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玉姚 史籍记载 张霖之 张霖之-轶事典故,张霖之-史籍记载

张霖之(1908-1967),原名张朝明,河北南宫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25年入南宫县师范讲习所学习。1927年起任小学教员,1929年夏考入驻山东烟台的国民党军陆军第二十一师军官教导队。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该部任秘密的中共支部书记。1931年返乡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中共南宫中心县委书记,在南宫、巨鹿、平乡、威县一带组织革命斗争,发动直南武装暴动。1955年起历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电机制造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煤炭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1967年1月22日被迫害致死,1975年平反,1992年追认为革命烈士。

张霖之_张霖之 -轶事典故

1925年入南宫县师范讲习所学习。

1927年起任小学教员。

1929年夏考入驻山东烟台的国民党军陆军第二十一师军官教导队。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该部任秘密的中共支部书记。

1931年返乡从事革命活动。

1932年9月任中共南宫县委组织部长。

1933年11月任县委书记。在南宫、巨鹿、平乡、威县一带组织革命斗争,发动直南武装暴动。

1935年起任中共直甫特委委员,书记。

1936年4月调任中共冀南特委组织部部长。

1937年春任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11月作为中共山东省委驻鲁西北特委代表到聊城,以山东省第六区政训处(后改政治部)组织科长身份指导鲁西北地区党的工作,与六区专员范筑先合作抗日,开创了敌后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聊城失守后,在冠县、馆陶连续召开了鲁西特委和鲁西北党政军干部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稳定和发展了鲁西的抗战局面。

1939年1月任中共鲁西区党委书记。

1941年7月任中共冀鲁豫区委书记。

1942年10月改任中共冀鲁豫区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1943年11月调任中共冀鲁豫中央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部长、冀鲁豫工委书记。

1945年10月,恢复中共冀鲁豫区委,复任区委书记兼冀鲁豫军区政委。致力于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1944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组织部副部长、民运部部长。同年冬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十一纵队政委,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副政委。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冀鲁豫军区政委。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政委期间,参加了出击陇海路和定陶等战役。曾率部随陈(毅)粟(裕)野战军南下豫皖苏地区。

1948年参加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

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副政委。

渡江战役后,1949年4月任南京市副市长。1952年8月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55年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兼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4月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

1956年5月任电机制造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

1957年9月―1967年1月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遭受江青、戚本禹的诬陷迫害,捏造其为“彭真的死党”,被非法关押,但始终正义凛然,拒不承认捏造的罪名,不牵连其他无辜的人,于1967年1月22日凌晨在北京被毒打身亡,他是文革中死于直接暴力的第一位政府部长,成为文革历史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1975年1月23日,煤炭部根据国务院决定,发出《关于为张霖之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恢复了政治名誉。

1979年1月24日,正式平反昭雪。

1992年12月2日由国家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张霖之_张霖之 -史籍记载

1967年1月,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的夫人李蕴华心中越来越不安。大街上“宣传车”高音喇叭里宣读“张霖之是彭真死党”的“首长讲话”声阵阵传来,大报小报上“夺权、揪出、粉碎、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等口号层出不穷。李蕴华提出到矿院看望张霖之,送生活用品,她甚至说到“犯人还可以探监嘛”,但却遭到拒绝,对方的答复是:“如果划不清界限,把你们一起算成黑帮!”

李蕴华担心丈夫的身体,她要求张霖之回家休息,哪怕每周回来一天。她联系各个方面,打电话、写信,希望能找到一个领导,一个还能说了算的领导,为张霖之说一句话。这在平常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1967年1月的大夺权高潮中,在共和国历史上无政府主义最猖獗的年代,竟然做不到!

李蕴华守着那部直通中央的红色专线电话,欲哭无泪。那个年代,电话好像也有“阶级性”,李蕴华能通过这部电话直接找到的人,全都自身难保,她想通过转接、报告方式找到有关方面的电话,都没有回音,她写的信,竟然无人敢交上去。

张霖之不是被秘密绑架到偏远地点,他前往矿业学院作“检查”不是个人行为,那里距中南海的直线距离也不过十馀公里,但对张霖之的批斗、毒打延续一个月之久,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批斗他的人,有矿业学院的学生,有教师,有学校和部机关的干部,甚至有负责学生军训的军人,但是,对张霖之的非法迫害 就是这样在众目睽睽、熟视无睹的情况下不断进行!

张霖之的女儿决心冒险去探望父亲。1967年1月的一天,她从自己所在的北京工业学院来到矿业学院,从在院内监督劳动的一位部领导口中知道了父亲的囚禁地点,以下是她的回忆:

“就在我焦急地在楼道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听见从楼下传来一阵吆喝声,夹杂着嘲骂和口号声。我心砰砰地跳着,急忙迎到楼梯口等着爸爸。他一步步被押解上来,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爸爸下身穿着妈妈为他下跪挨斗买的棉裤,因为长,裤腿还挽着一截,上身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爸爸的头发被从中间剃掉了一半,胸前胸后各挂着一个大木牌,手里还举着一个牌子,上用大字写着‘三反分子’,彭真死党’,爸爸的名字被倒过来,划上了红×。”

“爸爸看见我,情不自禁地喊出了我的名字,那帮暴徒一把抓住我,逼问爸爸我是什么人,爸爸怕他们再向我下毒手,不肯回答。他们就当着我的面用皮带抽打爸 爸,边打边骂:‘看你说不说,看你说不说……’看着爸爸挨打,我哭了,我上去喊道:‘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承认是爸爸的女儿来看他。他们立即打电话给我所在的学校,在这短暂的时刻里,爸爸的目光是那样深沉地望着我,虽然没有一滴眼泪,可我看得出,他内心充满巨大的痛苦和忧虑。”

“就这样,在一群暴徒的监视下,我们父女相对无语。我只问了一句:‘爸爸,您还有粮票吗?’就被暴徒怒声喝住。为了能多陪爸爸一会儿,我只好藏起满腹的话,不再作声,爸爸也一直沉默,直到我要被押走时,爸爸才缓慢却有力地说:‘告诉你妈妈,我一定革命到底!”’

张霖之的女儿被工业学院造反派带走,在学校内关押,开大会批斗,也失去了自由。

张霖之给家人的最后一个信息,是重复他与妻子的约定,革命到底,决不自杀。他要告诉人们,假如遭遇不测,一定是有人蓄意谋害。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在这样无止境的拷打折磨中,已经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张霖之的女儿没有能回家,他的夫人和儿子仍然不甘心。他们决定趁快要到来的春节之际举家前往探视张霖之――难道过春节送一碗饺子也不行?难道造反派能把全家都扣押?但他们万没想到,已经来不及了。

时间已近1967年1月下旬,全国夺权,“捷报”频传,但煤炭部和矿院的造反派却越来越焦躁。他们没有料到,如此天时地利人和的压倒政治优势,竟然对张霖之不起作用。他们向中央文革拍胸脯保证把张霖之“彭真死党”定为“铁案”的任务,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居然毫无进展。此时,张霖之孤身一人,单独面对不可一世的造反大军,毫不让步,日后,一旦让他翻过身来,这些煤炭系统的造反头目如何收场?其实,就连正在势头上的戚本禹也有后顾之忧,他就曾经说过,一定要把走资派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否则,“将来走资派翻上来,让你爬狗洞你也得爬”!

于是,骇人听闻的一幕拉开了。

矿业学院的造反派决定将迫害进一步升级。他们纠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煤炭系统的造反组织,各色人物,轮番上阵,对张霖之进行毫无人性的摧残。此时,他们已经对张霖之说什么不感兴趣,他们要的是张霖之的命――“敌人不投降,就叫他消亡!”

在30多天的关押之中,张霖之被批斗52次,每一次都不亚于旧社会的“过堂”。到1967年1月中旬以后,迫害的“花样”就更多了。他们把张霖之的铺盖卷裹上铁炉子,用粗铁丝挂在他的脖子上,要他站在凳子上,双手高举木牌。张霖之坚持不住摔下来,一顿毒打后,再拉上去重复。张霖之的后颈被勒出一道道血印。

来自汾西矿务局的几个人,弄了一个重30公斤的钟型铁帽,把它作为高帽子往张霖之的头上戴。张霖之无法承受这样的重量,造反派就用绳索四面拉住,扣在他的头上,把张霖之压倒在批斗台上,昏死过去,换来的是欢呼,是对张霖之的责骂。文革后,这个凶器公示于众,并被拍照存档,作为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铁证。我 们的后代已经很难相信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

1967年1月21日,矿院举行庆贺“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大会,张霖之照例被拉去游行示众,沿路任何人都可以对他随意殴打。此时的张霖之已经无力抬头,他被架着拉着批斗,头垂得很低,以至于造反派未能拍下他面部的镜头。一个年近六十、身患疾病的人,还能忍受多长时间这样的虐待?但这一天,张霖之再次被逼供折磨,造反派还故意踢倒凳子,使站在上面的张霖之摔到地上。参与者以后的供述是:“这时候张坐在地上不起来,田和我又踢他几脚,把他拖起来。田拿带铜环的腰带打张的脖子,我也用腰带打了几下。”

张霖之不是“不起来”,而是起不来了,他必须要有人“拖”才能动。这样的拷打延续到夜晚。那一夜,住在同一座楼的矿院军训团的一个排长对某造反派说:“你去看看张霖之那副怪样子”,什么样子呢,垂死的样子。正是那一夜,军训团值勤人员“没有见到外人进来,其他人没有听到动静。”正是那一夜,张霖之在严刑拷打下死去。

张霖之死了,属于非正常死亡。但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里,非正常变成了正常。造反派急于掩盖事实,伪造现场,不通知家属,不验尸,就擅自拉到东郊火葬场火化。只是由于火葬场坚持要家属到场,才未得逞。张霖之的家属没有得到任何方面的正式通知,是好心人私下传达了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即使如此,矿院造反派仍然不让家属看尸体,还继续用“划清界限”来威胁他们。后来,周总理知道了这个消息,指示公安部验尸、调查,张霖之的家人才能有机会见自己的亲人最后一面。这是怎样的一面呢?

赤膊的张霖之被扔在火葬场一间小房子里的水泥地上,下身穿棉毛裤,脚穿着棉鞋没穿袜子,全身青紫,口微张,背后是大大小小各种形状的三十多处伤痕,脖子上有勒痕,脑后有一个血洞,血痕尚在,前额偏左处有塌陷,这些都记录在验尸报告上。

这是1967年1月底的一天,那个时候的政治空气,没有经过的人想像不出来。造反派先人为主,制造张霖之“自杀”的假象。但是,张霖之遭受击打的头颅是否有骨折出血?心脏病有没有发作?内脏有何损伤?脖颈上的勒痕是不是他人所为?有几个人在当天看守张霖之?他自杀的绳子从哪里来?这一串迷团一个也没有解开,在当时,也不可能解开。事实上,张霖之当天已根本没有能力躲过看守,走出房间,自己爬上洗脸台“自杀”。张霖之的尸体没有解剖检查,死因也未进行认真调查,因为张霖之死亡时的尸检报告开篇写着:“死者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验尸的结论是“缢死”,至于是他杀还是自杀,答曰,“不在调查之列。”既然全国都在开展从走资派手中夺权的“全面阶级斗争”,既然公安部长是谢富治,验尸还能有什么结果?

张霖之死后那一天天亮时,张贴在煤炭部机关里的大字报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霖之于1967年1月22日早五点五十五分畏罪自杀”,但很快有人觉得说法不妥,马上被撕掉。

张霖之的死,造反派得益最大。在当初,他们关押批斗张霖之还有些新鲜感,优越感、成就感,到后来,张霖之已经成了一块吐不出咽不下的硬骨头,卡在喉咙里令他们万分恼怒。这一下好了,宣布张霖之“畏罪自杀”,不是死党也是死党。找“活材料”的任务也没有了,正好交差。骑虎难下的最佳解决办法当然是让老虎死去。

有必要提到一位何姓证人,1973年11月17日提供的证词:“张临死之前的那个晚上,我们经济系参加军训的同志开会时,有人提出: 张有自杀的苗头,并在会上提了两条注意事项,第一,提高警惕,防止张自杀发生意外;第二,把洗漱室晒衣服的背带解下来,不然张用解放军的背带上吊自杀影响不好。”

当天晚上,张霖之就在众人严密看管和“提高警惕”的情况下死去了,还没有造成“不好”的影响。这真是“巧合”。还差二十几天,张霖之年满59岁。

张霖之死去的当天,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到来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这是一个真正的巧合,好像是专门为张霖之之死发表宣言。

但是,了解张霖之、信任张霖之的人另有看法。曾任冀鲁豫泰西地委书记的袁振同志“文革”前任山西省委书记,1967年“夺权”期间,他被“解放”并“结合”到省革委生产组当副组长。革委会主任刘格平派他到北京找周总理要粮食,解决山西的粮食危机。1967年2月,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住处,袁振提到他在外面看到的大字报,问总理,“张霖之怎么自杀了?”总理脸色一变,当即回答:“是他杀不是自杀!”袁振看到总理面带怒容,没有再问下去,但这7个字却给他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说,总理讲这句话的时候,陈毅同志也在场。当时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吴庆彤同志也向笔者证实,总理从不相信张霖之是自杀。但是,在那个非常年代里,这样的话仅仅能在小范围讲一讲。

在张霖之死去的同一天,他的老战友、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在没有宣布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逮捕。在张霖之死去前的十几个小时,1967年1月21日下午,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在舰队司令部离奇死亡,时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说,陶勇案不破,死不瞑目。但陶勇案始终未破,陶的妻子又被关押迫害身亡。在张霖之死去的同一个月里,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死于造反派囚禁之中。张霖之在重庆的老同事、西南局书记于江震死于非命,年仅55岁。也是这个月的8日,张霖之在西南的战友,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悲愤自杀,他写下遗书:“文革这样搞法,谁高兴?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在张霖之被害死的北京矿业学院,悲剧在继续。前矿业学院院长,文革开始时已经调到北京市委工作的吴子牧被造反派抓回来批斗,刑讯逼供,身受重伤,死于北京医院。遭拘押批斗的矿院政治部副主任从楼上“掉”下来身亡。矿院造反组织宣布了一个“七十二小时交代”的运动,搞得教职员工人人自危,短短40天里7人死亡。全院非正常死亡共20多人。

“文革”结束后,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像矿院这样把部长整死,是全国高校第一份。现在,矿业学院已经改为中国矿业大学。在它的校史大事记中记录着:

“煤炭工业部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张霖之被诬为彭真死党、三反分子,于1967年1月22日凌晨在矿院被关押、批斗、迫害致死,成为北京矿院‘文革’期间迫害狂潮令人发指的一页。”

矿业大学并不因自己改了名字就删掉这段历史,值得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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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张霖之的死讯,他的两个儿子赶到矿院,寻找父亲的下落,却被告知已经送火葬场了。当张霖之的孩子离开时,竟然还有人不忘提醒一句:“你爸爸还有半个月的粮票没交呢!”这真是普天下最令人痛心和愤慨的情景,张霖之革命一生,奋斗一生,被拘押在矿院死于非命,最后还“欠”他们半个月粮票!

1956年4月27日,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张霖之下班回到家里,郑重地向夫人和孩子们交代一件事。他说:“毛主席提倡身后遗体火化,节约耕地、移风易俗,号召先从高级干部做起。今天主席最先签字,自愿身后火化,少奇、总理等也签 了字,到会所有同志都签了,我也签了。你们记住,我死了一定要火化。”天真的孩子很吃惊,大火一烧,人都没有了,真可怕。张霖之爽快地说:“这叫移风易俗,本来这一百多斤就交给党了,何况死后呢!”

当年的张霖之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是这样的死法,当然也想不到火化以后又会如何。

李蕴华本不愿意匆忙火化丈夫的遗体,但谁肯为她保存呢?造反派“向党示威、反攻倒算”的帽子已经准备好了。张霖之被含冤火化,东郊火葬场以“不存放反革命的骨灰”为由,通知家属领走,否则就倒掉。张霖之的儿子捧回父亲的遗骨,藏在家中达8年之久。张霖之的子女悲痛万分,古代尚有缇萦救父,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们却眼看父亲死无葬身之地,心如刀绞。

李蕴华反复叨念着“革命到底”的词句,凭着与丈夫共同做出的庄严承诺,凭着对张霖之最后遗言的无比信赖,她坚强地挺了过来。她拖着多病之躯,以超乎寻常的毅力,把自己馀生3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投入了为丈夫平反昭雪、恢复名声的斗争中。她说:“我在他生前遭难时没有能救他,抱恨终生,但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为他讨回公道!”没有这种信念,没有他与丈夫立下的那个约定,她早就倒下了。

2002年,年逾九旬的李蕴华刚刚闯过又一场大病,卧床不起,她对许多往事已经丧失了记忆,她很希望能看到张霖之的一本传记,写出他一生奋斗、光荣而悲壮的历史。这段历史,连李蕴华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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