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济政策_中国经济新政策与我们 -内容简介
随着新一届政府频频推出新政，读者朋友们也将日益关心：新一届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有什么新动向？中国未来经济将向何处去？普通民众生活又会有什么变化？该如何应对呢？
本书作者身处香港，长期从事财经报道，通过利用海内外丰富的信息资源以及多种分析角度，以诙谐的语调，轻松易懂的文字，从货币政策、楼市政策、股市改革、李克强指数、通胀问题、人民币国际化、绿色革命、城镇化规划、中美经济关系和中欧日经济关系等十个方面，剖析、提炼出新一届政府的经济发展的思路脉络，来为读者一一解答上述问题。
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无论办公司开工厂，还是个人投资股市、房地产，读懂中央政策尤为重要，因为中央政策倾斜之处，往往就是机遇出现的地方。因此，本书在每个章节的最后，都会告诉你当中的机遇所在，以此作为读者在进行投资部署前的参考。
中国经济政策_中国经济新政策与我们 -图书信息
书名：《中国经济新政策与我们》
作者：梁海明
定价：35元
书号：978-7-5154-0393-9
出版时间：2014年1月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市场部联系人：李丽铮 电话：13011057880 E-mail：lilizheng@vip.163.com
QQ：154285645地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中国经济政策_中国经济新政策与我们 -专家推荐
易鹏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
对中国经济从不同纬度来观察，尤其是通过香港、海外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经济政策，具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梁海明先生长期在香港专业财经媒体工作，以香港的视野来观察、分析和解读中国新经济政策，这种视野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洪灏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策略师
梁海明先生的新书非常系统地解释了中央经济新政策。投资者可以从中看到梁先生对中央经济新政策的逻辑思路、背景的仔细剖析，以及对中国经济和投资的影响。这是一本读者可以一气呵成地读下来以了解中国的新经济政策的畅销书，也是一本日后在投资过程中遇到疑问可以反复印证的参考书。
罗昌平《财经》杂志副主编
海明曾是政治记者，后来专攻财经。他沉浸在浩如烟海的财经资讯、数据报表之中，绝非胶柱鼓瑟，而是勇于市场实战。兄台文心诚实，着墨严谨，赢得各方读者的认可和信任。每阅雄文，既可感受他的细致、敏锐，又可体会专业之素养与眼界之开阔。
中国经济政策_中国经济新政策与我们 -作者简介
梁海明，香港资深财经评论员，专栏作家，香港中国金融协会会员，盘古智库研究员，先后在中央电视台、《香港经济日报》等中港两地媒体从事财经报道、评论工作逾十年。长期在新闻第一线注视中国及环球经济荣枯，先后为香港《智富杂志》、《南方日报》、《财经》杂志、新浪财经等媒体撰写评论、财经专栏。
中国经济政策_中国经济新政策与我们 -目 录
第一章中共十八大以后的货币金融政策?/?001银行哭穷，钱荒变钱慌?/?001
四万亿刺激计划?/?006
宽松货币如补品，少吃有益多吃伤身?/?011
轻松读懂新出台的货币政策?/?014
新货币政策下的投资关注点?/?022
第二章楼市政策：逐渐交给市场?/?025
房地产泡沫的“证据”?/?025
造成高房价，你也有份！?/?029
香港“八万五建屋计划”的教训?/?033
未来房地产政策会“搞促保”?/?037
买房？买房！?/?043
第三章新一届政府的股市改革?/?047
以前股市政策关键字：救市?/?047
中国股市缺的究竟是什么？?/?050
健康的股市应该是什么样？?/?056
新一届政府的股市改革?/?060
炒股赚钱不易，买股赚钱不难?/?065
第四章中国的物价难题?/?069
通胀猛于虎?/?069
通缩比通胀更可怕?/?073
美国遏制高通胀的方法?/?076
政府心中的通胀目标?/?078
通胀和通缩下的投资选择?/?082
第五章?
人民币国际化：美元的今天是人民币的明天？?/?085
人民币为何要国际化?/?085
人民币国际化须解决的问题?/?090
人民币是否要持续升值？?/?093
美元的霸权?/?099
人民币升值或贬值下的投资机遇?/?102
第六章绿色革命：中国在低碳中崛起?/?105
节能减排，不再是说说而已?/?105
欧美国家的绿色壁垒?/?109
美国开发页岩气――“制造业的文艺复兴”?/?112
新一届政府的环保战略?/?115
投资者的投资机遇?/?119
第七章城镇化之路：中国崛起之途?/?121
谁的心里话？?/?121
李克强的城镇化研究与实践?/?125
城镇化被神化了？?/?129
城镇化这个鸡蛋里有没有骨头？?/?133
城镇化规划令投资机会大增?/?137
第八章美国是中国崛起无法绕过的挑战?/?141
美联储：收与放之间?/?141
美联储退市：喂奶容易断奶难?/?148
美国要TPP，中国如何应对？?/?152
老大美国向来喜欢对付老二?/?156
中美合作与摩擦中的投资机会?/?160
第九章不能不了解的欧洲和日本?/?163
欧债危机，中国意外收获?/?163
贸易纠纷――欧洲撒娇还是撒泼？?/?168
“安倍经济学”的不归路?/?171
英语拦住日本逃过环球金融危机？?/?176
在欧日与中国之间寻找投资机遇?/?182
第十章从“克强指数”到“克强经济学”?/?187
什么是“克强指数”？?/?187
谁在唱淡中国？?/?190
“克强经济学”：回归市场搞经济?/?194
读懂宏观经济形势，要留意这些数据?/?199
投资选择?/?206
中国经济政策_中国经济新政策与我们 -文 摘
文摘1：银行哭穷，钱荒变钱慌
所谓“钱荒”，原本是一件父母（中央）终于狠下心来教训淘气孩子们（商业银行）的小事，在大家极度丰富的联想力之下，变成了孩子摊上了事，而且是摊上了大事的严重事件，“钱荒”演变成一场举国“钱慌”的闹剧。
在2013年3月之后，“央妈”为什么会突然改变往届政府的惯常做法，狠心出手教训孩子们呢？这种做法的原因是什么呢？
2013年3月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读完任内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后，他的10年总理生涯告结。随后，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李克强任国务院总理。
一、银行的钱到哪儿去了？
谁能想到，此后仅仅100天，市场竟然就传出各大商业银行闹“钱荒”，投资市场鸡飞狗跳乱作一团：原本最应该有钱的银行，竟然哭穷说没有钱了。
在这个“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的年代，银行没钱的传言引发股市大跌，民众心慌意乱。这原本是一件父母（中央）终于狠下心来教训淘气孩子们（商业银行）的小事，在大家极度丰富的联想之下，变成了孩子摊上了事，而且是摊上了大事的严重事件，“钱荒”演变成一场举国“钱慌”的闹剧。
这件事要从上海银行同业拆息（Shibor）说起。“Shibor”说白了就是商业银行之间，今天你向我借钱、明天我向你借钱的利息。而这个利息要是升高了，就代表银行借钱出现困难了，原因往往是银行间的资金变少了。在李克强这个新经济“大掌柜”上任之前，在这种时候心慈的“央妈”（人民银行）总会出手提供流动资金，让“Shibor”降下来。
现在，新一届政府是按惯例赶紧给哭穷的银行“喂糖”吃，还是用新的方式来解决银行哭穷的问题呢？是继续抱着过去的政策思路不放，还是准备换上一套新思维呢？
我们对“克强经济学”及其主导的货币政策走向的分析，就从这个“钱荒”开始说起。
在过去，“央妈”何时出手，主要是看“孩子们”（商业银行）哭闹的程度，如果“孩子们”只闹不哭，“央妈”通常是不会出手，只有“孩子们”又哭又闹，“央妈”才会出手。在这次“钱荒”之前的年代，一般如果“Shibor”隔夜利息达到或超过4%，“央妈”都会拿出“糖果”，安抚哭闹的“孩子们”。
但是我们看到，在慈祥的“央妈”宠爱下，“慈母多败儿”的故事就发生了。不少商业银行通过超低的“Shibor”借入资金后，不是用在正业上――借钱给那些快没钱买米下锅的穷亲戚们（实体经济），而是用来支持形形色色理财产品的发行，吸收到的存款也用来购买高息债券，许多资金被偷偷借给偿债能力成问题的地方融资平台，甚至投入金融市场以赚取暴利。
商业银行以往常常被容忍的这种“不务正业”的玩火做法，却让包括李克强在内的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坐不住了，他们决定出手改革、整顿，要不，“孩子们”真的会无法无天了。他们首先做的就是要求“央妈”暂时不要拿“糖果”出来。
这个“糖果”对商业银行而言，是个很大的诱惑，也是监管机构用来管制银行的主要手段之一，非常管用。在笔者身处的香港，监管当局就常用它来敲打不听话的银行。
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不少国际金融大鳄准备沽空香港，把香港当做提款机，但当时他们手上没有足够的港元，因此准备向香港的银行借。由于香港能印港元钞票、有足够实力借钱给国际金融大鳄的只有三家银行：中国银行、恒生银行和汇丰银行，国际金融大鳄当时思考来思考去，觉得只能向英资的汇丰银行借，因为不论是向中资的中国银行，还是香港本地的恒生银行借钱，都容易泄露“军机”。
汇丰银行果然也愿意借钱，于是，国际金融大鳄开始在香港市场兴风作浪。当时的香港当局经过追查，发现原来汇丰银行是帮凶，香港金管局随即就找汇丰银行负责人“喝茶”。很快，香港银行同业拆息由3%左右被抬升至8%。汇丰银行被打蒙了，也服软了：“真不知道大鳄们借钱是要狙击港元，asyouknow，我们汇丰银行也被称作香港银行，我们怎么会害香港呢？”
汇丰银行不再借钱了，国际金融大鳄无港元可借，很快在坐拥丰厚外汇储备的港府面前败下阵来，只好离开香港转向“欺负”泰国、印度尼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去了。
二、中国要出现“金融危机”了？
这回，人民银行也拿起“Shibor”当武器了。从2013年6月初开始，“Shibor”逐步上涨，在6月20日隔夜利息更飞涨至13.444%，是自2011年以来的10年中的最高水平。
但是，当时还不明就里的商业银行，由于暂时还没有意识到因为“不务正业”快要被打屁股了，因此，他们看到“央妈”还没有出手，不由四处哭诉，甚至还透过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提醒“央妈”是时候给糖吃了：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大型银行正在向央行施压，希望后者能释放资金来缓解中国经济当前所面临的流动性异常短缺问题……中国某四大国有银行的一位高管称，该行内部预计人民银行将在6月19日晚间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商业银行这个做法无疑是向世界放话：我没钱了，因为我妈不爱我了。殊不知，他们的这句撒娇式的“我妈不爱我”，引发了外界的极大震撼。由于外界只看到商业银行哭闹的表面，联想丰富的人，还真以为孩子这家人出现资金问题了，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渲染，大家开始慌了，而且马上一传十、十传百，从“钱荒”传成了“钱慌”，再传成了“中国快要出现金融危机了”……
对于这些传言，喜欢看热闹、看笑话的国际媒体、国际炒家们可不会闲着，他们敏锐地看到了“落井下石、猛踩中国几脚”的机会，部分外媒立刻借这个机会大声“唱衰”中国经济，国际大鳄顺势在资本市场上兴风作浪、妄想做空中国赚取利润。
正当大家预期“央妈”快挺不住压力、会再拿出“糖果”的时候，“央妈”作出了让商业银行大吐鲜血的举措：人民银行在6月18日、6月20日先后发行共40亿元的央票。这是不但没有给银行“放水”，反而从市场抽走更多资金。
一些商业银行吐完了血，开始清醒了，也开始思考人民银行不给“糖果”，反而收走资金的原因。毕竟，中国市场其实不缺资金，2013年5月份的广义货币（M2）供应高达104.21万亿元，约为中国去年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市面上钱还是非常丰裕的；商业银行手上也不缺钱，因为截至6月21日，商业银行手中拥有1.5万亿元的金融机构备付金（可动用来作为正常支付清算的资金）。一般情况下，商业银行拥有6000亿至7000亿元的金融机构备付金就可以满足日常正常的支付清算需求了。
因此，商业银行只要不乱花钱，就根本“不差钱”。他们大哭大闹，只是不明白怎么今年的“央妈”突然变成“后妈”了，竟然狠心到不管孩子的哭闹。
商业银行也慢慢回想起，“央妈”的领导、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5月13日、6月8日和6月19日，先后三次强调“要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把这句官话翻译成大家都听得懂的话，那就是李克强说：中央过去已经供应超过104万亿的资金出去，现在要思考的是如何利用这些钱来发展实体经济，而不是再印钱去支持经济了，大家也别想再有天量的钱流到除实体经济之外的领域。
银行们开始醒悟了，终于知道这次被打屁股的原因：现在政府不是看到钱不够就大量印钱，而是强调如何有效用好已经印出来的钱。新一届政府货币政策的思路果然不同。
部分想明白了、知错了的商业银行，立马向“央妈”的领导以及“央妈”认错，表示会“改过自新”，不乱花钱。教训完儿子的“央妈”，于是就在6月25日公开安抚大家，表示“已向一些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流动性支持”。言下之意，就是“央妈”又开始给一些肯听话的“孩子”“糖果”了，请大家放心吧。
于是，“Shibor”开始逐渐回落到5%以下，“钱慌”危机开始缓解。之前心慌的人，不慌了；之前唱衰中国的人，住口了。
文摘2
房地产泡沫的“证据”
说房地产有泡沫，一般是说粉丝卖出鱼翅价，大家买不起，所以不买了，这就出现泡沫了；现在的情况是，别说鱼翅价，粉丝都卖出金丝的价格，大家还是一边说贵一边买，这种情况能叫泡沫吗？再加上，按说泡沫那是吹弹可破的，但这个泡沫论从2002年讲到现在，尤其是最近三年，尽管推出了号称“史上最严”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对这个“泡沫”又捶又打，都没能把它击破，世上有这么硬的泡沫吗？
一、新房灯不亮就是泡沫？
住房问题，从大的方面讲是牵涉到国计民生，小的方面来说，对老百姓的吃喝拉撒都有影响，大家是不会不关心的，而且几乎都到了“言必谈楼”，不谈仿佛不是地球人的地步了。
最近大家热烈议论的“克强经济学”，很少提及房地产，不过“很少提”不代表新一届政府在这方面的想法真的就很少。恰恰相反，彻底改革楼市体系，根除“买房难”问题，是新政的重要部分。然而，我们在分析、解剖中央房地产政策新思路之前，要首先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就是房地产到底有没有泡沫。
所谓房地产泡沫（Propertybubble），国外的解释说，房地产泡沫是一个周期性的全球或区域性不动产泡沫经济，表现为快速的房地产增值，最后价格到了相对收入或其他经济因素太高的一个位置。咱们中国对房地产泡沫的定义，则是指土地和房屋价格极高，与其使用价值不符。虽然账面上价值增长很高，但实际上很难卖出变现，形成一种表面上的虚假繁荣。
不知道读者读完这个中外名词解释后，是否感觉头晕、读不下去、越读越糊涂？如果会的话那就对了。这个房地产泡沫，说白了就是由于粉丝竟然卖出了鱼翅的价格，很多人都买不起了，因此不买了，所以就形成了泡沫。
不少专家、学者乃至普通民众，都很容易觉得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而且也相信这个泡沫很大，很快就会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有以下几个依据：
依据之一是新楼房“灯没有亮”，所以楼市有泡沫。以新楼房的灯有没有亮、亮得多不多来证明房地产市场有无泡沫，是个很有趣的办法，而且还有很多人采用。早在2002年，北京就有位著名的经济学教授，虽然他在位于北京四环的海淀区工作，但平时晚上总爱踩自行车到三环，去那里不是闲着无聊乱逛，而是去看三环的新楼房里的灯有多少没有亮。不看还好，一看竟然发现三环大多数新楼房都是黑灯瞎火的，这让忧国忧民的教授那个一步一惊心啊。
因此，这位教授得出了个结论：首都北京的新楼房都这样了，其他城市估计更严重，所以他断定中国的房地产已出现泡沫了，而且这个泡沫很大，很快就会破。
但事实是，随着经济逐步发展，现在不但北京三环的新楼房的灯亮了，就连六环新楼房的灯都非常明亮了――由于房子供不应求，不少在北京工作的民众都跑到河北买楼去了。
“北京三环灯不亮就是房地产泡沫”这一出戏落幕以后，读者千万别觉得事情就完了，过去几年的不举例子了，就在最近，鄂尔多斯、常州和营口，甚至是地处上海中心城区东北部的新江湾城，都由于出现类似灯不亮的问题，不但被称作“鬼城”，更引得不少人又跑出来大呼房地产泡沫要破灭了。
看到这，只会让人摸不着头脑：一个城市房子严重供不应求导致房价上涨，外界说是泡沫；另一个城市房子严重供大于求了，外界也说是泡沫。那么究竟供大于求的状况是泡沫呢，还是供不应求的状况是泡沫呢？
面对这些乱象，笔者只能回答说，除了一些别有意图的国际炒家，想通过唱空中国房地产市场而上下其手图利外，中国也确实有部分人天然有“恋泡沫情节”，不管什么都觉得有“泡沫”。这种情况下，就难怪我们天天都能在媒体看到大声疾呼“房地产泡沫”的了。
二、房价涨得快，还是收入涨得快？
“泡沫论”依据之二，根据国际标准，中国房价收入比率、租金与售价比率超标，因此有泡沫。按照欧美国家制定的国际标准，房价收入比率的合适水平为3至6倍，最高不宜超过7倍，一旦超过7倍即代表大部分居民无力买楼，该国或该地区就出现房地产泡沫了。至于月租金与售价比率，国际标准为1比200至300，超过这个标准则代表过多人买楼导致房价上涨过急，已经远远不是稳健投资了，因此出现了泡沫，带来了风险。
由于欧美国家都在采用这些标准，因此不少专家学者也跟着采用这些个数据来计算中国一城市的房价收入比率。北京人均年收入为65436元，以一家三口人计算，家庭年收入是19.6万元。以该家庭购买一个90平方米的单位来算，需要247万元，房价收入比超过12倍，意味这家人不吃不喝不消费，需要12年才能买房子，远远超过7倍。而租金与售价比率方面，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都超过1:400，均高于国际标准。因此，专家判断房地产存在很大的泡沫。
但是，这些学者的依据有些值得推敲之处，一方面，学者举的例子只集中在一线城市，范围不够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4565元，全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均价5430元每平米，房价收入比是6.63倍，仍未超过7倍这个国际标准。而且，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012年比1998年增长超过3.5倍；全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均价则由1854元每平米，上涨至5430元每平米，总涨幅只有1.93倍。可以看出，1998年至2012年期间，全国房价涨幅速度远低于全国人均收入的增幅，房地产市场泡沫之说，从何得出？
另一方面，不能将国际标准，尤其是欧美标准完全套在中国身上。在欧美国家，城市化程度都比较高，普遍超过70%；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级，只有50%出头，在城市化过程中需要消化大量的房子，这种情况下，能否将欧美的标准放在中国身上是值得商榷的。这情况就像一个老年人，如果每天多吃几块肥肉，怕消化不了确实容易出毛病，但一个年轻人如果多吃了几块肥肉、几碗饭，读者觉得他会患上高血压、高血脂和脂肪肝等病吗？
而且，说房地产有泡沫，一般是说粉丝卖出鱼翅价，大家买不起，所以不买了，这就出现泡沫了；现在的情况是，别说鱼翅价，粉丝都卖出金丝的价格，大家还是一边说贵一边买，这种情况能叫泡沫吗？再加上，按说泡沫那是吹弹可破的，但这个“泡沫论”从2002年讲到现在，尤其是最近三年，推出了号称“史上最严”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对这个“泡沫”又捶又打，都没能把它击破，世上有这么硬的泡沫吗？
此外，即使从经济学角度而言，房价是否存在泡沫也是值得探讨的。因为房价属于资产价格（资产转换成货币的比例，也就是一单位资产可以转换为多少货币），在经济学意义上，没有不含“泡沫”的资产价格，因为这个“泡沫”叫做虚拟价值。什么叫虚拟价值呢？简单来说，就是资产价格不是按形成这个资产需要花多少钱来决定的，而是按照这个资产能挣多少钱来决定的。例如，一亩肥地就比一亩薄地要贵，因同样面积的土地产出效率不同，但读者能说那亩肥地的售价就是泡沫吗？
因此，如果除去不明真相、人云亦云的民众，有“恋泡沫情结”的人，好心办坏事的学者，喜欢唱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国际炒家这些因素不谈，对于这届政府而言，中国房地产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市场、在蓬勃发展的市场，“泡沫”暂时还没有出现。但是，高房价的情况确实出现了，而且部分城市还比较严重，因此不少人将高房价等同于泡沫。
文摘3
什么是“克强指数”？
2013年5月8日，海关总署当天公布中国最新外贸数据，中国4月出口增长14.7%。由于数据出乎大家意料，引发了不少人士质疑其数据真伪。而“克强指数”给出了衡量真实经济运行情况，防止数据掺水的妙招。
一、“克强指数”看什么
所谓“克强指数”，并非出自李克强总理本人，而是2007年李克强还是辽宁省委书记时，会见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雷德时表示，他更喜欢通过三个指数来追踪经济动向：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以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
随后，李克强在2007年年底后上调中央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和花旗银行于2010年分别按李克强所指的工业用电量（所占权重40%）、银行新增贷款（所占权重35%）和铁路货运量（所占权重25%）这三项指数，编制“克强指数”。并以过去10年为例，将“克强指数”与政府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走势对照，发现两者趋势总体一致，但上下波动方面，前者表现比后者剧烈，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现实状况。指数推出后，受到摩根士丹利等国际机构认可，当然，中央领导层也是默认的。
看到这，或许有读者出现疑问，为何其用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这三个数据来衡量经济走向？道理很简单：其一，辽宁是制造业大省，三个数据更能反映制造业的情况；其二，这些数据可真正体现经济运行情况，不易掺假。
至于在“克强指数”中用电量所占权重最高的原因也很简单，什么时候企业会不用电、少用电？经济不好的时候！什么地方会少用电？经济不好的地方！什么人会少用电？经济不好的人！所以，用电量被视作经济运行的“风向标”，所占权重最高，这很容易理解吧。
二、“掺水”数据是怎么来的
2013年5月8日，海关总署当天公布中国最新外贸数据，中国4月出口增长14.7%。由于数据出乎大家意料，因此引发了不少人士质疑数据真伪。大家为何意外？这就像天气，在连续数日阴天下雨后，突然放晴，而且阳光非常灿烂，这就让人一时有点难以相信了。毕竟，天晴出太阳也要有个过程是不是，至少要等乌云散去吧。
而且，如果仔细看这个出口数据，当中还有不少值得推敲之处。一是政府公布的数据自相矛盾。政府此前公布的2013年4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降至50.6；当中最能反映出口表现的新出口订单指数，更由50.9跌至48.6。这些显示中国4月出口形势“阴雨连连”，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却“阳光灿烂”，这是说不通的。二是中国出口数据与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数字有差异。例如韩国的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4月，由中国进口的总额为50亿美元，较中国公布向其出口数据的77亿美元，少了近40%。
由此可见，中国4月出口数据含有不少水分，多到都快流出来了。那么，是谁大量灌水入这个数据呢？读者可以猜一猜。
猜不到也没关系，笔者来告诉你。给数据灌水的首先是一些地方官员。部分2013年初才换届新上任的地方官，在保经济稳步增长的“军令状”下，既要拉动经济增长、追求政绩，又要在出口乏力的情况下，不会因经济数据欠佳而给上级留下“不懂搞经济”的印象，于是通过数据蒙骗中央，以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增长指标。
其次是民企，尤其是从事进出口生意的民企。一方面，受环球宏观经济低迷、整体需求不振影响，不少民企为求生存，不惜铤而走险，在出口退税、增值税减免上动脑子。他们先是通过虚报出口贸易金额，以骗出口退税；再利用“假出口”的货物在香港、保税区等“境外一日游”后运返中国各地，假装进口货物申请增值税减免，以此骗取5%―17%之间的出口退税、减税额度。
再次，境外资金通过“货物空转”进行虚假贸易，将热钱借道香港，进入中国股市、楼市获利及投机人民币升值。因此，相较中国与欧美国家4月贸易总额增速约为12%，作为转口港的香港，与中国内地4月份贸易总额增速却达至55%，1―4月增幅更高逾73%。可见热钱从香港入境内地的蜂拥程度。
这般官民合力“发水”，中央自是难以坐视，不但要求国务院商务部严查，国家外汇管理局也颁布《关于加强外汇资金流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新规，严格监管虚假出口，以堵塞热钱大规模流入中国。从中也可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政府绝不打算容忍假数据，也知道该如何应对数据的造假。
看到这，相信读者大概了解“克强指数”的来龙去脉了。在这里笔者要教读者一个跟随总理思路读懂经济的窍门，那就是通过“克强指数”观察经济形势时，要以“全社会用电量”取代“工业用电量”，以“陆海空，铁路，公路总运输量”取代“铁路运输量”，以“人民币贷款+新增企业债券融资总量”取代“银行新增贷款”。
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中央政府要调结构，不能只关注与制造业有关的数据。
文摘4
城镇化之路：中国崛起之途
谁的心里话？
推动城镇化，既能够让农民真正当上城里人、改善农民贫困问题、缩短城乡贫富差距，又能够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以及追逐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梦。正如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表演《心里话》节目的孩子说的那样“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相信这不仅仅是孩子们的心里话，更是全国人民的心里话。
一、怎么变成“城里人”？
在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一个由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农民工子女表演的《心里话》诗朗诵节目，令晚会现场的观众眼含泪花，更深深地感动了坐在电视机前无数的你我他。
那晚，这群天真、可爱的孩子在舞台上满怀深情地说：
要问我是谁，过去，我总不愿回答，因为我怕，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我们的校舍简陋，还经常搬家；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瓦；我们的桌椅很旧，坐上去吱吱哑哑。但是我们作业工整，我们的成绩不差……
……要问我此刻最想说什么，我爱我的妈妈，我爱我的爸爸。因为，是妈妈把城市的马路越扫越宽；因为，是爸爸建起了新世纪的高楼大厦。作文课上，我们写下了这样的话，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打工子弟和城里的小朋友一样，都是中国的娃，更是祖国的花。
―――《心里话》节选
《心里话》这个节目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感动了全国，反映出农民工孩子求学的艰难，以及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不易。要让农民工及其子女能够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平等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条件，相信不但是全国人民，也是中央领导人“想说的话”。
因此，如果有一剂药方，不但可缩短城乡贫富差距、安定民心，带动中国经济转型、持续发展，同时又给市场带来投资机会，它会是什么呢？中国政府给出的答案是“城镇化”。
所谓城镇化，简而言之就是指农村里的农民转化成“城里人”的过程，也包括将已经在城里工作的农民工转化成城里人。当前全国13亿总人口中，只有4亿多城市人口，农民多达8亿，如何让至少4亿农民进城而免于坠入贫困，并安居乐业，“实现人的城镇化”？
除了要解决农村、农民等贫穷问题外，城镇化过程还有更深远的目的。一方面，政府希望通过城镇化过程，推进中国尽早完成现代化、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中国当前还属于发展中国家，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城镇化率比较低。按照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标准，城镇化率是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个很重要、很清晰的界限。
虽然中国当前城镇化率为52.5％，也就是说有超过五成二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但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化率仅仅约35％，主要是因为城市里还有已在城市就业、居住的2亿多名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仍然还没有实现“市民化”，中国当前的城镇化水平，不但低于发达国家接近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一些与中国发展阶段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左右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
表7-1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及金砖四国城镇化率
国家
城镇化率
新加坡
100%
英国
超过90%
澳大利亚
超过89%
巴西
超过86%
美国
超过82%
韩国
超过81%
中国台湾
超过78%
德国
超过74%
俄罗斯
超过73%
日本
超过66%
中国
超过52%
印度
超过29%
数据来源：《世界各国纪实年鉴》及各国统计数据。
从数据看，中国当前的城镇化率，才仅仅相当于美国19世纪的水平。中国要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加快城镇化步伐。对此中央政府出台了一个关于中国未来城镇化率目标的规划，就是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可达至70％甚至80％的发达国家水平。也就是未来17年，至少要将城镇率提高18个百分点以上，即每年起码要提高1个百分点。由于中国有13亿人口，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1300万农民转为城里人。
二、“村里人”变“城里人”的内需潜力
众所周知，由于环球经济复苏乏力，欧美经济持续下滑，导致欧美国家需求不断下降，如果像以往那样，继续通过出口推动经济，对中国而言已不再是个好选项。依靠外边（外需）已经靠不住了，那就在自己身上下工夫（提高内需），就像咱们中国人常说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城镇化过程中，将有数亿名农民转换成城市人，这意味着消费规模的巨大升级。由于消费是拉动经济向前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增长了，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也将大增。据了解，当前中国城市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民的3.1倍，人均消费亦是农民的约3.1倍，因此如果农民成为城市人，那这数亿人的收入和消费至少将扩大到3倍以上。按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当前中国个人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1.8％，而美国个人消费对GDP增幅贡献率逾70％。
另一方面，从供给角度而言，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将向城镇转移，这意味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以提升。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劳动生产率相比发达国家严重滞后，中国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8.3％，日本的9.09％，甚至不如印度。由此可见，中国劳动生产率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是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因此，从需求角度讲，城镇化有利于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从供给角度讲，城镇化有利于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
此外，城镇化过程还可以极大地促进投资增长，由于投资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另一驾马车，因此，投资越往上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根据官方估算的数据，如果要将一个农村人口移入城市，地方政府要在道路、房屋、医疗、教育等基建及生活设施方面投资30万元。因此，如果按照中央的目标，城镇化率每年要提高1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有1300万农民转为城里人，那就每年需要投资4万亿元，即相当于2012年全国经济总量的10%，能够极大提高经济增速。
推动城镇化，既能够让农民真正当上城里人、改善农民贫困问题、缩短城乡贫富差距，又能够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以及追逐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梦。正如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表演《心里话》节目的孩子说的那样“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相信这不仅仅是孩子们的心里话，更是全国人民的心里话。
李克强的城镇化研究与实践
笔者为了进一步了解新一届政府的城镇化政策，曾在2013年初与李克强总理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同学孟晓苏先生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向孟先生请教李克强为何读研究生时就开始研究城镇化。原来，李克强从读书到从政这20多年以来，一直都在琢磨城镇化，实践城镇化。
一、李克强的毕业论文谈什么
早在20多年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还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时，就已经在研究城镇化问题了。
笔者在写这本书之前，曾在2013年初与李克强在北京大学时的同学孟晓苏先生（前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秘书、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理事长）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当时笔者向孟先生请教李克强读研究生时的情况。如果读者也想知道，那以下这段文字可要记得多看几遍，里面有不少独家首度披露的信息哦！
孟先生当时告诉笔者：“李克强在35岁的时候（时间为1990年，李克强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北京大学修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导师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萧灼基），萧灼基教授曾问他指导的几名学生，你们谁来写这样的一篇文章，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WilliamLewis）的二元结构说（发展中国家必然是发达城市和落后农村并存的二元结构）？李克强听完说，‘我来写吧，我有农村工作的经验。’”
就这样，曾在安徽凤阳县有过5年农村工作经验的李克强，将他的毕业论文题目定为《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研究主要方向就是与城镇化发展相关。在论文中李克强分析道，农村居民的现代化，在于因势利导，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交通运输等设施的建设，逐步发展为中小城市。
紧接着，李克强继续在北京大学读博士，又师从经济学家厉以宁。他的博士论文是《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论文的核心观点，主要说明中国不能从二元经济结构直接转向一元经济，必须经过三元经济化道路，中国经济才能有结构转换。而结构转换的根本问题，在于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现代化。
可能不少读者没有看过这篇论文。但是笔者要告诉你们，这篇论文反响巨大，曾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三期，更获得了1996年度（第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在下文中笔者要多介绍一下这篇文章，让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李克强的城镇化思路。
这篇论文首先是分析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即是现代化工业和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得不到有效转移，二元经济迟迟不能转化为工业和农业均衡融合的一元经济。论文认为，中国不能从二元结构直接进入一元结构，而须经历三元结构的过渡阶段，即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
这段话的意思是，农民要成为城里人，或农村要发展成城市，不是一觉睡醒就可以跑步进入，需要有个过渡阶段，而这个阶段就是要先发展农业、工业和知识型经济，把这些搞好了，有准备了，有基础了，才能水到渠成。
论文中探讨城镇化发展问题，提出促进中国经济结构演化的一些对策。文章认为，三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是现实的需要，但最终还是要转变为一元结构；而结构转换的根本问题在于占中国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现代化。城市化的实现可以看做是三元结构转换成一元结构的最终标志。
所以，论文指出，要根据农村工业部门趋向集中分布的产业特点，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逐步发展中小城市，并使已进入农村工业部门的农村人口继续向现存城市转移；而要促成这种发展，就必须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社会体制，使户口政策随之松动。同时，必须调整工农业产品的价格，解决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过低问题，逐步实现工农业基本产品的等价交换。文中还指出，考虑到提高农产品价格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和政府财政压力，可以不一次性取消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而是使之不断缩小。国家也应该增加农业的投入，来补偿农民的利益损失。
在论文结尾处，强调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合理分工、平等竞争的新协调机制，只有这样三元结构才能向一元结构顺利转换。
二、李克强的城镇化实践
以上是以学者的角度去探讨推行城镇化的问题，那是否意味着只是“纸上谈兵”呢？
当然不是，事实上，李克强从政以来其城镇化思路持续延伸。1998年到河南工作后，尤其是李克强于2003年担任河南省省委书记期间，他曾针对河南中心城市规模小、水平低的问题，提出加快城镇化发展是农业大省跨越发展的必由之路，把城镇化作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他强调实现城镇化加速发展，不能搞平均主义，要走不平衡战略，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中心城市，以中原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镇化。
在他的力推下，“中心城市带动战略”，“中原崛起”的构想付诸实践。这为后来国家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镇化提供了示范标本。
此后李克强在2004年至2008年担任辽宁省省委书记期间，由于辽宁国企面临很多困难，大量工人下岗，很多人生活在简陋危险的“棚户”里。李克强认为住房问题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人们拥有适当的住房则是城镇化重要标志，因此他开始推动老工业基地的棚户区改造工程，改造这些在城市中质量极差、卫生脏乱的区域及城中村，面积达2910万平方米。此外，在棚户区改造中辽宁省也坚持以人为本，努力让棚户区改造与促进就业、再就业相结合，让棚改居民既安居又乐业。强调“城镇化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的李克强，为推进城镇化提供了又一个模板。
2008年3月之后，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全国这个更大范围内继续他的城镇化之梦。
如2009年12月，正值环球金融海啸来袭，李克强在广东考察时指出，“要把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国内需求和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抓手”。2010年6月，李克强在上海会见“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专题培训班全体学员时表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促进发展最大的潜力也在城镇化”。2011年12月，他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强调，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富余劳动力，城镇化蕴涵的内需潜力巨大。
2012年9月，李克强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座谈会上说，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基本问题，是一个大战略、大问题，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同年11月，李克强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也向对方提到城镇化的问题，表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差距量大面广，但差距就是潜力，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
在李克强一系列研究、实践后，他在全国推行“城镇化之梦”开始实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12年12月召开会议定调2013经济工作时，城镇化被当做2013年经济工作重点之一。会议称，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会议内容已经显示，李克强的城镇化思路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的确认，从此成为了国策。
可以说，李克强从读书到从政这20多年以来，一直都在琢磨城镇化，实践城镇化。当一件事，琢磨了20多年，研究了20多年，实践了20多年，如果都不能叫深思熟虑、了然于胸的话，那真不知道什么叫了然于胸。
当然，或有读者认为把城镇化政策当做能医百病的良药、神化了城镇化的作用，到底城镇化有没有被神化呢？这就是下一节要讲的内容了。
城镇化被神化了？
在这名为“城镇化”的药瓶包装盒上，已经注明了城镇化的主要药效；而且，在药品附带的说明书上，对药效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明。外界只有了解、明白了城镇化的“药效”，才知道吃了这种叫“软、聚、丰、变”的药之后，就只能治四种主要的病，绝对不是包治百病，因此，无须神化该药。而且，这种药片通过改进之后，也不会带来高房价的副作用。这种情况下，读者还会觉得城镇化＝地产化，城镇化＝高房价吗？
中外各界，尤其是外国舆论对城镇化进行了天量的解读。这解读来解读去的，就容易夸大甚至神化了城镇化的“功效”；与此同时，部分不了解城镇化精髓的人，则认为城镇化将带来副作用，忧虑城镇化实际就是一个批裹上新外衣的拆城、造城运动，将导致房价进一步上涨。
其实在这名为“城镇化”的药瓶包装盒上，已经注明了城镇化的主要疗效：“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完善体制机制为保障。”
一、所谓“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就是现在媒体里经常在强调的“人的城镇化”。要把农民转化成城里人，这包括把在城里工作的民工转化成真正的城市居民。农民和民工以后来到城市，将会得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待遇。
如果说拆旧楼建新楼、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大量土地开发是“硬转身”的话，那么让农民进城，进城后安置好农民，让他们成为真正城里人，就是“软转身”。由此看出，此次城镇化其中一个主要药效是试图让“硬”变“软”。
就如本章一开头所说的农民工的孩子们，怎么让他们顺利在城里上学？怎么让进城农民方便地看病？怎么让他们的保险、养老服务不因为他们进城、换工作而中断？这都是新型城镇化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所谓“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就是城镇化不能再小打小闹，不能再百花齐放，各搞各的，而是要继续提高、优化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区这三大城市群的发展水准，以发挥它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支持作用。此外还要在中国的中西部、东北地区，在发展条件较好、人口聚集较多、生态承受能力较强的区域，如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再建设数个以特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
其实这内容早在2012年年底已提前预报了。当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中共十八大闭幕后首次离京调研，就选择在江西九江市召开座谈会。会上主要讨论关于推进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这其实已透露出“城市群”将成为中国城镇化的战略布局思路。其后，在2013年3月全国两会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份，积极呼吁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重庆代表团更全团提议将“成渝城市群”建设为中国第四城市群。
从中可见，城市群将成为中国这轮城镇化建设的优先政策选项，中国城市群的“第四增长极”乃至“第五增长极”将呼之欲出。由此看出，城镇化另一个主要药效是让“散”变“聚”。
三、所谓“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就是有数亿农民以后要进城了，进城后总得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吧？尤其是城镇化规划涉及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因此，就要考虑增强城市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尤其是每年的春运对交通运输量要求很大，如果这些农民进城后，要回家过年，当前的交通运输量是不能应付需求的。
因此，国家未来将会强化综合交通运输网络，重点建设、发展42个综合交通枢纽，除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4个直辖市和27个省会城市外，大连、秦皇岛、唐山、青岛、连云港、徐州、宁波、厦门、深圳、湛江、大同等城市的交通枢纽也要发展、提高。由此看出，城镇化第三个主要药效是让“缺”变“丰”。
四、所谓“以完善体制机制为保障”，就是要推行城镇化就要改变现状，要改变现状就会触动固有利益，触动固有利益就会带来强大阻力，强大阻力就会影响城镇化推行。因此，必须改革和完善当前的体制。
这就如李克强总理2013年3月在首次总理记者招待会上说的那样：“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能和韧性。”只有如此，才能减少阻力，让城镇化更顺利推行。由此看出，城镇化最后一个主要药效是让“固”改为“变”。
因此，外界只有了解、明白了城镇化的药效，才知道吃了这种叫“软、聚、丰、变”的药之后，其实就只能治四种主要的病，但绝对不是百病，因此，无须神化该药。
另外要强调的是，这种药片通过改进之后，并不会带来高房价的副作用。
过去有非官方研究机构分析显示，中国城镇化率每上升1%，房价就会上涨2.4%，这让不少人担忧城镇化＝地产化。但是，中央领导层其实早已经多次发出了这轮城镇化肯定不是新一轮的投资大跃进和房地产大跃进的信号，只是不少外界人士听不懂，或者假装听不到而已。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1月15日前往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公开向外指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
言下之意，就是这轮城镇化将是内涵式的扩张，而非之前那种土地城镇化远快过人口城镇化的造新城、大投资、大圈地的路径，也反对强制逼迫农民上楼――这次2013年中央的“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不鼓励修建农民的集中居住点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这种情况下，读者还会觉得城镇化＝地产化、城镇化＝高房价吗？
当然，如果要说城镇化这种良药真的是无懈可击，那也未必，只要是药，就有一些不足之处。那么，城镇化的不足之处是什么？中央政府有没有办法应对呢？下一节就告诉你答案。
附：新型城镇化规划的主要内容：
1．规划核心思路是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柱、以完善体制机制为保障。
2．规划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逾180个地级以上城市和逾1万个城镇的建设。
3．规划目标是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可达至70％―80％的发达国家水平。
4．要实现进城民工“市民化”，解决2亿多名民工及其家属的户籍问题。
5．加强发展交通运输网络，重点建设42个综合交通枢纽。
6．继续优化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三大城市群的发展。
7．发展中国城市群的“第四极”，新建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等城市群。
文摘5
“安倍经济学”的不归路
无论安倍晋三的歌喉如何，总有捧场的人，这些捧场的，把安倍的歌喉赞成一朵花了，花的名字就叫那个“安倍经济学”。
而像笔者这种不懂得欣赏的人，根本不觉得那是一朵花，就算是花，那也是烟花，只有刹那的光辉，有人不信吧？
一、安倍真的让日本经济重回增长了吗？
中国的经济在发展路途中，另有一个不能回避的国家，那就是日本。
首先，在经贸上中国已经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日本也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12年中日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额的9.4%，占日本贸易总额的20.6%。其次，在国债上，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对日本国债的持有量达到20.5万亿日元，高于2011年年底的约18万亿日元，连续三年成为日本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此外，在对华投资上，日本也是最大的对华投资国，2012年日本对华投资73.8亿美元，分别高于欧盟、美国的61.1亿美元、31.3亿美元。
笔者列举这些数据是想让读者明白，日本的政局、经济情况，可以影响中国的外贸乃至经济发展。那么，日本当前和未来的政局、经济情况又是怎样呢？中国应当怎样预估“安倍经济学”的影响呢？这就是本节笔者想要告诉读者的内容。
2012年12月再度出任日本首相的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他所带领的自民党在2013年7月日本参议院改选上获得胜利。看起来只要盟友公明党不选择倒戈，理论上未来3年，安倍应该可以稳坐首相宝座，任由他在经济方面大展拳脚。不过实际上，安倍晋三面对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日本在20世纪对全球有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卡拉OK，让大家可以一展歌喉，你方唱完我登场。日本的政坛也是如此，首相换人那个快啊，走马灯似的。所以，日本政坛也被揶揄作“卡拉OK政治”：管你歌唱得怎么样，唱完了换别人唱，除非你是麦霸，那就可以一直唱到你不想唱为止。
去年12月再度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他就想当这个“麦霸”，所以他刚拿上麦克风，就连唱了三首歌：“大印钞票推弱日元”、“大增政府开支”以及刚谱完曲填完词的“经济增长战略（经济改革）”。无论安倍的歌喉如何，总有捧场的人，这些捧场的，把安倍的歌喉赞成一朵花了，花的名字就叫那个“安倍经济学”。
而像笔者这种不懂得欣赏的人，根本不觉得那是一朵花，就算是花，那也是烟花，只有刹那的光辉，有人不信吧？笔者解释解释。
先说那个“经济增长战略（经济改革）”吧。要承认的是，安倍这个经济改革的措施，例如吸引外来人才、外来资金、成立特区招外企等，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能贯彻下去，用咱们中国惯用的话讲，“那个前途啊，是非常光明的”。
但是，后面还有一句，那就是“道路啊，也是非常曲折的”。原因无他，一是安倍有无足够力量推动这个改革成疑。要改革必会触动既得利益，阻力并不小，尤其是对经济结构的改革，遭遇阻力最大的是其内部，自民党内部对这个改革出现了不少其他的声音。连当年挟高民望在位五年多的前首相小泉纯一郎，要推行经济改革都是无疾而终，安倍有没有更强魄力与手腕来推改革，让人不能不怀疑。
二是安倍能否真的当“麦霸”，有足够时间来推改革呢？日本过去7年换了7任首相，如安倍在2006年曾任首相，但10个月后就黯然下台了。明年今日的安倍是否仍在位，真的很难预料啊。安倍所领导的自民党2013年7月在日本参议院改选的大胜，表面上是经济终有起色，首季GDP年化率增长3.5%（安倍去年12月才上任，首季经济增长加速很难说是他的功劳，只能说他好运），连同当地股市2013年大升逾4成，成功制造民间也感受到的财富效应。
然而，实际原因却是最大对手民主党的不济。过去几年执政期间民主党早已失分太多，而且反映出这个多年来最大的在野党缺乏执政能力，未选已先输，也让当地两党轮替的政治局势告终。其他的党派势力则未成气候，令选民在挑无可挑的情况下，不得不将票投向曾令国家强大的自民党。
读者可以看到，尽管这次大选的多项议题均与民生息息相关，包括经济、重启核电厂、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等，但投票率反而大跌5个百分点直到52.6%的20年低位，反映出不少选民认为自己没有选择，宁愿不去投票。
另一方面，自民党实际得票率只为全国符合选民资格的1/4，如果扣除估计的原有全国1/6的“铁票”，意味这个看似强势的执政党，只争取到6至7个百分点的游离选民支持，实是一大警号；而且，安倍内阁的支持率越来越低，根据日本时事社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即使在东京申办2020年奥运会成功的利好消息刺激下，安倍内阁2013年9月的支持率也只为61.3%，不支持率为17.9%，仍少于2013年6月的68%。
此外，民调显示，表示不支持安倍内阁的人里有7.7%认为无法期待安倍内阁；有6.1%的人认为“政策不行”；有5.6%的人认为“无法信赖首相”。
加上自民党所主张的重启核电站、提高消费税、修宪及建立国防军等议题，从中长期来看都是民众难以接受的内容。日本选民其实不是对有关政策没有警惕感，只是对经济复苏的迫切要求压过了警惕情绪而已，因此暂时没有提出反对。然而，如果安倍短期内无法继续让国民切身感到经济复苏，肯定会招致强烈批评，要求他下台的呼声，恐怕不会少于之前的菅直人或野田佳彦。
然而所谓“经济复苏”的美好愿望，已经开始褪色了――日本公布的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已经回落至2.6%，增幅远低于市场预期的3.6%及第一季的数据。因此，安倍可以一展拳脚的时间恐怕没想象的那么多，遑论可完成尚余3年多的任期？
二、弱日元和加大政府开支做得到吗？
说完“安倍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战略（经济改革）”，笔者再说说“大印钞票推弱日元”和“大增政府开支”这两首歌。
如果大家留意日本股市，会发现日经指数过去30年，由38000点跌至8000点，之后靠安倍的“大印钞票推弱日元”政策，通过日元的大幅贬值，令该指数一度由8000点上升到15000点，但最近又跌至12600点左右。与此同时，美元兑日元也已重返100之内，而且更已临近94关口了。这反映安倍“大印钞票推弱日元”的美梦，可能会成为“黄粱一梦”。
为什么说安倍会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日本“东施效颦”注定要失败？人家美国大印钞票推弱美元政策，那是因为美国是全球的“拳霸”、“麦霸”，而且美元更是全球的储备货币，世界和平时要美元，天下大乱时更要美元。日元不可能有这样的实力与地位。
至于原因之二，即使你日本想东施效颦，欧美还不乐意。在2013年初莫斯科召开的G20会议上，欧美国家对日本大印钞票采取默许的态度，因为欧美自己都在印，怎么好意思叫日本别印呢？但是，从年中开始，情况开始改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3年5月底说话了，他们是用这种语气说的：那个日本政府最近为抗击通货紧缩而做出的努力是值得表扬的，但是，这种努力对日元的汇率也产生了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啊，日元汇率已经略微低于中期标准所应对的水平啦，希望日本政府要注意。
上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只想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日元贬值已经够了，你们日本政府不要再印钞票贬值了，要不俺们可要翻脸啦。由欧洲人操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次跑出来警告日本，主要是由于日本这大印钞票法，导致日元大幅贬值，欧元兑日元已经升了20%，导致欧洲出口每况愈下，拖累欧洲经济的复苏。这个时候，欧洲人不“告诫”一下日本才怪呢。
与此同时，日元的贬值，也导致美国通用、福特等汽车工业难与日货竞争。相信这些巨头应该曾跑去找美国总统奥巴马那儿告状了，奥巴马肯定也敲打了安倍一番。
而在欧美这样敲打下，日本大印钞票之路将障碍重重，而已经负债991万亿日元的安倍政府，又有多少钱来“大增政府开支”呢？
事实上，由于日元汇价之前的大跌，已经严重损害市场的信心了。日本国内金融机构和俗称“渡边太太”（日本家庭主妇）的小投资者们，由于不甘心手中的日元白白贬值，不断卖出日元、日本国债，转而投向海外市场。连日本财务省自己都承认了：日本投资者已连续两周净买入5143亿日元的海外债券。
如果日本国民这种抛弃日本国债的情况持续，那安倍政府可能面临下台的危机。什么？你觉得没这么严重？那我告诉你严重性在哪。
现在日本国债有超过80%是由日本国内金融机构和国民持有的，由于日本国债最近被抛售，日本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已由2013年4月初的0.44%，升至7月的约1%。其后虽略有回落，但直到当年9月仍在0.8%高位左右徘徊。日本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在不到半年内，曾一度飙升了将近0.56%。这个0.56%是什么概念呢？上文说到，日本政府现在的负债是991万亿日元，而债息每升0.1%，政府每年利息开支将增近1万亿日元；如果升1%，则会暴增至10万亿日元。日本现在每年的财政收入才40万亿日元，光付债息都已经够日本政府难受了，而万一还不起债的话，日债危机随时爆发。
加上，由于日本国内金融机构如银行也持有大量日债，债息每升1%，日本银行业就会出现6.6万亿日元的账面亏损，如果银行这样持续亏损下去，后果就是……相信大家没有忘记因美国雷曼兄弟倒闭而导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的教训吧？
安倍施政最艰难的日子，现在才开始，而回头却是不可能了。
因此，“安倍经济学”这种大印钞票支撑经济的方式，对日本经济有短期的刺激作用，但药效难以维持长久；而且，日本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也将严重拖累日本的经济发展，这些问题将在下一节详细介绍。
英语拦住日本逃过环球金融危机？
日本官员不重视英语，日本大学和民众也大多如此，日本高等学府的英语考题，竟会用日语说明答题规则。很多去过日本首都东京旅游的游客也惊讶地发现，当地很多服务人员竟然不懂基本的英语对话；而相比其他国家，日本学生到国外留学的人数也不多。
日本对英语的不重视，以及日本社会的逐渐封闭，导致未能紧跟最新科技，了解世界最新发展趋势，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日益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
一、日本怎么开始“闭关锁国”？
正当中国孩子都在努力学习英语，以便进一步接触世界时，日本却以英语差为荣。日本副首相兼财政大臣麻生太郎2013年6月曾在一个研讨会大放厥词，称日本银行业之所以能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基本未受损失，主要是日本银行业对这些复杂的金融产品不感兴趣；而不感兴趣的主要原因，不是日本银行业状况良好，而是日本银行的管理者们几乎不懂英语，因此才没购买复杂的金融产品。
关于日本人英语烂，流传着不少“段子”。其中有一个是说某日本外交官到访美国，奥巴马要接见他。但这个外交官却非常奇葩，英语基本会话都不懂。无奈之下，大使的随从只好临时教他几句，让他在见奥巴马时作应急之用：
一会你和奥巴马握手时要对他说：“Howareyou?”（你好吗？）
奥巴马会回答你：“Iamfine,thankyou.Andyou？”（谢谢，我很好，你呢？）
你就回答：“Metoo.”（我也是。）
接下来的对话就由翻译全权负责了。这个外交官由于英语奇差，因此还郑重其事地把两句对话背了老半天，但当他见奥巴马时，还是闹了笑话。由于紧张，他误把“Howareyou?”（你好吗？）说成“Whoareyou？”（你是谁？）
这可把奥巴马逗乐了，你小子竟然不知道我是谁，就来见我？他随即又想起日本人向来英语差，于是也释然了，而且还用了美国人的幽默笑着回答说：“IamMichelle’shusband,ha-ha.”（我是米歇尔的丈夫，哈哈。）
日本外交官马上回答：“Metoo.Ha-ha.”（我也是，哈哈。）
段子归段子，但这也显示出日本官方不重视英语已是众所周知。日本大学和民众也大多如此，如日本的大学英语考题，竟用日语说明答题规则；日本有个学习英语的电视节目，出席嘉宾将“OnFoot”这个连中国小学生也懂的英语说成日式英语的“ByWalk”。很多去过日本首都东京旅游的游客或许也惊讶地发现，当地很多服务人员竟然不懂基本的英语对话。与经济、文化都相近的亚洲国家相比，日本学生到国外留学的人数也不多。
英语作为世界第一大国际通用语言，是学习高新技术的基本工具和全球化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全球有超过80%的科学论文是以英语写作，要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懂得英语必不可少；在互联网上,60%以上的信息都是用英语发布，英语成为各国观察和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工具；同时，英语水平与人均出口额、人均收入和服务经济等皆是正相关系，说明英语对以出口为主的经济是极其重要的。
日本对英语的不重视，以及日本社会的逐渐封闭，虽然能“有幸”逃过环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长期而言，由于未能紧跟最新科技，了解世界最新发展趋势，由此带来了严重后果，影响日本经济的长远发展。例如，过去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日本的成功主要依靠模仿，欧美国家一有什么科技成果，日本就偷偷学来进行模仿，之后再进行改良，以创造卖点。日本人通过这种“窃书不算偷”或者“偷了就偷了你能把我怎样”的方式，大量改良欧美国家产品，促进了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腾飞。日本由此自高自大起来，渐渐也开始关起门封闭起来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单纯模仿的招数不好使了。在信息时代，高新技术新产品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日本人已不像过去那样，有足够的时间将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产品偷过来进行模仿、改良。就算学过来等推出产品也早已经过时了，就像美国的智能手机IPHONE那样，每年换一代都未必可以完全适应市场的变化，都要面对韩国三星智能手机的挑战和竞争，日本光靠模仿完全跟不上步伐，只有自己创新才能赶上，但日本过去的封闭已导致创造性土壤的缺乏。
二、日本文化怎么了？
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封闭没创新这么简单。日本政治不稳定，每个首相只在位一年半载，安倍、福田、麻生、鸠山、菅直人、野田佳彦走马灯似的上台又下台。现在安倍又“二进宫”重新做首相，麻生做副首相，这不但让经济政策难以有长远规划，也导致外国政府、企业缺乏与日本政府合作、投资日本的信心，从而影响日本经济发展。
导致日本过去20年经济的停滞，还包括以下两大原因：
其一，日本年轻人普遍缺乏理想和希望。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鼎盛时期，日本企业一般都是实行终身聘用制，一位职员会一辈子为一家公司效力。民众在有稳定工作的情况下，一方面有理想去打拼，同时消费也会比较稳定，可以带来内需平稳增长。
但到了现在，由于经济的停滞，日本公司的情况变成“终身不聘用”。公司在需要人的时候，就招来一些临时工干活，干完活了不再需要时就立即炒人。日本公司为减轻成本完全不承担福利和各种责任，导致日本年轻人的工作“有今天没明天”。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什么理想、希望之类的，就连收入也不稳定，导致不敢随意花钱，甚至不得不做“啃老族”。
看到已经出来工作的哥哥姐姐们大多陷入这种只能当临时工的状态后，那些还在学校或者即将到社会工作的弟弟妹妹们，也顿时没有动力描绘未来了，因此，导致日本近年出现了“尼特族”（NEET），指的是年轻人non-education,non-employment,non-training，也就是既没有在读书，也没有在工作的无所事事状态，而且这个人群有继续蔓延、扩大的趋势。
由于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看不到前景，日本很多年轻人也不敢结婚。结婚与否不只是个人的问题，也会影响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一方面，不成家生儿育女，日本老龄化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日本未来就没有足够劳动力去支撑经济发展，政府的负担越来越重。对于这一点，日本政府开始急了。日本副首相兼财政大臣麻生太郎还因为太着急了，在2013年1月出席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民会议时，针对老年患者的高额医疗费问题公开说了一些奇怪的话：“想死的人还让他们活着，想想用政府的钱来支付（高额医疗费），这些人应该心虚。希望他们能够快一点死，不这样考虑的话问题无法解决。”这么一句“老不死”，自然引起了日本乃至国际人权组织、老人福利机构的强烈抗议和指责。
虽然麻生太郎的话非常奇葩，但足以看出老龄化给日本带来的严重压力。
另一方面，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先有自己的家才有国家，没有家的年轻人，自然会对国家的归属感和依附感减弱，各种“无节操无下限”的社会现象也会越来越多。这大概是日本政府未来需要头痛的另一问题了。如果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没有理想，也不敢有理想，对于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笔者不用多讲相信读者也会明白。
其二，日本的文化体系出现问题。日本社会看起来很团结、有序，例如在2011年发生大地震时，日本人即使逃亡，都是仍然有序排队，街头没有垃圾，大家团结一起救灾和互救。这的确是好的一面，但如果我们看事情的另一面：日本团结、有序的代价是整个社会讲究论资排辈，而且也排斥异类。
一个社会如果讲求论资排辈，那么反正不管干得好坏、多做与少做，只要时候到了，自然会升职加薪，那又何必太努力工作让自己辛苦呢？渐渐的，整个社会的年轻人都会缺乏上进心。
即使日本青年有上进心，寻求突破，往往也缺乏生存土壤。最著名的例子就是2006年日本炙手可热的IT新贵堀江贵文。他的迅速崛起和受挫，充分证明打破传统、寻求突破，在日本当前的经济环境中风险极大。
在日本人的传统观念中，年轻人应该“学而优则仕”：读日本东京大学，通过政府考试当公务员，之后逐步晋升，治理国家，才是正途。堀江贵文虽然考上了东京大学，但却中途退学，创立了一个网络公司，而且不到10年公司上市，年销售额108亿日元（1亿美元），总资产高达585亿日元（5.6亿美元），很有全球首富比尔・盖茨的影子。
意气风发的堀江贵文在2004年试图买下大阪近铁猛牛棒球队，还动用外资对富士电视台发动并购战，虽最后未成功收购，但这种新式资本玩家的做法却极大地冲击了保守的日本企业界，得罪了日本传统的大财团和官僚集团，也颠覆了日本民众的传统观念。很快堀江贵文被指在一宗收购中涉嫌交易欺诈，触犯证券法被捕入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