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每次信贷大发放以后的数年，都会出现一波不良贷款快速上升或集中暴露的浪潮。因此，对2010年的不良贷款状况是否会进入监管部门控制的“笼子”，还是很难确定的 文/郦锡文 国内四大上市商业银行（工、中、建、交行）2009年的年报均已出炉，这些银行取得良好年度业绩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有些挑战的难度系数甚至不亚于2009年，归纳起来可以称为“六率”和“四化”。 “六率”的新约束 “六率”分别为：资本充足率、杠杆率、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成本收入率和净利息收益率（NIM）。 资本充足率。由于2009年的信贷“大跃进”，各家银行特别是中行、交行等大型银行资本消耗较为严重，资本充足率大幅下降，其中中行下降2.29%为最甚,交行下降1.47%次之。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家银行最早提出再融资计划的一个主因。很明显，在日益提高并严格的监管要求下，四大银行都对2010年的市场融资补充资本金（核心资本金）迫不及待，充满期待,且融资数额不菲。 据初步了解，除建行的融资方案尚未公布外，仅中行、交行、工行的预计再融资金额就达2000亿元左右。但这个融资计划能否在年内如期实现，以及本次融资后能否维持在近几年内始终不低于监管部门要求的资本充足率底线（不低于11.5%－12%），还是有一定变数的。可以说，补充资本充足率并合理、节约、高效地运用现有的资本金，是四大银行2010年碰到的第一个大坎，各家银行将为之付出与IPO相差无几的努力。如何说服广大投资者特别是控股股东,给市场一份良好的成绩单和透明、及时、合理的发行信息，将是对四行的一次大考，四行也只有这轮补充融资获得成功，方可解消后续3年资本充足率达标无虞之渴。 杠杆率。这是监管部门吸取国外金融危机的教训，准备在2010年新推出的一个监管指标，其用意是补充单一资本充足率监管的不足。其定义是指银行核心资本金与表内外总资产的比例。据了解，监管部门设定的标准值为不低于4.5%。从笔者对几大银行表内资产测算的情况看，2009年末工行杠杆率为4.98%，建行为5.1%，交行为4.67%，尚在这个标准值之上。但若加上表外资产，或者核心资本金补充不足以及资产规模扩张过快，就可能触发底线而被迫接受监管部门的窗口指导或其他约束。应该说，这个指标对一些仅靠增加附属资本（如发行次级债）满足资本充足率监管底线的银行来说，无疑又多了一道紧箍咒，应该引起商业银行高度关注并认真把握，要动态达标并留有余地。 不良贷款率。自改革上市以来，四大银行几乎连年实现了不良贷款的“双下降”，尤以2009年最为显著。到2009年末，除交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降低到1.36%的历史最低水平外，建行、中行、工行的不良贷款率都已大幅降低到1.5%－1.54%的较低水平，各行的不良贷款额全都减少到900亿元以下。 如何在较低的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额上取得资产质量的进一步改善和真实，是对四大银行新的考验。因为2009年各家银行都是放贷的主力军，且增长势头迅猛，除了大量令人担忧的地方政府平台融资贷款和房地产贷款外，还有一些过剩行业的贷款及在“萝卜快了不洗泥”或洗不干净泥的大环境下突击发放的一些贷款。这些贷款的安全性、正常性是存疑的，尽管其目前的账面不良贷款率很低甚至接近于零。但业内人士都清楚，类似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要么没事，一旦出事就一定是大事，是系统性风险。单靠某一银行自身的良好愿望或贷前协议等是无济于事的。更何况即使在目前“双降”态势下，一些银行的贷款质量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如有的银行非正常贷款出现大幅异动（关注类、可疑类贷款迁徙比率高）；有的银行在大量核销呆账贷款的同时，损失类贷款比上年仍有增长，导致损失类贷款在不良贷款中的比重上升；有的银行个别行业的不良贷款连续数年出现“双上升”甚至没有延缓迹象；有的银行个人贷款中的不良贷款和信用卡不良透支逐年增长等。这些都是贷款质量大好形势下的一些局部或支流的不安全苗头，但切不可粗心大意而听任其发展。
根据历史规律，每次信贷大发放以后的数年，都会出现一波不良贷款快速上升或集中暴露的浪潮，正因为如此，2010年监管部门不再强调不良贷款必须“双降”，而是要求“双控”。同时在对不良贷款的计算方式上也会有区别于过往数年的新方法出台。这些变化说明，监管部门既对新一年及今后不良贷款的反弹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也不敢对相关监控政策放得太宽。因此，对2010年的不良贷款状况是否会进入监管部门控制的“笼子”，还是很难确定的。 拨备覆盖率。2009年年中，为了应对逆周期经济危机对银行资产质量冲击的风险，监管部门未雨绸缪，提出在2009年年底前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必须提高到150%以上。尽管各家银行2008年末的起点各有不同，尽管有的银行对此监管措施存有异议，但在披露的2009年年报中，四大银行还是无一例外地都达到了150%以上。其中建行最高为176%，中行和交行都是刚刚达标（151%），工行为164%，表现得中规中矩。 之所以说2010年几大银行还要过拨备覆盖率的一道关，并不是说监管部门今年还会提高拨备覆盖率的底线标准，而是可能会调整、统一不良贷款的单项拨备计提比例。现行的分类拨备计提比率是：关注类贷款提取2%，次级类贷款提取25%，可疑类贷款提取50%，损失类贷款提取100%。 经过近10年的实践，监管部门对各类贷款的预期损失率已经掌握了不少历史数据，有可能根据这些历史的、真实的损失率数据，对各类贷款计提损失比率进行调整。除损失类贷款不变外，其他几种应计提拨备的贷款，计提率或将比原标准有所提高。所以，在新标准下达后，各家银行现实拨备覆盖率都有可能在新标准下出现新变化，是上升还是下降尚难以预测。也许那些刚刚达标的银行还要为再次达标而煞费苦心。 成本收入率。2009年年报显示，四大银行中，除交行的成本收入比略有降低外，其他银行都有明显上升，其中建行已经超过39%，比上年提高2.27%；工行也提高了3.33%,达到32.87%；中行为37.15%,提高了3.6%。随着银行电子化、科技化、国际化水平的提高，成本的刚性增长或许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但银行的成本增长一定要与其收入的增长相匹配，做到收入增长大于支出增长，或者至少应做到收支大体平衡。仔细分析四大银行2009的财务数据，或能发现其2009年的营业收入增长低于其营业费用的增长，个别银行的反差还比较大，尤其是在其员工费用，特别是高管薪酬上。 2009年中行的年报先行披露后，其高管2009年实际领取薪酬比上年减少约50%，引起社会的多种议论，不乏批评之声。事实上，该行披露的高管薪酬尚未完全真实反映其当年应获得的收入，主要是其绩效奖励部分尚未经有关部门核定而未能列据，如果加上这部分，相信各家银行高管的2009年薪酬都会超过或接近2008年的实际水平。目前由于社会上各阶层甚至国家高层领导都对银行高管薪酬增长比较敏感，银行在这个问题上颇有左右为难之虑。 净利息收益率（NIM）。改制上市以来，尽管几大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在全部营业收入中的比重逐年提高，除中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达到3成以上外，工行、建行在2009年都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交行最低也达到14%左右。即便如此，对四大银行来说，靠利息净收入吃饭还是一个长期改变不了的现实。笔者认为，银行目前也没有必要刻意甚至人为去改变这个现实。既要顺应大势，也要着手改变，这是一个长远的方向，但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弃利就费、舍大逐小。 年报显示，2009年各家银行的净利息收益率都有大幅度下降。虽然2010年已经出现NIM回升势头，但这种回升势头并不稳固，而且可能出现变数。最大的变数是2010年的存款形势比较严峻。目前已经有一些银行出现新增存款减少甚至负增长的状况，为了增存吸收资金，有的银行已经祭出沉迹多年的变相高息揽储（增存或增发理财产品等）。据报道，有的银行为了争取邮政储蓄银行、保险机构的协议存款，三年定期利率已经抬升到年息4%，如果加上交纳存款准备金的利差损失，实际年利率达到4.8%－4.9%，已经大于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下浮10%后的水平。这无疑会对银行提高贷款收益率的努力形成对冲甚至倒挂。 因此，银行为了维持2010年的利润增长率，为了提高员工的正常收入，为了提高或维持对股东的基本回报，必须不遗余力地在提高净利息收益率上用大气力或大智慧。否则在缩减了新增贷款近2成的2010年，银行的日子反而更难过。 “四化”的新考验 “四化”分别为：大型化、国际化、综合化、并表化。 大型化。在本轮金融危机后，欧美等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机构的大型化和高管高薪化提出质疑。这种动向随即传递到了我国。如何确保大型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大而不倒”，或者说即使金融机构出了问题也不能让它对国家经济、金融、社会、民生等产生严重冲击和破坏，是全球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也是大型金融机构本身必须审慎思考和解答的一个问题。目前，我国四大银行中的工行、建行、中行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大型银行，且其大型化趋势还在继续演进。粗略统计，除工行总资产已经接近12万亿元外，建行达到近10万亿元，中行也接近9万亿元。对这些巨大体量的大型银行，我国监管部门现在还没有制订专门的监管法规。 笔者认为，应该适时根据近几年的国内外新动向和新变化，提出针对性、操作性更强的监管规则，不仅要促进和提高大型银行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更要保障其大而强、大而实、大而好，大到绝对不能倒。首先是要确保其不能倒，不能去设想其可能倒塌后的补救措施。为此，笔者的建议是要坚决落实《商业银行法》的“三性”原则，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顺序去制订商业银行的发展规划和经营目标。监管部门、国有控股股东、银行管理层应该在这几个方面达成共识，决不能各自强调自身的职责和利益出现战略目标错位和“三性”顺序扭曲的现象。银行董事会自身也应把大型银行如何管理经营得更好更安全作为战略目标，孜孜以求，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也不能完全凭过往的经验办事。过去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今后也会成功，必要时应该考虑“去大型化”后的应变之策。 国际化。国际化与大型化有一定联系。近几年，国内几大银行无不对国际化心驰神往，绞尽脑汁，扩兵布阵。中行由于先发的历史和专业优势，目前可以说是国内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银行。到2009年止，虽然其海外业务比前几年有所增长，但因其重点转向国内高速发展，故海外机构资产占全行资产的比重已经降低到28%，比2008年降低了7%。即便如此，其海外资产占比之高仍令工行、建行等只能望其项背，不得不加快追赶中行的步伐。其中尤以工行的追赶步伐最为迅猛。用工行主要负责人的话来说，如果一家银行在其海外的资产、利润不能达到其全部资产、利润的10%以上，这家银行充其量仍然只能说是一家本土银行。 但事实上，加快国际化能否迅速提高国内银行的全面竞争实力尤其是资本回报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还是未能得到充分实证的一个命题。吸取相关教训，国内监管部门从2010年起对各家银行进行国际化扩张的路径和步伐开始警觉，不仅有监管提示和指导，更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 综合化。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是最近几年的一个热门话题。经过几年的探索，现在几大银行办理基金、保险、租赁、信托等已经有所突破和进展，银行办理证券虽未开闸，但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已经获得证券经营资格并开始向商业银行业务进军。对银行综合化经营的利弊，现在各方面的认识不尽一致。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综合化经营并非全是“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利益互补关系，反而更多了一层“东方不亮西方更黑”的担忧，或者形成各类业务之间的利益对冲或风险叠加。这是有现实案例的。从几家银行披露的年报看，似乎这些银行经营的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如基金公司、租赁公司等，其2009年的整体收益还不及母银行主营业务，不仅利润下降，而且费用增多、拨备上升，对母公司的依赖性增多。形成子公司对母公司没有或只有很少的效益回报。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新动向。笔者认为，目前这种各类金融机构多头出击，扩大综合经营的格局，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处于“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的状态，因为相关的几大法律如《公司法》、《商业银行法》中均无明确的条文提供其合法性的保证。建议先搁置争议，从立法入手，明确银行开展综合化经营的法律途径，把法制基础、监管基础等夯实了再有序推进，避免有的银行在条件不成熟时，也要争抢位置，一哄而起，以大搏小，损及主业，频添纷扰。 并表化。2009年，相关监管部门提出要加强银行集团对其控股机构或全资子公司的并表监管，实行并表反映境内外、表内外资本、财务、风险、损益等。从一些银行的实践看，目前在年报内容上虽然实现了最低标准的数据并表，但内容较粗，名目不详，离监管要求的实质性、风险性、效益性并表管理还有很大距离。换句话说是只有数字上的并表，但缺乏信息上和经营上的并表监管和业务检查。一些子公司的风险状况、财务状况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可能母银行并不了解，加之现行并表管理制度设计不尽完善或缺乏经验，还有制度遗漏或开口子、被钻空子的空间，就为某些银行子公司、控股公司、非控股关联公司提供了可以想方设法规避监管，侵占、转移母公司或子公司风险或损益的空间。国际银行不乏这样的案例，国内银行处于初创阶段也不得不防。当前尤应重视对那些银行尚未控股的关联公司长时期游离在并表管理之外的风险，防止通过表内表外资产的转移和关联交易、内部交易等进行套利交易或传递风险。 作者系中国投资学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