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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起码有四个价值资源，比自由、平等、民主更为重要也更为完善。这四个价值就是：安全、公益、信赖和学习。它们不需要另加条件前提，是为核心价值。
文 ·黄万盛 刘涛
学术回到生活世界
刘涛：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除了经济原因，是否还有更深刻的历史社会背景？
黄万盛：我们看到，支撑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的仍然是民族主权国家时代的意识形态遗产，而经济活动却已经越过国家的疆界，成为世界性的。这是一个深刻的落差。国家仍然以国家利益来规范和要求经济活动，但企业家、金融家、商人、投机客却在满世界开辟经济的新大陆，资本、技术、产品的流动轻而易举地瓦解各种各样的国家管制，政治家的保护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苍白无力。
这次金融危机是肇端于美国，可是它几乎在同一时间残酷地打击了世界的所有地区，欧洲、亚洲，皆无例外。经济危机也已经是世界性、全球性的了。应对危机的过程也充满了民族主权国家意识形态与全球化的紧张对峙。世界的地理观念已经改变了，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东方还是西方，都必须面对一个共同的转变：即全球社会。
所谓民族主权国家，它积累了一套意识形态、一套价值谱系、一套社会法规和一套运作制度。但所有这些，突然面对势头如此之大的全球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之中，国家会如何改变，社会会如何改变，政治的职能是什么，经济的本质在超越国家之后应当是什么，个人在全球资源中其生活观念会如何重新建立，人与人会面临什么样的矛盾，如何来调节？这些都是问题。
所有领域都在出现全新的课题，包括导致全球化加速的技术领域本身。我们称之为资讯社会。资讯社会对生活观念的改变，科学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都是深刻的社会问题和哲学问题。对这些问题，不仅仅中国的学术界，西方学术界的反思也都不够。
在这个时刻，学者面临双重任务：一是学术创新，二是制度创新。
刘涛：对。学术创新要与制度创新关联起来。学术不是在象牙塔中，而是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学术创新一定要转化为制度，方是学术之大用。
黄万盛：从维柯到福柯，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回到生活世界。价值理念、价值哲学是基本的核心问题。今天，我们讲学术创新，讲制度创新，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价值理念如何建立。在学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背后，有没有深刻的价值理念支撑。
当下的强势价值及困境
刘涛：接着谈谈当下流行的一些强势价值，比如民主、自由、平等，怎么样？
黄万盛：好。“十七大”报告很多处讲到民主、自由、平等。可见，即使是中国最高的意识形态也在关心这些问题，这在情理之中，如果中国真正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处理这套价值原则和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关系。
这是由西方启蒙运动发展起来的一套价值理念。这一套近代的价值具有非常伟大的意义，一直带动西方走到今天。毫无疑问它是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套价值也有重要的缺失，它在西方现代社会语境中也面对各种各样无法回应的困境，西方的学者也在不同程度地反思和发展这套价值。
我看到国内有学者批评普世价值，我不知道他们的问题背后的具体针对是什么，但是从所得出的结论来看，似乎有些过分了。不管地方经验是多么特殊，从非洲到美洲，从亚洲到欧洲，在世界各个地区，对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作为基本价值的认同是普遍共识。难道我们还要回到中世纪和奴隶社会？
事实上，中国近二三十年来的突飞猛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今天中国民间的自由度要远远大于“文化大革命”时代，广大民众有积极性参与经济建设，能说自由不是中国所需要的价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