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登革热疫情最新消息:投放食蚊鱼运动式灭蚊恐致生态灾难

食蚊鱼(图片来自On Earth杂志)

这是一条小小鱼,比你的小拇指还小一点。但它却是鱼中的“小强”:它能在污染如下水道一般的水中生活;就算被从马桶冲下去,它仍能存活;连毒药,都不一定能弄死它。

10月17日,它与其余1000尾同胞,“扑通”被投入广州白云区螺涌公园的水里。

它叫食蚊鱼,祖先来自遥远的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在广州主政者眼里,这小小鱼带着神圣而重要的使命:它们是广州市政府向登革热宣战,其庞大“军团”中的重要一员。据媒体报道,至少有5.4万尾食蚊鱼,被投入广州市的几大水系。

不过,很快有专家指出,食蚊鱼“既吃蚊也吃鱼”,属于入侵物种,会损害本地生态。

而几乎与此同时,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广州海珠区赤岗街道办“登革热宣传点”的摊位,两个工作人员孤零零地坐在那里,桌上摆了药品、驱蚊片,尽管人来人往,却没有任何人上去咨询。

“没人理他们,他们也不理任何人,”有小区居民说,“他们就百无聊赖地坐在那里,更像是在完成政府任务。”

这一天,广州登革热病例数已经突破三万,超过往年病例数的三十倍。

“当下,打药灭蚊是政治,”在广州已从事20年害虫防治工作的总工程师伍明亮感叹。他担心的是登革热疫情当前,广州全市到处喷射化学药剂灭蚊,会对生态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为应对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登革热疫情,广州全城出动。行政命令下,基层、社区、医院,处处压力巨大。疫情总算是控制住了,但留下的反思却不容忽视。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断骨热”疫情

今年,广州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登革热疫情。

登革热对广东人并不陌生。伊蚊叮咬患者后,再叮咬其他人,就能传播病毒。虽然死亡率低于1%,这却是一种让患者非常痛苦的疾病。西方称其为“断骨热”:“全身骨头像断了似的”。

在过往年份,广州每年的登革热病例数很少超过1000例。而今年,根据广东省卫计委的通报,截至10月26日,广州已有34186例登革热,是过往年份的三十多倍。

为何今年疫情如此凶猛?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副院长陈晓光称,周边国家或地区登革热大流行是首要背景。

凤凰网查阅各国病例数据发现,在东南亚,泰国病例已超过13万;马来西亚超过7万;台湾超过6000例;与广东邻近的香港,目前超过80例;日本也在9月发现自1945年以来的首次疫情,至少70人染病。

陈晓光告诉凤凰网,广州今年夏季高温多雨,造成伊蚊孳生地增加,伊蚊生长周期缩短、密度增加,这也是今年疫情凶猛的主要原因。

广东省卫计委提供的通报数据显示,从9月29日到10月14日,每日新增病例都在1000例以上,几乎能抵上往年一年的总病例数。最高的10月8日甚至达到1618例。

按登革热传播特性,如不进行蚊媒控制,增幅将是几何级数的爆炸性增长,“今天1000例,明天就是2000例,后天就是4000例这样的倍增,”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杨智聪称。 

书记市长都坐不住了

尽管早在1月就出现了首例病人(比去年提前了七个月),广州市政府真正大动干戈向登革热宣战,却到9月下旬才发生;那时病例数已经高达6000多例,是往年年份的六倍之多。

陈女士69岁的母亲,不幸中招,染上了登革热。她告诉凤凰网,9月26日她带母亲去医院时,广州很多医院、疾控中心感觉还完全没有“动”起来。

“我在网上查,官方说各区疾控中心都能检查是否登革热,结果我去了越秀区疾控中心,对方竟然说是周五下午,不办公;最后只能带我妈去了广州市第八医院,才能做检查,”陈女士回忆说,她家幸好有车,如果家里没有车的市民,带着病人转来转去,肯定会延误病情。

陈女士的母亲治疗登革热,共花费超过5000元,而且医保不报销。“老人患病后,心理负担很重,”陈女士说,母亲患病后老怕传染给家人,一看到有蚊子就赶紧去打。

陈女士的母亲还有一位病友,一家三口去越秀公园转了一圈,回来就全得了登革热,包括孩子。

广东省卫计委直到9月22日才开始每日通报登革热疫情数据。在此之前,本地媒体甚至无从知道疫情数字。

至于广州为何会拖到9月才大动干戈,坊间有不同的猜测。有人说怕公布登革热疫情会影响即将召开的广交会(尤其考虑到今年严峻的经济形势);有人说,因为市委书记新官上任,怕民间有不好的联想。凤凰网则从不同渠道都听到同一个消息:好几位省级领导都患上了登革热。

9月22日,新官上任不到一个月的市委书记任学锋,主持召开登革热防控工作会议,“由各级党政一把手负总责,把责任分解到各街、社区及单位和个人”;23日下午,任学锋亲自到海珠区沙园街道实地检查防控措施;23日晚上,市长陈建华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强调要打一场消灭蚊虫、防控登革热的战役”,并要求“全力争取在国庆节后出现(疫情)拐点”(实际上,广州的疫情数据直到10月18日才降到600以下)。9月24日,广州开展全市集中灭蚊行动。“灭蚊不达标的街镇要问责”、“对防控不力导致疫情蔓延的,要坚决追究党政主要领导责任”……市长陈建华撂下不少“狠话”。

市委书记、市长一声令下,行政命令就像一阵风一样,全市都“动”起来了。轰轰烈烈的“抗登”大战就此展开。

居委压力巨大,“一边喷药一边哭”

“灭蚊大战”打响,全广州各居委都“动”起来了。

“哪个街道防控不力,领导要问责,”市长陈建华说得毫不客气。

基层压力巨大。

“从国庆节开始,到10月20日,一天都没有休息过,”有居委会人士向记者抱怨。

据记者了解,“十一”黄金周期间,广州全市所有居委会,基本上都没有休息,连续7天加班加点,到处喷洒药水,逐家逐户派灭蚊片。

“我今天8个小时都在爬楼梯……”有居委会工作人员如是抱怨。

最糟糕的是,有些居委称,加班的通知是10月1日上午才下发,要求所有人回来加班。很多居委会工作人员本来已经安排了与家人出游,有些报了旅游团的,都不得不退团回来加班。

有一位居委会工作人员,本来打算与丈夫去菲律宾薄荷岛玩,花了三千多元买机票,却在10月1日中午收到通知,要回居委加班。另一位居委会工作人员,本来都与丈夫、孩子一起高高兴兴开车离开了广州,却在路上收到加班通知,不得不中途折回广州。还有一位工作人员称,自己本来计划好了国庆期间要去好几个地方玩,全程去这里去那里已经定了11张火车票,结果只能全部退掉。

这边厢是全市各居委加班加点,那边厢,政府继续不停加码。

10月4日晚,广州市政府紧急发布《关于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控登革热的通告》,提出“全民动员”,“发动居民进行环境卫生大整治,开展翻盘倒罐行动”。

10月5日,天河区政府通报称,建立起“学校+街道+社区”联防联控机制,其中石牌街的华师大社区每天安排3台消杀机对绿化带、沟渠等重点区域不间断药物喷杀,对沙井盖、下水道、楼顶、车库等易滋生蚊虫区域投放灭蚊药剂,在学校每栋楼宇下边的沟渠上铺上塑料纱网……

越秀区东园新村居委会主任汤晓萍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称,每天的工作就是“抗登抗登还是抗登”:“我们居委会每个人都病倒过了。”

辛苦不是最难受的。很多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上面”“下面”都有压力,经常感到委屈。

有居委会工作人员在微信上写,说自己前一天才辛辛苦苦把各卫生死角清干净,第二天又有垃圾,正好被领导看到,挨了骂,委屈到“一边喷蚊药一边哭”。

番禺区某街道免费为群众发放蚊拍,没想到来领取的群众数量之多出乎他们的预料,来晚了领不到蚊拍的街坊,就挤在居委会门口大声叫骂。居委会人员感到非常委屈。

压力巨大下,有些居委会开始使用一些并不科学的灭蚊方式。

国家卫计委巡视时就发现,白云区有些地方清理积水,居然是往积水里倒石灰。“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省钱……那孑孓疯长,一点都不怕(石灰),”有跟随国家卫计委巡视的记者告诉凤凰网。

在白云区新兴白云花园,工作人员甚至往下水道里倒石灰。“伊蚊不在下水道里生长,这样做只会让下水道发黑发臭,也会破坏相应河涌里的生态,”有专家如是称。

还有些地方采用的是全天候灭蚊,而不是在蚊子最活跃的清晨或黄昏灭蚊。

“做了很多无用功,很多办法可能只是自欺欺人,或者只是安慰自己说我做了就行。有些主意很明显就是居委会主任一时头热想出来的,完全没有咨询过专家,或者听说别人怎么做就怎么学,”一位知情者告诉凤凰网。

“增城还下发了一个疫情防治通知,规定不可以养富贵竹,如果不听劝告停止养竹将进行停水停电处理。这情景真让人无奈!”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微博上如是称。

廖新波认为,许多城市没有充分重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只在评比前后和疾病发生之后才进行堵、禁、治。

国家卫计委的专家组点评认为,官方组织的灭蚊工作也存在问题:一方面灭蚊工作存在消杀过度,同一个地方连续每日一次喷洒灭蚊会浪费人力物力,“一个星期一次,或三天一次足矣”。另外,个别地方灭蚊轻重“失衡”,马路、广场等干爽的地方灭蚊,而某些地方却消杀不足,对卫生死角如建筑工地、大叶灌木丛、地下网管照顾不周。

除了“不科学”灭蚊,形式主义也大行其道。廖新波在新浪博客上挂出一张图,横幅上写这“无积水、无伊蚊、无登革热”,下面却是垃圾成堆,污水横流。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微博上挂出的图

“发动群众”有时也欠考虑。在白云区,连小学生和老人都被发动起来,到草木丛生的地方“清除卫生死角”;在某社区还有孕妇被动员出来参与捡垃圾的。“小孩、老人、孕妇本来就是登革热易感人群,让她们到草丛密集的地方捡垃圾,非常危险,加上还有化学药物的潜在威胁,”一位一直跟踪登革热的广州记者告诉凤凰网。

这位记者还上去问一位参与喷药的老人“志愿者”:“你不怕被蚊子咬?”

“没想过啊。”

“领导有没有告诉你,如果被蚊子咬了怎么办?”

“没有,”老人老老实实地回答。

“运动式”化学灭蚊可能带来生态灾害

更加糟糕的是,大量使用灭蚊药,不可避免要对环境造成影响。

有专家形容这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做法。

在全城灭蚊大战中,有社区甚至对药剂不加稀释就直接喷洒。

多年从事昆虫生态研究和害虫防治工作的伍明亮,是广州市汇城害虫防治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他对大规模打药灭蚊忧心忡忡:害虫会对化学药剂产生抗药性,“长期滥用化学农药会导致害虫再猖獗,在害虫防治领域已经得到广泛的共识,”他在网上撰文写道。

伍明亮认为,科学的防治对策应该是保护生态环境,充分发挥自然天敌对害虫的控制作用,尽量营造一个有利于天敌而不利于害虫的环境,而不是一剂猛药下去,把害虫和天敌全搞死。

“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应慎重使用化学农药,”伍明亮再三强调。

伍明亮称,基于其二十年灭蚊所看见的现象,是“蚊子越灭越多”。“我司于2000年开始至今,承包广州某大型小区‘四害’防治,根据合同的要求,不论有蚊无蚊,不论冬天夏天,每周一次在小区内全面喷施菊酯类农药灭蚊。”

他认为这样是不科学的。“蚊子越来越难灭,使用的农药就越用越高级,浓度越用越高”。蚊子在这种高强度的农药轰炸十几年下来,产生抗药性是必然的。

伍明亮还指出,以前广州小区绿化带有很多蜘蛛挂网捕捉蚊子,现在蜘蛛消失了,区内除了癞蛤蟆以外,很少见到有益的动物。

“失去了自然天敌的控制,灭蚊单独依赖化学药剂,造成恶性循环,越是打药蚊子越多,”伍明亮说。

据他估算,广州每年喷洒的农药保守估计有一千吨。“当中大部分的打药,不是根据虫情需要,而是定时定量按规程打药,美名为预防为主,实际上是典型的滥用农药。估计比合理需要的药量超过100倍……30年下来,广州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可想而知。”

面对登革热的威胁,广州的化学灭蚊登峰造极。“隔两天就全市统一灭蚊,各种灭蚊神器轮番上演,全城处处毒烟腾腾。我司所承包的小区,居委要求天天全覆盖打药灭蚊。”

“香港为什么没有爆发登革热?人口也同样密集啊。不同的是,那里是观鸟天堂,广州的小鸟呢?”

伍明亮还说,有清远山区向其公司求购一吨除虫菊酯,“该地还没有登革热,是上级要求天天灭蚊,我说最好不打药,或打生物药剂;她却说这是爱国卫生运动。”

“我人微言轻,深感无力,当下,打药灭蚊是政治,”伍明亮感叹。

对伍明亮的观点,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杨智聪则表示:疾控中心一直有监测蚊子的抗药性,未有实证能证明广州的蚊子群落和抗药性发生显著变化。他认为“单凭一些印象进行倡导,并不严谨”。

广州日报则援引“省市疾控中心的虫媒防治专家”(文章并无署名)称,昆虫产生抗药性主要是在幼虫时期,而目前化学灭蚊主要是针对成蚊。

“灭蚊重点在孳生地集中灭杀幼蚊,而不是他说的灭成蚊;另外,灭成虫同样会产生抗药性,”伍明亮对凤凰网称。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副院长陈晓光认为,从某一个地点“蚊子越灭越多”这种印象,直接得出“广州生态恶化”的结论,还需要更扎实的数据支撑。但如果长期使用化学药剂,而使用的数量又不规范的话,蚊子是会产生抗性的。目前的实验室数据显示,广州的白蚊、伊蚊(登革热的主要传播媒介)“有一定抗性,但不是很高”。他认为,社区、基层用化学药剂灭蚊,政府应提供更多的现场指导。

中山大学生态与进化研究所所长彭少麟则表示:杀虫剂该施多大面积、浓度多大、用量多大,都应该进行相关研究。但据他所知,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投放食蚊鱼:将一个问题转化为另一个问题?

10月17日,广州白云区螺涌公园,防治人员投放了3斤共1000条食蚊鱼。图片来自mayokyo/东方IC。

10月10日,广州市水务局在其官网公布一条通稿,题为《市水务系统多项举措防蚊灭蚊》,其中提到,为灭蚊,广州向市内河、湖投放了大量食蚊鱼。

马上有专家指出,食蚊鱼是世界公认的外来入侵物种,会挤占本地生物生存空间。

媒体多次向市水务局询问投放食蚊鱼的数量、范围,但市水务局却三缄其口;这个措施如何出台、谁做的决定,也不肯交代。

据本地记者了解,天河区的天河公园湖、乞巧公园水系、新塘水库、岑村水库及车陂涌、沙河涌等山塘水库、河涌,分别被投放食蚊鱼5.4万尾。

美国环境新闻权威杂志《On Earth》称,食蚊鱼从1905年开始了其“入侵全球”的旅程。那一年,一位夏威夷生物学家大卫·佐丹(David Starr Jordan)——他也是斯坦福大学的创始校长——为了控制夏威夷岛上的咬人昆虫,在休斯敦附近找到了这种虽小而凶悍的鱼类,并带回了夏威夷,形容其袭击幼蚊就像“狼入羊群”。

夏威夷政府随即大量引入这种鱼类,1910年左右,这种鱼类被引入亚洲。

投放只是一瞬间的事,要消除它们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早在1936年,科学家就已经发现了这种鱼会对本地生态造成负面影响。但七十多年过去了,关于如何消除食蚊鱼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全世界的科学家们似乎都没有找到非常有效的方式。

广州登革热疫情最新消息:投放食蚊鱼运动式灭蚊恐致生态灾难

在美国,目前已经很少再用食蚊鱼作为对付蚊子的措施。科学家们认为,很多本地鱼种也可以食蚊,没必要引入食蚊鱼这样损害生态的鱼种。“只要水里有鱼,能孵化出的孑孓数量几乎就是可忽略不计的,”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的水环境研究者Peter Unmack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根本不需要特别引入食蚊鱼。”

食蚊鱼是入侵物种,并不是只有外国人知道。在广州水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一本小册子里,明确把食蚊鱼列为“不宜在广州自然放生的常见物种”,在广州属于危害程度最大的外来入侵水生动物之一。

全国水生夜深动物保护分会会长李彦亮则告诉广州日报记者,作为外来入侵物种的食蚊鱼大规模向环境中投放要“慎重”,投放的权限不在省、市,而是由农业部批准的,因此地方一个部门没有权限大规模放外来物种。

面对媒体的质疑,广州市水务局只是答非所问地说:“食蚊鱼不会污染环境”,并说“这个措施是按照爱卫办有关灭蚊的指引做的,应该是安全的”。

后来,市水务局又说,这次引入的食蚊鱼来自“广州周边地区”,而不是从国外引进。

不过,市水务局官网上那条最早透露投放食蚊鱼信息的通稿,点进去后,只剩标题和日期,正文已经一个字都不见了。

《On Earth》杂志那篇关于食蚊鱼的报道,标题就是:“把一个问题转化为另一个问题”。

病例数字是否反映实际?

“(登革热)实际上的发病率比官方公布的还要高,”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兼大内科主任周昭远如是称。

“登革热爆发早期,疑似病例可由所在医院抽血送疾控中心检查来确诊,中间有几天不知什么原因,要病人家属到银行交检测费用再自己送疾控中心去检测,后来因各方反应大,才决定由各医院自己检测,”他说,这种做法,很容易使病人家属嫌麻烦而拒绝送检。“那几天的上报新增病例数肯定比实际发生数要少。”

另外,周昭远称,由于登革热重症少,病死率低,相对转归较好,有些门诊医生为减少网络直报的麻烦,对病情较轻的疑似登革热病人,故意不查登革热抗体,直接给予治疗,导致疾病的漏诊。也有病人嫌检测费贵,拒绝检测,所以公布的病例数应远远少于实际数。

除了总病例数可能少于实际,也有人质疑死亡数据。

目前,官方称,广州登革热共报告5例死亡(上一次广州出现登革热死亡病例,是在1991年)。

“广州目前病例超过33000多例,只有5例死亡,从死亡率来说,不太可能,”有专家称。

仅有6000例病例的台湾,目前至少有6例死亡。

“按照我在医院里看到的情况,全市死亡案例肯定不止5人,可能某一家医院都不止了,”有参与登革热救治的医生说。

按照广东省卫计委的通报数据,10月6日以后再没有因为登革热死过人。“这不正常,不科学,”有专家称。凤凰网查阅省卫计委通报数据,发现从10月6-11日,病例数一直在1000以上;12日突降为668例;然后13日、14日也在1000例以上;直到10月18日,病例数才降到600以下。  

结语

“领导不动,下面不动;领导一动,下面乱动,”有知情者如是描述广州的“登革热之战”。

面对凶猛疫情,全城出动也无可厚非。不过,有不少专家指出,像灭蚊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常态式”而不是“运动式”。

而官方则经查指责民间“不配合”。比如有些街坊不愿意让居委会工作人员入屋灭蚊。

为应对登革热,广州投入了多少钱?凤凰网未能查到相应数据,但有专家估计,光灭蚊与设备投入,就数以亿计。“这已经是很保守的估计了。”

登革热疫情趋于严重,很可能是个长期趋势。世卫组织称,近50年,登革热病例增长了30倍,原因包括人口增长、城镇化、人口流动趋繁、塑料等垃圾量激增。

“由于气候和环境变化,加上日益频繁的国际贸易和人流量,登革热在中国可能会越来越普遍,”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副院长陈晓光告诉凤凰网。

“广州算是医疗资源非常好的大城市了,又有应对非典的经验,”另一位专家对凤凰网说,如果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应对疫情都出现不少不科学的做法,其他城市又如何?对登革热如此,如果埃博拉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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