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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一轮金融改革将要瓜熟蒂落。诚然，立法者仍在制定细节，但新的美国监管制度的大致轮廓一天比一天清晰。这些新法律将从多个重要方面影响金融市场及机构。但迄今为止，投资者和经理人似乎都没有充分把握将要对自己产生影响的变化。 首先，金融改革将有助于减缓信贷增长——几十年来信贷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直至导致了目前的金融危机。随着信贷增长放缓，金融机构的利润在企业利润总额中的比例将会下降。这种转变将是艰难的；的确，它已经以非常痛苦的方式开始。但随着新监管制度和信贷增长整体放缓帮助减少投机债务，经济增长将会变得更可持续。这进而会对维持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起到很大作用。它还将让美国有更多时间解决自身的财政问题。 与此同时，许多金融机构的最高管理人将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不熟悉的领域。他们的运营模式和企业文化，一直是通过将业务扩大至新的金融领域和吞并竞争对手，来追逐利润和市场份额的积极增长目标。领先银行的经理人挥舞着慷慨的薪酬激励方案，鼓励员工冒险。随着机构不断增长和拓展业务，它们的活动对高级经理人变得过于宽泛和复杂，而不能进行有效监督。与此同时，冒险越来越依赖定量风险模型，往往排挤了定性投资判断。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计量经济学风险模型在最需要的时候失败了。 或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金融法规对美联储(Fed)的挑战，甚至会大于其对金融机构的挑战。美联储的准独立性已经受到质疑，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在限制过去金融业过度行为方面的糟糕记录——最显著的是它未能及时意识到（或采取措施制止）最近的信贷泡沫。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具有强大联系；当受到过度宽松的信贷市场推动的时候，财政政策才会变得过于宽松，而宽松信贷市场是由自由的货币政策为其融资的。美国国会进行了许多呼吁，其中包括对美联储政策进行独立审计，由美国总统任命纽约联储主席，以及美联储理事会更多介入各联储银行董事会成员的挑选。 实际上，美联储独立于政治压力的说法有些夸大。首先，美国总统任命美联储主席和理事会理事，而这些人选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其次，仔细研究二战以来的货币政策历史就会发现，只有两位美联储主席——威廉8226;马丁(William Martin)和保罗8226;沃尔克(Paul Volcker)——遵循的政策有时与现任总统的短期政治抱负相冲突。 美联储独立性面临的直接威胁来自其它方向——尤其是其中两个方向。一是其领导能力和真正采取主动的能力。当发现有证据显示金融市场滥用行为时，美联储会介入吗？即使经济看起来并未过热，但当金融市场变得过度投机的时候，美联储官员愿意收紧货币政策姿态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美联储官员会愿意利用自己的话语权，表达对市场过度投机的担忧吗？美联储能够吸引并留住那种维持我们金融体系合理秩序所需的人才吗？新环境中的有效货币政策领导力目前仍是一个问题。 美联储准自治地位面临的另一个直接挑战，是国会将如何应对太大而不能倒的难题。随着其举措导致金融领域进一步集中，美联储可能变得越来越政治化。这是因为货币政策决定将主要对那些并非太大而不能倒的机构造成影响。当这些（中小规模）机构中的某些机构倒闭时，它们将不可避免地被那些太大而不能倒的同行吸收。正如近几年的情况，货币政策由此将继续促进金融领域的集中，导致机构数量不断减少。 要获益于拟议中的金融监管法规，美国需要一种融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新的经济哲学。缺乏此类哲学一直是一个重大失败。经济自由主义的弊端已经暴露出来。货币主义被金融创新淹没。凯恩斯主义从未得到正当的实践：人们轻易地接受它的扩张理念，却往往无视它的限制要求。 回顾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主流经济学表现欠佳。人们难以乐观地认为，今天的主要经济学家——他们的职业生涯框定了现状——将提供融合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创新方式。其他人必须站出来。我们迫切需要拥有广泛分析手段、足以响应时代召唤的经济学家。 本文作者为Henry Kaufman & Company总裁，《金融重组之路：警告、后果与改革》（The Road to Financial Reformation: Warnings, Consequences, Reforms）一书作者 译者/君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