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目前，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卸甲归田”，我们希望国家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让这些为共和国繁荣做出贡献的劳动者老有所养。与此同时，我们要努力留住新生代的农民工。对于像上海这样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城市，这项工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和父辈不一样，第二、三代农民工已脱离了老一辈“挣点钱回乡养老”的归根祈愿。他们对故土情结较上一辈人更为淡漠，反而更想融入城市生活，增长自己的见识和阅历，希望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有更好的发展。要留住他们，我们首先要改革现有的社会制度，给于外来务工人员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与城里人一样的福利。对于用工企业，应该加大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给与他们新的专业技能，这样劳动者的能力得到了发展，让他们感受到企业对他们的关怀，而企业最终也能从他们所学的技能中获益，至少不愁找不到需要某种技能的熟练工了。
对于我们这些“城里人”，更是应将他们视为我们这个城市的一员，让他们融入我们的生活。他们可能衣着没有城里人光鲜，但是他们大多淳朴善良，工作勤奋，任劳任怨，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获得新城市的认可，这种草根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受过义务教育，不少还受过高中甚至更高学历的教育，因此他们也懂得遵守法制以及文明规范。在上海的地铁里，已经经常能看到年轻的外来务工者主动给老人让座，主动向我们表示了他们的诚意，那么我们呢？当他们真正融入我们这个社会中，那么就不再会像周立波说的那样，讨厌上海，却又不得不来上海讨生活了。
冒充一回强盗，如何
文/ 童孟侯
有个儿童文学作家对幼儿园小朋友的理想作过调查，结果，小朋友们长大后要当警察和当演员的居多（等他们再长大一点再懂事一点，就想当总经理了）。为什么？警察威风呀，神气呀，警察叔叔抓坏人呀！因此，幼儿园小朋友要是玩起警察抓坏人的游戏来，都愿意让别人当强盗当小偷，自己是一定要争当警察叔叔的。
有意思的是真正的强盗、小偷和骗子在走投无路时，他们的理想竟然和小朋友一样——想当警察。小朋友想当警察是正气凛然，木头枪一顶，大喝一声：“不许动，给我站住！”“坏人”会瑟瑟发抖，举起手来。强盗、小偷和骗子想当警察的欲望，比小朋友强烈一百倍，他们想冒充警察！
有个骗子冒充警察竟然一冒就冒了半年多，开初还有些抖抖豁豁，日子冒多了就自然起来，并且把警察的神态模仿得惟妙惟肖，并且已经很肯定地觉得自己真的是个警察，感觉非常到位。直到他被真的警察抓住，还欲罢不能，大喊“我也是警察呀”——警察怎么能抓警察？
这样的“演员”，如果在影视界，叫做很“入戏”。
还有几个不法分子胆子更大，买来警服，偷来警棍，租来房子，肆无忌惮地给自己派出一个“派出所”，还煞有介事地进行分工，你当所长，他当社区民警，还有一个当内勤。从此，像模像样地穿着警服调查户口，乘机敲诈勒索和坑蒙拐骗，吓着了不少无辜百姓。
新华社报道过：说公安机关警务督察部门成立5年时候作过一个统计，不说发现和纠正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问题30多万件，就是假警察这一项，就抓到了一万多个！
天哪，竟然有一万多个，这数字还不包括被其他民警抓获的假警察。
我没有碰到过假警察，我采访过都是挺正直的真警察：治安、刑侦、看守、狱警、法医、交警、特警……但是社会上时隐时现的一万多个假警察，有足够的能力把一锅白粥搅得浑浑的：假警察逃跑了，真警车扔下了；假警察来查询，真警服笔笔挺；假警察要罚款，真的人民币被收掉了；假警察严厉训斥，好民工被抓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有所耳闻。
抓走了一万多个假警察，肯定还有没有被发现的假警察，他们正四处“执法”。我有时想：不法分子为什么要冒充警察？为什么不冒充小偷？不冒充强盗呢？
哦，小偷是不用冒充的，只要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你就是了。一瞬间，你就越过了人生的一道警戒线，你就变成另外一个“人”。
强盗更不用冒充，你只要跑进银行，举起一把菜刀大喊：“把钱统统拿出来，不许报警！”你就是强盗了，你就要判刑了。强盗无戏言，冒充强盗就是强盗。
然而，要当个真正的警察就不那么容易了，必须严格政审，必须有文凭，必须经过公安大学得到警校的专业培训，长相还必须端正，歪瓜裂枣不行，身高还必须适中，太矮的不要——警察是代表人民政府的，职责很重，形象很酷。
坏人掩饰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对别人说他是警察——因为警察对别人怀疑最多，人们对警察的怀疑最少。所以，坏人喜欢假借警察的名义模仿警察的举止干非警察干的勾当。
真警察不遗余力地抓假警察，为的就是维护社会秩序，保持警察的形象。然而，当老百姓觉得某个假警察“味道”不太对头时，却没有去深究，或者说不敢去查实，往往长叹一声：“警纪警风不抓真的是不行了！”
这一现象是很值得回味的，社会上的蛀虫就是一口咬住了我们警察队伍里的个别“蛀虫”不放啊！
袁隆平流泪为哪般
文/ 沈 栖
“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作为一项创造发明震惊全球。一家外国公司曾多次向我国有关部门申请购买该项专利技术，当一个报批程序走下来，对方表示不需要了。问其故，答曰：已经从贵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收集到了60多篇相关资料，两系法杂交水稻的技术流程和关键数据已全盘掌握。既然如此，谁还会对购买这一专利感兴趣呢？日前，《中国经济时报》载文说，每逢提及此事，袁隆平总不禁老泪横流。
袁隆平流泪为哪般？为他和协作组成员多年攻克的水稻杂交育种技术流失而悲怆，为我国经济活动在国际竞争中败北而沮丧。
21世纪的今天，全球面临信息化浪潮席卷，哪个国家能够抢占信息的制高点，它就能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中获得主动权和话语权。商场就是战场，外国的经济/商业间谍并不会慑于法律的制裁而偃旗息鼓，恰恰相反，他们为规避法律而采取更为隐蔽的手法来攫取经济/商业情报。当下，窃取与反窃取、间谍与反间谍的斗争空前激烈，异常残酷。人家是防线坚固，滴水不漏，而咱们则是麻痹大意，口无遮拦，能不上当受骗，利益受损吗？袁隆平为之流泪的水稻杂交育种技术的流失便是一则明证。
事实上，境外机构对窃取中国的经济/商业情报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于今更是为烈。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贸易地位的提升，外国经济/商业间谍在华活动，愈加猖獗，中国已成为国际间谍活动的主要对象国。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着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如何重视并应对中国重大经济/商业安全的问题，事关国计民生，刻不容缓。
进入中国的经济/商业间谍，通常以商务人员、销售人员、经营人员、驻华代表、技术专家、访问学者等合法身份作掩护，真可谓防不胜防。譬如我国的电信、网络、生物、航天领域与西方的差距迅速缩短，这些企业/行业也就成了近年经济/商业间谍的“重灾区”。至于国际间谍暗中利用我国一些腐败官员，授以钱、名、色而达到窃取情报的丑事也不再是什么新闻，他们用经济流兑换信息流，再以信息流创造更大的经济流。在官商勾结的腐败案例中，常常可以看到国际间谍的影子。商务部高级官员郭京毅便是典型案例。显而易见，那种“拉出去、打进来”已成为国际间谍活动的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