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厂 博弈阿苏卫(1)



  □ 主笔 王强  实习记者 徐海涛

  3月13日上午10点,黄小山站在北京市最大的垃圾填埋场——昌平区小汤山镇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高墙外的农田里,正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不远处几十米高的垃圾山上,推土机和挖掘机正在紧张作业,把垃圾车转运来的垃圾填埋处理。

  虽然还是春寒料峭时节,如果在下风向,恶臭已然能阵阵从垃圾山那边飘过来,少有人能够忍受——当然,也很少有人靠近这里。倒是成群的乌鸦欢快的在山上觅食,不时飞起又落下,黑压压的一大片。这里似乎让人感觉养活了北京所有的乌鸦,喜欢垃圾腐殖质的黑色鸟类呱噪着,天天像开Party。

  按照最初的设计能力,几年后,阿苏卫垃圾场将满负荷。作为北京市规划的一部分,这里未来将建设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以缓解越来越紧张的垃圾消纳压力。而自去年6月以来,随着该项目被逐渐公开,由于恐惧焚烧垃圾排放二英等有毒气体,附近社区居民们的抵制日见强烈,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被推到了全国性的反垃圾焚烧运动的风头浪尖。

  民意的压力让政府左右为难,原定于2009年年底开工的项目拖延至今。为了缓解当地社区居民不满,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今年2月22日,主管北京市垃圾处理的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组织考察团赴日本和澳门参观学习,此次“垃圾之旅”中,黄小山是唯一被邀请的市民代表,这位年轻的律师住在离阿苏卫垃圾填埋场不远的一个叫纳帕溪谷的别墅区。纳帕溪谷是小汤山附近众多的高档住宅区之一。

  在网络空间,网名“驴屎蛋儿”比它的主人黄小山要有名气得多,作为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主要反对者,不论是政府还是市民们,都对律师黄小山充满了期待。

  3月13日这一天,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等待黄小山的出场,这是央视新闻频道的“两会特别报道”。此前,阿苏卫附近的反建者们和北京市市政市容管委的官员们都已经知道黄小山将接受采访。其实,考察回京后,黄小山每天都要回答全国各地媒体的采访,俨然成了政府的新闻发言人,而牵头组织考察的北京市政管委却几乎处于缄默状态。

  “考察回来,我依然坚决反对北京或者国内现阶段利用垃圾焚烧的方式来处理垃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黄小山语出惊人,“通过对日本和澳门的考察,以及经过我们对国际上垃圾处理的研究,我们认为垃圾焚烧要具备若干前提,这些前提不具备的情况下,简单地用垃圾焚烧的方式进行处理,会是一场大灾难。”

  外界也清楚,黄小山所说的“前提”是指垃圾分类和垃圾的前端资源化等,反建人士们认为,这些“前提”在目前的中国并不具备。

 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厂 博弈阿苏卫(1)
  显然,北京市市政管委此次希望通过邀请社区反对派代表到国外实地考察、以理服人的创新努力没有获得他们想要的结果,黄小山没有说出主管部门希望听到的话,尤其是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放出这样的言论,据称连此前与黄小山一直沟通良好的市政管委官员“都不愿意接他打来的电话”。

  但律师却获得了众多反建者们的赞扬,最初担心黄小山会被“收买”的邻居们也一扫担心。当天,黄小山收到了无数条短信和电话,称赞他代表了民意。

  “不论如何,我都不希望看到一种零和游戏的结果,而且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单纯技术之争了。”尽管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镜头直接表达了反对态度,但黄小山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还是首先赞扬了政府,“此次考察能看出政府有尊重民意的诚意,虽然目前还难以通过个案推动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在公平透明和公共参与上有实质进步,但我们毕竟充满期待。”

 不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他们眼中,目前阿苏卫项目都具备着标志性意义,各方都在期待事态的发展。而对于更多人来说,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带有明显负外部性效应的公共事务,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获得解决。

  谁都不希望自家门口建一个垃圾处理厂,即使专家们论证这种处理不会产生污染。但另外一个现实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生活垃圾逐年增多。2009年,北京市生活垃圾产量已经高达669万吨,相当于阿苏卫垃圾填埋场最初十几年的处理总量。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提升,垃圾增长的速度也肯定会越来越快,

  在刚刚闭幕的“两会”期间,是否在中国推广垃圾焚烧方式解决“垃圾围城”困境也成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广泛争论的热点。过去几年里,发生在全国多个地方的群体抵制事件,把垃圾焚烧凸显为重大公共事件,甚至被媒体贴上了“民主意识觉醒”的标签。

  经济学上有一个公地效应的概念,还有一个“邻避主义”的说法。大家都想着把自家的东西堆在公共楼道上,把自家的羊赶到公共草地上放牧,这是因为无论公共楼道还是公共绿地都是好东西;而厕所、垃圾场则正好相反,大家都需要,但谁也不愿意这些“坏东西”建在自家后院。如何在实现大部分人利益的同时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这样的难题不仅摆在政府面前,也是对我们这个雏形中的公民社会处理公共事务能力的切实考验。

  垃圾山旁的村庄

  快到中午的时候,天气还灰蒙蒙的,整个村子像笼罩在一张大网里。站在村口的赵庆(化名)感觉胸口发闷、呼吸紧促,他深深呼吸了一口气。一辆装满垃圾的运输车飞驰而过,扬起一股尘土。他捂住鼻子,一阵阵咳嗽,这个50多岁的村民皱紧眉头,厌恶地望着远去的垃圾车。

  他身后的村庄就叫阿苏卫村,隶属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这是个有着2000左右人口的北方村庄,曾经是元朝卫戍京畿的军事机构所在地,并因为一位叫阿苏的蒙古王爷在这里统领而得名。

  不时有垃圾车从村口驶过,开往离村子西南1公里多的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自从1994年年底正式运行以来,这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接收着来自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的垃圾以及昌平和朝阳区的部分垃圾,日垃圾处理量从最初的1500吨达到7000吨。经过多年的堆积,垃圾筑成了几十米高的小山,山腰下堆好的部分已经铺上了草和低矮的装饰灌木。

  垃圾场四周几公里的范围分布着4个村子,除了阿苏卫村,还有昌平区百善镇的二德庄、牛房圈和百善村。过去10多年里,村民们忍受着阵阵臭味,在夏天都要关着门窗。

  据说,由于垃圾填埋场发生过渗漏,方圆10多公里的地下水已被污染,这几个村庄也成了癌症和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区。虽然一直没有直接证据说明二者间的必然联系,但很多村民坚信是这个垃圾场毁了他们的健康。过去几年,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环境,几个村庄不断联合起来围堵垃圾车。在一次次集体行动后,为了平息村民们的不满,市里在2001年后答应给予补偿。

  2009年传来的一条消息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由于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在几年后将达到设计负荷容量,政府计划在500米核心区的范围外,扩充半径2公里的控制区,以消纳更多的垃圾。另一条消息说将在这里建设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有望在2009年年底开工。由于新的建设项目,附近的村庄需要整体搬迁。去年6月,一纸《阿苏卫垃圾处理循环经济园村庄搬迁实施方案》的公告贴在了村民的门口。

  “我们早希望搬离这里了。”赵庆说,自从搬迁消息确定后,附近的村民们就开始了大兴土木,加盖自家的房屋,希望拆迁时获得更多的补偿款或者居住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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