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5多少战果 谈判桌上的战果春秋(2)



  谈判是没有胜负的。谈判的结果不过是企业的实力、当时的环境、管理者的想法和企业需求的综合反映。谈判的结果应该是双赢,要大家都觉得划算,事情才可能做下去。如果只有一方觉得赢了,而另一方觉得输了,即使谈判结果暂时得到了执行,最终也不会长久。

  (采访|本刊记者罗影)

  谈判事项:获得日本软银总额约3.84亿美元的投资

  谈判心得:投缘

  陈一舟同道相投

  口述|千橡互动集团董事长兼CEO 陈一舟

  高科技领域的谈判中,以融资谈判最重要,也最难。从千橡互动迄今为止的两次融资过程我总结出:谈判更多时候是看机缘。要想谈判成功,投资方与被投资方在大事情、大方向上的观点要保持高度一致。

  在这一点上,千橡的第二次融资谈判最典型。2008年,千橡获得日本软银总额约3.84亿美元的投资。软银董事长孙正义只用了5分钟时间就决定投资,而此前我对融资的预期则为零。

  当时,千橡发展得非常好,包括校内网、千橡游戏在内的几个业务开始做大。同时,由于已经获得一部分投资,在资本上我们并不饥渴。回想起来,当时是投资人提议说,千橡是否可以与软银谈谈,如果这家互联网行业中的远见者能投资千橡,他们也会继续加大投资力度。

  我的想法仅仅是想见一下孙正义这位在互联网行业中神一样的人物,认识一下这位白手起家创建了日本最成功投资公司的前辈。当时,日本互联网特别是手机互联网处于全球顶尖地位,孙正义的思维又是日本最前沿的,和他交流,如同向孔子问道。对于融资,我倒是没有过高期望。

  在谈判的前5分钟,老孙并没有出现,是由软银的COO和其他几位负责投资的人听我们的融资报告——我们准备了20页纸。当我们用了5分钟讲到第五页的时候,对方有人打断我们,一溜烟跑了出去。

  过了几分钟,老孙进来了,我们继续讲。又讲了5分钟,他就说挺好的,准备要投了。然后,他就起身要去厕所。

  这时候我想起马云的故事,马云与软银的合作就是在厕所里面搞定的。于是我想,要不要跟老孙一起上厕所呢?

  在去厕所的路上,我和老孙说:“你和马云的单子就是在厕所里敲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跟你一起上厕所的原因。”听完,他笑了。

  马云说他6分钟搞定孙正义,我大概花了5分钟,破了马云的纪录一分钟。

  价格不是问题,双方稍微砍一砍,我让得也比较快,觉得差不多就行了。软银投资时不希望占大股,因为他远离中国,并不想控制公司,所以对他们来说最合适的是35%左右。

  不过,我提出一个条件:软银要占这么多的比例,可以。但老孙必须在董事会中任职,这样我们能够学点东西,只给钱不要。就这样,千橡成了孙正义在全世界的公司中出任董事会席位的四家之一。那三家分别是:软银、雅虎日本、阿里巴巴。

  其实,在这场谈判中,我能感觉到不管是老孙还是我们自己,都在寻找一种共同的东西,这个东西一看就是自己想要的。因为当我们讲到对未来无线互联网的认识,老孙非常认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就是投缘。

  老孙是一位企业家,而不只是投资人。他一方面能帮助你思考未来,一方面还能为你提供弹药保障,同时又不干涉你的内政。然而,这一切都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你必须和他处在同一个轨道上。

 2 5多少战果 谈判桌上的战果春秋(2)
  到了老孙这个段位,除了投资回报,他寻求更多的是一种渴望,渴望与自己同一条道上的人共同做事。而一般的投资人只是希望他们的钱可以增值,尤其是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

  千橡2006年的初次融资谈判就有点“为了钱”的味道——当然,这么说没有丝毫贬义。

  那时候,千橡是Web2.0时代的排头兵,很多投资人主动找到我们谈融资合作,包括泛太平洋GeneralAtlantic(GA)。摆在当时的情况是,公司发展很快,立的项目很多,还处于摸索阶段。我们并没有完全想清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每一个都要试,所以公司确实希望拿到钱。

  投资人正是喜欢千橡的敢于尝试,他们认为这个团队很有激情。但是,当时千橡过于依赖无线业务,双方看得很清楚,所以在谈判价格上争论不休。

  最初提出过融资近1亿美元,我们说不要那么多钱,钱多了以后会有问题,会烧得太狠。所以我们把口袋缩紧,要的钱调少了,很多投资人开始觉得再拖就投不上了,最后进程反而加快。

  当时GA出价并不是最高的,但是GA很专业,最值得称赞的是GA的每一个人都很执着,答应过的事就一定做到,即使事后觉得有问题也不会反悔。签字的时候,GA从硅谷派来的女士态度非常好,就坐在我们办公室外面,一坐三四个小时,不签完合同她就不走。我被她的热情、专注和诚心打动了,所以很快就决定签字。

  很遗憾,事实证明,有了钱后,千橡反而没有做到最好。那一次,我们拿了4800万,扩张得很厉害,答应完成的目标没有做到,对赌协议中小输了一笔。吃过这种亏之后,我觉得对于千橡,对赌协议还是不适合的。当然,第二次融资过程中,老孙没有提出过这种条款。

  所以按照我的谈判经历,当你真实地、真诚地、怎么想就怎么说的时候,反而更容易促使谈判。所有的商业谈判都一样,不要有太多的乞求,不要走到谈判桌边就希望价格很便宜。如果一开始就动机不纯,那最后很容易出问题。

  (采访|本刊记者陈培婵)

  谈判事项:爱立信CDMA技术进入中国市场

  谈判心得:谈判本身只是一种桌面上的形式

  张醒生功夫在戏外

  口述|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长 张醒生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谈判,是任爱立信中国区CEO时参与的爱立信CDMA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商业谈判。那次谈判花了一年多时间。

  那不单是一场企业之间的较量,而是牵涉到中美两国商业利益和整个电信产业链竞争格局的博弈。而且,谈判本身只是一种桌面上的形式,更多的活动、谋略都是在谈判桌外展开的,所谓“功夫在戏外”。

  在移动通信发展的最初阶段,只有模拟信号,全球只有摩托罗拉、NEC和爱立信三家公司能够提供该技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第二代通信技术——数字移动通信开始出现。此时,数字信号有两种标准:一种是美国标准,即CDMA;另一种是欧洲标准,即GSM。

  当时,使用CDMA技术要支付高额的专利费,而GSM则不收专利费。因此,GSM是20世纪90年代全球大多数国家使用的标准。中国一开始选择的也是GSM标准,并很快拥有了一亿用户。由于CDMA技术是美国高通公司的专利,高通垄断了从芯片到手机到系统的全部技术标准,所以美国政府希望能够说服尽量多的国家,采用CDMA标准。

  中国加入WTO前,中美两国曾就“CDMA能否引入中国”进行了长达3年的谈判。几次反复后,中国政府权衡利弊,决定让当时的中国联通,承接CDMA建网任务。于是,联通选择了几家电信设备商招标采购设备。前期确定入围招标的公司有5家:摩托罗拉、朗讯、北方电信、三星和LG。

  正在此时,在相互打了近3年的专利官司后,爱立信与高通达成和解,进而爱立信还收购了高通的CDMA部门,拥有了CDMA技术标准。

  为此,爱立信成立了一个跨太平洋的工作组,美国方面负责技术支持,并把收购过来的CDMA项目总部设在圣地亚哥,我则在北京负责市场策略和运作。

  这时候,中国市场上跑马圈地的时期已经结束,第一期实验网点的建设已经被那5家公司瓜分得差不多了。该从哪里入手呢?我当时了解到,中国政府引入CDMA的目的之一,是希望以市场换技术,获得CDMA在中国的研发和制造能力。

  为迎合这种思路,爱立信首先需要找到一个中国本地的同盟者。当时可能在CDMA中发力的中国厂商只有两家:华为和中兴。由于华为当时把主要精力放在海外拓展GSM市场,所以,中兴就成了爱立信最合适的战略伙伴。恰巧,中兴也很关注CDMA市场,于是,两家很顺利地签订了合作协议。

  第二步,由于CDMA是涉及到整个国家利益的大战略,所以爱立信要想入围,必须要让自己的计划与中国政府的发展规划相匹配。我知道,中国政府非常高兴能有跨国公司对中国做出长期承诺。于是,在得到总部支持的情况下,我们整合了美国的资源和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宣布了爱立信在中国未来5年的投资计划——总金额达50亿美元。

  “5年计划”是一种很中国式的思维,也是爱立信中国的首创。在我们之后,很多跨国公司也纷纷开始做起了自己的“5年计划”。

  当时,吴邦国副总理正好在香港参加全球电信展,我们特意安排爱立信全球CEO飞到香港拜见他;同时,通过各种渠道,我们又安排了爱立信董事长与朱基总理会面。这样,两封表达“爱立信承诺本地研发、本地生产”意愿的信同时递到中国政府的两位领导人手中。

  做完前期工作,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让爱立信进入发改委的竞标名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需要美国商务部出具“爱立信是一家美国公司”的证明。传统上说,爱立信是一家欧洲公司,只有在收购高通之后,我们才敢说自己和美国扯上了关系。在中国代表团启程去美国考察入围企业的前一天晚上,美国商务部的证明文件发到了发改委负责人手中,爱立信在最后一刻获得接受中国代表团考察的资格。

  在发改委即将宣布入围厂商名单的两周前,我们才把所有的事情做完,正式向有关部门提交了申请入围的报告书。这之前,其他几家厂商根本没把爱立信看作对手,当看到入围企业名单时,他们都吃了一惊。

  招标入围后,最重要的是价格策略。按照我们的分析,联通肯定希望出现一个价格杀手,把设备的整体价格拉下来。如果没有爱立信,韩国公司可能充当价格杀手,但是不具备参照性,而那三家美国公司肯定不会成为价格杀手。所以,爱立信的价格策略是:大幅低于三家美国公司的价格,略高于韩国公司的价格标准。

  当时,平均到每个CDMA用户的初期建网成本大概在150美元左右。由于爱立信的参与,这一价格首次被拉到了100美元以下。爱立信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我们是后来者,在实验网方面花费的成本较低;其次,由于爱立信当时已在中国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很多生产成本可以共享,具备了规模效应;另外,这是CDMA项目的第一笔单子,爱立信的目的是抢占市场份额,而不是盈利。

  所有的谋略与努力没有白费,最终,爱立信超过北电,与摩托罗拉和朗讯一起,成为中国联通引进CDMA建网设备的三大供应商——获得北方7省的设备合同,约10亿美元,占全国市场的16%左右。这也是高通发明了CDMA系统以来,获得的最大一笔商业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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