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懂权谋的皇帝:借尸还魂"偷"天下的刘渊

 借尸还魂“偷”天下的匈奴第一人五胡进驻中原,最先问鼎中原的是匈奴,其始作俑者,便是汉赵国的第一任皇帝刘渊。所谓“刘渊一唱,石勒继响,二帝沉沦,两都倾覆”,《魏书》用了短短的16个字,便再现了西晋灭亡、北方沉沦的历史往昔。刘渊通过借尸还魂的伎俩,如愿以偿地“偷”取了天下,实现了匈奴在中原的霸业,更完成其先祖冒顿一生未竟的心愿。刘渊的称帝,让中原不再仅仅是汉人的天下,在他之后,五胡诸族如法炮制,粉墨登场,走马灯似的在北国建立起十几个大小不等、实力不一的割据政权。

  中原以外的民族,可以说无时不在向往着中原的富庶与肥美。中原的文化源远流长,在他们内心,一直是充满着无限的尊崇与渴望,与中原发生联系最早、影响最深的匈奴,则尤其如此。冒顿实现了匈奴的鼎盛辉煌,却并未完成主宰中原的超级梦想。匈奴经历强盛、分裂、归附,最后成为中原的附庸,东汉末年,曹操又“分其众为五部”(《晋书》),由汉人统管,以弱其势。自此,一直困扰中原的匈奴问题,得到暂时的解决,匈奴也进入了一段短暂的、相对平静的历史休眠期。

  饶是如此,匈奴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匈奴部族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到了东汉末期,已慢慢接受中原文化的匈奴,日益繁盛,发展很快。更重要的是,他们心中仍念念不忘先祖昔日的辉煌。看看刘渊起事之前,刘渊的叔祖父,当时匈奴五部的右贤王刘宣的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无复尺土;自余王侯,降同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通鉴》)其内心,对匈奴彼时的处境是愤愤不平的。这不是刘宣一个人的想法,他应该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匈奴人,特别是匈奴贵族的真实思想。而最终将他们这种理想变为现实的,便是刘渊。

最懂权谋的皇帝:借尸还魂

  刘渊,字元海,生年不详,死于公元310年。堪称冒顿之后,匈奴族的又一位佼佼者。刘渊外表“姿仪魁伟”,长相不俗。而且“猿臂善射,膂力过人”(《晋书》),颇有其先祖的遗风。刘渊不但善武,而且能文,他从小很好学,曾“师事上党崔游”,“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而“《史》、《汉》、诸子,无不综览”(《晋书》),是位充分接受中原文化浸染、汉化程度相当高的匈奴人。

  刘渊的父亲本是五部的左部统帅。刘渊继承父业后,“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管理得头头是道,颇有些政治手段,以致当时“五部俊杰无不至者”(《晋书》),仰慕其名前来归附的人很多。不过刘渊虽有官职,人却一直在洛阳当侍子,也就是人质,才能并不能尽显。这也能看出,当时的朝廷对匈奴一族,一直是存有防范之心的。西晋末年,外戚杨骏辅佐朝政时,为了拉拢刘渊,又封其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八王之乱期间,成都王司马颖掌握实权后,又封刘渊为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但也没让他回到五部故地,而是派他到邺城(今河北邯郸临漳县境内)领兵。

  匈奴是成长在马背上的行国,“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汉书》)。为了生存的需要,每天与恶劣的环境和凶猛的野兽打交道,这让他们具备了战场拼杀的先天素质。他们民风剽悍,打仗勇猛,而且“利则进,不利则退”(《史记》),很有些游击的风格,极不好对付,这也是中原一直为之头疼的原因之一。但他们也有自己致命的弱点,就是部众分散,如果没有一个核心人物,很难将他们聚拢起来,形成合力。当年冒顿的强盛,便是部族统一的结果。而刘渊的出现,让匈奴再次演绎了辉煌。匈奴虽分五部,相距并不遥远,“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晋书》),也就是现在山西北部一带,这就在客观上给刘渊重新聚拢五部提供了可能。

  晋末中原大乱,再次给匈奴创造了机遇,让他们的梦想不再虚幻。匈奴本就有着挫败中原的辉煌成就,看到中原大乱,于是五部匈奴开始蠢蠢欲动。刘宣秘密召集五部上层贵族,共同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并派人秘密通报刘渊。刘渊表面不动声色(这也足见其城府之深),却暗暗思索如何金蝉脱壳,尽快回到五部聚居地。他曾找过几个理由,比如“请归会葬”(《通鉴》),要回去奔丧,按说这理由没得挑,但司马颖始终也没答应,可见司马颖对匈奴问题也是很敏感的。

  然而百密一疏。八王之乱愈演愈烈,后来幽州都督、安北将军王浚、东瀛公司马腾起兵反抗司马颖,军情紧急,刘渊趁机游说,说可以说服匈奴五部前来助兵。其时八王混战,兵力不足,便多雇佣五胡的兵力(这也是五胡入主中原的一个客观原因)。当时王浚军中便雇佣了鲜卑和乌桓的兵将,战斗力很强。无奈之下,司马颖只得答应刘渊,没想到却是放虎归山。刘渊一回到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便继位大单于,建国号为汉。一时“胡、晋归之者愈众”(《通鉴》)。从此刘渊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借尸还魂,开始了他“偷”取天下的霸业历程。

  借尸还魂,有点像现在股市中的借壳上市,旧瓶装新酒,也就是三十六计中说的“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刘渊借用的是早已灭亡近百年的汉王朝的“尸”,还复的是匈奴昔日强盛的“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通鉴》),我们是大汉朝的外甥,娘家人,向来以兄弟相称,兄长死了,弟弟继位,理所当然!

  之所以说刘渊“偷”天下,是因为他掩盖了攫取天下的野心。一方面,他以汉朝外甥自居,在舆论上占据先导。外甥一说,源自冒顿,“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晋书》)。这也能看出,不管匈奴在军事上如何强盛,在他们内心深处一直对中原是仰慕和崇拜的。匈奴后世子孙“冒姓刘氏”,能和汉室攀上亲戚,觉得这是很体面的事。既然是汉室的宗亲,那么兴复汉室,主事中原,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在舆论上占据了主导。其实兴复汉室云云,不过是刘渊的鬼话,也没见这个外甥多听舅舅的话。

  另一方面,刘渊冒用大汉的旗号,在视听上占尽先机。刘渊称帝后建国号为“汉”,也只是想迷惑人心,还煞有介事的“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通鉴》),大祭汉朝先祖。如此大张旗鼓地作秀,便将抢夺天下的真实用心,变成了所谓的家事纠纷,引开视线,淡化本质。刘宣等人要他干脆称帝,刘渊说“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称汉王”(《通鉴》)。刘渊在这上面是花了心思的,他并不是不想称帝,而是在寻找更合适的机会。

  刘渊之所以煞费苦心的“借尸还魂”,在笔者看来,这是当时的形势需要。匈奴作为一个曾经与中原为敌的强悍民族,始终受到官方的排斥,他们头脑中固有的思想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江统《徙戎论》)。尽管后来匈奴衰败,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中原王朝一直害怕匈奴再兴,而威胁到其政权的巩固;中原的老百姓对匈奴,也同样持排斥态度,匈奴是游牧民族,少有农耕,便会经常掠夺、骚扰内地汉人,矛盾经常激化。比如东汉末年,匈奴“杀略抄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后汉书》)。又如董卓作乱时,匈奴“寇掠太原、河东,屯于河内”(《晋书》)。所以,即使在民间,这种胡汉矛盾也依然很深。

  汉人一直是中原的主宰,是正统。所以刘渊要想实现称霸中原的野心,当时在形势上、条件上并不完全成熟。人们的认识也总会有一个过程。汉人可以和匈奴杂居相处,共同劳作,然而绝对不会欣然接受一个非汉族统治者的统治,这个“结”很难解开。刘渊要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首先就要解决这些思想问题,最大限度地聚拢人心,才不至于一开始便成为众矢之的。后来随着五胡的大举涌入,执政中原已是家常便饭,人们也就慢慢习以为常了。汉赵国前期叫汉,后期叫赵,不再借用汉室的躯壳,便是这种观念转换的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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