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每年的4月，全球钢铁业都好像上演年度连续剧：出场的主角一方是全球最大铁矿石生产商巴西淡水河谷、力拓和必和必拓等巨头，另一方则是各国大型钢铁企业，主要是中国和日本。一成不变的主要剧情是双方就铁矿石价格谈判。这出看上去很像是以矿石为主角的年度谈判游戏，之所以引人入胜是这几年卖方正在打破近40年的长期协议价格，每年都在提升价码，而结局无一例外地是，即使在铁矿石价格一路飙升成为“疯狂的石头”，钢铁企业依然咬碎银牙买下。
而从2003年年末中国进场之后，这场年度连续剧的中国角色从商战戏变成了苦情戏。宝钢等国内大型钢铁企业几乎每年都在承受逐年涨价带来的成本问题。而实际上，中国钢铁企业在全球钢铁行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2009年粗钢产量计，中国占全球总产量的近47%，达到5.7亿吨。
在产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中国钢铁企业，却在这场以矿石为主角的谈判游戏中如同被人卡住脖子一般丧失了话语权。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自从2003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并在当年开始参与铁矿石谈判之后，每一年在这场谈判游戏中，几乎都是日本企业在首发价格中同意了涨价之后，中国企业只好被迫随行就市，接受越来越高的铁矿石价格。
实际上，矿石游戏是一场复杂的利益纠葛。在国内，这更涉及到大小钢铁企业对于矿石资源分配的问题。但同样是铁矿石资源匮乏的日本企业，怎能在疯狂的铁矿石价格面前保持冷静呢？
抛开日本钢铁企业对于铁矿石的现实需求不谈，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日本钢铁企业在占全世界铁矿石资源70%的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力拓都持有股份，其中在淡水河谷的持股比例高达15％。
这不是一蹴而就的现实，日本钢铁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在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铁矿石开发以及巴西钢铁中布局。当时，日本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开始签署铁矿石大量购买的长期协议，这被视作巴西淡水河谷走向世界的契机，也是长期协议价的开端。而日本钢铁企业更进一步的举动在于，新日本制铁等钢铁企业和石川岛播磨重工、三菱重工等机械设备制造厂等，与日本政府海外经济合作基金（现名为国际合作银行）共同出资建立巴西钢铁制造厂Usiminas。当年，川崎钢铁（现名为JFE）更与意大利、巴西等合作深度参与巴西图巴朗钢铁公司（CST）建设。通过参与这些钢铁厂的建设，日本的钢铁技术得以传输到巴西。
通过多年运营，日本获取国外铁矿石的方式主要有勘查矿、股本矿和购买矿。“多条腿走路”让日本企业在购买的时候面对涨价也有了底气。涨价对他们来说更像是把钱从自己的一只口袋转移到另一只口袋。
日本政府是形成这种优势的背后推手。政府采用财政、金融、税收等措施，全力支持跨国矿业经营。日本跨国矿业公司与矿产销售收入以50%的开采所得作为公积金使用（3年用完），无需纳税。海外矿产勘查的支出加上设备的折旧，或是探矿备用金支出，或是当期的所得收入，在税收处理时作为探矿亏损计算。海外矿产勘查时，政府提供50%的贷款，特殊需要时可达70%，偿还期限15年(宽限期5年)，探矿成功偿还贷款，若项目失败或遇天灾、战争等事故，可减免贷款本金。
政府还直接投资建立战略矿产储备。在日本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海外大型矿业项目中，政府投资比例可达50%以上，收益按照官民投资额度合理分享，亏损则由专门为海外投资损失设立的储备金承担。此外，还通过海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查补助金对海外有前景的矿产地进行投资，与之签订长期供应合同，以备不时之需。
一次又一次参加谈判游戏的失败，也让中国钢铁企业看到了控制上游资源的重要性。先后有华菱钢铁入股澳大利亚FMG、五矿集团收购澳大利亚OZ公司部分资产等行动。但中国钢铁企业怎样改变在谈判游戏中的角色？这恐怕需要政府从制度设计和财政等方面提供相应的支持，才有游戏翻盘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