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岳占仁
近一两年来，西方国家谈论中国的书非常多，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是其中引起最多热议的一本。这不仅是因为它颇具吸引力的标题，更是因为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一些新颖的观点，这些有违常人直觉的预测虽然未必正确，却也能够激发人们的思考。
应该说，书中的很多观点并非作者原创，例如在现代性概念上打破西方中心论的窠臼，这种现代化研究领域已经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的提法，来自美国学者白鲁恂；朝贡体系复活的观点在国际关系学界也并非新见。当然，这并不妨碍马丁的采集和重新构思之功，这种博采众长而有大胆立论正是一本书大获畅销的关键。在本书英文版面世一周年之际，我们向马丁抛出一些问题，让他自己来进一步澄清自己的观点。 记者：书出版一年来，您有了哪些新的思考？ 马丁·雅克：有两点应该写得更清楚：一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在西方被视为必要的邪恶，在中国则是大家庭的家长，中国的政府被视为文明的体现和保护者，具有半神圣地位。在政府合法性问题上，中国和意大利形成鲜明对照，中国没有选举，但是拥有高度的合法性；意大利情况相反，政府一直被人们视为攫取私利的工具，到现在人们普遍还认为逃税很合理，不是什么罪过。 二是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一段时间以来，急剧的变化使得很多文化因素受到侵蚀，一些中国人对中国文化表现出危机感和失落感。但是中国的变革很成功，而强大的、深深植根于社会中的中国文化在背后起到了关键的“冲击力吸收器”的作用。中国文化的确正在经历变革，必要重新定义，重新构造，但这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目前看它没有过时，更没有消失，它形成了中国人自我思考和自我体认的方式和社会运转的方式。 记者：您提出的“朝贡体系回归”的观点引起一些人的质疑。看看新加坡在周边大国夹缝中生存奋斗的历史，你认为他会向哪个国家朝贡吗？ 马丁·雅克：我关于“中国是文明国家”的观点是非常站得住脚的，那是理解中国独特性的基石。朝贡体系则非常微妙。它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在100多年前才消失。朝贡体系存在的条件之一是中国在（东亚）地区内的主导地位，而现在中国经济上正在重新变得举足轻重。这样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体系，会轻易地完全消失、不再回来吗？我的感觉是它会以某种方式回归，它的某些元素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复活。——这是我的哲学立场。从实际视角看，显然复活后的体系也不会再是原先那种含义。原先的朝贡体系是在一个封闭的、与外界隔绝的地区范围内进行的，现在情况已经不同，所以不会是简单地回归。这是我的观点。我希望我的观点能激发讨论，希望有比我更有资格的专家来推进讨论。 记者：您认为接下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步的力量有哪些？ 马丁·雅克：过去30年，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步的力量主要是人们的一种穷困求变的意识，意识到中国需要向他国学习，需要向外界开放，不要再那么教条，要务实。1993年我访问广东时见识到这种被释放出来的脱贫致富的力量是多么惊人。英国人可能永远理解不了中国人为何宁愿在玩具厂拿着低廉的工资干辛苦的工作，因为这比他们呆在村子里赚的钱多。 由于中国巨大的规模，这种经济起飞初期阶段特有的动力会持续更长时间。接下来，一方面，历史很重要。18世纪以前，中国比西北欧地区要更加充满活力。现在中国经济的活力可以被视为是古代元素的一种回归、复活。另外，还有中国近10年来在人们心头涌起的一种自豪感，意识到历史上曾经辉煌的文明，它在世界上自然的位置就是位于顶层，希望中国复兴。 记者：您认为接下来阻碍中国改革开放进步的力量又有哪些？ 马丁·雅克：第一，国家越大，麻烦越多。中国的多样性，使得她离心力很强，很难维持凝聚力。第二，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而现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民众中存在仇富心理，觉得很多人通过非法手段致富。这很危险。由此导致的幻灭感，甚至敌意，会瓦解迄今尚存的非正式的政治共识。中国历史上一直力图在离心力和向心力之间维持平衡，未来会有一段离心力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而不平等正是一个原因。第三，中国严重依赖低成本劳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包括西方市场。如果国际市场环境持续恶化，对中国将有严重后果。向创新和绿色转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四，随着人们财富的增加和民智开启，社会需要一个更开放的政治体系，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