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正如罗尔斯所言，社会不过是一种人们相互间的利益合作体系。人际合作之所以能进行，社会之所以能存在发展，显然是因为人与人的基本关系是互相信任而非互相欺骗，是因为人们相互间的诚信的行为多于欺骗行为。否则，如果人与人的基本关系是互相欺骗而非互相信任，人们相互间的欺骗行为多于诚实行为，那么，合作必将瓦解、社会必将崩溃。所以，诚信乃是维系人际合作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纽带，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障。然而，问题的关键显然在于：究竟应该怎样进行信用体系建设从而提高国民的诚信品德？
每个国民的诚信或欺骗之品德，并非孤立之物，而是与其他品德——如善良、公正和仁爱等等——相互作用的有机体。并且，正如诚信从属于、支配于和决定于善恶原则、仁爱原则和公正原则一样，在每个国民的品德结构中，诚信乃是被支配的、被决定的、从属的、次要的因素；而善良、仁爱和公正等则是支配的、决定的、主要的、主宰的因素。因此，提高或改善一个人的诚信品德，必须提高或改善他的品德整体，特别是他的仁爱、善良和公正。否则，仅仅强调诚信，实在是治标不治本。试想，对于一个恶人，你怎么教他诚信，怎么让他有诚信品德，显然都是无用之举。相反，一个人如果具有仁爱和公正美德，你还会担心他不诚信吗？所以，王船山说：“诚者，虚位也，知、仁、勇、实以行乎虚者也。故善言诚者，必曰诚仁、诚智、诚勇，而不但言诚。” 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之根本，乃在国民品德培养方法。国民品德培养方法无非制度建设与道德教养（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两大类型。道德教育（如言教、奖惩、身教和榜样）与道德修养（如学习、立志、躬行和自省）都是国民个体、各个个人的品德培养方法，而不是国民总体、群体的品德培养方法。反之，制度建设则是国民总体、群体之品德的培养方法，而不是国民个体品德、个人品德培养方法。制度建设是国民总体或群体品德培养方法，它虽然不能保证具体提高各个个人的品德境界，却能够保证提高一个国家的国民总体的品德境界；而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则是国民个体或个人的品德培养方法，它只能保证具体提高各个个人的品德境界，却不能够保证提高一个国家的国民总体的品德境界。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或社会，只要制度优良，那么，不论该国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如何，即使该国不进行任何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该国国民总体来说必定品德高尚、诚实守信；而它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不论如何恶劣松懈乃至等于零，充其量，也只能导致极少数人品德败坏、欺骗多诈而已。反之，一个国家或社会，只要制度恶劣，那么，不论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如何，即使有最优良最努力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该国国民总体来说也必定品德败坏、欺骗失信；而它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不论如何优良努力，充其量，只能造就极少数有诚信等美德的人而已。因此，作为品德培养方法，制度建设远远重要于道德教养：制度建设是大体而道德教养则是小体。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必须“先立乎其大者”，首先且主要的是进行作为国民总体品德培养方法的制度建设：它是国民品德培养的主要方法，因而堪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之本。然而，多年来，我们却将国民品德培养与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等同起来，而不知制度建设为何物。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制度建设以提高国民总体品德？要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显然必须弄清和遵循国民品德的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国民品德发展规律以及基于这些规律的制度建设之品德培养方法，可以归结为四条：“德富律：发展市场经济”；“德福律：构建宪政民主”；“德识律：实现思想自由”；“德道律：奉行优良道德”。
德富律：建立自由且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
究竟应该怎样培养和提高国民品德？管子说：“衣食足则知礼仪，仓廪实则知荣辱。”墨子说：“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韩非说：“饥岁之春，幼弟不让；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王充说：“礼仪之行，在食足也。”但是，说得最系统的恐怕还是孟子：“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一言以蔽之曰：满足国民的物质需要乃是国民品德培养的根本方法。这种古老的观点能成立吗？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国民品德高低发展变化，无疑取决于他们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的强弱多少；而每个人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欲望的强弱多少，则正如马斯洛所言，取决于国民物质需要或生理需要的相对满足是否充分。他将人的需要及欲望由低级到高级地分为生理、安全、爱、自尊、自我实现五种，进而发现，比较低级的需要优先于、强烈于比较高级的需要，而比较高级的需要则是比较低级的需要得到相对满足的结果：安全需要是生理需要相对满足的产物；爱的需要是生理和安全需要相对满足的产物；尊重需要是生理、安全、爱的需要相对满足的产物；自我实现需要是生理、安全、爱、尊重需要相对满足的产物。于是，人的一切需要和欲望最终便都是在生理需要基础上产生的，都是生理需要相对满足的产物。 因此，每个人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便是在他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基础上产生的，是他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相对满足的结果：他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满足越充分，他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便越多；他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满足越不充分，他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便越少；他的生理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他便不会有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道德欲望；只有他的物质需要得到了相对的满足，他才会有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道德欲望。这个道理，我们的祖宗早已知晓，故曰：“衣食足则知礼仪，仓廪实则知荣辱。” 可是，一个人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相对满足的充分不充分又取决于什么？显然，一个人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相对满足的充分不充分，不仅取决于他所y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而且取决于他的物质需要的多少：他的物质需要越少、物质财富越多，他的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便越充分；反之，他的物质需要越多、物质财富越少，他的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便越不充分。换言之，一个人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相对满足的充分不充分，取决于物质财富和物质需要双重因素：一方面取决于他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而与之成正比；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他的物质需要的多少而与之成反比。 准此观之，也就并非只有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人们的物质需要才会得到相对的满足。在任何社会，人们的物质需要都可能得到相对的满足，也都可能得不到相对的满足。因为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物质财富固然较多；但是，人们的物质需要也较多，因而他们的物质需要也可能得不到相对的满足。反之，社会发展的较低阶段，物质财富固然较少；但人们的物质需要也较少，因而他们的物质需要也可能得到相对的满足。 那么，人们的物质需要能否得到相对满足究竟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慢，财富的增加便慢，因而便不能适应和人们物质需要的不断增长，不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经济发展快，财富的增加便快，因而便能够适应人们物质需要的不断增长，便能够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那么，人们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是否仅仅取决于经济发展速度呢？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