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2010年的时间齿轮刚刚转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就迫不及待地挥舞“狼牙棒”，拼命制造舆论，逼迫人民币升值。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财长盖特纳和一些可爱的国会议员连发高调，针对人民币汇率强硬讲话，暗示美国政府今年4月将把中国正式列为“汇率操纵国”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早在2005年，我国政府就已清醒地认识到，综合国力与生产效率是决定一国汇率强弱的根本因素，人民币汇率伴随中国经济的不断成长而逐步上升乃大势所趋，若顺势而为，不仅有助缓解中国进出口的不平衡，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还将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所以，2005年7月21日，我国启动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由此实现双向浮动，弹性得以增强，与世界主要货币联动明显。到2009年末，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已分别累计升值超过20%和2%。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都应立足于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走势。汇率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实际汇率涉及通货膨胀、要素价格市场化调整、名义汇率、利率、国际收支等各种因素。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看，许多中小企业刚刚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复苏有待时日，人民币并不具备大幅升值的条件。这是因为：第一，市场对经济复苏的“狂热”预期正逐步恢复理性，刺激政策退出不会像年初预期的那样快。从2010年1月中国出口数据看，预计出口复苏的速度将比去年略为放缓。尤其是汇率问题是刺激政策退出中的“重头戏”，升值是典型的紧缩政策，应该与加息、信贷政策等统筹考虑；第二，“热钱”仍在虎视中国金融市场。升值措施，甚至升值预期升温都可能招致海外资金新一轮攻势。汇率政策安排必须谨慎。在复苏基础不稳固、楼市出现泡沫的背景下，中国先于其他国家升值，需要冒一定风险。
笔者看来，我国在人民币汇率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现行人民币汇率政策是正确与务实的。自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非常大，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当然从长期来看，人民币一定会升值，但什么时候升、升多少，这是中国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应由中国自己说了算。人民币的升值问题，应根据我国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逐步调整，绝不能由外界牵着鼻子走，也不会是外界施加压力的结果。
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缘何频频发起对中国汇率的问责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二点：首先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需要。2010年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重要年份。人民币汇率必将成为国会中一些亲工会或制造业等利益集团的两党议员的政治筹码。而美国自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制造业岗位流失加速，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工会作为民主党的传统票仓，急需奥巴马做出政绩，以挽救民众支持率。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奥巴马在明知扩大出口只是美国增加就业的辅助方式，不能真正解决美国目前高失业率的情况下，依然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并且要求中国更大地开放市场从而扩大出口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奥巴马政府所做的这一切皆为了政治需要。
再次，美国妄图借人民币升值问题，对中国设置贸易壁垒。对于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现状，美国不从自身寻找原因，动辄拿人民币汇率当借口，将责任完全推到中国身上。如果说布什政府发起贸易争端主要是为达到各种政治目的的战术手段，那么在奥巴马执政期间，贸易保护很可能成为美国战略性的基本国策之一，这也是美国此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如此汹涌的客观经济基础。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言，人民币升值不可能对提升美国出口起到很大作用，更不是其根本解决办法。
到底谁才是真正操纵汇率的幕后黑手？不言而喻。面对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无礼要求，套用美国前财长康纳利“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这句话，中国要说的是：“人民币是我们的货币，我们的问题。”
假如“农民工”不来了
文/ 本刊记者 沈祎
周立波有个段子，大致是这样说的：“都说讨厌上海，但是从来不妨碍他们来上海的。”他说这段话，是为了驳斥那些对上海颇有成见的“外地人”。听他这样一说，好像还颇有一番道理。但如果外地人，尤其是占外来务工大军主力的农民工兄弟都不来了，那么经济快速发展但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大城市将会怎样？
综合近期媒体报道，今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大规模用工荒：其中“珠三角”缺口超200万，东莞90%企业普工缺口，深圳80余万，沪苏浙闽、广西北部湾，甚至是人口大省四川等地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工问题。部分内地省份不得不通过限制劳动力外流，以满足本地企业用工需求。招工不足直接导致了电子、鞋业、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陷入窘境。
这是个颇为奇特的现象，这壁厢是媒体不断报道大学生就业难，那壁厢却是东部沿海招工难。一时间，舆论对于“民工荒”众说纷纭。在浙江一些企业家网络论坛上，投资者纷纷表示，农民工每年节后返厂时，都会趁火打劫，漫天要价，要挟用人单位。他们的口气仿佛是为天下芸芸众生创造饭碗的救世主一般。
善哉，善哉！这些驰骋商场多年的老板们，难道还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尘世间，若能用钱办到的，就不能算是难题。上海、江苏、福建等地，企业尽管集体提高薪水，江浙一带的企业甚至将工资涨到了4000元，超过了博士生的工资，但还是难招到工人，这就足以说明提高薪水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一个将勤劳、艰苦奋斗视为箴言的国度出现劳工荒，恐怕要从整个中国社会层面来寻求问题答案。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社会对人本身的关注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将人视为经济发展的工具，而农民工被定义为廉价劳动力。
“农民工”这个词本身就颇具讽刺意味，恐怕也是“中国一绝”。为何农民非要离开土地，进城务工呢？究其原因，中国发展极不平衡，而快速发展的东部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所谓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其中不少是因为失去了原来的土地，不得不放弃故乡建设，转而为其他城市和地区发展去做贡献。然而他们很快发现，每天忙碌于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却不欢迎他们，因为城市需要的只是他们低廉的价格；他们对城市发展的贡献最大，却因经常灰头土面，处处遭城里人嫌；在媒体的负面报道中，他们经常是以“XX省无业来沪打工者”的固定句式出现，尽管贪污腐败等涉及整个城市利益的大案要案，却从来没有他们的份；在企业，他们更是被视为老板发财致富的工具，他们在缺乏安全保障，甚至是有毒物质的环境下工作，老板对他们随意处罚、动辄恶语相加，而所需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无从谈起；他们被“呼之即来，挥之即去”，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多少农民工被企业毫不留情地辞退，而某些地方为了迎合投资者，保证投资有收益，不惜降低最低劳动者工资水平；为了争取最起码的权益，农民工要通过“开胸验肺”这样极端的方式。这样的城市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解决民工荒问题首先要留住劳动者的心，让农民工对所居住的城市和地区逐步形成归属感，我们能够做的是帮助他们实现过上更好生活的梦想并给与他们应有的尊严。我们欣慰地看到，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并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低收入以及弱势群体的关注。现在，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农民工子女已经能和城里孩子一样，享受就近入学的便利，社会也在激辩是否要废除户籍制度，而该项制度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将农民工兄弟挡在福利制度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