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邵建先生的大作《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1891-1927）》摆在桌边快两年，印象最深的章节是《两个人的莫斯科》，关于胡适、徐志摩自由主义观的对比分析别具一格，其切入点是两人因苏联之行而引发的一场争论。
1925年3月，徐志摩去英国见泰戈尔，途中特意在莫斯科逗留三天（其间曾到彼得堡），第二年夏，胡适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会议，也专门停住莫斯科三天，他们都取道苏联，似乎把中途的这次“考察”看得很重。一个具有丰厚历史文化的民族，正在建设一个庞大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他们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胡适身为教授、学者和作家，还具有官方的身份，出行前他便拜访苏联住中国政府代表，到莫斯科又先后走访中山大学、中国住苏使馆、莫斯科国际文化关系会、苏俄革命博物馆和莫斯科第一监狱，所接触者为苏联、中国和美国的部分学者、官员，包括时住莫斯科的于右任、蔡和森等人，参观官方色彩的机构、阅读官方材料、与名流交谈是他考察的主要方式。徐志摩是诗人、作家，并无官方的名分，他独自到克里姆林宫散步，去大教堂参观，看托尔斯泰故居，瞻仰契袔夫墓，跑到犹太人戏院看戏，甚至到红场排队半小时看列宁遗体。
徐诗人自登上火车起便到处看，到处听，到处问，连街头市民的表情都看得很有兴致，胡学人则一路阅读、写作、参观和谈话，似乎无心与普通百姓直接交流。姑且不论他们事前对苏联的看法，单就这不同的“考察方式”看，这两位也难得出共同的结论。从《晨报·副镌》上的公开论辩，到各自出版的纪游之作中，都可以发现他们的分歧，胡适作结论：“他们（指苏俄、苏联）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做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力”，徐志摩却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试验，他问道：“难道就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不成？”
即便面对同样的景象，二人也有不同的感受：在适之看来，那些数不清的教堂是“伟大弘丽”的，志摩眼中的大小教堂则是“蜂房”一般，印证着宗教自革命以来“大吃亏”的现状；再看民众的脸，志摩发现很多人的脸“晦塞而且阴沉”，难见“自然的喜悦的笑容”，而适之似乎没有看见。就教育领域，他们也有不同的解读，因为学校放假，适之唯一的收获是翻阅苏联教育部编制的“公家教育”，据此认为“他们真是用力办新教育”，按照这样的“趋势”，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独裁）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志摩揶揄道：“我们谁不知道这句成语：‘数目是不说瞎话的，但说瞎话的人可以造数目’”。
胡适有领袖气魄，想的是大格局，哪怕暂时的专制，哪怕暂时牺牲多数人的自由，如能换来国家走向文明自由之路的机会，也当值得，徐志摩则认为这样的牺牲本身就与自由南辕北辙。看到一些“小的”牺牲，徐志摩也是相当的敏感，他了解到托尔斯泰的书被禁，便唉声叹气：“怕我自己的脾胃多少也不免带些旧气息，老家里（指当时的中国）还有几件东西总觉得有些舍不得——例如个人的自由。”“假如这部分里的个人自由有一天叫无形的国家权威取缔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么样？”
早在国内，胡适便充满钦佩之情，及到耳闻目睹那些辉煌成就，更为当时本民族的懦弱无为感到忧愤，这位留美思想家便演绎起他的自由主义哲学，将这场伟大的试验等同于美式自由主义。那位在美英游历过的诗人，论理论素养只能给他的兄长作学生，但关于自由之路的论述却充满理性：“那个‘乌托邦思想’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认清了他们的目标……可以再进一步研究它们的方法的对不对？这经程中所包含得牺牲的值得否”，“苏维埃制在俄国有成效这件事实（假使有）是否就可以肯定这办法的普遍适应性”除了些斗气话，胡适没有更多的正面回应。
这里暂不去讨论什么“自由主义”，也无须重述北方那个大国百年来的兴衰史，以胡适逝去的1962年为界，或者以徐志摩离世的1931年为限，回望至1917年，那片让许多人热血沸腾的异域土地上，是何等的轰轰烈烈？真应到那句老话：事实胜于雄辩。不知这两位挚友有无再次谈起这个话题，也不知胡适先生有没有独自回顾这场争论，他后来放弃“狄克推多”倒是不假，我相信他一定重温过那位浪漫的新月派诗人当年写下的话：
“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胡适应该知道自己输掉了这场辩论，那身后的现实却是他难以想象的，他考察过的那个国家早已天翻地覆，他为之忧虑一生的祖国坎坷不尽，他更不会想到，在身后十六年，他的同胞开始“拨乱反正”，放弃他曾推崇的“试验”，开始另一场伟大的试验。
一个是思想曾经摇摆但又乐观、坚毅的理论家，一个是信念始终如一却又浪漫、忧郁的诗人，在“自由”二字上，理论家反倒没有诗人、艺术家看得透彻、看得深远，在历史上似乎这不是唯一的例证。问题出在哪里？
显然，我们低估了徐志摩的眼界与深度，但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信仰。胡适这样评价他的这位朋友：“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徐志摩的生活抉择，和对国家前途的思考，都来自这种信仰的指引。时过境迁，今天我们不会去怪责他的婚变，我们也不能不叹服这位《再别康桥》诗作者的远见。
出于单纯信仰的判断，有时比弘论更能接近真理。怀中揣着爱、自由和美的虔诚者，不会向往那条通向血海的路，不会坐视那海里的挣扎者无动于衷；一个民族具有这种单纯信仰，不至几千年还走不出来。爱、自由、美——这些看似简单、柔软的东西，比高深复杂的理论、比超越群伦的技巧、比钢铁和金条更有力量。
我们今天的理论家不乏成功者，不少人什么都有，就是缺少单纯的信仰，他们太理性、太精明，太有牺牲他人（和自己）自由的魄力，或许听到“爱”、“自由”和“美”这几个词，他们还会一身的鸡皮疙瘩。更悲哀者，这样的理论家更有机会身居要位，影响决策，甚至成为决策者。他们能不能象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一样，看到民众真实的面孔，听到民众内心的声音？
我倒希望把这“单纯”换成“基本”二字，如果我们听到看到“爱”、“自由”和“美”，就觉得单纯，感到肉麻，那说明我们还没有完成进化。看看八十几年前，象胡适这样主张宽容、自由的真诚国民，也会冲动一时，失掉这“单纯信仰”，走入“狄克推多”崇拜的歧途，可见我们的改造有多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