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文/夏明星
冼恒汉，壮族，1929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师、旅政治委员，纵队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兰州军区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先后参加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军队政治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中共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广西普通师范生到红军初级指挥员
1911年9月30日，冼恒汉出生于广西田州（也称奉议县，现田阳县）四那村塘凭屯一个壮族农民家庭，幼年生活坎坷，六岁丧父，由年已花甲的祖母和年轻守寡的母亲靠经营两亩多地抚养成人。
冼恒汉8岁时，奶奶送他到附近的录端村初等小学堂上学，并督促他刻苦学习。冼恒汉高小毕业后，又以同期第7名的佳绩考取田州师范，由于家里缺少劳动力，奶奶虽然不愿他继续读书，但还是支持了他的学业！
在田州师范上学期间，土地革命战争已经打响，冼恒汉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再加上社会阅历的增长，他迫切想为穷人做点实事，无意于回乡当个教书先生了！
1928年冬，中共党员张云逸带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驻防田州，不久张以右江督办专员名义抓扣了反动县长曾伯龙，有力推动了田州农民运动。这时，冼恒汉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当时，田州师范的不少同学都加入到农民运动中去。白天，他们宣传“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政治主张，晚上就积极参加农民会议，还和农民一起冲进地主恶霸家院抗租抗税。
1929年10月，张云逸指挥警备第四大队果断出击，消灭了仇视农民运动的警备第三大队，为右江地区农民运动发展扫清了障碍。战后，张部派出五六个荷枪的宣传员到田州师范来演讲，这次演讲改变了冼恒汉的命运。从此，冼恒汉走上了革命道路，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戎马生涯。
1929年12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西革命力量举行了百色起义，宣布成立红7军，张云逸担任军长，邓小平担任政委，下属3个纵队。冼恒汉所在部队，成为红7军第1纵队，他遂成为第1纵队政治部宣传员。之后，他追随张云逸、邓小平转战黔桂边境长达一年，在枪林弹雨中历练成长，在宣传鼓动中提升能力。
1930年11月，红7军在广西河池整编，第1纵队改编为红19师，冼恒汉遂成为红19师政治部宣传员，并随部队苦战湘桂边境一月有余。1931年1月，红7军攻占广西全州，为培养初级军官，冼恒汉被抽调到军部军官训练所受训，随部队向北转战，寻求与朱毛红军会师。
1931年4月20日，冼恒汉追随张云逸抵达湘赣苏区中心江西永新县城。稍事休息，张云逸指挥红7军、湘赣红军各一部，攻打江西吉安永阳镇守敌罗林旅，冼恒汉初次沙场建功，晚年仍记忆犹新：
在这次战斗中，军官训练所开始作预备队，后来部队攻一个山头不下（敌背水而战，打得很顽强），张军长命令，由军官训练所去攻。结果我们攻下来了，并紧紧追击敌人至永阳赣江边。赣江水深，敌人无路可逃，只有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我从敌人手中夺取了一支德国造的双筒枪，这支枪我一直背到河西教导队毕业。
1931年5月，红7军胜利凯旋永新，红7军军官训练所与红20军教导队合并，成立河西教导队（第二期改为红大分校）。河西教导队治学严谨，要求非常严格。从单个教练到排、连的指挥，冼恒汉都搞过，军事素质大大提高。
10月，刚刚从教导队结业，冼恒汉又调湘赣省委党务学习班进修，教务主任是张子意，主要学习党的性质、任务和党建。经过两次学习，冼恒汉较系统地掌握了军事、政治理论知识，具备了红军初级指挥员素质。这年12月，组织上分配他到独立3师（没有团、营，只有五六个连）第1连担任政治委员（后称政治指导员）。当时，冼恒汉极其诧异：我还是共青团员，还没有转党呢！张子意马上表示，我介绍你转党，你准备好后就去上任！晚年，他回顾这段经历时，还不无诙谐地说：“从此，我就走上了从来没有搞过的领导工作岗位了。”
从挥戈湘赣苏区到扬威长征路上
1932年11月，湘赣苏区成立红8军，独立3师改为红24师，冼恒汉遂任红24师第1连政治指导员。次年3月，根据红8军首长命令，冼恒汉又调任红22师重机枪连政治指导员。那时，红军缺乏重火力装备，重机枪连自是红军首长的“心头肉”！能够担任重机枪连政治指导员，足见冼恒汉政治立场坚定、对敌斗争勇敢。在湘赣苏区反“围剿”中，每逢恶战之时，冼恒汉都和连长各带一个排打冲锋，披坚执锐，杀敌在前。当时，军、师首长都表扬过：“冼恒汉就是一挺重机枪！”
1933年6月，红8军改编为红6军团第17师，下辖第49、50、51团，冼恒汉升任红49团政治处党总支书记，协助团政治处主任做部队党的工作。次年春，在完成北上破击南浔铁路后，红17师迅速回师湘赣，却被敌人设伏龙门厂，红49团伤亡重大，政委、政治处主任牺牲。这时，冼恒汉主动协助团长指挥作战，稳住了部队情绪，重挫了敌人进攻，受到红17师师长萧克表扬。
1934年4月初，红17师与兄弟部队一起在永新县沙市镇设伏，全歼湘敌1个旅。战后，冼恒汉升任红51团政委，时年不到23岁。
7月，中革军委命令，红6军团退出湘赣苏区，进入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8月7日，在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军团政委王震等同志的率领下，红6军团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开始突围西征，实行战略转移。
在红6军团战略转移中，在冼恒汉等指挥下，红51团携手兄弟部队大展雄风。每当讲起这段战事，他总是豪气干云：
我们51团奉军团首长的命令作前卫，到了（湖南祁阳县）白果市，从四倍于我的湘桂军包围中突围出来。经几天的急行军，过宁远、嘉禾、蓝山、江华等县，胜利地渡过了湘江上游支流潇水，并一举歼敌企图阻我西渡湘江的八个团，于9月4日顺利渡过湘江，击溃了桂军的堵击，并追击其二、三十里，敌人沿途丢盔卸甲，狼狈不堪。51团掩护全军渡江后，我们沿广西、湖南边界向贵州进发。
1934年10月7日，红6军团转战到贵州石阡县甘溪镇遇险，冼恒汉临危不乱，泰然自若。那天，敌我之间仅隔着一小块开阔地，敌人凭借火力优势多次发起冲锋，都被红51团打退了。战斗持续到下午5点左右，军团首长考虑到红51团抗击时间已久，部队伤亡也大，就派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红49团前来接替，拟换红51团下来休息。正在交接过程中，敌人就攻上来了。这时，红49团还没有全部接替阵地，而红51团团长金承忠又负伤后送。敌人乘虚冲上来，红军阵地一下就乱了！见势不妙，李达率领红49团主力迅速向甘溪以北大山撤退，红51团也有小部分跟着爬上去，大约1个团兵力成功摆脱了敌人。可是，军团首长及军团直属队面对汹涌而来之敌，更显势单力薄，岌岌可危！
在这一紧急关头，冼恒汉火速集合红51团主力和红49团部分剩余人员，向敌人发起反冲锋，保护着军团首长和直属队边打边撤，成功突围。当晚，他们就在军团直属队附近露营，警卫军团首长安全。军团首长任弼时、萧克亲自来看望部队，对红51团争取到抗击时间、打得顽强主动，给予了表扬和鼓励，并指示冼恒汉统一指挥红51团及红49团折回人员。
10月下旬,红6军团主力、红2军团贺龙部会师贵州印江县。会师之后，两军团联合行动，由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并对两军团干部作了全面调整：2军团的军事干部抽调部分支援6军团，而6军团的政治干部抽调部分到2军团工作。
在行军路上，冼恒汉接到贺、任首长的命令，调任红2军团第16团政委。红16团是红2军团主力团，能够担任该团政委，足见贺、任首长对冼恒汉的器重，而冼恒汉也不负众望，参与创建湘鄂川黔苏区，以出色战绩回报首长：1934年11月，率团设伏湘西永顺县龙家寨，大败湘西军阀陈渠珍；1935年8月，喋血鄂西宣恩县板栗园，阵毙敌第85师师长谢彬。
1935年9月，冼恒汉升任红2军团第4师政委，师长卢冬生是贺龙爱将。同年11月，由于敌情严重，贺、任决定：实施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长征路上，冼恒汉、卢冬生指挥红4师担负红2军团前卫，渡澧水、沅江，占淑浦、辰溪，所向无敌；而后，入贵州，经云南，渡金沙，铁心北上。他们一路跋山涉水，攻关夺隘，翻雪山，过草地，历尽无数艰难困苦，先后攻占城池十余座，打退敌人追堵数十次，终于在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长征万里，冼恒汉除了与师长卢冬生共同指挥部队行军打仗外，还处处维护党和红军的利益，充分表现出了一名政工干部的政治坚定。
那是1936年6月30日，红4师到达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部队会师之时。对此，冼恒汉有过回忆：
晚上宿营时，（红四方面军）68师263团给我们送来《干部必读》和《文化课本》，我们翻开一看，内容都是反毛、周、张（闻天）、博（古）的。这时，我们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一、四方面军之间发生了问题，我对冬生师长说：“先压下不发。”第二天，263团为了给我们腾出房子，他们出发回甘孜去了。我们把他们送来的所谓《干部必读》和《文化课本》向贺、任、关首长汇报怎样处理，首长们异口同声地说：“烧掉！”
“前线后方都曾呆过，没有大功实有苦劳！”
1936年冬，拿着朱德亲拟的介绍信，冼恒汉奔赴陕北保安，进入抗日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学习，教育长罗瑞卿把他分到第一科第一组，杨成武担任组长。1937年1月，抗日红军大学迁到延安继续办学，为迎接民族抗战，学校改称抗日军政大学，师以上干部都编为一队，冼恒汉的同组同学有许世友，他经常在早操时练功夫，所以冼恒汉戏称他是“师傅”。
◆1937初，冼恒汉（后排左七）与红7军战友张云逸（后排左四）、莫文骅（后排左三）、张震球（前中）、李干辉（前右）等在延安合影。
冼恒汉在抗日军政大学努力学习，盼望着学以致用，好好和日本人干上一仗。1937年8月，国共再次合作，贺龙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北上抗日，冼恒汉担任第120师教导团（团长彭绍辉）政委，奉命带领教导团一部分人，去晋西北做群众工作。
当时，晋西北控制在阎锡山手里，县以上政权基本上是阎锡山委派的。诚如冼恒汉所言，“那个时候，由于国共合作，我们的干部和阎锡山的人都在一起工作，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是处处宣传和贯彻我党在抗战时期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而阎锡山却明中暗里跟我们作对。”有一次，在山西兴县开一个大会，部队和群众都参加，有一个国民党县长在台上讲话，对中共倡导的“减租减息”大放厥词，冼恒汉怒不可遏。对方讲完后，他立刻上台反驳，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既批判了对方的错误言论，又宣传了群众，捍卫了中共在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这一基本政策。
1938年冬，第120师挺进冀中战场，冼恒汉带领教导团同赴冀中。本来，他们是要到抗日前线阵地办学，为第一线输送干部的，但因为在冀中大部分时间都是行军打仗，他们实际上担负起战斗队角色。除协助715、716团作战外，还担负师指挥机关的安全保卫任务。期间，120师在冀中几次大的反日寇“围攻”、“扫荡”战斗，他们都参加了。
直到1939年3月，冼恒汉等才奉第120师首长命令，把教导团开回冀西东岔头一带训练，短短半年时间就为部队培养了不少初级干部。
1939年冬，国共磨擦不断，阎锡山进攻第120师后方晋西北根据地，贺龙随即率部打回晋西北。因为冼恒汉是中共七大代表，师首长要求他同回晋西北，既便于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又可暂时主持师政治部主办的“高干读书班”（担任政委）。
◆1939年的冼恒汉。
“高干读书班”是师里组织的团以上干部短期轮训班，主要学习唯物论和辩证法，由延安马列学院的教员讲授。学习班条件非常艰苦，既无教室又无课桌。更麻烦的是，1940年春，晋西北根据地饥寒交迫。为了解决读书班的吃饭问题，冼恒汉经常和学员一起到当地老乡家买黑豆。后来，他们连黑豆也吃不到了，又天天吃山药蛋（土豆）：饿时煮上一盆，几个人一围，又当饭又当菜。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由于冼恒汉的不懈努力，“高干读书班”还是达到了预期的学习效果，后来涌现出好几位真正的高干！
1941年春，冼恒汉调任独立1旅代理政委（旅长王尚荣），“期间参加了晋西北反日寇‘扫荡’的每一次战斗。”
1941年秋，独立1旅调防陕甘宁边区绥德，接替第359旅防线。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仅停发了根据国共协议应拨的微薄军饷，还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扬言要困死、饿死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号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当时，独立1旅也发动官兵开荒生产、养猪种菜、捻毛线、织毛衣，冼恒汉也学会了捻毛线，曾自诩：“一有空就捻，手艺还不错呢。”
1943年秋，冼恒汉又调到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下属的第385旅担任政委（旅长王维舟），领导部队拱卫着党中央、保卫着毛主席。
1945年夏中共七大召开，冼恒汉亲逢盛会。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这时，贺龙奉命上晋绥前线，冼恒汉奉贺总的命令随他同行，组织晋绥野战军。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政委李井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冼恒汉任副主任。
回顾抗战八年，冼恒汉幽默中肯：“前线后方都曾呆过，没有大功实有苦劳！”
“就凭‘新式整军运动’，他就在军史上有一席之地！”
1946年6月，蒋介石大打出手，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同年9月，蒋军进攻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冼恒汉协助贺龙等指挥晋绥野战军参加张家口保卫战，旋果断挥师南下，由雁门关向太原方向挺进，重创阎军。
11月，为了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晋绥野战军第358旅、独立1旅整编，组成第1纵队（军），张宗逊任纵队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冼恒汉任政治部主任，随即马不停蹄驰赴延安。由于政治工作及时有力，部队只用五天功夫就到了延安四十里铺。当时，不知是谁在路边的土崖上写着：“长江里的轮船黄河里的水，苏联人的飞机八路军的腿。”12月上旬，部队移驻延安城附近七里铺、柳树店，抓紧时间整训、练兵，冼恒汉主抓战时政治工作生动有效，第1纵队斗志昂扬。
◆冼恒汉（中）和李贞等合影。
在延安驻防两个月，冼恒汉带领纵队政治部抓紧时间落实部队的思想建设和宣传教育工作。成立了纵队宣传队，加强了宣传部的领导，出版了纵队自己的刊物《学习通讯》《新闻摘要》和《前线生活》，这些都是油印的小册子，对教育部队起到不小的作用。为配合形势教育，纵队宣传队排演了一批短剧，如《拜年》《民兵》《兄妹开荒》《夫妇识字》等，很受部队欢迎。
1947年春，面对蒋军胡宗南部窜犯延安图谋，第1纵队等部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后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在彭德怀指挥下，“从三月十九日我军撤离延安到五月四日蟠龙大捷，只一个半月时间，西北野战兵团三战三捷，歼敌一万四千余人，俘虏三个旅长。”在此过程中，第1纵队既能攻坚，又能打援，深得彭德怀赞赏，他对廖汉生、冼恒汉说过：“第1纵队政治工作做得好，士气久战弥坚！”
1947年冬，西北野战军开始冬季整训，冼恒汉等多数同志认为：部队中从俘虏中转化来的“解放兵”比例相当大（占部队兵员总数的80％），政治觉悟比较低，仍有“为谁扛枪，为谁卖命”的错误思想。他们认为，应该通过发动“解放兵”诉苦，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这一提议，得到廖汉生政委支持并迅速展开。
诉苦运动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之后，冼恒汉领导政治部适时地诱导大家挖苦根。苦从何来？经过热烈讨论之后，大家脑子想得宽了，认识也迅速提高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的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个东西毛主席称之为“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的总代表是蒋介石，蒋介石是全国人民的公敌。只有打倒蒋介石，推翻“三座大山”，全国人民才能得到解放，这样大仇报了，小仇也就自然报了。
认识到苦根后，冼恒汉组织政治部展开群众性查阶级、查斗志、查工作，清除了异己分子，鼓舞了战斗意志，提高了工作标准，整个纵队面貌焕然一新。
作为纵队政治部主任，冼恒汉把纵队开展整训的工作经验材料上报野战军前委，彭德怀大为满意并批示在全野战军推广，后来中央军委下令全军推广。
由于第1纵队的诉苦三查搞得比较早，也比较普遍和深入，得到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的肯定，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被毛主席誉为“新式整军运动”，并将这次运动肯定为：“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代总参谋长的周恩来也称赞诉苦三查是“壮大军队”的法宝，“创造了政治工作的新方法”。
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冼恒汉又及时提出“第1纵队要有第一的样子”等口号，使第1纵队战斗力更加凶悍。1948年3月起，第1纵队扬威宜瓦战役、荔北战役。荔北战役中，“我纵表现勇猛顽强、机智灵活，在伤亡严重的情况下，圆满完成分割围歼敌人的任务，受到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的通令嘉奖。”
◆冼恒汉任第一野战军第7军政治委员时留影。
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第1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贺炳炎担任军长，廖汉生担任政委，冼恒汉担任政治部主任（后任第一副政委）。在他们指挥下，第1军参加了渭河战役、陕中战役、扶眉战役、兰州战役，每战皆捷。
1949年9月，青海西宁宣布解放，随即成立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冼恒汉担任军管会主任，迅速恢复了西宁社会秩序。在他主持下，第1军共抽调2000多名干部和党员老战士到地方工作，从此扎根青海建设，一干就是几十年，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生。
谈起解放战争时期的冼恒汉，有老同志公允地说：“就凭‘新式整军运动’，他就在军史上有一席之地！怎么说，他也是一位政工名将！”
在大军区政委任上共22年之久，实为罕见！
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1个月后，冼恒汉调任第7军政委（军长彭绍辉），率领主力驻防甘肃天水一带，与当地人民政府一道，经过军事围剿与政治瓦解，取得了剿匪的胜利，为甘肃土地改革铺平了道路，为甘肃地区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1950年春，第7军奉命修建天（水）宝（鸡）段铁路。天宝线全长155公里，工程艰险，全线穿行于陡峭的秦岭之中，光穿山隧道就有125条，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由于彭、冼亲自指挥，经过两年奋战，天宝线按时全线通车，受到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赞扬。
1952年8月起，冼恒汉历任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55年5月，西北军区改称兰州军区，冼恒汉历任政委、第二政委（西北局第一书记兼第一政委）、第一政委，直到1977年6月免职止，他在大军区政委任上共22年之久，实为罕见。
◆冼恒汉
1955年9月，中央军委授予冼恒汉中将军衔，并由贺龙元帅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亲自授衔,并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革”期间，冼恒汉被“造反派”诬为彭德怀的“死党”、“黑干将”，多次被残酷批斗。由于拒绝交待彭的所谓“罪行”，他被罚站在垒起的凳子上，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由于头晕被摔得昏迷不醒！
1977年6月，冼恒汉被中共中央免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第一政委、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等职务，并在相关传达文件中解释如下：
“在铁路系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使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严重影响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
离休后，冼恒汉撰写了《难忘的记忆》《回顾二万五千里长征》《有关一纵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史料的回忆》《参加西北解放战争记》等十多篇回忆录，共约10多万字，希望以革命历史教育后人。
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1年11月19日，冼恒汉在兰州病逝，享年80岁。
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原创。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dangshiboc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