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人为什么恨中国人 【在海外】爱恨越南



  公元676年,也就是唐高宗上元三年,诗人王勃远赴交趾探父,历尽艰辛,于航船即将靠岸之时,遭遇风暴,不幸溺水身亡。在王勃遇难的地方,当地居民至今留存纪念这位中国初唐杰出诗人的塑像。

  交趾,就是今天的越南。

  公元2009年11月20日下午,我们“TCL国际化十周年海外行”访问团一行十余人登上了越南航空的班机,开始对这个与中国有着最深厚渊源之一的邻邦的探访。10年前,TCL就在这块土地布下了海外征战的第一枚棋子。

  与1000多年前那位英年早逝的诗人王勃相比,我们要幸运很多。从北京飞河内,2300多公里航程,只用四个半小时。安全,快捷。

  我对越南的强烈印象之一,也与路有关。

  行路难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TCL越南公司总部,设在胡志明市。从河内到胡志明,尚有1700多公里旅程。连接两地的,除了空中走廊和铁路外,就是越南最著名的1号公路。

  后来听在胡志明陪同我们的导游阿霞讲,越南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三个“长瘦”:国土长瘦,最窄处仅50公里;房子长瘦;还有,女人长瘦。

  如果你以为越南领土不大(总面积32万多平方公里,比中国的云南省还小一些),试图乘汽车完成这段从北到南的穿越的话,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想都别想。

  “从河内到胡志明,如果走公路的话,需要三四天时间。”阿霞告诉我们这个情况的时候,我有些惊讶。即便是1700公里,在中国的高速公路上如果一路狂奔,也就是十几个小时的事情。何况这是在越南两个最大的城市之间呢。

  真相是,越南没有完整意义上的高速公路,1号公路,也只是中国国道的规格。在这条越南最繁忙的南北大动脉上,各种车辆乃至行人混杂交通,想开快车也难。如果你自恃车技高超,可以在茫茫车流中游刃有余,好,越南的交警同志会在路边的某棵大树背后注视你,然后,通知前方的另一位同志向你敬礼。1号公路的限速是50公里。

  “有摄像头吗?”习惯了在中国开车“躲猫猫”,我问。

  “没有。”阿霞答。

  “那凭什么说我超速。”

  “目测。”

  好在越南人还没“进步”到像中国人这么较真的程度,政府的权威不需要技术手段的保证。

 越南人为什么恨中国人 【在海外】爱恨越南

  城际之间的交通状况如此,市内也大不妙。这一点,和北京有的一拼。只不过,在北京等中国大城市,造成城市交通拥堵的主力,是飞速增长的小汽车。而在越南,是摩托车横行的天下。

  头两天,在胡志明,由于我们的活动时间恰好不在上下班高峰,只是看到那里的摩托车多,交通秩序倒也安然。

  及至从胡志明返回河内,一日,从郊区进城,赶上了下班时间,才真正领略了摩托车大军的壮观:从一个路口到另一个路口,一眼望去,几乎被摩托车塞满。我们乘坐的中巴车只能在这样的车海中缓缓蠕动。再加上河内的道路弯曲狭窄,在一些地段,甚至连摩托车都走不动。

  天知道,如果把这些摩托车都换成汽车,河内的道路会堵成什么样。所以,在越南的大城市,即便有很多人已经具备了买车的实力,摩托车仍是日常交通的首选。

  越南最贵的摩托车售价高达8000美元,对年轻人而言,也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比你们的QQ还贵。”负责我们在河内行程的导游阿俊有些得意。他说自己也买了一辆现代小汽车,算是中上等收入水平,但是在市内,还是骑摩托车。

  “要致富,先修路。”这个道理,在中国已经是妇孺皆知。越南政府当然也明白。只是在经过了并不比中国逊色多少的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后,路,仍然是制约越南经济发展的瓶颈。

 对越南而言,修路难,难在拆迁。虽与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但越南,土地是私有的。政府要修路,动一下私产,可以说举步维艰,成本奇高。据说,河内市中心的一块土地价格高达2万美元一平米,号称全世界最贵的土地。

  在河内和胡志明这两个大城市,很难见到整齐突兀的高层建筑,临街的房屋,大多数都是三四层高的狭窄小楼,拥挤地排列在一起,它们都属于个人。这意味着要去搞连片开发的大手笔,需要面对的是众多分散的谈判对手,牵一发则动全身。习惯了与政府勾兑的中国房地产大亨们,如果真的想提高自己市场化操作的水平,不妨到越南一试。

  11月25日,我们从河内返回北京。在飞机上派发的英文报纸《越南新闻》(相当于中国的《中国日报》)上,看到了两则新闻,可为越南“修路难”的佐证。一条在头版,是越南总理阮晋勇24日参加一段长度61.3公里、投资4.8亿美元的高速公路开工仪式的新闻。难以置信,这条公路计划建成的时间竟然要到2013年中!而其中大量的时间要花在动迁上。所以,这位越南总理在开工致辞上也特别敦促沿路的三地人民委员会(相当于中国的地方人大),尽量接受政府给当地居民的补偿标准。

  同份报纸的6版,还刊登了越南《劳动报》对其运输部部长胡义勇的专访,探讨如何解决越南“日渐严重的道路拥堵问题”。虽然政府将1号公路拓宽到8米,有些地方还提高到4车道,但是依然“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交通压力”。记者还提到桥和路“不能正确地连接”的问题。这位部长解释说,建桥基本不涉及拆迁的问题,所以一般建得又快又好,但是在同一个计划中的公路建设,征地谈判的时间至少需要提前两年。此外,越南修桥和修路的预算来源不同,所以往往是“谁先找到投资谁就先启动”。这都是造成“行路难”的重要原因。对于这种交通困局,这位部长大人显然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只是说越南可以通过发展水路和海上运输来缓解这一问题。

  中国货

  行路难。而对于中国在越南投资的企业而言,要想撬开这个市场同样很难。TCL越南公司总经理王成感慨:“TCL在越南苦心经营十年,也就是这两年才真正找到感觉。”

  标志之一,就是TCL越南公司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市场策略转型。“以前主要是做渠道,辅以品牌策略。现在反过来了,主要是做品牌,辅以渠道拓展。”

  事实上,这样的转型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直到现在,“中国制造”在越南消费者心目中大体仍是低价、劣质的代名词。TCL通过多年的深耕,算是初步打破了对“中国制造”的这个魔咒。最早是“农村包围城市”,去年底、今年初,TCL彩电销售开始从胡志明市的郊区店挺进城市店。在越南第三大家电连锁企业高峰公司的一个市内门店前,我们看到TCL甚至单独布置了一个展台进行促销。

  高峰的老板阿泰是TCL彩电的经销商之一,他对“中国制造”的建议是:要关注“质量、广告、设计”。阿泰说,接触TCL也就是“这两三年的事”,以前他对三星、LG认识比较多。问及中国品牌与韩国品牌优劣,这位在美国留过学的“富二代”回答圆滑,“在中国产品里,TCL是最好的。”

  在国内市场热卖的中国家电品牌里,TCL只能算优秀者之一。在越南的五天里,在大街小巷,在机场公路,在家电卖场,甚至酒店餐厅,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品牌”的名字。除了TCL,还有联想、美的、格力、苏泊尔、奇瑞,以及新希望在河内投资的一个工厂。而随处可见的名字是,三星、LG、诺基亚、松下等日韩、欧美品牌。

  即便是在越南工作十多年的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商务参赞韦锡臣,所能想到的越南市场上的中国知名品牌,也不比我们多。他提到了摩托车品牌力帆,这家重庆“摩帮”的代表性企业几乎是目前中国同业在越南市场唯一的坚守者。如你所知,中国摩托车企业在越南早期的价格血拼,是损害“中国制造”形象的始作俑者。价格杀到最低时,250美元一辆。

  如今满街奔驰、街边停放的摩托车,近前一看,除了HONDA,还是HONDA,偶尔可见YAMAHA、SANYO,绝少中国品牌的踪影。干脆说吧,我们十几双眼睛,搜索几天,愣是一个也没看见。韦参赞半开玩笑,“越南人比较好面子,买了中国品牌的摩托车,回去也可能贴上HONDA的标志。”

  “又爱又恨。”在越南工作过的人都会跟你说对中国制造的这个感受。王慧君,TCL越南公司的一名职员,给她的越南妻子买了一双中国产的高跟鞋,折算成人民币也要300多块,可它就像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温州鞋一样,没几天跟就掉了。这可不是演绎,是他在酒酣耳热之际亲口给我们说的。

  尽管底气还不是很足,这些身在异国的中国公司员工在各种场合还是要坚定维护中国制造的名声,给他们接触的越南人讲中国货并不都是价低质劣。越南人也很聪明,“你说中国产品质量也不错,那好,你们在本国买什么牌子,我们就买什么牌子。”

  “与在越南扎根几十年的日韩企业相比,我们在技术、品牌甚至成本上都没有优势。现在只能说在某些方面很接近了。”王成说。他认为,中国企业对日韩企业目前能够形成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应用性功能的创新”,因为越南与中国地域、文化接近,他们“比日韩企业更了解当地消费者”。他举了一个例子。2007年,三星推出超薄CRT,TCL迅速跟进,对手只有一款产品,而TCL一下子推出5款产品。并且在新产品上增加了旋转底座,价格比三星略高。这一创新颇得越南消费者青睐。由于行情看好,越南本土的几家电视机组装厂也模仿TCL,卖起了“山寨版”的有旋转底座的CRT。

  TCL在越南投资的彩电工厂目前产能有60万台,去年生产CRT20多万台,LCD8万多台,几乎全部供应当地市场。总的市场占有率是13%-15%,在同业中逊于三星、LG排名第三。在越南有投资、并且站稳脚跟的中国家电企业,唯有TCL一家。美的虽然投资额远远大于TCL,但是白电企业,而且产品主要用于出口。

  某种程度上讲,TCL仍是代表中国制造在越南孤军奋战。你可以找出国内其它知名彩电企业为什么没有投资越南的种种理由,但如果你想拨开这些屏障,就会发现,有些时候,历史过程充满了偶然性,不可逆。

  不仅家电,扩大到所有的领域,中国大陆企业至今在越南都不是一个主流投资群体。据越南计划投资部近日统计,截至今年10月20日,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有效项目661个,投资协议总额27亿美元,在89个对越南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中列第15位。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台湾,第二位的是新加坡。

  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越南人似乎有天然的排斥感。韦参赞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中铝公司在越南有一个铝土矿开发的项目,谈了十几年,至今未果。今年6月,河内的一名律师甚至起诉本国总理,以环保、国防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原因,要求中止这项计划。在媒体铺天盖地的谴责中,中国公司成了靶子,而与中铝同时介入该计划的美铝却被舆论有意忽略。

  “又爱又恨”,表面上看,是对产品质量的信任与否,其背后,是历史和情感上的纠结。

  在我们动身前往河内的前两天,中越两国刚刚勘定陆上边界,签订合约。在两国休兵20多年之后,这样一个消息并不大引人注意。时人更感兴趣的是西沙和南沙,在那里,两国至今寸海必争,冲突不断。

  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隔膜,当是中越关系的真实写照。这种微妙关系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商业。

  “中国企业如果要进入东南亚市场,哪个国家是投资首选?”我问韦参赞。

  “还是越南。”这位熟知东南亚各国情况的官员想了想,答道。“最主要的原因是越南政局稳定。”

  据悉,在越南市场站稳脚跟之后,明年TCL越南公司将扩大LCD产能,以越南为制造基地,辐射东南亚市场。

  从中国企业的角度,对越南,何尝不是一种“又爱又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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