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增长模式与共享中国



  中国经济,倘若无法进入“共享式增长”—机会均等的增长轨道,内需会是无源之水。

  共享式增长:内需之水的源头

  此番经济萧条之于中国,本质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生产过剩危机。过去20年间,国内消化不了的产能一度有美国廉价接收,成为两国经济繁荣的要素,然而,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购买力下降,哈佛教授弗格森所说的“Chimerica”(中美组合)链条随之断裂。危机,一经触发,变为现实。

  积弊已久的内需之困,背后存在“价值链与利润率”的悖论。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曾提到他在东莞经历的一场有意思的争论,其中吴敬琏先生提出“价值链”问题:我国出口企业为外国品牌代工,一双鞋出口价10美元,在美国终端市场却卖90多美元;我们只得到价值链的12%,太亏了!然而,一些代工制鞋老板根据切身体会,用“利润率”来质疑:你以为国外品牌商比我们好赚钱?合作的品牌开发商利润率只有1%,活得不易;我们代工企业利润率却有20%……

  观此,秦晖一语道破:显然,吴老和代工老板讲的是两回事,一个谈的是价值链,一个讲的是利润率。真相只有一个:美国人尽管拿到价值链上88%的增值,利润却由分散在物流、几级批发、零售、广告、策划、市场调查、商品检验等诸多环节的大量从业者分享。这是除了美元霸权因素外,他们的消费之所以强劲的来由。不同的是,中国在价值链中虽只占12%,但利润高度集中—用秦晖原话来说,老板赚钱很多;国家拿走的更是一个大头,当然不只是税收。

  中国经济,倘若无法进入“共享式增长”—机会均等的增长轨道,内需会是无源之水。

  两种模式的分野,在于谁真正获利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增长模式与共享中国
  如果说80年代中国经改重点是扶持发展农村个体户和个体乡镇企业,那么到了90年代,改革重点转移到了扶持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转型和改造。由农村转向城市的这一递变过程,实际上是政策取向由扶助个体私营经济向扶持国有经济的转化,前者以“浙江模式”为代表,而后者的典型就是90年代出现的“上海模式”。

  与上海模式相比,浙江模式是中国最具有企业精神、市场化程度和个体化程度最高的发展模式。以个体企业为主导和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二者主要区别不在于产值的增长,而在于真正获利的是哪些人。

  据此,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认为,两个时期不同的发展模式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后果,对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甚远。90年代农村经济缓滞,促使成千上万农民涌入城市打工。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任何企业决策者都会做出类似决定:牺牲研发,而青睐于劳动力密集型生产。与此同时,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致使国内市场消费疲软,推动中国逐渐走上严重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道路。

  所幸的是,中国正在逐步纠正90年代的上海模式之弊,试图回到80年代的浙江模式,比如废除农业税、免除和减少了农村学费和其他教育、医疗费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更是审议通过了农地新政……由此,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正缓慢回升。

  因而,时下刺激消费的落脚点以及扩大内需的关键动力,非潜在的广大农村市场莫属。中国要想真正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则须力扶中小民营企业,有效激活民间资本。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辑,著有《中国经济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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