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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与金融市场的“生命”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全球危机催生了众多立法与监管方面的提议，其中许多都需要国际协定与合作，这并不奇怪。
人们希望看到政治家大胆决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与此同时，在完善金融体系方面，提高董事会的业绩与判断力，仍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监管法令都无法替代。
一些新规定可能导致始料未及的后果——使得银行不愿放贷、股东不愿投资于银行、券商和经纪商不愿为资本市场提供流动性。
从理论上讲，通过将风险从关键金融机构清除出去、并向着“有益于社会”倾斜的监管，金融体系会变得安全。但这种监管将扼杀创新与创造力。金融机构应开发产品与服务，以满足客户与对手方表现出的需求，与此同时，监管者适当介入，确保机构具备充足的资本金和恰当的风险管理程序，从而抑制更广泛的系统风险。判断哪家机构有益于社会、哪家有害于社会，并非监管者的职责所在。
当纳税人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这种情况要严重得多）因产出下降和失业遭受损害之后，人们渴望采取纠偏的公共政策行动，这当然完全合情合理。但在开出药方之前，关键是要做出正确的诊断。
这意味着要从国际层面上考虑问题。政策提议要想实现自己言明的目标，同时不引起跨境套利或规避行为，就必须配合重大的协调与合作。多数20国集团(G20)成员国对此予以理解，这将受到欢迎。
从这个角度讲，就像托尼8226;杰克逊(Tony Jackson) 5月10日在本报撰文所说的那样，一个可能的政策提议——消除或弱化债务利息与股息在税收处理上的差异，至少在金融机构——被搁置，令人感到惊讶。危机后的政策讨论，大多集中在监管结构、提高资本金及流动性方面的要求、限制业务范围以及增加新税种上。而政策上持续存在的向鼓励银行、私人股本集团和对冲基金使用杠杆的倾斜——因为债务利息可以扣除，而股息则不行——则被人们普遍忽视。
原因不难找到。下调债务利息税务可扣除额(TDI)缺乏民粹主义魅力、会招致复杂的问题、只能逐步推行，并且，即使是在一个不太与国际同步的大型经济体中，也会面临巨大的阻碍。不过，在政策制定者承诺降低杠杆比率、扩大金融机构股本基础之时，维持TDI似乎有悖于常理。
以下是5种可能的步骤，要在实施全面国际评估的背景下加以考虑：
首先，关注重点应该是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危机爆发前，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问题不那么严重。
其次，在英国，削减乃至最终取消TDI，应适用于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所授权的机构；而在其它国家，则适用于相应当局授权的机构。
第三，TDI的变更，将适用于来自银行、其它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的融资，但不适用于来自得到担保的零售存款的融资。
第四，根据TDI变动的确切性质与幅度，额外收取的税收或许可以允许下调税率，或支付某种股票附加税的减免。
最后，要想达到这种政策的目标，需要广泛的国际协定—— 始自G20的讨论，然后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一个相当的权威机构展开全面的评估。
对这些“处方”需要深思熟虑。那些得益于现有安排的人，会进行游说，反对减少自己所获得的财政补贴。但我们切不可忽视这个机会（和必要性）——重新审视税收体系中这种根深蒂固、且影响力巨大的非对称性安排。这种安排影响了行为，并导致了这样的后果——资产负债表结构明显背离公共政策应设法推进的方向。
本文作者是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高级顾问及该银行前任总裁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