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GDP增长率11.9%，通货膨胀率2.2%，中国经济在今年一季度又交出了一份令很多国家嫉妒的成绩单。但是，在经济复苏的道路上，通货膨胀或者资产泡沫却犹如一把锋利的刀刃正高悬于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头顶之上。宏观经济的焦点开始转移到了如何防范、应对危机“后遗症”上。 年初时，经济学家们曾将2010年经济众口一词为“最复杂”的一年。所谓“复杂”，其中一个主因是救市所注入的巨额资金。例如，最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已临近2008年上半年创出的历史最高水平，通货膨胀预期呼之欲出；而国内房地产价格早已越过危机前的最高水平，中央政府正紧锣密鼓地推出一系列的调控政策，资产泡沫似乎已是大兵压境。
与此同时，复苏的“脆弱性”又与复苏如影随形。从去年底的迪拜世界债务危机到当前愈演愈烈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人们甚至担忧复苏成果会因此毁于一旦。 在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的纠缠下，中国宏观经济徘徊在“再次探底”与“通胀、过热”的边缘地带。经济前景如此剧烈对立地埋藏在人们的预期中，实属罕见。 在危机后遗症慢慢显现之时，《英才》记者特别专访到了4位知名经济学家，诊断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隐患”。 房地产在这一轮反弹中是一个“搭便车”者，而不是一个推动者，这一点要非常明确。 李稻葵 恢复增长不靠房地产 当前中国，年轻人对于房价上涨的不满从来没有如此强烈过，决策者在楼市调控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信号和承诺也从来没有如此强烈过，在12—18个月内，中国房地产市场会出现价格调整。 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理由有两点：首先，这一轮经济恢复“V型”反弹，房地产是一个迟到参加宴会的客人，在2009年3月开“两会”的时候，当时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如何启动房地产，而那时经济已经出现了反弹。所以，房地产在这一轮反弹中是一个“搭便车”者，而不是一个推动者，这一点要非常明确。 其次，当前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其它两个因素，一个是地方政府投资，如修高铁、建机场等，而且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现在还在继续；另一个是企业的自留利投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更新改造、新能源等领域。 正常年份，中国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于企业的自有资金，而不是银行贷款，也就是主要依靠内部融资，而不是外部融资。现在中国经济正在恢复到正常情况，与几年前不一样的是，当前经济的增长多出了来自高铁、地铁、风电、新科技、更新改造等领域的投资，因此，我坚信，今年的恢复增长不是依靠房地产。 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要不断地审时度势且有预见性地提前调整，否则就晚了。在全球央行大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背景下，美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央行应该将通货膨胀容忍度提高到6%-8%，但中国的情况有些不一样，由于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居民生活在比较低的水平上，他们的生活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粮食、食品的消费，因此，较高的通胀势必会对他们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从非常短期的1-2年时间来看，提高通胀容忍度的政策取向不见得合适。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将会给我们带来较大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我们需要用各种手段来化解它。从供给这头，政府可以帮助企业提高劳动生产效率，降低相关用地成本，相关行政成本，以此减缓企业产品成本价格的上涨；从需求这头，央行要非常谨慎地管理货币政策，管理好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因为一旦居民陷入恐慌反过来抢购，这将会造成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