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文瑞
中国传统的商人，不管其在起步阶段的初衷如何，最后几乎都会走到官商勾结的道路上。像春秋时期的范蠡那样，做一位逃离政权泛舟江湖的陶朱公，只是一个远逝的梦想。为商而顶子不红，极易受权力之害；红顶而没有经商，权力就难以获利。红顶商人胡雪岩，几乎是中国传统官商关系的一个象征。胡雪岩的故事流传极广，勿需多说。他的兴盛发达和衰败倒闭，对当今的商人既有诱惑力，也有警示性。套用一句老掉牙的话，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尽管胡雪岩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但在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中，红顶商人带来的荣耀与麻烦，依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很多人谈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比较时，都言之凿凿强调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利用上（即效率上）优于计划经济。这似乎没错，但经不起反证。因为按照效率原则，靠“红顶”即权力的支配，往往在某些具体事情上能够获得比市场调节更大的效率而且更能节约成本。商人都不傻，胡雪岩更是聪明人。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依赖政府权力的支撑，往往要比依赖纯粹商业化的市场竞争能够更快捷、更方便地取得效益。但是，“红顶”会破坏商业规则，这也正是当今的国有垄断企业遭到诟病的原因之一。电影《建国大业》经营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范本。撇开它的内容不谈，仅仅从经济角度而言，这部电影取得了辉煌的票房收益。但是，问题在于它的收益真是来自商业性票房吗？如果剥离了公款、“组织观看”、经济之外的压力，完全由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它的票房能有多少？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比如“红色旅游”，如果把这个词汇分解开来，到底有多少经济效益来自“旅游”？有多少效益来自“红色”？推而广之，那些效益看起来很耀眼的国企，到底哪些效益来自市场的拼搏？哪些效益来自政府的权力？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或许，推行市场经济的动力来自于效率选择，但市场经济的正当性却不能用效率来证明。按照休谟的说法，实然不能推出应然。市场经济的正当性，来自于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市场交易的前提是承认个人的自主选择和交换权利，而计划配置的前提是为了更高的效率就可以剥夺个人权利。最简单的说法是，市场经济建立在自主基础上，计划经济建立在他治基础上。如果单纯从获益或者避害的角度去考虑，那么，“红顶”获益的力度、速度都可以远大于“商人”。所以，胡雪岩向官方靠拢的方式才大行其道，左宗棠为了解决自己的军需困境而不吝力保胡雪岩，赐予商人红顶，又使胡雪岩能够利用政权力量来占据市场优势。官商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其结果就是红顶扭曲了商业原则，商业改造着红顶伦理，造成权力的寻租市场，阻断平等且自主的交易市场之发展道路。而这又可能形成恶性循环，权力会粗暴干预权利，扭曲市场关系，反过来又促使企业更多地寻求红顶效益，背离市场原则。所以，《建国大业》的成功，同好莱坞大片的成功，尽管在赢利上表面相似，实际走的不是一条道路。好莱坞走的是陶朱公道路，《建国大业》走的是胡雪岩道路。这一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促使我们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走向换一个思考角度。伴随着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之争，回顾胡雪岩的成败，不无现实意义。民间有“为官必读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的说法。如果我们的商人都走上胡雪岩之路，有可能会离完善的市场体制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