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比尔·费舍尔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国际经济学教授
如果缺乏组织性创新，人口红利消失的中国只会沦为二流的低成本制造商 【《中国企业家》杂志】三十年前，中国开始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经济体。最初的时候也许并不是光鲜耀眼，但现在她已经羽翼丰满。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功故事。可以肯定，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无与伦比，但是现在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了。 为了适应路况变化，行驶中的车子需要换挡变速。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需要“换挡变速”了。这是中国成长神话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过去三十年中国再次出现在国际经济舞台并大获成功，其原因是廉价的劳动力和低廉的成本。这一点直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改变，中国仍然把关注焦点单一地放在如何使现有产品更便宜上。是时候收手了! 有没有一家中国企业曾经创造出一款备受瞩目的、可以媲美柯达数码相机、飞利浦CD、或者索尼随身听的新产品?有没有中国企业曾经提出过像丰田的生产流程、宜家的卖场设计一样值得关注的生产程序革新?中国有没有产生过像iTunes一样改写用户体验的商业模式，或者像Zara那样彻底改造时尚产品的供应频率?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没有。开诚布公地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并不是创造出任何不同的东西，而是尽可能便宜地生产已经存在的产品，做到这个需要的就是廉价的劳动力。 但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正处于一个拐点。2010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15岁到64岁)的数量达到了峰值，人口中71.9%都在15岁到64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被认为可以为社会创造净值。2010年之后，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比例将会下降，到2015年，适龄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也会开始减少。正如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的Philip Bowring最近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观点：“中国现在40岁到50岁之间的人口有3.78亿，但20岁以下的人口只有2.73亿，农村里年轻的、富有流动性的人口持续下降。因此中国必将寻找其它途径以维持经济增长，并从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中取得收益。”破解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难题最显而易见的方法是寻求创新，但我们有理由怀疑过去缺乏创新的情况何以会突然改变。 一个看起来矛盾的现象是，今天的中国，在艺术、时尚、雕塑、音乐和电影等诸多领域，充斥着创造力。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创新都是个人行为而并不具有组织性。亚马逊和苹果之所以能够鹤立鸡群，源于它们都是“有组织性”的创新。iPod、iPhone和iPad这样的产品不可能由一个人独立设计，它需要一个团队，而且必须是一个多样化的团队，近来的大部分革新的成功也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和中国各类组织中庞大的人数相比，中国的组织为何表现得如此缺乏创新性?难道在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以命令和控制为特色的管理手段仍然难以打破吗?或者是由于儒家尊重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的文化还在发挥作用?是由于缺乏信任;还是信任过于泛滥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多样性吗?或者是出于别的原因? 中国是时候去解决创新问题了，因此它以前的成功意味着“开始的结束”——下一阶段，中国将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级的改革者。如果这个情况没有发生，那我们很有可能会见证具有中国特色的竞争优势的“结束的开始”。在这种趋势下，中国会沦为一个低成本制造商，虽然比大多数竞争对手的规模都大，但却不再是最大的、甚至不会是成本最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