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昨天华山论剑，今天决战京城，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去年你是天王，今年我是至尊，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飞来飞去，飞过人群，飞上云霄，看我多逍遥......林志颖的一首《戏梦》让我们看到了江湖的摇曳多姿与波澜壮阔。
江湖之所以如此引人入胜，是因为江湖中有英雄，英雄背后有传说，这一点在金庸小说中如是、在世界百年汽车史中如是、在30年的中国汽车史中同样如是。
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如果不是“汽车疯子”福特在20世纪初提出“我要制造一辆适合大众的汽车，价格低廉，谁都买得起”的狂言，那么全球汽车工业格局就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分野。
可以说，在中国范围内，如果不是“汽车疯子”王传福21世纪初提出“比亚迪计划在2015年成为中国第一的汽车生产企业，2025年成为全球第一”这一令人瞠目结舌的“梦想”，那么“中国世纪”的预言也不可能那么快受到全球商界领袖的认同。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以及全球范围内，相比于极度受地域限制的地产江湖、极度虚拟化的股市江湖以及极度轻型化的IT江湖，汽车江湖尤其是民企造车运动，显得格外动人心魄。
1978-1991年 合资模式
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后，生产出来的往往并不是最富技术含量的产品，而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过期不用”的产品。
“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1978年，应邀访华的美国通用公司董事长墨菲对当时负责接待的副总理李岚清这样说道：“简单地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一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再说得通俗一点，就好比结婚，双方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
墨菲的话让李岚清感到很新鲜。按照当时的规定，李岚清及时把这一情况以简报形式向国务院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报。出乎意料的是，这份简报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领导同志都一一圈阅，邓小平同志还在简报上关于通用汽车公司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指明了我国利用外资的道路。从此，“中外合资”这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在中国正式诞生。
由于政策的放行，“合资”模式得以在中国汽车行业蓬勃发展。很快，不同规模的汽车国企都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合资”伙伴，开始学习如何在“依傍大款”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汽车工业现代化的道路。
“合资”模式第一个成功试点，是1983年5月5日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汽车公司合资成立的中国第一家整车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中，美方持有合资公司31.35%的股份，中方持有合资公司68.65%的股份。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试点与探路之后，中方逐渐意识到“合资”的种种好处，于是对“合资”模式的推广力度开始大大加强。1985年3月，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拍板，上海汽车集团与德国大众集团合资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轿车合资企业——上海大众。
而在“合资”模式运作过程中，曾经有过的最成功的案例，则是1988年5月17日一汽与德国大众汽车签署了奥迪轿车的技术转让协议。而此前两年，一汽已经以进口散件组装的方式试装100辆奥迪100轿车。此时，中国企业才开始真正意义上进入批量生产国际标准高档轿车的时代。
“合资”模式的盛行，给西方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打开了一扇大门，也给中国中大型国企学习西方技术与管理模式打开了一扇窗。“合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汽车企业改变了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而形成的僵化管理思维，开始学会了在形式上向西方跨国企业看齐，接受了市场运作机制，也理解了技术更新换代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然而，为了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大、更持久由垄断而带来的超额利润，一直刻意保护着自己的核心技术。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后，生产出来的往往并不是最富技术含量的产品，而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过期不用”的产品。
跨国企业刻意“藏私”的做法打乱了中国汽车国企“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布局，而由于体制僵化的原因，中国汽车企业很快对跨国企业形成了“技术依赖症”，以至于只能在各个环节上对跨国企业言听计从。为了获取跨国企业更多支持，许多汽车国企更是彻底放弃了“自主造车”的最初目标。汽车国企的主动让步让跨国企业慢慢有了借助垄断优势对中国汽车市场颐指气使的底气。而为了改变这一点，许多民营汽车企业依靠对政策与市场种种阻力的突破，靠着在“边角”市场上摸爬滚打，靠着在侧翼对跨国企业展开凌厉的进攻，才得以从根本扭转了这一局面。
1992-1996年 资本造车
正因为有了仰融、李书福、王传福这些具有“疯子”般执着精神的外行人闯入资本门槛非常高的汽车行业，才彻底打破了中国汽车行业由于垄断而造成的死气沉沉的局面。
缘起，仰融的公司在香港，叫华博财务，在国内，只是和华银信托做一些合作。仰融称，自己拿着别人借他的400万起家，“时来运转”，在中国早期证券市场上赚足了钱。当时信托公司的行为基本上就是拆借资金，做债券、股票。甚至在苏强加入时，仰融手下的主要工作人员也只是三五个，大家都没有什么职务，成天拎个包，里面装好多身份证和图章飞来飞去，和企业管理绝不沾边，“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规的，说不清楚。”
“金融家”出身的仰融因为一次偶然的际遇，闯进了最具有实业特征的汽车行业，竟然一下子完成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转型。
“金融是手段，汽车才是目的。”仰融的又语录的诞生，不仅改变了仰融的个人命运，也开创了中国“外行人造汽车”的新时代。正因为有了仰融、李书福、王传福这些具有“疯子”般执着精神的外行人顶着“不成功，则成仁”的巨大压力闯入资本门槛非常高的汽车行业，才彻底打破了中国汽车行业由于垄断而造成的死气沉沉的局面。中国民营汽车企业在经过了无数次摸爬滚打，突破了大型汽车国企与跨国企业重重封锁，最终不仅实现了中国人“自主造车”的夙愿，也让中国更多的普通老百姓有了靠自己积蓄自由购车的机会。
仰融最早接触汽车行业不是因为他对汽车行业很感兴趣，不是因为他知道汽车行业暴利，也不是因为他有造“平民”车的理想情怀，而只是因为他当时想找一个可以包装到纽约上市的载体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