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找到处于特殊阶段的产业 《上海国资》:你是一位战略家。记得你很早就提出做世界500强企业，而且现在已经看得见了。你当时怎么提出这样一个目标呢？ 张玉良：一种精神和理想吧。绿地从零做到几百亿元，而且成长性很好，我觉得我们靠的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企业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有具体的精神和追求。这既是给员工的一个未来，也是对经营者的鞭策。第二，为了让绿地更好地发展，战略一定要清晰，明确。既然要做世界500强，一定要有具体的内容。在实现世界500强的目标下，从目标、产业、实现的途径，都可以做得更清晰。第三，中国房地产行业现在实际上是处在一个特殊阶段，在全世界都没有出现过。后来，我们发现能源在未来较长时间会有很大的前途。一个主业、一个次主业，再加上金融等作为补充，在这样的结构下，我们确立了冲击世界500强的目标。当然也是个挑战，我们觉得国有资本在绿地成立的时候投资很少，仅有200万元，如果能做到世界500强，是很自豪的事情。 《上海国资》:绿地的高速增长，是不是沾了房地产业的光？ 张玉良:不是。行业里也有差的。这个行业普遍是好的，但也不是所有都是好的。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处在高速成长期这一特殊阶段给了我们机会。每个国家都有行业发展的特殊阶段，你看美国，也有一些特殊阶段，汽车，钢铁，石油，房地产，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是10年、15年成就一个世界500强企业。 身处特殊阶段，绿地为什么也要过两年才能做到世界500强呢？我觉得我们前面有几个失误：第一是我们小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发展慢了。第二，资本市场没做好。以前我们思想不够开放，觉得自己体制蛮好、资金不缺，不需要到资本市场融资。现在看，如果早点上市，资金多了我可以成倍放大，可能现在已经上得更快了。 绿地可以复制 《上海国资》:你觉得绿地模式可以复制吗？ 张玉良:我觉得，只要具备混合所有制、班子想做事、政府肯放手等条件，就能够复制。 《上海国资》:上海国企改革也在找方向，但还没有找到答案。 张玉良:这几年上海国企不断深化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有的走向国际，有的在国内实现了很好的发展。但是，上海国企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展的步伐。这可以看两条。第一这个企业每年有没有增长，第二行业中的竞争力是不是在提升，在全国的地位有没有上去。举个例子， 2001年时，上海大概有50家左右的企业进入中国500强，这几年只有20多家了。为什么？一些省的企业上去了，我们发展慢，所以我们被人家挤出来了。 《上海国资》:为什么呢？ 张玉良:上海国有企业的动力在哪里？我看不清楚。市领导要我们跟上海企业一起走出去。我们跟产业链相关联的企业沟通研究过多次，但效率必须要提高。市场经济是讲市场的,人家外省市的市长办公会都是当场决定,我们企业回来要等三个月才能决定完，完全不适应市场化。当然,上海现在也不是所有项目都要报批,也不是这个事情的原因。但企业还是效率不够,也没有走出去的动力。 有些人说是没有股权激励的问题，我觉得这不是主要原因。对企业负责人来说，股权是需要的，但不是主要的。如果是冲着钱去，我只有2%的股权，没有必要像这样拼命工作。主要不是看钱。另外要有激励与约束机制结合，企业经营者要看业绩的。没有业绩你要下来，有业绩你要给他激励。做不成要承担责任，要既有约束又有激励。 现在国企有好多做不好的，越是做不好越要级别。有了级别就不怕了。所以，一定要取消级别，尤其是非垄断行业，经营团队应该是由董事会、股东大会任命。除非是垄断行业，垄断行业是可以政府任命的。中央现在对垄断行业弄得蛮清楚的。非垄断行业也是全部放开，有的变成二级子公司，全部推向市场。像保利地产、中海，都是央企二级子公司，过去也一般，推到市场以后全上来了。上海可以借鉴央企的做法，对非垄断性行业都变成混合所有制加上推上市场，激励约束全到位。 还有，我觉得现在选人的途径不对。企业家要让市场去选，而不是由政府去选。 《上海国资》:但上海还是出了绿地这样的国企。 张玉良:我觉得，不管我，让绿地按照公司法运作，这就是最大的支持。上海市领导曾这样肯定绿地：绿地的成功，在于“国有体制，市场机制”。其实，我们更把他作为一种鞭策。绿地也算不上成功，只是成长性比较好，未来空间比较大。 《上海国资》:你如何看待这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控？ 张玉良:这一轮调控取得了4个方面的成就。一是遏制了疯狂上涨的势头，有些地方楼盘已经下降了10%左右。二是地价停涨，地王没了，很多地区还出现了流标。三是保障性住房发展快了。地方政府现在高度重视，全力推进。四是政策抑制了投机。
当然，这一轮调控，自然性消费也受到冲击。目前没有房地产消费，经济转型还很困难，经济还不太稳定。当然，这是政策叠加的影响。 接下来，我觉得还有几个努力方向：一是要完善政策避免叠加效应，还是要保证正常消费。外地人不能买房，如何城市化？二是舆论导向要正确。要搞清楚中央的意图是什么。投机要打掉，房价要下降，但是要合理下降。三是企业要积极响应号召，应该主动调整价格。目前绿地已经主动下调了10%-30%。四是要增加供应。供应增加了，价格自然也就调整了。当然，要减少行政干预，多一点市场调节。 至于房产税，是改革房产税不是新增房产税。搞试点很好的，比如在上海。但也不是说有房产税，价格就不会上去。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税法这么完备，为什么还会有房地产业带来的金融危机？所以房产税什么的不是调控的万能法宝，而是辅助的政策。 忙人张玉良 《上海国资》记者 孙玉敏 从5月1日世博会开幕至今，张玉良几乎每天都在接待。“都是外省市的领导，书记、市长等。他们到上海，来找绿地，是看得起我。怎么能不好好接待？并且，我出来接待和不出来接待效果是不一样的。” 这让张玉良稍显疲惫。对张玉良来说，忙碌是常态。下属们这样描述其工作状态：“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节假日也总奔波在工地上”、“他是一个从来不休息的人，接待一批又一批客人，开完一个会还有一个会”、“他从没有闲的时候，永远有人需要他接待，永远有事情在等他处理”…… “说心里话，不累是不可能的。”但张依然毫不停歇。他这样形容自己：“一天工作14小时，一周上班6天，一年365天至少350天在工作。一年至少60次出差，飞行10万多公里，平均每周出差两次。” 张玉良表示：目前他主要忙于战略、决策和与政府打交道等。不可否认，隐藏在张忙碌之后的，是别人无法复制的关系资产。 张官员出身，绿地为国有控股企业。这使这家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政府过从甚密。而其经营准则之一便是“做政府想做的事”。 “政治很危险。”这让张玉良异常谨慎，却并未阻碍绿地与各地政府或深或浅的交道。而在现实环境下，这种交道在绿地从小到大的过程中，一直都是一种潜在的巨大资源。 除去此次世博接待，每年，张玉良要接待的前来招商引资或者学习经验的地市级政府代表团接近50个，平均下来，每个月至少4个，每周至少1个。 跟政府打交道，张玉良始终把握一个度。那就是所做的是不是市场需要的，即“项目是否赚钱”。“作市场需要的事情，能赚钱就是市场需要的事情。所赚的钱偏少我也不干，适当的我就要，偏高的当然更好。你越是技术性高，竞争力强，越能赚钱。” “张有官的智慧，更有商的思维和手段。而且把这两者用得纯熟，官中有商，商中有官。”一家媒体这样评论。 显然，很大程度上，绿地的关系资产属于张玉良而非绿地。 张玉良认为，领导的魅力有两条：一是以身作则。“要让人从心里尊敬。不需要告诉他怎么做，你只要做出来，自然有人跟你学。”二是经营思路要领先。“人家搞不定的事情你要搞定，人家判断错误的你要判断正确。有点像打仗，打仗经常会死人，但经常全军覆的没人会跟你走。一定是要少死人，不死人。” 张玉良通过职工持股会持有绿地2%股份。且声言如非被迫，他也不会持股。虽是国有控股企业的董事长、总裁，张玉良跟上海其他国企领导人市管干部的身份并不相同，他是纯粹的企业编制，没有后退到政府的通道。“1992年执掌绿地时，农委的领导已经说了，‘玉良，你要想清楚，这一去，你可回不来了’。” 张玉良是低调的。偶尔接受媒体采访，他也不太愿意多谈自己，而希望多谈企业。“谈企业是为了让企业更好发展，不是为了出风头”。 不为利，不为官，亦不为名。那张玉良“拼命三郎”似的工作究竟为什么？ “很简单。我只是想做成点事。把公司从白手起家，做成比较有竞争力，在上海精神统领下，为上海企业争光。” 有人说，企业家最美的应该是背影。对企业影响甚巨的创始人离开后，企业仍健康可持续发展是企业家的最高境界。 毫无疑问，从已有迹象看，无论考究行业地位还是管理机制，绿地都称得上优秀公司，张玉良也称得上优秀企业家。而且是上海这块土壤中产出的没有政府扶持、自然成长并被市场认可的企业家。 上海太需要这样优秀的企业家了。因为迄今为止，这块土地上并未产生多少知名的企业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曾多次发出“上海为什么出不了企业家”的追问。 虽然偶尔，对于其与政府密切的关系，对于张玉良本人的关系资产能否复制并使绿地持续蓬勃生长，人们不免担心和质疑，但对于太需要企业家的上海而言，我们宁愿相信，这些是上海企业家成长的一个必然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