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梁山伯与祝英台 父亲与秦腔

“刘延昌哭得泪汪汪”

“王朝马汉一声吼”

“家住陕西韩城县”

每每听到这些耳熟能详,激越昂扬的大秦腔,我就想起了长眠地下的老父亲。

父亲生于1919年,他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大地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是秦腔如火如荼蓬勃燃烧的年代。这样的年代,造就了他一生的秦腔情缘。

秦腔梁山伯与祝英台 父亲与秦腔

自我记事时候起,我就知道他能唱完五十年代流行于三秦大地的《梁秋燕》全本,对秦腔名剧诸如《火焰驹》《铡美案》《三滴血》《赵氏孤儿》等万般痴迷。对肖若兰、陈妙华、任哲中等著名秦腔艺人的表演风格了如指掌。平时听一段秦腔,就能知道这是哪一流派。以前陕西电视台每周三晚上黄金时段的《秦之声》栏目,简直成了父亲最丰盛的晚宴。而最拿手的还是体现陕西人粗犷憨厚的老生和大净两种角色。他唱秦腔最大的特点是入迷动听,不管在何时何地唱秦腔,总是细心揣摩角色,力图把秦腔的朴实、粗犷、深刻、细腻演唱到位。所以,今天我回想父亲一生没有走近秦腔剧团,深为他的人生遗憾。(文章阅读网:www.www.AihuAu.com.net )

听母亲讲,父亲年轻的时候,那才叫戏迷呢。白天一有空,就抄戏本子,吼唱段,有一次竟然偷了家里唯一一只木碗,拔了一些马尾鬃,自制了一把粗糙的二胡,晚上坐在村东头的大槐树下,自拉自唱,引来了一大群秦腔爱好者。让奶奶为这只木碗心疼了好几天,并发誓要砸了这把二胡。当然,奶奶总是不会得手的,父亲对二胡的爱,胜过对自己生命的爱。

母亲曾向我们讲了这么一件事情。那年月,闹抗战。灞桥乡党孔崇洲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桥梓口村。毛泽东的亲家), 回灞桥征兵,血气方刚的父亲在“四万万四千万同胞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毅然决然的跟着村上一帮小伙子,瞒着爷爷奶奶报了名。出发那天,他们聚集在灞桥街头,精神抖擞的唱起了刚刚学会的《大刀进行曲》,那昂扬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句刚刚唱完,父亲便把后面的歌词唱成了秦腔曲调,引得新兵们跟着他的曲调唱开了。顿时,一部《大刀进行曲》变成了万民合唱的秦腔进行曲。这时,有人发现父亲手里还拿了一把粗糙的二胡 -- ―― - 那把让奶娘恨之入骨的二胡,便对着父亲指指画画。父亲依然昂着头,面对大家的窃窃私语,丝毫没有羞怯,或者说,压根就没有有觉察到,而是虔诚而认真地将这首歌曲用秦腔的腔调唱完了。父亲的这个笑话,让过门不久的母亲羞愧万分,以至于好几天都没有勇气走出家门。

民国三十四年秋,抗战结束了。父亲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光荣的复原了。应该说,父亲是幸运的。我们村和他一起当兵的一共有四个人,其他三个都为抗战捐躯了,只有他命大,活着回来了。他带回来的唯一礼物就是一条产自长崎的日本军毯。那把心爱的二胡,也在炮火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以后的岁月里,父亲的秦腔,伴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和着共和国的蛩音,从未间断。大跃进中,他得意的哼着秦腔,牵着家里的三头牛,在我们村,第一个融入了这股声势浩大的政治洪流。文革中,有人说他是叛徒(那条军毯就是证据)。他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度日,秦腔派遣了他内心的委屈,让他挺了过来。八十年代初,许多被政治错误处理的抗战老兵,三番五次找民政部门,终于落实了政策,每月还有几十元补助。而父亲却任母亲再三鼓动,硬是无动于衷。父亲却除了干活,还是一如既往地听秦腔,唱秦腔。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气得母亲除了大骂父亲窝囊,再无他法。我也无法理解父亲,每每想起当时的父亲,我就想起了鲁迅先生评价中国农民所用的句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父亲一生不苟言笑,很少跟我谈他的生活经历。倒是小的时候,家里每每淘粮食时,当我看到母亲抖开那条日本军毯,便产生了罪恶感,恨不得把它烧掉。有一次我在和父亲谈起烧掉这条毯子时,父亲生气了,一句话都没有说,随之落下了眼泪,这才跟我讲起了这条军毯的传奇经历。

年,父亲所在的由陕西乡党组成的某部参加了著名的中条山战役。一连几天的战斗,他们旅打退了鬼子一次又一次的冲锋,炊事员挑着饭来到阵地。那饭,不是我们想象的野菜汤,而是极为丰盛的大肉和饼子,那是当地老百姓杀了他们的猪,来慰劳抗日将士的。当父亲看到那绯红的肉片,再看看阵地上沾满鲜血的战友,只觉得胃里有翻肠搅肚般的难受,一点也吃不下去。心里憋得慌,扯足劲,嘶喊了一声秦腔名段“王朝马汉一声吼”,后面的歌词,已经累得他无法再唱了,长长地躺在阵地上,那毒花花的日头照的他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后面的歌词,是战友们断断续续地喊下去的。还没有唱完,战斗又开始了。一天后,他们旅退出阵地。当他作为幸存者与长眠在这里的战友们告别的时候,他才注意到,整整一个旅,剩下不足百人。而阵地上的情景让他眩目:老大的一座山头,完全变成了硝烟和尘土的世界,苍翠的山峦,已经被炮火染成灰褐色;柔滑舒缓的山坡,像一个浑身长满疮疤的老头,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几个被炮弹砍了脑袋的树桩,伤口上呼呼的跳着几朵没有熄灭的火苗;空气中弥漫着草叶树枝烧焦的呛人味,风一吹,让人流眼泪。堑壕周围躺满了自己的弟兄,他们有的面部像被血浆了一般,那血已经凝固,变成黑紫色,让人辨不清面目;头下流出红白色的东西,豆腐脑一般。有的一条腿不知飞向哪里去了,只在大腿断茬处,还露着森森白骨;那血,还在一点一点的扩大。有的只有一个身躯,头颅已经被战火卷走了,像一个砍了树冠的木桩。有的头上盖着一只断臂,找不到失主。望着这些曾经和自己一起打鬼子、唱秦腔的战友那悲壮的尸骸,他只觉得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可胸口堵得慌,喊不出一个字。憋足劲,可喊出的不是句子,而是战斗间歇大伙合唱的那首“王朝马汉一声吼”,。幸存的战友加入了合唱,身后的群山也跟着他们合唱。那段词,战友们是和着泪唱完的。父亲没有和我谈他当时的心情,我可以想象,父亲不是诗人,不懂得用诗的语言把自己的情感宣泄出来。父亲也不是哲学家,不懂得人生生死相依。他只是一个连初小都没有念完的普通士兵,但他一定有着诗人一样的情感,有着哲学家一样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他一定用泪眼望着曾经和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用陕西人最大众、最庄严、最崇高、最动听的秦腔告诉他们,亲爱的战友,我们在为你唱着心中的歌。以后每每你们在那个世界听到秦腔,那必是我们的心灵相约。后来,为了奖励他们,上级亲将一些战利品分发给他们。也就是那次,他从师长手里,接过了这条日本军毯。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总以为父亲对秦腔的爱好,就如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一样,其实,没有萝卜青菜,人未必就会厌食。所以,对父亲的秦腔爱好也没有多在意。直到91年父亲住院,我去看他,他向我提出一个要求,要我给他买一台香烟盒大小的收音机。那时我的经济正处于紧张状态,可能他觉得,这个要求不会让儿子感到为难。我答应他了,可后来也就忘记了。父亲出院一个多月后,我回家,父亲和我谈别的事情,顺便提到收音机的事情,我这才想起自己的承诺,万分惭愧。我告诉自己,下次回家一定要给父亲把收音机捎回来。

一晃就是几个月,农村收麦子的时候,我回家了,给父亲买了一台比较气派的收音机。可这次,父亲已经到了他人生的最后岁月了。在床上瘫痪了两个多月的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看那样子,已经无力再听秦腔了。当我把自己新买的收音机调到播放秦腔戏的电台,放到他的耳畔,父亲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头微微转过来,睁开凹陷的眼睛,看着崭新的收音机,一滴泪水从眼眶中悄悄滑出,沿着纵横交错的皱纹,艰难的滚落到床单上。伸出嶙峋的双手,抖抖地抚摸着它,用感激的目光看着我,然后吃力的挤出几句话:“花这钱做啥呢?忘了给你说,我有收音机了。“说着,手探向床头内侧,摸索着什么,姐姐替她找出来。那是一台破旧的收音机,真如香烟盒般大小,槽纹中堆满了乌油油的垢甲。母亲说,这是父亲出院后,在21所(西北核技术研究所)捡破烂时发现的。当时特别脏,回家装上电池,拍一拍,还能响。尽管声音断断续续,但还能凑合着听秦腔。听到这些,我的眼眶湿润了。我把自己买的那台崭新的收音机调到秦腔戏的台上,声音稍微调大,那高亢而熟悉的旋律顿时弥漫了整个屋子:

“彦章打马上北坡,新坟更比老坟多。新坟埋的赵匡胤,旧坟又埋汉萧和,青龙背上埋韩信,五丈塬前埋诸葛。人生一世莫错过,纵然一死怕什么……”

躺在床上的父亲,也合着演员的曲调唱开了。这时,瘫痪折磨的容颜一下子泛出了光彩,表情也随之逐渐丰富起来。尽管嗓音已经无法再现当年的风采,显得微弱而干涩,但那情感却依旧。看着他现在的神情、精神面貌,人很难想象他刚才那痛苦的表情。床前的亲人都夸我孝顺,可我却觉得无地自容。就在这一刻,我一下子悟出了父亲的秦腔情缘。我那勤劳善良的父亲,您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走了一辈子,如果说您什么时候最开心,那必定是您在欣赏秦腔的时候。和着那熟悉的秦韵悠悠的跟唱,如痴如醉。甜也唱秦腔,苦也唱秦腔。高兴的时候,秦腔把您内心的喜悦分享给别人;忧伤的时候,秦腔排遣您内心的苦愁,也装点着您贫瘠的生活。您把一世的道路,谱成一世的歌曲,一世扎根关中大地时时刻刻不论何时何地百唱不衰的大秦腔。秦腔的朴实,造就了您的朴实,朴实得如同三娘在教子。您对生活没有什么奢望,能活着就是您的幸福目标;如同秦腔,自诞生之日起,就没有能快出潼关显山露水的奢望,只求扎根人民心中,抚慰人们疲劳的身心,给人们带来精神愉悦。从父亲身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古老而宽厚的三秦大地,之所以民风淳朴,那是因为他们在喊着同一首劳动号子,和着同一个鼓点,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的爬行。吼一声秦腔,会让他们忘掉所有的疲劳痛苦。他们无需教唱,无师自通,每一个人都会唱得酣畅淋漓。秦腔是他们最优美、最得力的散文诗,是他们最宝贵的精神食粮!我那宽厚善良的父亲!我那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

在一个蝉声喧闹的季节,父亲去世了。遵父遗嘱,丧事从简。唯一奢侈的是我们几个姊妹合伙为父亲请了一个自乐班,在我家门前唱了一天一夜的秦腔。出殡的时候,我要求歌手改唱一首抗战歌曲《大刀进行曲》,那位唱得脸红脖子粗的歌手,稍作休息,便自信的在乐队伴奏下唱开了。可一连两遍,都滑到秦腔曲中了,尽管调子跑的找不着北,却并不难听,最后只好将错就错,用秦腔的曲调,唱完了这首激昂的抗战歌曲,让送葬的人很不满意。我不知道父亲当时是不是也是这么唱下去的,但我知道,这一定是那个世界的父亲,在悠然地听那永远也听不厌的秦腔呢。

1997年6月24日于临潼迂公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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