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代表刘小兵盯上了预算草案中的“其他”。
这几天，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在审查预算草案时，找到了好几个名为“其他”的支出项目。
“戴上‘其他’的帽子，我们审查时就搞不清楚这些钱花到哪里去了。”刘小兵说。
刘小兵发现，在许多支出中，有“名头”的科目反而金额很少，甚至为零，而“其他”这个框里的支出金额却很大，占比很高。
他以《2018年中央本级支出预算表》中的数字举例说，“金融支出”的预算为831.72亿元，被分配到金融部门行政支出、金融部门监管支出、金融发展支出、其他金融支出等4个方面。其中“其他金融支出”分得759.7亿元，占整个金融支出的91.34%。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在“商业流通事务”这个支出中，2018年安排了26.12亿元的预算。其下有“行政运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市场监测及信息管理、民贸民品贷款贴息、事业运行、其他商业流通事务支出”6个项级科目。前5个科目的预算都没有一个过亿元的，而其他商业流通事务支出却高达25.17亿元，占到“商业流通事务”这个大盘子的96.36%。
刘小兵说，在“商业流通事务”这个支出中，除了“其他支出”外，另外5个“正儿八经”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在预算草案中似乎没有什么用途了。
把预算支出中所有的“其他”加起来，占比也不容乐观。
《2018年中央本级支出预算表》中，所有“其他支出”占比10%；《2018年中央本级基本支出预算表》中，“其他支出”比重则高达30%。
作为一名长期研究财政学的专业学者，刘小兵分析了“其他”在一些预算支出中“唱主角”的原因。我国目前使用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是2007年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成员国的要求，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确定的，后虽经多次调整，但没有实质性的变动。10年过去，政府该花钱的方向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财政支出的科目调整却滞后了，那些“无处安放”的支出，只得贴上“其他”的标签。
刘小兵说，当然，对这一现象也许还有另一种解释，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没问题，是政府花钱出了问题，花到不应该花的地方去了，找不到科目来反映，只好放到“其他支出”科目中。
除了“其他”以外，刘小兵在审查预算草案时，还有“拦路虎”——由于支出科目设置不合理，导致预算无法全面地反映财政资金的去向。
他翻着厚厚的预算草案说，以教育支出为例，《2018年中央本级支出预算表》显示，2018年中央本级安排的教育支出预算是1711.22亿元，具体用在了“教育管理事务、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等7个方面。其中，“普通教育”预算安排得最多，有1485.99亿元，具体用在了“初中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6个方面（项），其中，“高等教育”就占去了1405.6亿元。
刘小兵想再了解这1405.6亿元预算是如何使用的，却发现往下没有数据了，因为按照功能分类，最后一级就到“项”。
作为财政学方面的专业人士，刘小兵本着刨根问底的精神继续在预算草案的“大本子”里找这1405.6亿元的去处。
刘小兵说，得换一个“轨道”，到教育部的部门预算里去看。可按照现行的预算法也不是所有的支出都能找到去向，1405.6亿元是怎么花的，还是说不清楚。
刘小兵甚至追到《教育部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其中，高等教育支出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商品和服务支出、资本性支出”等4个方面。
再追“商品和服务支出”，刘小兵看到，150.51亿元的“商品和服务支出”是花在“办公费、电费、劳务费”等27个方面（款级科目），其中，劳务费安排了14.58亿元。刘小兵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了人员经费还要安排劳务费？当他再想一探究竟时，却发现没有了。
在刘小兵看来，不管是科目设置不合理，还是政府花钱不规范，如果最终结果导致代表在审查预算时无法看清楚、弄明白，那么知情权与监督权就难以体现。
刘小兵建议，应尽快对从2007年至今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进行修订，使修订后的科目在广度上能够全面展示政府的所作所为，在深度上能够细化到足以去判别政府的所作所为。“只有这样，公众才能够根据公开的财政信息，判断政府权力运行是否规范、正确。”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