪”之后,这一小队演习日军认为:枪是中国国军第二十九军开的,于是日军敲打城门、要求入城、搜查那位 “失踪” 的士兵,并要求中方对开冷枪一事給个说法。国军电话请示上级之后,拒绝开门。而日军也请示上级,凌晨时分日本声称再次遭到枪击,于是日军决定开战。

  双方打打、谈谈、停停,直到7月11日,日本首相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增兵华北。日方的史料认为:庚子拳乱是前车之鉴,此时华北日军的兵力处在弱势,应该增兵、以防万一,否则华北日侨随时可以被屠杀干净。

         后世相当多的日本学人认为:日本内阁这次增兵决定是鲁莽的、愚蠢的,也是灾难性的。

  而在南京这边,蒋介石则认为“忍耐的最后关头”已经到了,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如果此时再作妥协,蒋介石恐怕大失民心、保不住政权了。

  鉴于此,蒋介石作出了“在上海打一仗、争取国际调停”的决策。于是,蒋介石下令国军主动攻击日本驻上海虹口的陆战队。淞沪战役打响。中日战争全面开打。

  新浪历史:日本人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对中国的真实打算是什么?

  冯学荣:史料显示:在1931年之前,日本对华政策主要为以下几点:

  1、保住1905年取得的旅顺大连、南满铁路、路矿等殖民权益;

  2、实现《民四条约》等新条约所取得的新权益,例如东北“商租权”;

  3、希望张学良与日本结盟合作,确保日本在满蒙地区的地位。

  而在1931-1937年这段时间,日本的对华政策则变成了:

  1、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

  2、要求中国华北地区“特殊化”,最好是“独立”;

  3、要求中国联合日本、反对赤俄;

  4、要求中国采取亲日的经济政策。

  为什么会有这个“质变”呢?因为在1931年,日本关东军侵占了东北,日本的民族主义也狂热了起来。日本政府骑虎难下,不可能违反军心、违反民意、将东北拱手归还中方。

  新浪历史:抗日战争胜利过去了近70年的时间,您怎么看中日关系的未来?

  冯学荣: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日关系的前途是悲观的。目前就是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没有搞清楚、而且也不让人弄清楚。其他的就别谈了。

作者:冯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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