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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以来，用工荒成为每年开春媒体的例牌报道内容。而今年的情势，似乎又显得格外严重，珠三角缺工的人数已从当年的15万激增到了200万，缺工的种类从技工蔓延到普工，缺工的区域也深入到了内地甚至边远的省份。对于长期生活在“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这类话语体系下的中国民众而言，这幅图景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和难以接受。
但细想一下：一群人，每天匆匆穿梭于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却从来无缘与城市乃至企业的相应福利亲近；生活在城乡二元的剪刀差之下，却遭受着同命不同价、同工不同权的不公待遇。城市需要的只是他们低廉的价格，而他们所需要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就业权利，却不过只是无根浮萍。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城市生活几无意义。 这种数十年不变的景况，和80后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环境和尊严的要求迎头相撞，再加上“人口红利”走过峰值导致的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国家在技工教育上长期的不重视和投入不足，读技校低人一等的社会心理，全国范围区域规划的相继出台带来的新一轮投资冲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内陆的转移，甚至汶川地震后大规模的重建……遂酿成了愈演愈烈、且会在未来长期存在的用工荒。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就业问题并没有因为用工荒的出现而得到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是“用工荒”时代一道令人尴尬的风景。 乍一看，用工荒现象似乎只是微观经济中的小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加工资就是了，但在现实中，有能力大手笔加工资的企业却并不多见。虽然用工荒在一时之间不会动摇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但可能的产业空心化的隐忧却并非空穴来风。如果我们的企业躺在原有的优势上睡大觉，那么失败可能会来得很快。要想继续生存下来，企业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培养企业向上提升的内在动力，而员工的工作意愿、能力和忠诚度，自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中国工厂到了必须重视员工的时候了。 因此，用工荒的出现是一个节点，它昭示着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由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中国式经济奇迹的结束，使得多年来难有突破的社会改革，有了破冰的最大可能。但是，并不必然意味着城乡二元结构的迅速打破和一个崭新的“以人为本”时代的到来。如果没有一系列制度和规则的保障，无论是“以人为本”还是“人民的幸福和尊严”，都可能沦为一句空话。 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漫长道路上，我们需要改革分配制度，让经济社会发展的阳光普照全体人民；需要创造条件，对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和监督，改变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的不合理现象；需要政府从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改变成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保护每个人的人权……只有这样，用工荒才真会成为刘永好先生所谓的“大好事”。到那时，全社会引颈呼唤的那个“以人为本”的时代，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