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因此，我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利益主线是：短期策略坚决保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长期策略则是“主动的、可控的、渐进的”构建服务于全新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应汇率机制。这一利益主线应该在国际范围内明确。人民币不是长期固守固定汇率，但在金融危机未过去时不能浮动，在各方面市场机制的准备未完成时不能浮动，而未来的浮动需要伴随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相应推进。 其次，联合欧洲和日本。 在国际货币体系方面，美、欧、日不是“铁板”一块，这是我们的战略机会。在美国同盟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我们不应该继续对三方的矛盾持隔岸观火的态度，而应勇于利用这一矛盾，化被动为主动。
在欧洲方面，当前摆在欧元区的最重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南欧四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的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此危机是华尔街从希腊挑起，矛头直指欧元货币体系的存亡。对这一危机的化解，欧元区自身有两个内在难点：一是无法借助美国及其控制的IMF的力量（无法“与虎谋皮”），二是欧元区各国普遍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很难说服本国民众同意，在本身已是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还要出资去救助他国的财政危机。这两点其实也是欧元本身的内在缺陷。 在此情况下，我国应主动出手相助。一方面，动用外汇储备购买一部分希腊等国的政府债券。希腊政府为渡过财政危机，今年4月份前需发行250亿欧元债券（或信贷支持），2010年底前需获得550亿欧元的债券或信贷融资。从3月初希腊发行的50亿欧元政府债券的情况看，不乏国际买家，认购还比较踊跃，因而实际需要我们认购的资金总额并不会太大。现代经济的货币发行脱离了贵金属的保证，本质是信心经济。我们支持了希腊，给予市场信心，就能稳定南欧，就能保障欧元渡过难关。 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欧洲货币基金（EMF）的组建。德国财长提出的构建EMF的设想，对于欧元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制度安排，此举可以较好地回避危机发生时各国自保、不愿相救而导致的危机自我强化的问题，同时也避免了不得不向美国或IMF求助的尴尬。但EMF的资金如何分担是个较难解决的技术性障碍。我国可以参照认购IMF债券（500亿美元）的做法，主动认购一部分EMF债券，促成EMF的早日建立。预计EMF初期基金额度不会太大（不会超过2009年前IMF的2500亿美元的额度），而初期的债券额度又不会超过基金份额，仍在我国可承受的范围内。 我们必须看到，救助欧元，是我们应对美国对我国发起的货币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因为欧洲国家同情或帮助了中国，也不要期望救助之后欧洲就会改变对中国的根本（意识形态）立场。这是我们参与这场不得不应战的战争的必然选择。在此种情况下，我们不应再拘泥于外汇储备的回报率（以此角度思考，就只能不断购买美国国债，束手待毙），更不应该对欧元的困境置身事外。全球非美国家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辩证关系。 在日本方面，鸠山民主党内阁的执政，以及美国制裁丰田汽车事件，为中国走出中、美、日战略关系中多年的被动局面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二战后日美之间的民族情感和政治情感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在全球陷入危机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压制日本的经济对策，只能逼迫日本到中国来寻找出路。此时，中国应对日本施以援手，除在进出口政策上减少非关税壁垒外，更应该主动促成中、日之间的货币同盟。如果说，未来的亚洲有可能出现类似欧元的区域货币机制（“亚元”）的话，那一定是中日之间联手推动的结果（恰如法德以多次战争之怨，仍联手推动了欧元的诞生）。 亚洲的政治、历史、文化、经济基础是否可能产生“亚元”并不是当前的主要问题，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中、日联手对一项深刻影响国际货币格局的货币机制进行讨论和推动，其本身即是对鸠山政府“脱美入亚”的最有力的支持。成立“亚元”联合讨论机制（或论坛），建立中、日之间货币互换机制，签订中、日金融市场相互开放最惠机制等等，都是积极的信号，都可以在应对美国的货币攻击面前，发挥“化解于无形”的神奇功效。 再次，团结石油国家的力量。 美元之所以成为全球国际贸易往来的主要结算货币（占70%），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往来中占比最高的石油贸易均使用美元结算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说能源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的话，美元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石油本位币”。但是美国本身不是石油大国，美元的石油本位是建立在中东、中亚、俄罗斯等石油国家都接受了以美元结算基础上的（当然，几十年来已形成了大部分石油交易在美国控制的石油期货交易所进行，客观上也决定了石油交易价格以美元计价，场内石油交易和石油衍生品交易以美元结算）。撼动美元的霸权地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石油国家放弃美元另选货币（伊朗已经选择欧元作为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此举将极大地动摇美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基础和信用，从而波及其作为资本项下的交易和储备货币的地位。 在美国赤字高企，奥巴马政府又主动推行弱势美元的背景下，美元贬值而导致的财富缩水是石油国家最担心的问题。从国际政治角度看，承袭了苏联尊严的俄罗斯决不甘心追随在美国之后沦落为二等国家，中亚则处于大国包围之中尽力平衡各方关系，海湾国家中的伊朗明确与美国对立、伊拉克则是政局复杂方向未明。因此，从降低贬值风险、减少汇兑损失的共同利益角度入手，进一步团结石油国家，推动与俄罗斯、中亚建立货币互换机制，并推动在石油往来中以本币计价结算，应是我国团结石油国家的主要金融策略，客观上也有很大的谈判和回旋余地。此举如能推进，必然产生对其他国家的示范效应，是对美国货币攻击的强力反击。 此外，伊朗是我国在海湾国家中为数不多的战略伙伴，我国在伊朗的经济利益不仅仅是已经签订的石油合同和已投入的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石油背后的金融价值，因而在处理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应该继续坚持和平谈判的原则，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言放弃。 第四，加速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如前文所述，我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利益主线，是短期保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长期构建服务于全新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应汇率机制。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尤其是全新的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意味着中国逐渐成为资本输出国家，中国与世界的纽带不再是国外流入国内单方向的，而是流入与流出双方向的，这就必然要求资本项下开放，必然要求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成为国际化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之所以非常急迫，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化后，中国可以建立人民币的国际货币机制，参与国际货币规则的制定，降低中国自身和人民币流通区域对美元的依赖，降低美元的国际货币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成为国际化货币后，就可以相应获得铸币税等国际化货币的超额收入，相应抵补因可自由兑换而在汇率制度上所承受的成本压力。换句话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成本，完全可以由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的经济与政治上的收益予以补偿。 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从时间上应该划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10年左右（中国人民大学陈雨露副校长也持此观点）。第一个阶段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第二个阶段人民币成为国际资本交易结算货币，第三个阶段实现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最终完全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