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短短5年间，“米澜坊”的分店已扩展到5家，遍布沪上各个钻石商圈。而同行“桔梗中古屋”的老板周先生告诉记者，这在二手奢侈品行当已不算什么“神话”。
“桔梗中古屋”藏身于距离米澜坊不远的一条弄堂内，走进逼仄的店铺中，看见周先生桌上放着一摞发往各个城市的快递单，由此可见，“桔梗中古屋”的客人遍布全国。“大家通过网络交易，一个月基本能走200多个包，如果有外地二手店来拿货就更多了。”老板低调地表示二手店生意“还可以”。以一个包赚一两千的差价保守估计，“桔梗中古屋”的收入相当可观。
低调而火爆，是这个行当的现实图景。
全国效应
“桔梗中古屋”的周老板越来越感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寥寥几家二手店已经难以满足全国的市场需求，“外地熟客一交易就是十几个包，几十万的生意，快递不放心，本人飞来飞去又麻烦，都劝我到他们的城市开分店”。
就在这样的时机下，海南、杭州、大连、青岛、昆明等城市的奢侈品二手店应运而生。周老板表示，有些店会从上海二手店拿货，而他对外地新店会以低于市场价的“导航价”出货。全国奢侈品二手市场如何？供货给许多外地二手店的周先生很有发言权，“很多外地店问我拿包，一次就是七八十个，拿完了还不够，生意怎么会不好？”
“二手奢侈品店发展趋势迅猛，已经从最初的一线城市的高端写字楼向二线城市拓展。”对外经贸大学奢侈品研究中心主任朱明侠观察到，“这一现象是中国奢侈品市场的整体发展趋势所致，中国市场的奢侈品需求在迅速积累，以前对奢侈品牌不甚了解的二三线城市高端消费者在商业广告、媒体的强大攻势下对国际奢侈品有了更多的了解，很多高端品牌在二三线城市有相当高的品牌知名度，这必然带动二三线城市消费者对奢侈品的需求。”
这令人狂热而战栗的兴盛，催生或又颠覆了什么？
从神坛到泥潭
“以高性价比著称的二手奢侈品店蓬勃发展，意味着收入较低、对于价格更为敏感的一群人也加入了奢侈品消费之列。”朱明侠表示。
“米兰坊”中不乏一些年轻而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女孩子。“大部分是刚出道的白领，毕业没两年，有些是自己喜欢奢侈品，也有些是因为公司的同事都
在用，自己也不好意思不用。”刘恋会推荐一些价格适中的基本款给她们。
刘恋告诉记者，如果以一只1万多元的LV作为奢侈品消费的准入门槛，势必会拦住许多工薪阶层的女孩，但在二手奢侈品店，一只这样8成新的包只需6000~7000元，门槛降低不少。“你还可以算这样一笔账，比如买一个1万元的LV，用一年能够以7000元在二手店卖掉，使用奢侈品的实际成本就只有3000元。”
斯蒂芬马尔在《奢侈品之战》一书中说:“奢侈品是一种有灵性的物件，是这个复杂纷呈的社会中一种易于辨认的身份证。”而随着名牌手袋从欧洲作坊走入亚洲工厂的流水化生产线，从专柜走入二手店，准入门槛的降低使得奢侈品的“身份标志”作用渐渐被模糊。甚至有人发出极端的悲叹:“一个由少数人制造出来的由少数人谈论和少数人享用的游乐园，最终成了被大多数无知的人羡慕妒忌甚至疯狂追逐的名利场。”
“二手店颠覆了奢侈品与使用者之间一种长久的感情维系。”一位业内人士如此评价。
一位时尚编辑在为《奢侈品之战》中文版作序时，提及她在欧洲某品牌的手工作坊转悠时，邂逅了一个30年前由某位师傅做出来的返回维修的手袋。而对于眼里永远盯着下一季的新款，追逐变幻莫测的时尚步伐的女人们，30年无疑是个过于漫长的数字。
刘恋告诉记者，“米澜坊”有一部分“骨灰级”客人——以经济实力衡量，每两三个月就会拿过季的包包来寄卖。她们偶尔会托二手店从欧洲代购几款内地没有的包包。刘恋坦言，“代购其实赚不了多少，不过生意在后头。过不了多久包包就会回来的，因为她们用包只用个新头。”
二手店的存在使人们更容易地处理闲置的奢侈品，以便坦然地追逐下一季的新品，继续为时尚而豪掷。显然，《巴黎竞赛画报》编辑卡特琳娜·斯瓦博对暴发户式的“疯抢”不以为然，她在陪同“老佛爷”拉格菲尔德出席半岛酒店香奈儿新店开幕秀后，撰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古老的欧洲，人们对一件奢侈品蕴含的文化表现出虔诚敬意，这种恭敬心消弭了一掷千金带来的罪恶感。”在消弭罪恶感这一点上，收纳“敝屣”的二手店大概比纯粹的恭敬心更管用。
似乎，在这个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标榜“内涵价值”的奢侈品也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
消费主义
当消费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谁还会在乎“需求”还是“多余”？
如《救赎与消费》中所言，“在当前的消费文化中，消费对象对于消费者不仅具有物质形态上的使用价值，其观念形态上的符号象征价值越来越成为人们‘自我表达’的主要形式和‘身份认同’的主要来源。”近乎畸形的中国奢侈品消费印证了这种“软需求”的巨大魔力。
相较于抽象的理论，刘恋的切身经历似乎更有说服力。几年前，LV在日本、夏威夷、迪拜等全球四五处限量推出Neverful系列手袋，刘恋在东京一家专卖店包下所有Never－ful，并向营业员打听清楚东京所有LV专卖店的地址。她每到一家店便告诉店员:“所有的Neverful都给我包起来。”出乎意料的是，“日本的营业员对我这样的中国客人已经见怪不怪了。”刘恋甚至看到银座的一家专卖店用中文写着“此款卖完”。“现在很多奢侈品店规定每个中国人只能买两包两箱。”
疯狂地用奢侈品来进行“自我表达”，陷在这个魔圈里的，中国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在《老钱》中，尼尔森·W.奥尔德里奇引述了威廉·S.佩利的故事——一个“新钱”在跨进“老钱”行列后财富心态的转变。佩利发迹之处，他“买了一辆价值一万七千美元的西斯巴诺－苏伊莎，还雇了个司机开车带他去兜风，自认为完全能体现出上层阶级的审美观”。而当他真正结识了来自老钱家族的人，“他们的言传身教帮他以后再也不会干出雇专职司机开西斯巴诺－苏伊莎这样的傻事”。
如果说奢侈品已无关品位，消费主义自然也无关个人价值。“富有”和“富贵”并非只存在着发音与书写上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