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重污染企业投资与地方官员晋升
———基于地级市1999－2010年数据的经验证据
罗党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510275
*
赖再洪
中国人民大学
10087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官员为追寻地方经济增长牺牲了环境，然而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都影响官员晋升。
重污染企业投资能带动当地GDP增长，也会带来严重环境污染。本文以我国1999－2010年重污染行业①上市公司所在的191个地级市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重污染企业投资对地方官员晋升的影响。结果显示：重污染企业投资的增加对地方官员晋升概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环境绩效在官员晋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官员晋升机制改革的政策起到了初步作用；并且这种负面影响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和东部城市中更加明显。【关键词】重污染企业投资
环境绩效
经济绩效
地方官员
政治晋升
针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唯GDP论”晋升。“科学发展观”提机制，国家也在不断探寻晋升机制改革
出之后，环境污染等其他绩效在官员晋升中的重要性得以强，《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化。2005年
明确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官员考核体系，强调落实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以来，二氧化硫减排目标提前一领导责任制
年实现，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提前半年实现，污染减排任务超额完成，单位GDP能耗较“十五”期间也下降了20%④。
重污染企业会带来严重环境污染，但钢铁、煤炭、石油、化工等行业大都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很多地方带动GDP增长的主要力量。很多地方官员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绩效，利用优惠政策吸引或鼓励重污染企业投资，而无视其给环境带来的危害。特别是在一些中小城市，由于对这些企业的依赖更大，地方政府对企业排污行为采取纵容态度，甚至干涉阻挠环保部门的审查。那么在环境绩效已经明确成为官员升迁考核指标之一的背景下，这些重污染企业投资是否会为官员带去“应有的福利”呢？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1999－2010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所在的19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是日益严重
的环境问题。2014年，全国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1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多达145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全国主要河流和湖泊（水库）中，不适合集中供水的Ⅲ类及以上污染水质占66.2%②。企业作为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也是污染的最主要源头。据统计，80%的环境污染都来自企业，火电、钢铁等重污染行业的增加值占比与能耗比重不成比例，前者为33%，后者达到70%左右③。中国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既与我国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也与我国长期形成的地方官员晋升制度有关。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致力于建立干部人事制度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绩效考核制度的创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使得经济绩效在官员晋升中显得至关重要，地方经济增长绩效是官员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获得晋升，他们会利用一切可控的经济、政治资源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张军，2005）。当地方官员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增长时，其很可能会忽略合理布局产业及环境治理，于文超和何勤英（2013）认为地方官员的经济政绩诉求是导致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的根本制度性因素。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15FJL010）、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GD14CYJ03）与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2014A030313118）阶段性成果。通讯作者：赖再洪。
①根据2010年9月14日，环保部公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等16类行业为重污染行业。
，《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5年6月5日。②环境保护部网站
③④
，《尽快确立节能减排的行业推进战略》，2011年11月17日。中国经济周刊
，《十一五”成就报告：环境保护事业取得积极进展》，2011年3月11日。环境保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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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污染企业投资对地方官员晋升的影响，并研究这种影响在不同规模和区域的城市之间是否存在差别。研究结果显示：（1）重污染企业投资的增加对地方官员晋升概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与科学发展观以及官员升迁考核机制的改革方向相一致，说明环境绩效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
，政策起到响了地方官员的升迁，官员可能“得不偿失”
了初步作用。（2）这种负面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
城市和东部城市中更加明显。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1）从实证方面深化了我们对官员晋升机制的理解。已经有较多文献对官员晋升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成熟的研究，本文独特地从重污染企业投资角度证实了环境绩效已经逐渐成为官员晋升的重要影响因素。（2）本文能给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平衡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及继续完善官员升迁考核体系提供参考。
本文的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为本文数据的处理方法、变量选择以及模型建立；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发现以及讨论。
。姚洋和张实，提出了基于经济增长率的“资格赛模式”
牧阳（2013）得出官员个人效应才对晋升有显著影响。罗党论等（2015）更从政权合法性与政权权威性研究了经济业绩与官员升迁的关系。
可以看出，针对政府绩效的研究大多着眼于经济绩效，鲜有研究环境绩效等对官员晋升的影响。然而，不管经济，“唯GDP论”的绩效是否对官员的晋升产生决定性作用
官员晋升制度给经济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环境
污染。由于“晋升锦标赛”以及非终生负责制的存在，官员片面关注任期内该地区的短期经济增长绩效，环境和能耗问题往往被忽视（周黎安，2007）。投资者会“用脚投，当面对严厉的环保执法时，他们往往会转移资本至票”
其他地方，地方政府需要企业，必然在一定限度上屈从资本的意志，纵容企业的污染行为。
因此，打破“唯GDP论”显得尤为重要，针对官员晋。“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综合升机制的改革一直没有停止
绩效考核。针对环境问题，国务院1996年宣布实行环境质量地方行政领导负责制。2005年《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和2007年《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确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体系。此外，地级市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和指标体系一般由省级政府制定，大部分省市如四川、北京等也陆续出台规定明确将环境保护绩效纳入地方官员升迁考核标准。政策显示，各级官员的升迁已经不再单独考核经济增长绩效，环境绩效也是很重要的指标。
对我国来说，重污染企业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是促进经济发展，二是带来环境污染。重污染企业大都属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地方GDP以及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国有以及规模大的特点更使这些企业成为了当地的“明星”企业，这对于经济欠发达城市来说尤为如此。但我国经济目前仍属于“粗放型”发展方式，资源消耗大，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严重（林毅夫，2007）。重污染企业大都属于制造业和能源利用率较低的重型化产业，很多企业生产设备和工艺落后，而我国环境政策仍以事后治理为主，无法有效地减少经济增长所引起的环境成本（张卫东和汪海，2007），因此，重污染企业的投资和发展势必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于文超和何勤英（2013）发现一地区高污染产业比重越高，环境污染事故越严重。
一方面，重污染企业的投资能带动企业以及当地GDP的增长，从而在官员的政绩评价中体现正面经济增长绩效或者无显著影响；另一方面，重污染企业投资会给当地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随着政策不断颁布，环境绩效在官员晋升中越来越重要，这可能会给官员晋升带来负面的绩效影响。因此，重污染企业的投资似乎也在扮演着另一个重——影响地方官员晋升。紫金矿业是国内著名的要的角色—
金属冶炼企业，对上杭县乃至龙岩市来说都是重要的支柱企业。2010年7月，紫金矿业爆出严重污染事件，9100立方米的污水流入汀江，事后，上杭县长被停职处分，并波
二、理论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考核标准由之前的政治挂帅变成了官员任期内的经济绩效，逐渐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官员政绩观。干部人事制度的核心是绩效考核以及干部选拔任用，这些决定着官员的进退升黜及政治前途，因此，明确绩效在官员晋升中的作用有重要意义，国内外研究也重点关注了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与晋升方式。
已有的官员晋升文献较少讨论企业投资的影响，大多分析官员晋升的其他影响因素。较早研究中，Bo（1996）发现，影响省级领导晋升的最直接因素是经济和人口规模
。“中国以及对中央的财政贡献，经济增长率无显著影响
式联邦主义”假说（QianandＲoland，1998）和辖区间竞
争理论在那时得到更多的认可。基于此思想，Maskinetal.（2000）提出中国地方官员之间可能存在基于经济增长绩
。效的“晋升标尺赛”
随后的研究更加深入地从政治激励角度探讨政府绩效
尤其是经济绩效对地方官员晋升的影响。周黎安（2004）提出中国地方官员之间存在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锦
。LiandZhou（2005）发现测度省领导经济绩效的指标赛”
标对省领导的晋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随后，周黎安（2007）、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的发现证实中国的确存在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王贤彬等（2011）和杜兴强等（2012）用其他测度经济增长绩效指标也得到相似结论。然而，也有研究发现经济绩效对官员晋升并无决定性作用。陶然等（2010）修正LiandZhou（2005）所使用的数据发现，不存在充分证据证明GDP增长率对中国地方官员提拔具有关键意义。林挺进（2010）利用地级市市长数据未发现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杨其静和郑楠（2013）认为“晋升锦标赛”模式不符合中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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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县市领导班子。另外，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和城市之间，似乎又有所差别。相较于环境绩效，越是发展落后的城市或地区，经济发展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官员晋升也就更依赖经济增长绩效，越依赖重污染“明星”企业，较少考虑环境绩效；而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或地区依赖较小，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反而受到更严格的监督。为了探寻重污染企业投资在地方官员晋升中扮演的角色，考察相应的政策是否发挥了作用，本文将检验如下假设：
假设一：重污染企业的投资对地方官员晋升概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环境绩效在官员晋升中扮演重要角色。假设二：重污染企业投资对官员晋升的负面影响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和东部城市中更加明显，在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城市中影响较弱。
认定由市长升迁至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升至副省长或省长属于晋升；参考陶然等（2010），本文将升迁定义为市长及市委书记调任至国务院部委各司担任正职，调任至其他同级国家单位则为平调或者降职，本文在此基础上也加入不同城市间的升迁指标。关于官员在任时间的确认，我们参照王贤彬等（2011）的做法，对于1－5月上任的，我们将该年记为任期开始年；6－12月上任的，将下一年记为任期开始年。
2．重污染企业投资（IK）
已有文献中，有多种方式对企业投资支出变量进行刻画。本文采用了辛清泉等（2007）和花贵如等（2010）的方法，即以期末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与期初账面资产总额之比来衡量重污染企业投资（IK）。这样的资本性衡量方式能消除企业规模对投资的影响。此外，我们认为这一来自现金流量表数据比来自资产负债表的固定资产净值改变量等数据准确，因为在我国，现金流量表的数据相对较难操纵。我们将同一城市的公司投资进行平均得到城市层面数据。
3．其他变量
参照陶然等（2010）的做法，本文控制任期（tenure）、年龄（age）、是否本地（local）、是否大学以上学历（bach-elor）等官员个人特征变量。同时，我们控制官员任期内GDP移动平均增长率。本文按照东中西部将城市进行分组，加入east和west两个区域控制变量。本文引进城市规模二值变量population来研究城市规模差异的影响。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明确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官员考核体系，强调落实环境保护领导责任制。为了进一步研究官员升迁绩效考核改革以及落实科学发展观政策带来的影响，本文引进政策年份二值变量policy。各变量及定义如表1所示。
三、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1999－2010年拥有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城市面板数据为初始样本⑤。本文按照以下原则对原始样本进行筛选和处理：（1）全国共有655个城市，但县级市官员数据欠缺可收集性，本文将县级市更替为对应地级市。剔除北京、上海、重庆和天津的数据。（2）剔除地方官员晋升数据缺失的样本。经处理，最终样本为1999－2010年19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本文重污染上市公司分类及投资数据来自WIND资讯。地方官员数据主要通过地方年鉴、网络搜索等途径进行收集。城市层面的经济变量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二）变量选择及刻画
1．官员晋升（promotion）
我们一般只能观察到市级官员每年的人事变动情况。我们用二值变量刻画promotion，1代表晋升，0代表留任、平调或者降职，即未晋升。参考LiandZhou（2005），我们
表1
变量地方官员晋升重污染企业投资
官员年龄官员任期官员学历官员是否本地任期内经济增长城市所属区域城市规模⑥政策年份
简写promotionIKagetenurebachelorlocalGDPgrowthwestpopulationpolicy
研究变量及定义
定义
官员任期结束后晋升时为1，否则为0
期末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与期初账面资产总额之比官员年龄，大于等于组中值为1，否则为0官员当年任期
官员有大学及以上学历时为1，否则为0官员是本地人时为1，否则为0官员任期内GDP移动平均增长率城市位于西部时为1，否则为0大城市及以上为1，中小城市为0
虚拟变量，2005－2010年为1，1999－2004年为0
虽然本文提及的政策最早可追溯到1996年，但只强调环境质量行政领导负责制，并未落实到官员考核中。1998年中央发布《党政
，考核进一步制度化，因此本文将1999年选为样本起始年份，并将“十一五”规划最后一年———2010年选为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
⑤
研究样本终止年份。
⑥超大城市：指市区非农业人口在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特大城市：指市区非农业人口在100至200万的城市。大城市：指市区非农业人口在50至100万的城市。中等城市：指市区非农业人口在20至50万的城市。小城市：指市区非农业人口在20万以下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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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构建
根据理论分析及设计的变量，我们采用probit模型来研究重污染企业投资对官员晋升的影响：
Promotioni=β0+β1IKi+∑Control+Yeari+Provincei+εi其中，IK为重污染企业投资，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模型控制了年份效应与省份效应。在此模型下，除了获取基本结果外，为了检验区域和规模差别对结果的影响，本文还将按照区域和城市规模分组进行检验。为了探究这种关系是否只是存在于科学发展观相关政策出台之后，将在
*
模型中加入policy和交互项IKpolicy进行检验。
表2
变量名称promotion_m
IKage_mlocal_mtenure_mGDPgrowth_mbachelor_mpopulationeastwestpolicy
观察值17691769175316081769176917021769176917691769
均值0.86720.107950.18140.39052.44090.12720.90830.31320.46180.14410.5794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涵盖16个重污染行业的601家上市公司，较为分散地分布在191个城市，大部分城市拥有五家以下重污染上市公司，少数有五家以上。从区域分布上看，一半以上的重污染上市公司在东部区域，中西部分别有27.6%和16.3%的重污染上市公司；69.7%的重污染上市公司所在的城市为大城市及以上规模。2005年及以前上市的企业有419家；2005年以后上市的企业有182家。
市长样本描述性统计
中位值10.088050020.131010001
标准差0.33950.08714.23860.48801.42220.05170.28860.46390.49870.35130.4938
最小值00.00013601－0.56500000
最大值10.758563190.49511111
表2给出了市长样本的的描述性统计。市委书记和市长样本统计状况相似，因此，本文仅呈现市长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1999－2010年间，各城市重污染企业平均资本性支出为0.1079，最大值和最小值差异较大。在总样本中，85.96%的市委书记和86.72%的市长任期结束后得到了晋升。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平均年龄仅为51.9岁和50.2岁。从学历状况来看，90%以上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都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
最后，我们计算了样本企业母公司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现金占合并报表中该数目的比重。全部公司的平均占比为64.1%，16个行业中14个在50%以上，污染尤其严重的钢铁、冶金、化工等比重甚至更高。样本城市大都为重污染企业母公司所在地，母公司的投资占了非常大的比重，上市公司的污染也大部分发生
表3
基本结果
解释变量
IK
（1）promotion_s
＊－0.617＊
于样本城市中，本文数据具代表性和可信度。
（二）市委书记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1．基本结果
表3第（1）列报告了市委书记样本回归的基本结果。结果表明，重污染企业投资变量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验证了假设一，重污染企业投资的增加会显著减小该城市市委书记的晋升概率。辖区内重污染企业投资的，反而使市委增加不仅没有给市委书记带去“应有的好处”
。这说明环境保护绩效已经成为了官员晋书记“得不偿失”
升的重要考核标准之一。其他变量方面，官员个人特征影
响符合预期。任期内经济增长率对官员晋升的影响并不是“晋升锦标赛”理论提到的正面影响，这与杨其静和郑楠（2013）、陶然等（2010）、林挺进（2010）、姚洋和张牧阳（2013）等得出经济绩效对官员晋升无显著影响结论一致。
重污染企业投资与官员晋升关系市委书记样本回归结果
大城市（2）promotion_s
＊＊－1.819＊
中小城市（3）promotion_s－0.505（－1.19）
＊＊－0.202＊
东部（4）promotion_s－0.630*（－1.89）
＊＊－0.233＊
中西部（5）promotion_s－0.554（－1.34）
＊＊－0.209＊
政策效应（6）promotion_s－0.809*（－1.66）
＊＊－0.184＊
（－2.34）
age_s
＊＊－0.196＊
（－2.86）
＊＊－0.351＊
（－8.80）（－4.68）（－7.03）（－7.31）（－6.7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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